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游有多少田產(chǎn)？

陸游究竟占有多少田產(chǎn)，在其存世的文字中并未透露準確的信息。嘉泰元年（1201）冬，陸游曾有詩句提道：“陸子壯已窮，百計不救口。蜀道如上天，十年厭奔走。還鄉(xiāng)困猶昨，負郭無百畝，雖云饑欲死，亦未喪所守。”這大概是因為從這一年起他不再請領半俸，感到生計困頓，因此才有“饑欲死”之嘆。所謂“百畝”，不過是當時人們表示田產(chǎn)豐裕的一般性概念。而且所謂“負郭”，當指臨近城郊的上等農(nóng)田。陸游就有“安得生世當成周，一家百畝長無愁”之句。他也曾對兒子說過：“道在《六經(jīng)》寧有盡，躬耕百畝可無饑。”所以“無百畝”，無非是在表示其家產(chǎn)不廣之意。而且這里應該是專指負郭膏腴之田。

討論陸游的田產(chǎn)，有必要首先梳理一下他的家庭規(guī)模。陸游娶有一妻一妾。妻子王氏紹興十七年（1147）與陸游結婚，慶元三年（1197）故世，生有長子子虡、次子子龍、三子子修、四子子坦、五子子約。小妾楊氏為乾道九年（1173）春天陸游四十九歲那年在成都所納，生六子子布、七子子遹（子聿），還有女兒定娘。兒子中五子子約估計早死，陸游詩文中幾無提及，其余六個兒子成年后都娶妻生子，孫輩在陸游詩文中提及的有元禮（子龍之子）、元敏（子遹之子）等七八個，還有曾孫、曾孫女等。如果按每個小家庭五口計，再加上陸游夫婦、奴婢等，最多時估計可達四十口上下，規(guī)模自是不小。又按趙宋王朝的法律，父母、祖父母在世不得別籍異財，從陸游詩文也可以看出，至少他在世之時，六個兒子與他夫妻組成一個聯(lián)合家庭，一直沒有分家。所以他的家庭開支也應該按聯(lián)合家庭的總人數(shù)來估算。

按當時租佃關系中主、佃中分的慣例，百畝之田不過收租米一百石略多，又據(jù)南宋末年方回的估算，浙北地區(qū)佃戶每人大約可耕種30畝，納租之外得米30石，“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一年食十八石”，剩余12石，用以應付家庭的其他開支。則每口年均需要口糧3.6石，合計其他開支則需要5石。陸游一家如果按四十口計算，僅口糧就需要144石，合計其他開支總計就得200來石，百畝之田的收入無論如何是不夠全家開支的，更何況方回是按貧苦下戶的開支水平做的估算，仕宦之家的開支肯定還要高不少?？傊懹螕碛刑锂a(chǎn)應該遠超百畝。可惜在“負郭無百畝”這樣的自嘲之余，陸游并未提到他自己究竟有多少田產(chǎn)。

至于陸游那些田產(chǎn)所處位置，他在詩句中倒是偶爾透露了一點信息。嘉定二年《病中雜詠十首》（第五首）曾經(jīng)提道：“身是人間一老樵，城南煙水寄迢迢。尋人偶到金家畯，取米時經(jīng)杜浦橋。”這里的杜浦橋今存，位于三山別業(yè)之西二里。所謂“取米”，當指到佃農(nóng)那兒收取租米。由于兩宋時期地產(chǎn)實際分布的零碎化，陸游的田產(chǎn)可能分散在幾個不同的地方，但從三山經(jīng)杜浦橋向西，估計是他重要的一處田產(chǎn)。淳熙十二年（1185）冬，陸游曾有《江北莊取米到作飯香甚有感》一詩，其中提到的“江北莊”也應該是他的一處田產(chǎn)，初冬晚稻收獲，家人從佃戶那里斂租回來，所以才有“新粳炊飯香出甑，風餐澗飲何曾識”之吟。這個“江北莊”估計是陸游對自己某處田產(chǎn)的稱呼，可惜它的具體位置今天已經(jīng)不太清楚了。不過由此可見，山會地區(qū)習慣稱地主田產(chǎn)所在處為“莊”。慶元六年（1200）冬，陸游的《初晴》詩記述了當時主、佃關系中的一個習俗，即由佃戶向田主送雞魚等物，打點年節(jié)，俗稱“送羹”：“客戶餉羹提赤鯉，鄰家借碓搗新秔?！彼€在詩句中加有附注：“莊戶以雞魚之屬來餉，謂之送羮。”就是將佃戶稱為莊戶。送羹習俗影響久遠，由此我們也可以聯(lián)想到魯迅在《我談“墮民”》一文中描寫的紹興地區(qū)“墮民”，在民國之后都堅持要走“主人家”的習俗。

陸游早年的家產(chǎn)主要來自“先人遺業(yè)”，他自稱“少不治生事”，中年以后，以俸祿等收入有余，不免買田問舍。除三山別業(yè)之外，后來又營建石帆別業(yè)，一個重要原因，估計就是在石帆村一帶新置了田產(chǎn)。所以后來又添置耕牛，“老子傾囊得萬錢，石帆山下買烏犍”。在他的詩句中，常常提到在石帆別業(yè)一帶采藥，“昨暮釣魚天鏡北，今朝采藥石帆東”，是否另有山田則未可知。不過擁有一定的水蕩田產(chǎn)，可以肯定，所以有“石帆山腳下，菱三畝”之句。此外，三山別業(yè)雖然在鑒湖北岸，但是陸游在描寫漁樵之樂時，似乎更多地與石帆別業(yè)聯(lián)系在一起，自稱“石帆山下一漁翁”，直言“石帆山下樂誰如？八尺輕舠萬頃湖”，可能就是與其水蕩田產(chǎn)有關。

陸游經(jīng)營田產(chǎn)的主要方式，當然與同時代其他人一樣，是出租收取租米。他有幾首詩寫到了遣子前去佃戶家收租的情形，例如乾道三年（1167）所作《統(tǒng)分稻晚歸》，感嘆兒子督租不易：“出裹一簞飯，歸收百把禾。勤勞解堪忍，余暇更吟哦?！卑础敖y(tǒng)”是陸游長子子虡的小名，“分稻”即收租。慶元五年（1199），山陰地區(qū)發(fā)生蟲災，秋收之季，他的四子子坦、七子子遹前去向佃農(nóng)斂租，“雞初鳴而行，甲夜始歸”，陸游又作詩表示慰勞：

仲秋谷方登，螟生忽告饑。艱難冀一飽，俯仰事已非。貸糧助耕耘，客主更相依。一旦忽如此，欲語涕屢揮。共斂螟之余，存者牛毛稀。吾兒廢書出，辛苦幸庶幾。夜半聞具舟，憐汝露濕衣；既夕不能食，念汝戴星歸。手持一杯酒，老意不可違。秫瘦酒味薄，食少雞不肥。頗聞吳中熟，多稼徹王畿；亦欲就飽處，無羽能奮飛？官富哀我民，榜笞方甚威；渠亦豈得已，撫事增歔欷！

子坦、子遹作為官宦之后，自以讀書應舉為天命，不可能參加田間勞作，所以陸游對他們不得不“廢書出”，辛苦地前去收取租谷大表歉意。更何況二子夜半具舟出發(fā)，戴星而歸，“既夕不能食”，可見這份田產(chǎn)距離三山別業(yè)不近，的確辛苦。這也反映了兩宋時期田權集中而田產(chǎn)分布零散化的趨勢，不少田主甚至“別業(yè)乎旁州”。再說當年曾發(fā)生蟲災，陸游的佃農(nóng)不得不向他貸糧以救急，“貸糧助耕耘，客主更相依”。蟲災之余，年成大受影響，“共斂螟之余，存者牛毛稀”，也會使得二子收租不易。

陸游的田產(chǎn)在出租之余，仍有相當一部分留供自耕，也就是雇人傭耕，需要備置耕牛農(nóng)具。因此在他的詩作中有不少寫到租牛與買牛的事務。早在紹熙五年（1194）秋，陸游就有《雨夕排悶》一詩，寫到自己“買牛耕剡曲”，被人笑為“迂疏”。又四年后，慶元四年（1198）秋，他又傾囊萬錢，替石帆別業(yè)購買了耕牛。所以開禧元年（1205），陸游又有“牢彘漸肥堪奉祭，耕牛已買不求租”之句。但是幾年后，陸游一家卻又需要別租耕牛以供驅(qū)使了。如開禧三年（1207）冬，他在《仲冬書事》一詩中就提道：“赤腳聽蛩勤夜績，蒼頭租犢待冬耕?！币荒旰螅鼊e有“租犢耕蕎地，呼船取荻薪”，以及“雪晴農(nóng)事起，且復議租?！钡染?。也許是原來家中的耕牛已死，不得不重新租牛耕作了。購置耕牛是一項大開支，陸游晚年生計相對困難，一時無法重新購買。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的家庭經(jīng)濟狀況。

也因此，陸游有時還會直接到田頭督責雇農(nóng)的勞動。淳熙八年（1181）九月，陸游到田間“督下麥”，即種麥，作詩以嘆自己的辛勞：

力作不知勞，歸路忽已夜。犬吠闖籬隙，燈光出門罅。豈惟露沾衣，乃有泥沒胯。誰憐甫里翁，白首學耕稼。未言得一飽，此段已可畫。

將田間督工說成是“白首學耕稼”，無疑反映了陸游作為士大夫階層成員的立場與情感。至于陸游這些雇農(nóng)自耕的田產(chǎn)有多少？以及為什么留以自耕，我們已經(jīng)不得而知了。

陸游對待家里的奴婢雇農(nóng)看來不錯，他稱“傭耕食于我，客主同爨炊”。前文提到的他家中那個“山仆”，本來不識字，因為長期替陸游合藥，后來竟然能夠書寫不少藥方了。這自然是陸游教他的。

在傳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時代，土地是最為重要的生產(chǎn)資料，也是時人家產(chǎn)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家庭的經(jīng)濟基礎，以至求田問舍差不多成了上層社會的一種本能。到晚年陸游既不斷在詩作中哭窮，同時卻還念念不忘購置田產(chǎn)。紹熙二年（1191）他的《山園》一詩，就有“買得新園近釣磯，旋營茆棟設柴扉”之句，但不知買到的“新園”在哪里。紹熙五年（1194）秋，他在詩中說自己三年前與兒子一起路過“東涇小嶺”，看到一個好地方可以營建別墅，可是兜里沒錢買不起。三年后又到那個地方，想到此事，不禁心情郁悶，“悵然有感”。嘉泰四年（1204）他的《雜書幽居事》詩，又有“身緣作詩瘦，家為買山貧”之句。當然陸游也不僅僅依靠那些田產(chǎn)的收入來支撐家庭經(jīng)濟。

（本文摘自包偉民著《陸游的鄉(xiāng)村世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