常書鴻先生（1904-1994)因其一直致力于敦煌藝術研究、保護與傳播，曾被稱作“敦煌的守護神”。常書鴻1957底年首訪日本，曾在東京和京都兩地成功舉辦《敦煌藝術展》，反響熱烈。1979年10月常書鴻再度受邀訪問日本，在日本多地進行了廣泛的文化與學術交流。而第三次訪日則在1983年，當年年近八旬的他，為了傳播敦煌藝術，依然銳氣不減、老當益壯。本文所記即第三次訪日，頗多細節(jié)。
常書鴻先生（1904-1994)
1983年4月～8月，父親常書鴻受東京藝術大學邀請和母親李承仙第三次訪問了日本，這次訪問講學父親受聘擔任東京藝術大學客座教授。講學期間父親還參觀了奈良、仙臺、青森、北海道、札幌等地。還創(chuàng)作了油畫《倉敷》,《仙臺之道》, 《東大寺后面》,《二月堂》,《菊花》,《君子蘭》,《東京的街》,《拉沙布岬之橋》等。
圖片1.說明：常書鴻由其夫人陪伴著創(chuàng)作油畫
為了深入了解這次父親在日本的訪問講學活動，我電話詢訪了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張綺曼老師。張老師很熱情地向我講述了37年前的往事，她說 :“我是1983年1月-1986年6月，由中國教育部公派到日本的訪問學者，日本稱:‘中國政府特派研究員’。在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學部環(huán)境造型研究室，學習研修了三年半時間，導師是稻次敏郎教授，時任日本設計協(xié)會會長”。
“東京藝術大學特意將你父母安排在環(huán)境優(yōu)雅清靜的東京都文京區(qū)本駒込，住在學校專門為外國教授準備的西式小樓房里，有客廳、有臥室、有廚房。他們在東京藝術大學的四個月期間就住在那里，學校還派出東京藝術學部辦公室人員照顧你父母。"
常書鴻夫妻在住處（東京藝術大學教官樓）留影。
常書鴻等初到日本時，1.常書鴻,右3.張綺曼,右4.李承仙,另外兩位是日本東京藝術學部辦公室人員。
張老師接著回憶：“我是中國來的留學人員，所以東京藝大給我交待一個任務，就是讓我有時間幫著去照顧你父母，你大姐還專門給我來電話，囑咐我有時間常去看看你的父母。每當他們有事的時候，我總會趕過去，到了禮拜六或者禮拜天，我會抽時間買了菜帶過去"。
在東京藝大美術學院中央大樓演講室做《敦煌藝術》演講,右起:常書鴻,日方翻譯,李承仙,平山郁夫。
“當時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不多，只要有中國來的一些活動，東京藝術大學總會派我去參與接待，你父母來時也叫我去幫助照顧，包括來日訪問的中國著名油畫家靳尚誼先生、侯一民先生、詹建俊先生一行"。
“常老先生，在日本名聲很大，因為日本人喜歡敦煌藝術，他們覺得莫高窟是一個文化的圣地，而且保護神就是常老先生。所以當時有關文化藝術的大規(guī)?；顒雍蛨蟾鏁?，都會邀請常老先生出席和講演。常老先生總是不辭勞苦欣然前往，我也是盡量安排好學研計劃陪著去”。
“使我感動的是，常老先生在趕往演講會場時，有時還會因為東京都交通擁堵，送常老先生和夫人的汽車到達不了會場門口，為了及時趕到會場，只得下車快步行走一段，我就雙手緊緊扶住他的手臂防止他快步時摔倒，那時他體力尚好，到了會場時臺下已經(jīng)滿堂觀眾翹首等待，常老先立即登臺演講并放映介紹敦煌莫高窟的壁畫以及他本人的作品，掌聲不斷的場面非常感人”。
“他們不辭辛勞的參加外面活動，常老先生還抽空畫油畫，他和李承仙老師一起，畫了好幾張油畫”。
常書鴻作畫時，日本友人秋岡家榮和夫人來訪。右起：常書鴻，秋岡家榮與夫人，李承仙。
“你父母當年參觀訪問了許多地方，參加了很多活動，我與常老先生和夫人一起拍過不少照片，因不在手邊現(xiàn)無法提供給你。日本的各種新聞報道也有很多，你可以查找一下當年新聞報道，也可到東京藝術大學圖書館里去查閱，他們的資料挺多的，在日本有關常老先生的報導和介紹很多”。
我電話聯(lián)系了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學部總務擔當：本橋美津子先生，她說現(xiàn)在因為是新冠肺炎感染時期，學校不會客！有事用郵箱(E-mail)聯(lián)系，接著給我郵箱發(fā)來信息：
“常嘉皋先生，找到了聘請常書鴻先生到藝大時的合同復印件。(找到的不是原件，而是復印件。)
可以把找到的復印資料，送給常先生。
但是，在交給您的時候，請了解遵守以下兩點。
1、常嘉皋先生的護照(號碼和頭像的頁面)的復印件和在日本居住的外國人在留卡的復印件，需要先發(fā)送到本橋處。
2、可以在所寫的書中反映您收到的材料的內(nèi)容，但不允許對材料進行拍照并按原樣在書中出版”。
我收到寄來的郵件后，按照學校提出“不允許對材料進行拍照并按原樣在書中出版”的要求，抄寫了契約書的部分內(nèi)容，契約書是日本東京藝術大學長山本正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常書鴻簽署的，其中注明常書鴻：“作為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學部特邀外國客座教授于1983年4月11日至1983年5月31日,又于1983年6月28日至1983年8月6日來校工作。”這是37年后我首次公開父親的這一珍貴檔案。
父親在日講學期間，還多次受日方各界邀請，舉辦專場介紹敦煌藝術。
其中就有，日本朝日新聞(晚報)1983年(昭和58年)5月9日星期一 第4版刊登《中國石窟藝術專家常書鴻先生來日紀念演講會》的新聞：“18日18時在朝日禮堂,司會:平山郁夫,常書鴻做題目《敦煌壁畫為中心的中國石窟藝術》(演講中放映幻燈片)演講，主辦單位：朝日新聞社,合作單位：朝日中國文化學院”。
圖片6.說明：復印朝日新聞(晚報)1983年(昭和58年)5月9日星期一
第4版刊登《中國石窟藝術專家常書鴻先生來日紀念演講會》的新聞
我收藏了，日本一枚の繪株式會社會長竹田嚴道先生大力協(xié)助下，于1982年12月1日，由日本一枚の繪株式會社發(fā)行，我父親親自簽名《常書鴻畫冊》。
圖片7.說明：我珍藏有父親給我和劉淵簽名的畫冊
畫冊中有常書鴻撰寫的『常書鴻劫余美術作品選』和一枚の繪株式會社竹田嚴道會長『寄言于常書鴻先生的畫集出版』(上是中文,下是日文)
日本為了紀念常書鴻的書籍出版，舉辦歡迎常書鴻先生 李承仙先生出版紀念會的會場。
1983年7月18日父親受茅誠司先生之邀，在第六屆(石坂紀念系列演講)作了主題為《我與敦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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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六屆石坂紀念系列演講：《關于敦煌藝術》，講師：常書鴻，主辦：國際文化教育交流財團 。"
日本國際文化教育交流基金會(石坂紀念基金會)，自1978年開始舉辦(石坂紀念系列演講)，每年舉辦一次，每次一人，邀請世界各國文化、科學名人主講。系列演講的內(nèi)容涵蓋國際社會的各種問題、當今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以及與文明有關的問題。到1983年已經(jīng)舉辦了五屆演講，多受贊譽，一票難求。我父親被邀做第六次，演講內(nèi)容后來由日方整理成《我與敦煌》一書，由日本SIMVL出版會出版。
“《我與敦煌》——與石窟藝術朝夕相伴的40年"一書，上圖;書籍左為封面,右為封底,下圖;左:父親常書鴻給作者的簽字,右:常書鴻抄錄懷念周總理詩句,(作者注:漏掉一個“聲"字)。
書的開頭《陪伴石窟藝術的生活——寫給日本的讀者》前言節(jié)選部分：
前 言
櫻花紅陌上，柳葉綠池邊。
燕子聲聲里，相思又一年。
(周恩來總理的詩)
一來到日本，經(jīng)常會被各種各樣的事情所感動，它使我回想起一九五八年首次來日本舉辦敦煌藝術展的盛況，其感人肺腑的情景，如同周恩來總理的詩中所描述的那樣，深深印刻在我的腦海中難以忘懷。
轉瞬間過去了二十八年。一九五八年第一次來日本舉辦展覽會時，和水野清一、松本榮一、北川桃雄、原田淑人各位教授結交為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尤其是諸位先生在曾經(jīng)邀請過法國貝里奧教授的東京學士會館，熱情接待了我們敦煌藝術展覽代表團一行，無微不至關照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
當歡迎宴會開始的時候，聽到主持人原田淑人先生以莊重的語調(diào)告訴我，我現(xiàn)在的座位，就是當年日本學術界邀請的貝里奧教授所坐過的座位時，剎那間令我肅然起敬。雖然當時的很多先生現(xiàn)在已離世，但這件事仍舊縈繞在我的心頭。
(中略)
在這里，我深切懷念已經(jīng)離世的片山哲、中島健藏等先生的同時，還要向茅誠司、井上靖、平山郁夫、東山魁夷、加山又造、高山辰雄、清水正夫等各位先生，以及不能列舉出名字的眾多日本朋友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一九八三年，應茅誠司先生之邀，我在日本石坂紀念財團發(fā)表了演講，講述了我參與敦煌保存、修復工作的經(jīng)過。其中也談到了我一生的追求和希望，還述說了我的憂慮。
刻在敦煌千佛洞(莫高窟)的石窟壁畫和廬遮那佛的袈裟，據(jù)說那就是所謂的陰間地獄、十殿閻羅。我這個常聆聽佛教所說因果報應、極樂凈土的老人，憂國憂民，憂患世間的苦樂。正因如此，使我一生感到滿足。
*
我曾讀過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先生（印度獨立后第一任總理）的《印度的發(fā)現(xiàn)》一書。尼赫魯先生認為“0”的發(fā)現(xiàn)始于印度，但我在敦煌四十年，意識到了還有比“0”更小的“負數(shù)”。
(中略)
敦煌莫高窟第四六九窟壁畫，主要描繪了以佛陀前世為中心的畫面，其內(nèi)容引人入勝，起到了傳教作用。壁畫展現(xiàn)了各個民族的文字和音樂組合在一起的說唱場面（演唱中夾雜著韻律的道白)，并且加進了規(guī)模宏大的經(jīng)變故事。
典故講述了佛陀在成正覺以前，似曾轉世五百有五十次。其中包括：他曾作過十二次草陀羅（印度種姓等級中最低等級），十次牧人，二次象隊的領路者，一次石工，一次雕刻工，一次舞蹈家，他還多次轉生為畜牲。與此同時，根據(jù)《阇多伽本經(jīng)》（又稱本生故事）他還轉生為帝王、拉札（王公貴族）、苦行僧、婆羅門（僧侶）和神靈。這些民間故事很容易讓人懂得佛教試圖證明的思想，即蕓蕓眾生在煩惱與解脫中是平等的。
歷史上無數(shù)的佛教信徒行叩拜禮，表現(xiàn)出他們謙恭虔誠、天真無邪的心。今天我們把敦煌石窟藝術當作頭等大事來進行保護，冀望它的完整姿態(tài)能得以延續(xù)，這對于人類的文化，可說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
*
今年，承日本石坂紀念財團的厚愛，為紀念我的講演，拙著即將付梓出版。
此時也正值我敬愛的周總理逝世十周年。記得1958年我第一次出發(fā)前往日本出席展覽會前夕，總理向我表達了他的期待：“無論何時都不要動搖，為中日友好事業(yè)，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笨偫硪笄械膰谕袝r時回蕩在我們的腦際。
本書能付梓出版，首先要感謝在敦煌與我同甘共苦四十載的妻子李承仙女士的大力幫助，感謝我的兒子常嘉煌為本書收集資料和攝影、制作圖版等付出的辛勤勞動。還有為本書翻譯的何子嵐先生、平面制圖的何萍女士以及提供50年代照片的安保久武先生，他們都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在這里一并表達我衷心的感謝。
特別是在日本SIMVL出版會的田村勝夫社長及諸位工作人員的精心編輯下，使本書得以順利刊行出版，在此也由衷地表達我的謝意。
最后，向為中日兩國的友好和文化交流傾注心血的諸位日本友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祈愿“中日友好萬古長青！”
常書鴻
1986年3月于北京
（摘自《我與敦煌》——與石窟藝術朝夕相處的40年
常書鴻 著 何子嵐+鈴木 久 翻譯 SIMVL出版協(xié)會株式會社 (發(fā)行) 田村勝夫 編輯和發(fā)布 1986年4月出版(引自P2∽8頁)
這本書的前言中：父親不僅從他學者的身份，更是作為一名中日友好使者的身份所發(fā)自肺腑的心聲，深深地感動著我，促使我們將其整理了出來。
父親日本講學歸國后，為了完成《我與敦煌》的編纂與修訂，不顧自己年事已高，為自己定下了年度寫作目標。1983年10月4日父親寫給在原浙江青年報社工作的倪健中轉給浙江友人的信中寫道：
“東瀛歸來，已忽忽兩周。因為返國后活動頻繁又兼老態(tài)益顯丟三忘四，記憶力日漸衰退，未能向您及時請教，歉仄良深！出國前后四個月，在日目接鄰邦蒸蒸日上的局面，回顧祖國改革聲中一切令人鼓舞的形勢感荷甚深！但尾大不掉，動作遲緩因循茍且的舊習積重難返亦令人著急。您們正當其沖，別來一年所見所聞如多深望有以教我以開茅塞，是所頌禱！”
“此次在日為日本石坂財團主持第六次國際學術報告會，在這次報告會上，我初步公開提出了，醞釀已久的“敦煌佛教藝術與亞洲文藝復興問題”，我是從大月氏迦膩色迦談到中國大乘佛教廣播東南亞和日本，從而促進亞洲文藝復興的演變發(fā)展的概略，這個報告受到彼邦學術和科學界的重視，并希望我進一步撰寫專書，由日本財團出版學術叢書之一。在外時際，我不能不對母校浙大和學校領導對我熱忱的鼓勵和支持的結果。回想去歲因為畫“攀登”一年來受到您們的推崇和厚愛，使我在靈魂深處，時刻都在起著使命和鼓勵的作用，我決心要在1984年內(nèi)撰寫完畢。為了拼擋一切，我希望能在故鄉(xiāng)母校風光明媚中完成此書（書成后將由日本石坂財團精印中、日、法三種文字精印出版。）這是我目前想到并正在開始工作的情況報告，希望能得到母校師長同學們的指導和幫助！”
看完這封父親37年前的信，我油然起敬，父親當年已經(jīng)79歲，但還是銳氣不減、老當益壯，激情滿滿地向老朋友講述了日本講學的經(jīng)歷和自己的抱負。為了傳播敦煌藝術，父親還在努力。
2020年10月27日于日本
注：本文轉刊自敦煌研究院，日文部分由常嘉皋、劉淵翻譯，圖片均由常嘉皋提供。作者原注：致謝原中央工藝美院張綺曼老師、原浙江青年報社倪健中先生，日本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學部總務擔當本橋美津子先生。專請我的老朋友原常磐大學教授林和生先生核對，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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