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熟的人》：莫言的“回鄉(xiāng)”

莫言的新書《晚熟的人》出版至今已有兩個月，這本頗有些“十年磨一劍”意味的短篇小說合集取得相當好的銷售成績，迄今已多次加印，總發(fā)行量逾60萬冊。

那么《晚熟的人》寫得究竟怎么樣？

最近召開的“本土、現實、小說的回歸——莫言近作研討會”中，專家學者們給出了評論。本次研討會由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文藝報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出席本次研討會的嘉賓有李敬澤、潘凱雄、梁鴻鷹、應紅、格非、孟繁華、程光煒、張志忠、李洱、徐坤、何向陽、劉瓊、徐則臣、季亞婭、饒翔、叢治辰、宋強、趙萍、徐子茼、李壯、劉詩宇。校內嘉賓有王立軍、張清華、張莉、梁振華、熊修雨、劉江凱、姜肖、翟文鋮、張曉琴。

活動現場

李敬澤：魯迅的回鄉(xiāng)與莫言的回鄉(xiāng)

《晚熟的人》里面，“莫言”這個人在小說里進進出出是一個有意思的事，如果說以前的小說中出現“莫言”這個人物是作者興之所至，這回就是有意為之。

《晚熟的人》中有很多篇都出現了一個莫言回到他的高密東北鄉(xiāng)，他所在的位置和姿態(tài)有非常重要的變化——以前的小說中，家鄉(xiāng)對于他而言不是一個需要回去的地方，而是他就站在那里、站在高密東北鄉(xiāng)講話講故事。但是到了《晚熟的人》里，“莫言”是從外面回去的。這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非常根本的主題，就是魯迅式的回鄉(xiāng)主題?！都t唇綠嘴》開頭說“乙亥歲尾，老父病重，我由京返鄉(xiāng)陪護?！蔽铱吹竭@莫名想起魯迅的《故鄉(xiāng)》的開頭：“我在嚴寒中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別了二十余年的故鄉(xiāng)?！?/p>

這個莫言和以前的那個莫言，之于他的“鄉(xiāng)”，有了很不相同的意義?；蛘哒f作家的主題與他的“鄉(xiāng)”之間的關系，和這個世界之間的關系，也有了很不相同的內涵。我覺得這很值得推敲。

過去站在高密東北鄉(xiāng)里的那個莫言，曾經是一個對他的天地、對于他的世界盡在掌握的人，但是現在回鄉(xiāng)陪護的那個，在歲尾、在天寒的時候回到家鄉(xiāng)的那個莫言，他對他的故鄉(xiāng)，滿懷著一種認識的、困惑的，探索、探求的，無法判斷又努力做出判斷的非常復雜的一個情感，我覺得這本身非常有意思。

如果我們把老莫的回鄉(xiāng)和魯迅的回鄉(xiāng)再比較一下的話，你會發(fā)現，對于魯迅來說那個相距兩千余里、隔了二十余年的故鄉(xiāng)，幾乎是被我們的現代所拋棄的一個宇宙的盡頭，是一個停滯在那里的東西，這是魯迅的那個回鄉(xiāng)。而到了老莫這個回鄉(xiāng)，這樣一個人由京返鄉(xiāng)，而這個“鄉(xiāng)”不是一個停滯的東西，這個“鄉(xiāng)”幾乎是在老莫的圖景里代表現實所有的龐雜力量：繽紛、快速、變化、前進。我覺得在這種比較中，魯迅的那個鄉(xiāng)是一個歷史的客體，是一個等待著歷史去光顧的地方，而莫言的那個鄉(xiāng)，幾乎變成一個沸騰的歷史的主體。

即使在現在，回鄉(xiāng)在中國巨大的社會變革中也是重要的文化主題和重要的認識、文化裝置?；剜l(xiāng)在莫言這里表現成這個樣子，這本身是非常值得我們去研究、去探討的。

格非：“改造后的自傳性”帶來敘事的自由

我在讀莫言作品的時候，強烈感受到他的“誠”。

在今天的社會中，有不同的政治主張，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觀點，甚至不同的話語立場。我有我的真，你有你的真，這個導致非常尖銳的對立。這個對立當中，作為一個文學家，作為當代文學的一個寫作者，他如何面對這個事情做判斷？我讀莫言的這本書，我腦子里一直盤旋著這個概念，就是他回到了這個“誠”——老老實實地回到事情本身。

比如其中特別重要的一部作品《等待摩西》，他寫到關于老一輩的信教問題，一直到近些年來關于鄉(xiāng)村的宗教問題，他在處理這么大的歷史變化的時候，用汪曾祺先生的話來說，他是貼著人物走的，使得這些人物的處境、情感，他都表示了尊重。這是一個寫作者非常重要的姿態(tài)，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一個方法論上的變化。

莫言因為參軍到了北京，經歷了城市生活，鄉(xiāng)村生活的那種新鮮會突然涌現出來，讓他有一種寫鄉(xiāng)村的、重新面對他的鄉(xiāng)村經驗的沖動。在他的大部分作品里面，他在處理鄉(xiāng)村經驗的時候，他是把鄉(xiāng)村經驗作為一個主體來進行描述，他待在城里，通過城市人的眼光回到鄉(xiāng)村，把鄉(xiāng)村作為一個整體。但是這個小說，它是一個往返式的?！锻硎斓娜恕防锩娑加幸粋€人從鄉(xiāng)下到北京來，通過辦事處，通過一個什么關系來到北京，或者是一個叫莫言或者類似于莫言這樣的敘事者，寫了《黃玉米》（也就是《紅高粱》）的這么一個人回到了鄉(xiāng)下以后接觸到各種各樣的官員，接觸到一些人。所有這些事件都是道聽途說，莫言通過這種不斷的穿插和往返，來重構這種群像關系，這是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

我把這種方式稱為是經過改造后的自傳性，你不能把敘述人等同于莫言，我在想老莫為什么故意寫《黃玉米》《檀香刑》，把他自己都暴露在讀者面前？這個“我”，也就是這個敘事者，他實際上不是莫言本人，而是分化出了不同的人物類型，都把他歸納到類似于莫言的這個敘事者的名下，這樣在敘事上帶來一種非常大的自由度，這是我覺得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發(fā)明。

其次，值得我們重視的是經過改造的傳奇性。他一定意義上保留了荒誕不經的故事，只不過他非常克制地運用這種傳奇性和戲劇性。這也是他的一個特別好的地方，感覺到特別樸實，特別可親，點到為止，令人有的時候會想半天，比如說摩西最后去了什么地方，摩西最后怎么回事，他最后見到摩西的妻子，他們之間的對話，那個感覺上他保留了很多神秘性的內容。

莫言

孟繁華：莫言寫壞人寫得太生動

多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講鄉(xiāng)村文明的崩潰，不意味著鄉(xiāng)村小說書寫的終結，對鄉(xiāng)村的書寫遠遠沒有完成。

莫言的新小說，比如看《左鐮》，《左鐮》就是一個流動的鐵匠鋪，來了韓師傅、老三，又引出了一個叫田奎的人。田奎是一個淘氣的壞孩子，欺負一個傻子和他的妹妹，結果爹把他的右手砍斷，導致現在他只會左手使鐮，田奎經歷這件事之后沒有任何恐懼，敢一個人到蛇洞里看花蛇?；ㄉ吣嵌螌懙梅浅ＤЩ茫鈸L的花蛇，冠子是像桑葚一樣的東西。那個妹妹歡子克夫，兩任丈夫都被她克死，最后問田奎敢不敢娶？田奎就一個字——敢！小說就結束了。百煉鋼和繞指柔，最后落到人物上，那個話都不是閑言碎語，最后和人物是有關系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地主的眼神》，孫敬賢這個人物寫得好，這就拆解了我們過去對于身份、對于命名慣有的看法。地主孫敬賢家里地雖然多，但是地薄，打糧食和地少的差不多，結果孫敬賢被定為地主、被定為壞人。另外一個人是《紅唇綠嘴》里面的覃桂英，覃桂英是壞人，11歲的時候就用辮子抽她的老師，老師受不了羞辱最后跳井死了，做了一系列壞事，跑到東北多生好幾個孩子，回來分不到地的時候，在縣政府搞賣兒賣女的鬧劇。有了網絡，覃桂英巧舌如簧，搞了幾個網站，最后賣謠言給“莫言”。這兩個人都是壞人。壞人沒有檢討反省自己的愿望，不會反省自己。莫言壞人寫得太生動了。

季亞婭：對大歷史觀的和解

莫言說我不是在異鄉(xiāng)的寫作，我就是在家里五間老屋寫的，這提出一個問題，叫寫法與活法的一致，我就是那個在鄉(xiāng)村寫作的人，這個叫莫言的人把世界文學、外來文化的濾鏡關掉之后，我們跟著他的眼睛發(fā)現這個晚熟的人。

山東的土壤是儒家文化的發(fā)源地，山東這個地方展示全部鄉(xiāng)村倫理與中國底層倫理結構，或者東亞父權倫理構成的那個微觀體，我讀到新穎的是，這種倫理善與惡的結構，這種倫理的變化、新變，以及這背后的歸順機制和傳承機制是什么。

我舉個例子，比如莫言書中經常講我們是裝傻的民族，我們同時也是示弱、好斗的民族，裝傻、示弱、好斗的性格特征在人物與具體的那一片微觀土地的關系。又比如說基層的善惡倫理怎么運轉的，這里面他講了特別有意思的是靠暴力懲罰的體系，就是那個無緣無故的惡，《等待摩西》里面我爸爸來打我，也是《左鐮》里面你作惡我就要靠特別暴力的方式把你的手砍下來，那種威懾力、那種暴力是在懲罰機制構成倫理得以運行的前提條件。

鄉(xiāng)土身份里面還有眾多男性位置，他的叔伯兄弟的結構，結義兄弟的結構，還有《紅唇綠嘴》挑水的四個人的結義，還有《等待摩西》里面柳衛(wèi)東去救他，因為他打了他媽媽懷孕的肚子，他說我跟你兒子是兄弟，如果打了他，我們同年同月同日死，這種男性的結構。還有兇惡的弱者，農村人用特殊的方式應對那種惡，惹不起躲著走。不僅是《斗士》里面的兇惡的弱者，還有農村婦女覃桂英賣孩子也是弱者的綁架。

在這個倫理秩序下的女性是什么位置？一個是作為保護者、守護者的女性，還有《左鐮》里面的歡子為她哥哥擋泥漿，其實就是惡的子彈。還有另外一個女性，是善于利用新的時代話語規(guī)則的女性，就是那個雄辯的、假的覃桂英。

最后莫言要處理的問題是和解，大家記得他有一個《生死疲勞》，《左鐮》里面留白的寫法是讓暴力缺位，他不寫我是怎么傷害你的，在《晚熟的人》里面常林自殺的方式也不寫。但是暴力在《生死疲勞》里面寫了五次還是六次，讓那個人一遍遍去死。莫言用缺位的方式告訴你，我不再糾結那個問題，我不再糾結暴力是怎么來傷害我的問題，其實是對大歷史觀的和解，那個和解還不是對民間歷史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