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FT中文網前總編輯張力奮最近出版了新著《牛津筆記》。在這本書中，他以日記體的方式，記錄了從2017年4月17日起，至2017年6月24日，他在牛津大學客座一學期的所見所聞所感，進而表達了他對中國與英國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與文化的關懷與洞見。在這篇訪談中，他談到了寫作此書的緣起，并分享了一些并未在書中提及的英倫生活往事。
張力奮
澎湃新聞：想先和您聊聊《牛津筆記》這本書的寫作緣起。您在書中談到，您想記錄此前去牛津客座時的見聞與思考。您在西方求學、工作相當長一段時間，讓我好奇的是，在此之前，您是否有過進行中西文化的比較以及深層次探究的念頭？
張力奮：其實到牛津去客座的那個學期只是給了我一個借口，讓我把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完成了。如你所說，與我的同輩人比較，我算是幸運的，我在中國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生活體驗，二十六歲時有了離開上海、去英國留學的機會，相較于與我同輩的留學生，我又幸運地留在了英國，在重要的國際專業(yè)機構工作。部分因為職業(yè)的關系，部分因為長時間生活在另外一種社會文化之中，我其實有了一個很難得的機會，自然而然地會對曾經生活過的兩種文化和制度做比較。如果將我迄今為止的生命切成兩半，中西方正好一半一半。所以，我一直有一個想法，希望能夠把過去幾十年對中國和英國社會，從文化、制度層面來總結一下。這倒不是說我要去寫一本充滿各類名詞和理論的學術專著，而是試圖從日常生活體驗去看這兩種制度和文化。我自己博士讀的是傳播學的社會學方向，我知道，即便在知識界，大家其實也怕談所謂“文化”，因為很可能大而無當。而我看問題的出發(fā)點永遠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即便是考察一個國家的中上層社會，我也躲不開對日常生活的思考，在我看來，這其實最能解剖一個社會的內在機理。
不少比較挑剔的朋友讀了《牛津筆記》以后，給了我不少反饋。他們的評價當然有一些溢美之辭，但是有些東西我覺得是非常到位的，比如我的前輩李劍閣先生提到，《牛津筆記》的寫作惟陳言之務去，不系于陳言的牢籠。我對語言是一貫有自己的要求的，一旦這一點被清晰地指了出來，你會發(fā)現(xiàn)，在2020年的當下中國，這個問題是有意思，也是有意義的。
澎湃新聞：那么，您是怎么尋找到這樣一種語言風格，或者說，是怎么有意地去鍛造這種風格的呢？
張力奮：倒不是說因為寫這本書，我才開始尋找某種語言。其實，我的語言風格很早就成型了，甚至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早在高中、大學就開始了，在同輩人里應該算是比較早的了。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有怎樣的語言，我們應該用怎樣的語言去思考，始終是一個困擾我的問題。所以從大學開始，我一直刻意地要求自己用接近于日常生活當中使用的語言來討論和思考。
澎湃新聞：您這番話讓我想到了奧威爾的名篇《政治與英語》，其中談到政治因素對日常語言的破壞與傷害。
張力奮：中國所存在的這方面問題，可能比二戰(zhàn)前后的英國要嚴重得多。事實上，政治運動對一個國家的母語傷害有多么深，到目前為止，我們可能都還沒有真正地認識到，比如日常語言的軍事化，以及官方意識形態(tài)對日常語言的浸透。從語言的演化角度來看，我青少年時的那段歷史時期，中國社會除了物質上的貧乏，可能影響最大的，還是語言對思維的禁錮和限制。所以，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就是日常生活、日常行為和日常語言在恢復。我讀大學的時候，就可以非常明晰地看到這樣一種變化。比如，眾多西方名著解禁了，某種意義上這是告訴公眾，另外一種思維和表達是允許的。另外，雖然比較艱難，新聞語言也在逐漸恢復正常，包括當時的官方語言也出現(xiàn)了一種去標語、去口號的過程。
所以，我寫這本書的一個很重要的初衷，就是解決我自己的個體生命史中一個關于語言和記憶的問題：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有怎樣的語言？這類正常的語言和我們思考自由之間到底是怎樣的關系？更進一步地，從其他社會的演變過程當中，我們能不能找到有益于中國社會生活正?；牡胤剑窟@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英國給了我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它對我來說幾乎可以算是第二故鄉(xiāng)，我在那兒算是半個native speaker，同時，我在中國的二十六年生活，又是一個永遠抹不掉的印記。這兩種文化之間的張力永遠存在，每當我覺得在一個文化當中可以安定下來，但另一個文化當中總有些東西把我拉回來，逼著我去思考一些問題。
《牛津筆記》，學林出版社，2020年9月版
澎湃新聞：剛剛聊了很多語言，您在BBC差不多工作了十年，后來又在Financial Times工作，并擔任FT中文網總編輯。這種在英國媒體深入工作的經歷，包括英國人講究的那種平實、內斂的文風，對您產生了什么影響？
張力奮：這是個很好的問題。你提到BBC，我認為BBC其實是一所最好的語言大學。記得當時英國朋友介紹我聽Radio Four，對英國的中產階級而言，這個電臺基本上永遠都在背景里面。英國中產階級的語言使用方式、思維表達的邏輯，都受到它的影響。
那么，具體到文風問題，應該說，我青少年時代的文風，或者說我所向往的風格，可能跟英國知識界對語言的要求是比較接近的，所以，我到英國以后，倒沒有覺得需要非?？桃獾叵蜻^去的文體告別。比如說，在我的初高中時代，我就逐漸開始形成對形容詞的厭惡，而且對使用成語非常反感。我相信我的高考作文的成績是偏低的，除了厭惡那種“標準”的文風之外，我更不喜歡關于所謂“立意”的統(tǒng)一要求。所以，這種“反叛意識”我很早就有了。我當時想，如果別的我做不到，一定要做到語言是干凈的?，F(xiàn)在拿出我大學時代的一些習作，可以比較明顯地看到這一點，對官方出版物而言，這自然是“不登大雅”的。前段時間，我送了一本書給我的大學新聞采訪寫作課的老師，當時我是他的課代表。二年級的時候，他把我的第一篇習作推薦給了湖北教育出版社，編進了當時的一本全國大學生優(yōu)秀作文。我又把這篇文章找出來看了一下，這恰恰是我最不喜歡的那種文字，而這樣一個文本，其實給了我一個非常好的觀察自己語言變化的機會，每一個字都是我寫的，那么，我是怎么逐漸開始擺脫那種令人厭惡的習氣的？我想，我們這一代人多多少少都經歷過這樣一個過程，但是我可能反思得較早一些。包括我現(xiàn)在帶研究生，有的學生一開始不是特別習慣我這種要求，我始終強調，干凈的、能夠準確地把事情描述清楚的文字，是我們思考的前提。
我的英語水平其實在同輩人中最多只能算是中等，因為我小學讀了兩年俄語，我高考那一年，英語即便考100分，也只算30分。到了英國以后，因為對語言的焦慮，甚至使得我在短短兩年間大量地脫發(fā)。這種焦慮來自一種落差：我對母語的理解和把握在同輩人中是比較超前的，而作為第二語言的英語水平又是低于平均值的。我對自己寫的英文從來是不滿意的，我的導師也很不滿意，而我對中文文章的要求又一直是比較高的。我每天就生活在這樣的掙扎之中。我在書中說到，我當時上課時連筆記都記不下來，記下一句話，老師已經說了五句了。
好在我還可以努力給自己創(chuàng)造一個好的語言習得環(huán)境。我當時有意識地沒有選擇與中國同學一起住，而是決定和我太太搬出去住。這個選擇的意義遠遠超乎語言，讓我們更多地融入了當?shù)氐沫h(huán)境。雖然可能帶來一些經濟壓力，但是我從來都認為，如果要融入另外一種文化，首先要去主動擁抱它。這可能跟我“文革”期間在浙江寧波老家鄉(xiāng)下待過兩年有關，那段時間對我日后無論是做田野研究也好，還是觀察國外的都市和鄉(xiāng)村也好，都是非常好的鍛煉。我在那兒的時候是八九歲，至今回到寧波老家，還感到非常親切，也能和老同學、老朋友自在地交流。我到了英國以后，發(fā)現(xiàn)英國的生活很快地跟我的童年經驗對接了起來，雖然是一中一西兩種文化，一個是上海附近的鄉(xiāng)村，一個是萬里之外的異國。這種融入當?shù)匚幕男膽B(tài)是非常重要的。
倫敦格林菲爾大樓火災現(xiàn)場。這張照片是在火災后兩周拍攝的。周邊街區(qū)籠罩在悲哀的寂寞中。我被誤認作游客，兩名當?shù)厥忻裆锨皳踝∥业溺R頭
澎湃新聞：這一方面，有什么比較有趣的內容，是您書中沒有寫到的，您可以分享一下嗎？
張力奮：比如說，我書里沒有寫到的是，1991年，我正好碰上了英國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英國的人口普查是全世界最早的，1800年就第一次實行全國的人口普查。我當時在萊斯特郡，主動報了名，想去做人口普查員。我本以為我的申請肯定會被退回來，因為我是個外國人，各方面的條件都有欠缺。結果，他們面試了我兩次，就同意了。當然，對我這么一個正在讀博士的外國留學生，還是享受到很多優(yōu)惠條件的。經過一個禮拜的培訓，我分到了四百戶英國居民，我要在兩周內，負責輔導這四百戶人家，把厚厚的一本人口普查表填寫出來。
基本上，每天晚上我都在那幾個街區(qū)里一家一家地跑，因為白天要上課。我接觸到了很多單親家庭，還有很多孤獨老人。我至今記得很清楚，我第一次聞到老人長期居住的房間里那種特殊味道的感覺，因為他們很少出門，所以房間里有一種非常特別的，其實不太令人愉快的味道。一個人對氣味的記憶是可以很強的，我每次嗅到類似的味道，就會想到這跟老人有關。類似這樣的一些經歷，一點一點地，讓我這樣一個異鄉(xiāng)人慢慢融入了英國文化。有的同學可能覺得，幾年以后博士到手，就會回國或者去別的地方，英國只是一個暫居之地。而我自己感覺，能有這樣一個機會了解我從小就非常有興趣的英倫三島以及它的文化，無論作為一個個體，還是作為一個記者和研究者，這樣一種實時的、親歷的體驗，都是非常好的準備。
澎湃新聞：《牛津筆記》最讓我感興趣的，是關于英國愛書人的記載。對英國社會普遍的對書籍的愛好，您怎么看？
張力奮：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們可以先稍微看得遠一點，從十四、十五世紀開始，德國的古登堡發(fā)明印刷術以后，印刷作坊其實在英國是比較普及的。像霍布斯、伯克、密爾這樣一批當時的公共思想家，他們的思想學說的傳播，直接得益于有效地利用印刷作坊。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假定，從此之后，這個傳統(tǒng)就奠定下來了，英國有產階級隨后幾百年間的閱讀愛好，多多少少存在著某種世襲關系?；舨妓挂簧龇浅６?，但是真正結集成書，是在他去世之后一百年。因為他每寫一篇文章，當晚寫完，第二天一早就送到印刷工坊，印個幾十份上百份散發(fā)出去，然后再寫下一篇，可能根本沒有想到要把它作為書籍保存下來，這是當時一個很成熟的流程，今天這些喜歡讀書的英國人，可能他們的祖輩吃早餐的時候，桌上就擺著一份昨晚剛印出來的小冊子。
霍布斯初版全集
或許，英國的這種閱讀文化、英國人的這種閱讀癖好，部分跟氣候也有關系。因為英國的冬天日照非常短，如果我們能夠檢測維多利亞時代人們的精神狀態(tài)的話，我相信冬天有相當一部分人可能處于某種抑郁狀態(tài)。這個時候，家里有一個火爐、一本書，就可以熬過漫長冬夜了。這與狄更斯筆下的英倫中產階級的生活狀態(tài)也是比較合拍的。還有一點，英國人多多少少是有社交恐懼癥的，這種社交恐懼癥有時候會給你帶來一種錯覺，尤其是你與英國人初次見面的話，會覺得他們比較冷漠、孤傲，甚至有些怪異。這里面多多少少是不是跟當?shù)氐臍夂?，或者食物也有點關系？如果食物好一點的話，是不是他們的社交習慣會更加開放一點？至少有很多美食可以談。英國是近代報業(yè)最發(fā)達的國家——當然，現(xiàn)在只保留了一絲余緒，那么小的英倫三島，竟然能夠容納如此多的報紙，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發(fā)行量超過一百萬份的報紙幾乎可以達到兩位數(shù)，這是今天難以想象的。在公共場合，一份報紙對社恐的英國人來說是最好的抵擋。他們把報紙看作麥克盧漢所說的“人體的延伸”。我在英國做學生的時候，坐倫敦地鐵有個壞習慣，愛看別人的報紙，他們對這種行為是很不高興的，會覺得我侵入私人空間了，往往會非常有禮貌地用肢體語言來提醒我：你不應該這樣做，你應該讀你自己的報紙。
澎湃新聞：您在英國的時候，比較喜歡去哪些書店呢？
張力奮：你可能知道，牛津有一家規(guī)模非常大的新書店叫blackstone，四層，這個我經常去。但是，我從學生時代開始，就養(yǎng)成了主要逛舊書店的習慣，因為英國的書很貴。牛津的舊書店不能算很多，但是任何一個中等以上規(guī)模的英國城市，一定會有幾家Oxfam——中文譯作“牛津賑濟會”。上世紀六十年代整個非洲面臨大饑荒，英國的NGO就發(fā)起了解救非洲難民的全國募捐。因為募捐的規(guī)模極大，等大饑荒過去以后，還留下了很多錢和物資，他們以此為基礎，成立了Oxfam。在幾乎所有城市的商業(yè)街上都會有一到兩家慈善商店，英國家庭會把一些平時已經不太會用，但是質量成色都比較好的東西捐給慈善商店，無論是衣服還是日常用品，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是書。Oxfam的店里，一般會有幾個柜子都是書，而有些Oxfam的書多到整個店里全部都是，就叫Oxfam bookstore。在倫敦有一些，在牛津也有一些。我平時逛得比較的多就是牛津的Oxfam。
牛津的Oxfam（圖片來自網絡）
為什么舊書店雖然看上去數(shù)量不多，但是你老會去，因為它的書的流動極大。你尤其可以想象一下，在牛津這樣一個地方，很多學者可能每天都會收到很多用來審閱的樣書，他看完以后，覺得不想寫書評，家里的書也已經很多了，不會留存，但是他也不會賣掉，一般就會把書捐出去。英國的書店往往可以看到不少比較老的書籍，這有點像我們中國，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人們常常會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挖出一些很有趣的寶物。英國就是這樣一個收藏文化極其深厚的社會，所以產生了一個英文講的“溢出效應”（spill over），東西實在太多了，總會有好東西冒出來。
我一般一個禮拜同一家Oxfam去三次，因為很近，我從圖書館看完書，就騎車去逛一圈。店里的書怎么排，我已經很熟了，一看就知道哪些是剛剛上架的新書。有時我還會直接去和店里的志愿者聊天，說這兩架剛送來的、你們還沒有處理過的書，我能不能先看一下。于是，我就成了第一個選書的人，有時能選出一些很好的書。他們幫我查一查，當場估個價，喜歡的話，我就直接拿走了。所以，淘舊書可能是一個比較獨特的英國的景象。英國的書店主人是極其敬業(yè)的，幾乎對自己書店里的每一本書，都可以非常準確地告訴你在什么位置。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也提出了對牛津大學作為一個生產精英的基地在英國文明中的位置的思考。您覺得，對中國來說，牛津大學的這種精英教育會有什么啟示？
張力奮：現(xiàn)在講“精英教育”這個詞，好像大家已經開始覺得有點政治不正確了。我自己也覺得，像牛津大學這樣的教育，其實是很難在中國復制的。假定牛津設一個牛津大學上海分校，味道馬上就不一樣了。
那么，牛津教育自身的特點是什么呢？一方面，他們會強調meritocracy，這個詞在中文里被翻譯為“精英教育”，其實說的是依據(jù)可測試的量化標準來擇優(yōu)錄取。這種精英教育是與貴族教育相結合的，而且年代越晚，精英教育的成分越重。目前牛津、劍橋的錄取比例大概是十五取一。為了進入牛津讀書，你的家庭必須在你年齡很小的時候就有意識地做準備，如果等到高中再去熟悉牛津的教育風格，那就太晚了。另一方面，他們會強調“責任教育”，牛津所培養(yǎng)的精英是與社會責任掛鉤的，他們想的很簡單：既然這個社會讓你進入終生擁有特權的階層，你就需要比別人付出更多。我舉個例子，我的書里也提到了，我曾淘到一本牛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參軍和陣亡的將士名錄，光牛津一個學校就去了16,451個學生，幾乎就空巢了，因為大家都覺得，國家已經處在危亡之際，必須為國效力。雖然現(xiàn)在看來，世界進入熱兵器時代之后，上戰(zhàn)場等于赴死。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他們對自己所受的精英教育賦予自己的特權，以及要求自己的付出，是有心理準備的。
還有一點，牛津真的希望自己培養(yǎng)的學生能夠超乎狹隘的國家以及所謂的地緣政治，比如我在書里提到，我所在的是牛津的新學院（new college），二戰(zhàn)時，英國對德國一宣戰(zhàn)，新學院所有的德國學生就很快離開了牛津，回到自己的國家。不久就有消息傳來，回去的德國學生有三個參了軍，死在了戰(zhàn)場上。當時新學院的院長幾乎每天都會收到來自前線的自己的學生的傷亡報告，但他收到這三個德國學生的報告之后，把他們的名字一起加到了英國的陣亡學生名單之中。有一個美國的教授當時正好在牛津，看到之后大為不滿，上書給英國一份很著名的報紙，說在兩國交戰(zhàn)的情況下，牛津居然會發(fā)生這種敵我不分的事情。這位院長為自己辯解說，任何一個年輕人為自己的國家戰(zhàn)死并不是一件恥辱的事，再說了，難道我們把所謂的敵和我分得那么開，會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好嗎？等到二戰(zhàn)一結束，他就在新學院的教堂里專門立了一塊碑，紀念這三個德國學生。他所要強調的是，國與國之間的仇視、戰(zhàn)爭，最后都是要消減的，在知識和教育面前，別的東西其實都不重要。就這一點而言，我覺得牛津在歷史上能夠成為一個人文重鎮(zhèn)，培養(yǎng)出那么多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是有道理的，他們希望自己培養(yǎng)的人才的意義遠遠超出英倫三島。所以，牛津新學院的人非常感激當時的院長。戰(zhàn)后，新學院一度成為牛津各項指標最好的學院，它不是一個工黨或者是保守黨的大本營，而是非常平衡，很多元、包容，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這些價值。我相信當時的院長所做的，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注解。
牛津新學院，張力奮到牛津后第一張留影
新學院回廊。牛津最初是神學院，培養(yǎng)教士，傳播基督福音，但漸漸成為人文與科學殿堂
另外，類似牛津這樣的精英教育，不僅限于少數(shù)學校，其實英國有很多好大學，而國人可能因為現(xiàn)在的成功學的影響，比較多地關注某幾所大學。比如說我太太的專業(yè)是計算物理，在萊斯特大學研究物理，這所學校在英國一百五十所大學中排名大概在前二十名，但是它的物理學、天文學和宇航專業(yè)的排名跟牛津、劍橋是一樣的，甚至他們對歐洲航天計劃的介入程度可能比牛津、劍橋還要深。這種情況跟中國不太一樣，中國基本上是馬太效應，資源集中在極少數(shù)頂尖大學手中。我覺得一個大學最寶貴的是，在四年的時間內，一代人當中的精華在一個多元的思想環(huán)境當中得到鍛煉。我書里也提到，一個夏天，牛津各個學院會上演不知多少出古希臘的劇目，這些與課程沒有任何關系，為了演出一臺戲，排練所要付出的時間會超過任何一門課程?？墒?，讓這些孩子擁有這種自主性，讓他們認為出演戲劇才是一個大學應該要有的經歷，可能比拿一個first degree honor還要重要，這才是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意義所在。并且大量的業(yè)余興趣活動，最后能夠催生一批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英國人一般會覺得，你要當一個好的莎士比亞戲劇演員，去戲劇學院四年讀出來，太沒勁了，你就得從業(yè)余劇社小打小鬧起來，像艾瑪·湯普森、休·格蘭特那樣。這就是大學精神。
另外， 有一點需要特別提到，牛津大學有著很好的大樓，不單單是牛津大學，英國很多好的大學幾乎都有很好的大樓。梅貽琦先生那句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在國內流傳很廣，我對梅先生非常尊重，但是我們也要考慮到，他是在抗戰(zhàn)的顛沛流離中說的這句話，處在當時的條件下，當然是不可能建大樓的。事實上，大樓對大學太重要了。所以我說，如果中國有著很多二三流大學，卻連一幢好的樓都蓋不起來，這是罪過。絕不要把大學里的大樓僅僅看作純粹是磚和水泥的混合物，我們的情感、理念、價值、生活方式都寄托在這上面，如果牛津沒有現(xiàn)在很多老建筑，那是立不起來的。過去二十年，中國大學的樓造了很多，但是恐怕沒有幾棟在建筑史上留得下來。這是一件可怕、可憐的事情。一棟樓建了以后，至少要立個兩百年。如果從現(xiàn)在開始，哪位大學校長能夠在自己的任內立起一兩棟留得下去的樓的話，那是會青史留名的。
大學是需要圍墻的，就像閉門會議。有了圍墻，建游戲規(guī)則，思想就有一方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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