撲朔迷離的英國皇家學會發(fā)達史

《英國皇家學會：現(xiàn)代科學的起點》，[英]阿德里安·泰尼斯伍德著，王兢譯，未讀·北京燕山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240頁，68.00元

康熙二年的夏天，京城的一群僧侶、學者和官員聚集在一起，緊鑼密鼓地商討如何迎接最高統(tǒng)治者的到來。鑒于就在上一年，這位偉大的君主剛剛下達諭旨，聲稱自己要支持科學和藝術。他們便希望通過展示炫目的實驗，取悅這位追求新奇的主上。但不能表演數(shù)學方程，因為太枯燥無味；也不能解剖動物，因為太“污穢惡臭”。最終，他們決定展示一個氣壓計、一只眼球模型和一個浮水指南針。然而，來自王室的反饋非常有限，這位君主還暗自里嘲諷了所謂的科學實驗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這一切聽起來是不是很像清圣祖康熙帝的所為？康熙的確對西洋傳來的科學技術頗有興趣，不僅學習過《幾何原本》，還觀測了日食。但上面這個故事其實說的是大英帝國的國王查理二世。相比而言，查理二世對科學的認識可能遠不及康熙?？墒?，就是在他的半心半意的贊助之下，卻出現(xiàn)了日后被譽為“現(xiàn)代科學起點”的英國皇家學會。

今天的皇家學會大致相當于英國的科學院，是世界上歷史最長的科學學會。即使你太不了解這個學會，但也一定知道那個發(fā)現(xiàn)萬有引力定律的牛頓。牛頓不僅是這個學會的會員，還做過長達十四年的會長，而他那本著名的《自然哲學的數(shù)學原理》也是在皇家學會的資助下出版的。不過，如果一個人據(jù)此便認為，皇家學會從創(chuàng)建之初就是地位顯赫，聲望日隆，那他就大錯特錯了。

英國歷史學家阿德里安·泰尼斯伍德在2019年出版了一本小書——《英國皇家學會》，全面而又平實地勾勒了皇家學會從1660年誕生到成為世界著名學會的歷史。這本書在今年被翻譯成中文，譯筆流暢，值得一讀。根據(jù)泰尼斯伍德的敘述，皇家學會直到十九世紀初都還在尋求得到王室和上流社會的認同。數(shù)百年來，英國社會對皇家學會的嘲弄和誤解，相較晚清時期的中國讀書人一點也不遜色。在皇家學會成立九年之后，牛津大學的校方發(fā)言人猛烈地抨擊皇家學會是“一個惡魔般的學會”，“專橫跋扈地責難一切古代智慧”。1751年，在一位希爾爵士的筆下，皇家學會的研究工作不過是些下三濫的無聊之舉，如：“一種讓魚保鮮的辦法”“學習唱歌的新方法”和“從某個患者的胸口取出了一頭火狼”。

盡管皇家學會遭受到各種非議和不理解，但作者泰尼斯伍德并沒有輕易地斥之為時人的愚昧無知。要知道，那些異議人士大多是大學教授和政府官員，是不折不扣的上流階級。他們在文學與藝術上的成就，至今被人所銘記。像著名的《格列佛游記》的作者喬納森·斯威夫特。他曾在小說中辛辣地諷刺牛頓閉門造車，創(chuàng)造出無法應用于實踐的理論。

不僅如此，皇家學會內部也不以團結著稱。發(fā)現(xiàn)彈簧胡克定律的胡克與發(fā)現(xiàn)牛頓定律的牛頓是皇家學會兩名著名的會員，但他們倆幾乎勢同水火。據(jù)說，我們所熟知的牛頓那句名言“如果我看得更遠一點的話，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其實不是什么謙辭，而是牛頓在當面諷刺胡克的身材短小。既然皇家學會內部問題如此之多，又面臨如此不順利的外部環(huán)境，那么它怎么就成了“現(xiàn)代科學的起點”？它在重重阻礙中的成功崛起似乎與科學在東亞的歷史經(jīng)驗不相吻合。

從日本的明治維新到近代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一以貫之的是對西方科學技術的學習和模仿。二者的歷程都再反復申說，唯有將科學置于不容置疑的權威地位，方有可能實現(xiàn)國家的現(xiàn)代化。正如胡適在1923年所說：

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tài)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

即便如此，民國與日本仍然面臨科學不如歐美的持久焦慮。正如羅芙蕓（Ruth Rogaski）所說，科學成為一種國族缺陷的象征，永無達到的那一天。因此，如何不斷地對國民進行啟蒙，提高他們對科學的認識，始終是國家建構的重要一環(huán)。

然而，在泰尼斯伍德的書中，我們看不到十九世紀之前的皇家學會有如此待遇。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皇家學會是如何掙扎在尋求皇室的資助和上流社會的認可之中。似乎，有限的成就都是源于會員個人的努力，甚至談不上團體的協(xié)作。有一種觀點認為，是皇家學會與大英帝國的“聯(lián)姻”促成了它的興旺發(fā)達。本來，皇家學會的“民間團體”性質使之比較不受國家和教會勢力的干預，但在十八世紀之后，皇家學會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到大英帝國的殖民事業(yè)之中，因此獲得其賴以發(fā)展的國家資助和科學資源。這種看法點出了國家在推進科學發(fā)展的重要性，可是又仿佛在暗示我們，獨立自主的科學思考如果沒有意識形態(tài)的贊助，就只能陷入混亂之中。

相比上述那些宏大敘事，泰尼斯伍德給出了另一種平易近人的答案：正是外界的批評聲音令皇家學會產生了自我革新的動力。沒有不可一世的權威地位，皇家學清醒地意識到它的問題——“沉浸在稀有新奇之物里的狂喜”。換言之，當時的英國科學家傾向于探究“非常瑰奇之觀”，而非“嚴肅科學”。事實上，在皇家學會建立的半個世紀當中，職業(yè)科學家非常稀少（胡克是第一人），大部分人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正式工作（連牛頓也身為國家鑄幣廠的廠長），科學不過是業(yè)余時間從事的獵奇研究。

牛頓

1847年，皇家學會進行了改革，大幅提高職業(yè)科學家的比例。候選人必須“在增進自然知識，包括數(shù)學、工程學和醫(yī)學上有著重大貢獻”。到1860年時，科學家會員的比例第一次突破了百分之五十；到十九世紀末時，在數(shù)百名會員中僅有二十人不是科學家?？雌饋?，外界對科學的非議，非但沒有壓制科學的發(fā)展，反而促成了科學的正規(guī)化和職業(yè)化。

英國皇家學會雖然是由一群知識精英組成，但是他們不可能自外于整個社會?？茖W中的反權威主義的建立，依舊是整個社會文化再生產的結果。換言之，皇家學會的誕生與英國王權的虛弱和議會力量的滋長脫不開關系。當時英國社會出現(xiàn)的種種相互制約，確保了新生的科學無法定于一尊，唯有不斷改革?？梢宰糇C這一點的是，皇家學會在吸納女性會員方面同整個社會一樣保守（甚至更加保守）?；始覍W會直到1945年，才迎來了第一批女性會員。反觀我國，雖然中國科學社的創(chuàng)辦比皇家學會晚了近二百五十多年（1915年），但卻比它早三十年有女性會員出現(xiàn)（陳衡哲，北京大學教授）。

此外，皇家學會在種族方面的偏見，也是大英帝國的縮影。英國皇家學會與中國建立聯(lián)系主要是在抗戰(zhàn)時期。當時的皇家學會會長亨利·戴爾爵士委托學會會員、日后以《中國科學技術史》聞名于世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來到抗戰(zhàn)時期的中國大后方，“在中英兩國科學和文化交流活動中建立更為密切、更個人化的聯(lián)系”。然而，當李約瑟真的去踐行這一理念，向皇家學會推薦吸納華人科學家林可勝等人入會時，卻遭到了全部回絕。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皇家學會固守成見的同時，當時偏處西南一隅的幾名西南聯(lián)大本科生，卻在茶館里談天時，輕描淡寫地批評愛因斯坦的新作：“毫無originality（原創(chuàng)性），是老糊涂了吧？”這名青年就是后來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楊振寧。

由此觀之，科學不可能脫離社會和政治的潛移默化的影響，而那種努力將科學打扮成萬物仲裁者的愿望，恐怕反而會損害科學的自我革新能力。撲朔迷離的皇家學會發(fā)達史至少說明了，科學如何在回應社會關切和質疑的同時，實現(xiàn)自我成長的。科學與社會的關系不應停留在前者啟蒙后者的不對稱權力架構上，而應有更為平等的對話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