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枯燥乏味的，又是引人入勝的；是振聾發(fā)聵的，又是使人迷惑的。對歷史感興趣的人很多，但知道如何閱讀、學習的人較少；歷史影視劇、小說很普及，但研究專著作往往乏人問津。這樣一種悖論，一方面因歷史學科自身特點，另一方面也和歷史學者身居象牙塔、不常面對大眾（并不都是刻意而為）有關。由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歷史學分社計劃每年組織一屆鳴沙史學嘉年華，邀請相關歷史學者圍繞一定主題，用盡量平實的語言講述他們學術生涯的感受、經驗和收獲，并將歷史生動地表達出來。2020年9月11-25日第一屆鳴沙史學嘉年華主題為“歷史學家的取景框——數字·概念·生活”。
在過去的歷史學研究中，似乎很少提到歷史學的“研究方法”。歷史研究不就是讀文獻嗎？最近一些年，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的方法且成果頗豐，這樣一種轉向，是學科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自然轉向，還是受其他學科影響太深的結果？史學研究究竟該選擇什么樣的方法？即便是方法本身，也在不斷進步和改變。過去說計量，主要是數字的簡單計算。如今的計量，往往是在數學建模的基礎上進行。我們需要新的方法。但是，新的方法、新的視角和取得研究進步之間，并不能天然地畫上等號。有了方法，又怎么應用到新的歷史研究中去？最后，方法的轉向，在很大程度上帶來了研究領域的拓展和轉換，帶來了新的問題，但究竟哪些歷史題目值得做？
9月11日，社科文獻出版社歷史學分社聯(lián)合新京報·文化客廳推出鳴沙史學嘉年華線上活動第一場，邀請澳門大學杰出教授、歷史系主任王笛，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楊念群，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章清，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胡恒圍繞歷史研究的方法，探討歷史書寫的可能性。
“史無定法”就是方法
“實際在做具體課題研究時考慮的并不一定是新方法，而是用什么方法最有效?！蓖醯烟寡?，過去他喜歡實證研究，從不單純談方法或理論。他認為，方法只是一種手段，由研究對象決定，隨著課題的變化而變化。其在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新書《從計量、敘事到文本解讀》集結了11篇他認為在過去30年能夠在方法上代表自己各個不同階段進行實證研究的文章，也是對自己過去研究方法的一種反思。他舉例說，在做街頭文化、茶館和袍哥研究時常常面臨一個問題，當然這也是研究社會下層、邊緣群體的學者都會遇到的問題——資料非常少。還有，如何判斷現(xiàn)有資料的真實性？這時候，就需要對這些資料進行批判的使用，把它看成是一個文本，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去探索這些文本的來龍去脈。王笛強調，對資料的使用，哪怕是檔案資料也必須非常小心，并不是說檔案記錄的就一定是真實的。
王笛著《從計量、敘事到文本解讀》
另外，由于有關下層民眾的歷史記載非常少，就要想辦法拓展其他途徑，比如文學材料，但文學材料的使用也需謹慎。海登·懷特在《元史學》中指出，歷史的寫作和文學的寫作實際上是相通的，它們有類似的敘事結構、隱喻和修辭等。最近幾十年新文化史的發(fā)展，對文學材料的使用越來越多，這就不得不考慮在把它作為歷史資料使用時要采用什么方法。還有，圖像資料的使用也涉及方法問題。圖像資料也不一定是客觀的，可能鏡頭是客觀的，但實際操作鏡頭取景的人是主觀的，對于圖像資料也要批判使用。
關于資料的復雜性，王笛推薦閱讀美國學者塔拉·韋斯特弗（Tara Westover）的自傳《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作為一本非虛構作品，書中把各種說法全都呈現(xiàn)出來，讓讀者自己去判斷，因而不同的讀者對這本書有不同的讀法，這就是王笛所想要表達的，方法的選擇因人而異。
章清回憶說，很多前輩學者一直強調“史無定法”，這是我們應該樹立的一面旗幟，也是當下討論方法問題時不可回避的最基本的問題，史學研究的方法當然應該跟著問題走。他指出，中國書寫歷史的傳統(tǒng)非常悠久，但在方法上、理論上做出反省的確實不多。劉知幾的《史通》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還有乾嘉史學，這些都算是方法上的自覺。還有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對編纂學、文獻學、考據學等方法都有所涉及?？疾烊缃竦氖穼W方法問題，兩個比較好的切入點是梁啟超在20世紀初所倡導的新史學和法國年鑒學派，二者的共通之處在于其最基本的主張都是擴大歷史研究的范圍。梁啟超把“二十四史”斥為24姓之家譜，明確指出要書寫全面的、整體的歷史。章清認為，這也是一個困擾今天的歷史研究者的問題，擴大歷史研究的范圍，似乎所有過去發(fā)生的事情都應該是歷史研究者去處理的，如何實現(xiàn)這個目標？梁啟超等學者提出，史學要和其他學科結合起來，打通史學與社會科學并促成史學社會科學化。1958年布羅代爾發(fā)表長文《歷史與社會科學：長時段》，年鑒學派亦是做著同樣的努力，利用社會科學的方法或理論進行史學研究。
胡恒認為，對于方法的強調，認為史學方法的選擇對于史學研究的價值有相當關鍵的作用，也許本身就是不對的。當代社會科學對于概念、方法和理論的討論非常多，用不同的方法處理不同的問題也催生了各自學科領域的經典作品。從這個角度上講，所謂的“史無定法”也許就是史學最大的方法，與其不斷地去追逐一些新的方法，或許可以考慮在史學研究中哪些是通用性的方法，是從事史學研究所必須具備的。這類通用型的方法，特別是處理傳統(tǒng)史料基本功的訓練，在當下這個強調方法的時代，實際上反而是更重要。他舉例說，歷史地理學是一門強調實證傳統(tǒng)的學問，如譚其驤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就是用一種近似于乾嘉考據的方法做出來的。他回憶說：“回頭看自己大學期間所受到的歷史課程訓練，收獲最大的還是傳統(tǒng)的史學訓練，如歷史文獻學、歷史地理學、目錄學、版本?？边@些知識，打下了一個史學考據的基礎?！睙o論研究什么樣的問題，采用多么時髦的方法，史學研究處理的始終還是史料，對于歷史文獻學的訓練，仍然是應當非常強調的。
關于什么是歷史方法，楊念群指出，在中國古代不是沒有方法，只是沒有現(xiàn)代意義上的科學的方法，所以才有“史無定法”這個說法。按照現(xiàn)代科學的模式和社會科學的路徑去解釋歷史，方法就變得很重要，方法某種意義上變成了科學的代名詞。他認為，現(xiàn)在對歷史真和假的問題已經不需爭論了，歷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個主觀介入的過程，中國現(xiàn)在的歷史方法最大的問題是過度方法化。
“虛”還是“實”？歷史研究警惕過度方法化
楊念群認為，目前的歷史研究太注重“實”而不注重“虛”。中國古代的很多概念，比如“九州”“五服”“天下”，實際上都是虛的、想象出來的東西，包含著某種抽象的和形而上的意義，與歷史的實際過程有所區(qū)別，但它們支配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楊念群稱之為“主導性虛構”。這些虛構的東西很重要，對中國歷史的發(fā)展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但用西方的社會科學方法往往不能準確地把握。他認為，對于歷史研究更應該注重“虛”的內容，而目前的歷史研究太注重“實”而不注重“虛”。
他舉例說，從思想史到文化史再到社會史研究，反映了歷史研究從上往下，從思想的抽象變成文化意義上的形態(tài)研究的轉變。但實際上，很多的歷史問題是介于虛實之間，甚至是“虛”比“實”更重要。從這個角度講，楊念群認為梁啟超所提倡的“新史學”有點走過頭了。梁啟超提出“國民的歷史”，正統(tǒng)帝王歷史都是家譜，而歷史研究需要由帝王將相走向民眾。楊念群認為，過去把歷史單純理解為帝王將相的家譜是有局限的，但如果全部眼光向下，所有的政治史研究全部變成人民群眾歷史的研究，全部走向田野、走向民間，又是需要警惕的。這種對于歷史的整個支配力量的研究轉向，這里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帝王將相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可能并沒有研究得十分清楚。歷史研究還是要回到帝王將相的脈絡里去重新思考帝王和上層政治和制度的作用。
楊念群主張更加多元多樣的歷史研究方法?？梢允恰笆窡o定法”，但不要受現(xiàn)代社會科學方法某種流派的過度支配。他舉例說，“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概念引入中國基本是失敗的。在西方社會，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是跟上層社會二元對立的，但在中國不是。中國從來沒有一個上下對立的關系，在這樣的概念框架下是無法理解中國的。歷史研究需要虛實結合，才能完整理解上層政治。
王笛對此有不同的理解，他認為歷史研究的“虛”與“實”是要宏大敘事還是關注個體命運的矛盾，他認為，歷史要有細節(jié)，沒有細節(jié)就走入到“虛”的層面，容易陷入一種宏大的敘事而顯得不夠好看。當然，歷史研究并不是說要排除國家敘事，排除虛的東西，因為最后還是要回到一個大的判斷，但這種虛的東西一定是在對歷史細節(jié)認真研究的基礎上。王笛認為，過去的歷史研究就是虛的東西談得太多，而忽視了個體的人。他解釋說，盡管現(xiàn)在華南學派等研究視角向下，但他的基本判斷是還向下得不夠，也就是說歷史研究還是“虛”的談得多，他研究社會下層民眾以及邊緣人群，但從來不反對研究帝王將相，他始終認為歷史研究本來就是多角度、多層次，不能片面強調某一個方面。歷史必須是完整的，研究帝王將相，研究英雄人物與知識精英的也要關注一般民眾。對于歷史研究要回到帝王之學，他認為其實根本不用懷疑，歷史研究從來沒有出去過。從現(xiàn)在的中國古代歷史研究來看，研究帝王的比例其實相當高，所以說不存在“回到”的問題。另外，王笛同意楊念群之前提到的要重新強調政治史。不能說研究日常生活，研究大眾文化就偏離政治史。
章清補充道，對于方法的過度重視，是否可以找到一種史學研究能夠有通用性的方法，比如胡恒所提到的歷史文獻學的訓練，20世紀進入一個相對主義時代，研究方法更為多元，方法的選擇還是交由研究者，甚至是讀者權衡。
章清著《會通中西：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基調及其變奏》
數字時代的史學研究方法
數字時代如何探索新的史學方法，這是歷史學所面臨的新問題。胡恒認為，數字人文正在對當下的史學寫作產生一些潛在的影響。這種影響所波及的范圍可能比想象中的要更大。關于數字人文歷史的討論，也正在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史學熱點。胡恒指出，數字在今天這個時代變得越來越重要，對于歷史學也越來越重要，背后是有幾個大的生態(tài)的變化。
第一，是第四次技術革命的影響，它的一個核心就是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歷史學的發(fā)展與時代變遷緊密相連，不可能孤立于技術革命之外。歷史學現(xiàn)在不是要不要數字化的問題，而是怎樣數字化的問題，數字時代對史學的改變已經發(fā)生了。
第二，當下的學科發(fā)展正同時朝向兩個方向，一個是越來越專業(yè)化，每年都會有一些新的學科方向被提出，包括歷史學。另一方面，綜合化的趨勢也日益凸顯。今天的世界提出了很多依靠單一學科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必須要靠跨學科的合作研究才能實現(xiàn)。從這個角度講，歷史學一直在和別的科學進行交叉，吸取一些營養(yǎng)。而且，如果說以往歷史學對于社會科學的學習和借鑒較多，數字時代的歷史學可能正在與另一個學科發(fā)生更廣泛的聯(lián)系，那就是自然科學。在傳統(tǒng)的歷史學寫作中，對于自然科學成分的體現(xiàn)其實不是很多，但實際上歷史發(fā)生的舞臺是整個自然界，缺少了自然科學的背景，整個歷史學研究其實是不完整的。而數字時代帶來了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重新回歸的一個整體的契機，不再強調所謂方法學科之間的差別，更多地強調圍繞問題來組織學術隊伍，考慮合適的研究方法。
胡恒舉例說，他利用縉紳數據庫進行量化研究，結合歷史地理的學科方法處理清朝官員的歷史信息，發(fā)現(xiàn)對于其所受到的傳統(tǒng)史學方法訓練來說，有很大的幫助。首先就是能夠幫助考察研究對象的整體的面貌。結合清朝的檔案與實錄，有助于深化對于清朝官員體系運轉的認識與理解。另外，歷史學能夠與社會科學實現(xiàn)更好的結合與貫通。
最后，關于數字史學的發(fā)展，胡恒認為學界對于數字史學有很多誤解需要澄清。第一，數字史學并不會傷害人文學科獨特的人文性與魅力。數字史學研究成果會有很多的圖表、計算模型等，令人頭疼，實際上數學也是最具美感的學科之一，以往把科技和人文對立起來的思考方式是不對的。第二，數字史學對于史料的檢索并不會帶來遺漏問題，數字史學所包含的內容絕對不僅僅是在數據庫里的檢索結果，實際上它包含了更廣泛的內容。第三，數字史學研究使用了很多很炫目的方法，得出了與傳統(tǒng)史學可能近似的結論，這個并不是無用功。以往的人文研究實際上是學者的個人體驗式的，如果能夠用可驗證的方式去證明結論，哪怕這個結論是大家已經知曉的，在學術上仍然不能說是完全沒有價值的。第四，數字史學并沒有嘗試取代傳統(tǒng)史，數字人文只是提供了一個新的技藝，它不能解決一切的史學問題，它只能解決一部分，傳統(tǒng)的史學訓練在數字時代仍然是基礎而關鍵性的。
對于數字人文歷史，章清指出，研究成果如何驗證是學術發(fā)展中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對此，胡恒回應說，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對于數字方法已經形成了一些規(guī)范，只是在史學領域還沒有建立起來，他指出，解決這個問題可能需要幾個步驟。第一是要有開放共享的高質量數據庫，這是前提。第二就是在發(fā)表論文時，要提供處理數據的所有運算，這樣能夠提高整個數字人文研究的可驗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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