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叔巖年譜》，張斯琦著，中華書局2020年1月出版，512頁，98.00元
由《余叔巖年譜》思及一樁公案
近日，筆者讀到一本新書——《余叔巖年譜》，其書從晚清民國大量的舊報刊和老戲單中，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細致勾勒出一代名伶余叔巖的演劇生涯、藝術人生。平心而論，這種工作，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很難完成的，因為彼時，晚清以來的大量報刊文獻尚未電子化，而純人工的檢索，精力和效率都畢竟有限。朱經畬老先生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撰有《余叔巖藝事年譜》（后刊于《余叔巖研究》），雖簡略且有錯訛，但在當時亦屬難得。現(xiàn)在，《余叔巖年譜》的作者順應潮流，充分利用了近代以來的各種電子文獻；然而，光有“利器”而不諳熟皮黃，也是“空對寶山”，故更重要的是，作者沉潛其中，勤勉從事，遂后來居上，著成信而可征的年譜。
《戲劇旬刊》以上色之“余叔巖賞荷”為封面
《余叔巖年譜》的體例設計很用心，多數(shù)年份的正文之前都加按語，將余氏一年之重要經歷撮述，同時旁及劇壇大事。對部分事件的考異辨析，亦以按語形式出之，下筆審慎。年譜中頗多舊文征引，看似篇幅較長，實則引文多稀見或獨具史料價值之文獻，故引用非但不嫌其長，反而對譜主及梨園生態(tài)有烘云托月之效。年譜的另一個特別的優(yōu)長，是照片的選擇精當，影印清晰，令整本書收圖文并茂之效?？上У氖?，年譜沒有影印老戲單，令人頗覺遺憾。就目前已出版的數(shù)種名伶年譜論，這本無疑是品質較高的，亦可算作電子化時代的學術饋贈，值得向學術界、戲曲界和愛好者推薦。
余叔巖是與梅蘭芳、楊小樓并稱的京劇“三大賢”，他的影響力如此之大，而舞臺生涯卻在三人中最短促。在余的一生中，有幾件事，一直流傳眾口，屢被提及，如拜譚鑫培為師、“十八張半”老唱片、收孟小冬和李少春為徒等；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恐怕是1931年6月拒絕赴滬參加杜月笙家祠落成之盛大堂會。關于此事，眾說紛紜，由來已久，儼然成為一大公案。觀《余叔巖年譜》，只引了兩家說法，且未加裁斷。筆者思及此事重要，關涉譜主“出處大節(jié)”，不妨排比諸說，細加尋繹，以廓清迷霧，探查真相。
“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杜祠堂會
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有名句“富貴不歸故鄉(xiāng)，如衣繡夜行”，有誰知道？又有何快樂可言？大約杜月笙就是信奉此“名言”者，于是在發(fā)跡后，心心念念在浦東高橋家鄉(xiāng)修建水木清華的宏偉祠堂。章君榖著、陸京士校訂的《杜月笙傳》談到：“杜氏家祠竣工，舉行栗主奉安之禮，時在民國二十年六月十日，是為杜月笙一生之中，巔峰狀態(tài)時期的空前豪舉?！彼圆惶摚澎袈涑?，確為杜氏一生之高潮。
祠堂肇建，如果只舉行莊嚴典禮，顯然不夠吸引人，按照慣例，是一定要熱熱鬧鬧唱幾天戲的，何況杜月笙本人就是超級大戲迷。于是，名伶堂會就成為整個慶典的重中之重。九十年過去了，當日奉安典禮早已風流云散，而盛大堂會卻依舊膾炙人口、歷久如新。據(jù)錢華《杜祠堂會寫真》（《申報》1931年6月16日）報道：
杜月笙先生浦東高橋宗祠落成典禮，于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舉行盛大堂會三日。會集南北名伶，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及楊小樓、龔云甫、王又宸、馬連良、譚小培父子、王少樓、高慶奎、言菊朋等莫不參與，可謂滬上空前未有之會串。賓客日以數(shù)萬計，高橋道上，冠蓋如云。
三天堂會南北名伶薈萃，祠堂內外高搭兩個彩臺同時上演，萬人空巷來觀，真可謂“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為整個慶祝活動的最大看點。關于劇目，諸多書刊都有記載，不必再費篇幅。據(jù)《荀慧生日記》，杜祠堂會固然宏盛，但也實在混亂。因地點偏僻，交通極為不便，人潮洶涌而至，接待方面就顯得捉襟見肘，各種突發(fā)狀況不斷。連參加堂會的兩大頭號名伶都無專人迎迓，“國劇宗師”楊小樓竟從浦東碼頭步行至杜祠；梅蘭芳更離譜，“覓汽車不得，竟坐老漢所推之獨輪小車，俗稱老漢推車是也”，一時傳為笑談。而實際演出與原訂節(jié)目，亦有較多變化，這是僅看預告所不能知者。最后一天的壓軸戲《五花洞》，由“四大名旦”外加雪艷琴、高慶奎、金少山演出，竟然遲至第二天凌晨四點四十分才登場，五點二十分演畢。最后還有一出南方名伶周信芳等的送客戲《慶賞黃馬褂》，才算功德圓滿。如果從11日中午十二點開戲算起，直演到12日旭日東升，整整十六個小時（傍晚有休息），堪稱空前絕后之國劇盛宴！
杜祠堂會舉辦后之大合影
杜祠堂會固然萬頭攢動、舉市若狂，但還是留有遺憾。明眼人可以看出，重量級的名伶幾乎都到場，唯獨缺了當時的“須生王座”余叔巖。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最高規(guī)格的京劇堂會，梅、楊、余“三大賢”到齊，才算是“頂級標配”。正如翁思再《余叔巖傳》所言：“如今是三賢缺一，就像青銅大鼎只備兩只腳，何能支撐而鼎立？真是一件煞風景的事?！逼┯魃趺?。
如何看待今古紛紜、聚訟盈庭
關于杜祠堂會，過去喋喋不休地談其盛況空前的一面，對其政治宣示和實力隱喻的另一面，多少有些忽略。名伶堂會固然顯示了杜月笙的風雅品味和“與民同樂”的態(tài)度，但更是在向社會大眾彰顯其無與倫比的影響力和呼風喚雨的權勢。因此，說堂會是娛樂消遣，當然不錯；但深層次，更是一種娛樂政治，鞏固和強化了杜的上海灘頭等大亨形象、地位。余叔巖的缺席，為何社會影響那么大，也就可以思過半矣。
關于余的缺席，當時報刊就有報道，上?！独鎴@公報》第三百三十號（1931年6月12日）刊登簡短啟事：“杜祠會串原有近代須生泰斗余叔巖，因余有病，未克來滬，對杜公極表抱歉。并云將來如有機會，必特別效勞，意氣勤勤懇懇。往平代表返滬后向杜公言之如此。”
啟事雖短，卻說明坊間一定議論紛紛，甚至已流言滿天飛，于是才有必要在上海伶界聯(lián)合會的機關報上澄清一下，反倒有點“欲蓋彌彰”的意味了。當時的民間輿論究竟是怎樣的看法？能否找到這方面的材料？名記者、名報人徐鑄成的《杜月笙正傳》，談到了彼時的“輿情”：
我當時在漢口聽到的“輿論”，一致贊許余叔巖，認為他能“頂”住再三的邀請，堅決不南下，真是了不起的硬骨頭。
這或可代表社會輿論的一般看法，即民眾口碑。
日久遷延，余大賢未到滬捧場的消息，一是口耳相傳，二是不斷被寫入書刊，一提再提，遂釀成一大公案。棘手的是，這些說法，頗有差異，甚至彼此抵牾，令人無所適從。想要解決問題，撥開云霧，首先必須梳理史料，最好能竭澤而漁，并特別關注那些重要而具代表性的說法，然后按跡循蹤，鉤沉因果，論斷是非，最后下結論。
余叔巖《鎮(zhèn)潭州》劇照
筆者認為，關于此事，最值得重視的，自然是余、杜兩人自己的敘述，可惜目前找不到相關史料。在存世的多種記載里，與余熟識的友人和合作者的說法，可采信程度較高。因為他們接近余，很可能親自聽余本人談過此事。其次是參加了杜祠堂會的當事人的記述，再次是同時代人轉述當事人的話。等而下之者，是年代較晚的材料和傳聞，輾轉抄襲改篡，有時還添油加醋，越發(fā)沒有價值了。
張伯駒的詩文及反駁
余叔巖友人的說法，茲以影響最大的張伯駒為例。張氏《紅毹紀夢詩注》有詩云：“笑他勢力豈能移？直節(jié)干霄竹是師?？v使滬濱難再到，不來出演杜家祠?！痹娤伦⒃疲骸吧虾褪锥旁麦辖ㄖ异簦娉?，款待賀客，遍約京滬名演員演劇。京梅、楊以及各演員皆到，獨叔巖一再約不去。杜使人傳語曰：‘如不去，此生休想再到上海灘?！鍘r曰：‘寧此生不到上海，也不去杜家演戲?！俗阋娛鍘r之氣節(jié)。”
余叔巖與張伯駒合攝之《四郎探母》
張氏詩文，流傳甚廣，既不乏贊同者，亦有言為“肉麻”者。然則，張的說法，是否有溢美拔高的成分？反駁者何許人也？頗有意味的是，筆者找到了“杜家人”的辯駁。在杜月笙長子杜維藩寫的《我的父親杜月笙》里，專門談及此事。杜云：“另有件事，是我必須為先父澄清的。……（張伯駒的說法）這絕對是誤傳?！嗍鍘r辭謝邀約，事后即有此傳言，苦于無從辯解，也無法請余叔巖出面辟謠。多年以來，我對這件事，不無耿耿。”足見杜家人念茲在茲。杜維藩還進一步披露了從黃金榮的孫子那里聽來的“秘聞”。即：余之所以“不敢”去上海，緣于最后一次赴滬演出的失敗。那次是黃金榮的邀約，在共舞臺，但曲高和寡，賣座慘淡，余栽了跟頭，不等合同期滿，就鎩羽北歸了。但黃老板仍“大度”地支付了全部包銀，惟要求余承諾，如再到上海，務必“補足”這次所欠的日子。余一直忌憚對黃的宿諾。……
這番話，聽起來頭頭是道，又有黃家披露的秘辛，其實卻距史實甚遠，根本不值一駁。按，余叔巖一生三次到滬演劇。最后一次，是1923年10月下旬，應上海陶宅堂會，演了三場。之后，共舞臺的老板黃金榮“打秋風”，邀余登臺。這可省卻往返川資等許多花銷，差不多是無本買賣，也只有幫會大亨敢這樣“敲竹杠”吧？黃還“順道”邀了在滬的程艷秋與余合作。如此堅強陣容，何愁不上座？黃恨不得讓余、程多演些日子。但余僅唱了八天即北返，蓋不愿被大亨榨取太多“剩余價值”也。請看，連基本事實都南轅北轍，杜家人的辯駁就很“蒼白”了，難以取信于人。
有趣的是，“杜家人”出來說話，而“余家人”后來也有表態(tài)。余叔巖之女慧清《憶父親余叔巖》亦談到其父不赴滬：“這是由于他不拜客，以前來上海演出時已受夠惡勢力的苦頭，所以不想與他們有任何聯(lián)系。”因寫杜子之說，姑且先將余女之言附筆于此，后文再與他人之說合議。
除了杜家人，上海前輩劇評家張古愚也曾公開反駁張伯駒。古愚翁寫了《余叔巖未赴杜祠堂會原因另一說》，竟認為杜月笙壓根就沒邀請余，而余“寧可日后不去上海演出也不愿為大流氓效勞”云云，純屬張伯駒的臆說。古愚文的關鍵情節(jié)是：杜祠的這三天大堂會的總提調是金廷蓀，協(xié)助辦事的有洪雁賓、孫蘭亭。洪是杜家人，孫是金的干兒子。不邀余叔巖，是余叔巖的好友、上海名票羅亮生（陳彥衡弟子）提出的。羅亮生認為，杜祠內外的兩個戲臺都是臨時搭起的，臺上沒有攏音設備，場子大、四面空風（周圍皆為農田），余叔巖嗓音細小，在戲園里十排后就聽不清了，這種戲臺是根本沒法讓余叔巖登臺唱戲的。金廷蓀接受了羅亮生的建議，所以未邀余叔巖。
這“新說”石破天驚，乍看起來，也頗足令人相信。文章牽涉的關鍵人物，是早年滬上名票羅亮生，似乎張是聽羅親口說的。至此，可謂迷霧重重矣。關鍵還是當事人的敘述。好在筆者費了一番功夫，查到了羅亮生本人的說法，羅《五十年前京戲老生之回憶》云：
浦東高橋杜祠落成堂會（杜月笙，上海頭等白相人），所有在北京（包括上海）的名演員……都被邀來參加演出，獨有余叔巖不買杜月笙的帳，不管如何威迫利誘就是堅決不來，這一點是值得佩服的。
白紙黑字，張古愚的“沒邀余”的離奇說法已不攻自破。羅是上海灘很有權威的前輩名票，余叔巖有一次在上海碰到票房的麻煩，就是托羅幫忙解圍的。羅文值得重視，等于是“加持”了張伯駒的觀點。
余叔巖《洗浮山》劇照
試問，張伯駒的說法從何而來？張氏其人早已蓋棺論定，他雖有“張大怪”的外號，但身行方正、耿介直言，人品為人稱道，故其所談當不是空穴來風。合理推測，余叔巖于小范圍的朋友圈，在二三知己聚會聊天中，很可能會拿拒絕杜月笙做“談資”，而言下恐怕不無傲岸意。張伯駒的敘述，應得之于余府座中閑談。
杭、孫、何：另幾家需要介紹的說法
余叔巖合作者的說法，以“鼓佬”杭子和為例。1931年，余已輟演很久，杭為生計，早另“傍”他人了。關于杜祠堂會，杭晚年在《司鼓生涯》里大談特談：
可是不管怎么勸，余叔巖就愣沒去。按那時候凡是大堂會，如果沒有梅蘭芳、余叔巖和楊小樓三人參加，或是缺其中之一，就算不上講究，這堂會就不夠派頭，不算闊氣。而余叔巖就不去上海，杜月笙也奈何他不得。但是一個藝人脾氣耿直，敢于頂撞黃金榮、杜月笙，可是從此他不再去上海，雖說是賭氣，說實在的也是提防他們下毒手。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啊！做藝人吃戲飯真是提心吊膽！
其說法跟張伯駒、羅亮生差不多。按說，杭的年輩老，又是當事人，所談應有價值，但實際卻大打折扣。再引一段杭談老旦泰斗龔云甫的：
那時候龔云甫已經六十多歲了，正患重病，本不打算去上海，但是抗不過杜月笙派來邀角兒人的威脅逼迫，不為掙錢也為保性命，也只可抱病動身了。那時候我除了給余叔巖打鼓以外，還給陳德霖、王鳳卿、龔云甫打鼓，這三位都是被邀去上海參加堂會演出，我當然也隨同他們一起去上海了。那是六月間，天氣悶熱，加上路上勞累，龔云甫到了上海病更加重，已經沉沉臥床不起，但是杜月笙毫無人性，仍逼迫龔云甫唱《太君辭朝》……
后來的情節(jié)是龔在臺上摔倒，病上加病，送回北京沒幾天就“嗚呼哀哉”了?？上Ш嫉目谑龃嬖陬H多問題。杜祠堂會，王鳳卿沒去，陳德霖已死，而杭說跟他們一同去滬，豈非癡人說夢！至于龔云甫，是參加堂會后的第二年去世的，差不多相隔一整年，遠非回北京沒幾天就故去。
杭子和的口述那么多事實錯誤，恐怕不是偶然。張古愚甚至認為，杭是“故意造謠”。古愚的《余叔巖未赴杜祠堂會原因另一說》也爆了“猛料”：
余叔巖的鼓師杭子和聽說這次去上海參加杜祠堂會，酬勞相當可觀，為馬連良司鼓的喬玉林、為程硯秋司鼓的白登云，都滿載而歸。不邀余叔巖，杭子和也撈不到油水，因此對杜月笙懷恨，制造“龔云甫之死”的謠言。
由此言之，杭有沒有去上海參加堂會，都成問題！“親歷者”的回憶，卻存在那么多錯訛；可見歷史真相撲朔迷離，而欲探查，何其難哉！然而，說杭“故意造謠”，恐怕亦非事實。杭口述《司鼓生涯》是在1962、1963年，那時已七十五歲高齡，聽力又差。彼時老藝人回憶錄的“主旋律”，大率為揭露舊社會的黑暗，重筆寫藝人受壓迫的悲慘遭遇……或許有關方面有“引導”，而杭為了迎合，就信口開河了。
孫養(yǎng)農、孫曜東兄弟，出身名門，乃銀行家，都是余宅座上客，可以登堂入室。他們的說法，也值得重視。孫養(yǎng)農五十年代在香港寫了《談余叔巖》一書，其中談到：
那次余氏之不參加，實在是為了從前屢次發(fā)生不愉快的事情，另有苦衷。如若去了，再有人約唱營業(yè)戲，唱也不好，不唱也不好，所以再三考慮之下，就毅然決然地不參加，況且身體也實在是太壞，所以就向杜氏婉言推辭了。
孫的一番話，倒合情合理，不過也話里有話。余叔巖在上海，確實屢次碰到不愉快的事，亦與幫會有關。這恰好可與余女慧清的說法相印證。孫曜東晚年口述的《浮世萬象》則說：“余硬頂著不去唱，顯示了他不畏強暴的骨氣。同時還有一個內部原因，就是那時嗓子已經壞了，……萬一演砸了，這個名聲就不好收拾，所以硬著頭皮頂?！惫蕪婍椨岔斒且幻妫鴲巯в鹈橇硪幻?。關于因病不能參加，贊同者亦多，媒體人徐鑄成認為：
余叔巖高風亮節(jié)，自然極可欽敬，但他也有一個與梅、楊等不同的具體情況，他那時已得了肝腰重病，基本已不能公演了，“上海這個碼頭我不要了”，因此就更可以理直氣壯，無所恐懼。
既肯定了余的風骨，也指出他無欲者無畏，而無畏者則剛。
孫養(yǎng)農之《談余叔巖》書影
小生名票何時希撰《余叔巖與杜月笙的決裂》，標題用“決裂”，頗為惹眼。何文有“獨得之秘”，系當年與八十八歲的南方名丑劉斌昆交談，而知悉了一些重要信息。比如，杜派到北平的邀角人有名凈金少山，而金與余還是把兄弟，故金以為約妥余十拿九穩(wěn)。誰知金策略不對，惹惱秉性剛強的余，雙方話不投機，終于不歡而散。何文的結論是：“歸根結底是他（指余）有財、有病，可以不倚唱戲為生計，加以金少山又刺激了他，這是最洞徹的事實?！焙螢楸硎敬_鑿可信，還特別說明系當事人所談，且有多個信息源相互印證。
“杜先生的面子”
眾所周知，上海灘早年流行一句話——“杜先生的面子”，似乎沒有杜先生辦不到的事！從杜月笙一貫行事的風格來看，不干則已，若干的話，就一定要拔得頭籌。其實黃金榮、張嘯林等大亨何嘗未辦過堂會？然而，就是沒有杜月笙的聲勢浩大。
從杜祠堂會規(guī)?？?，杜月笙真是打算將北平名伶一網(wǎng)打盡的。筆者以為，杜就是要“處心積慮”地辦一場民國史上空前絕后的堂會。單缺某一名伶，不算什么；但余是須生首座，地位舉足輕重，影響了杜的面子，就成為美中不足。
杜祠堂會的大運作，杜不必親自出馬，當是成立“公關小組”，派專人到北平，接洽聯(lián)絡。負責邀角者，必定神通廣大。筆者很好奇，都有哪些人呢？據(jù)杜祠慶典《積善余慶》小冊子，總理慶典者為虞洽卿、王曉籟、黃金榮三人。另設有專門的劇務處，主任張嘯林、副主任朱聯(lián)馥，成員有周信芳、羅曲緣、趙如泉、孫蘭亭、常云恒、王元龍、孫克友、林樹勛、浦賢元、苗勝春、高慶奎、黃全生、裘劍飛。這其中，既有南方名伶，也有戲院老板，而北方僅一名老生高慶奎。大亨張嘯林應是演劇方面的最高負責人。那時，名凈金少山正依附于張，于邀角上必定大賣力氣。筆者疑心，在北平出力較多者，應是高慶奎和金少山。
行文至此，筆者浮想聯(lián)翩，是否可以“還原”一下邀角人與余交涉的場面？這當然不可能，但又不妨做一些揆情度理的推想。話說杜月笙的門徒，在金少山的帶領下，見到余叔巖。杜為示鄭重，極有可能事先起草了親筆書信（起碼是簽名信）。而上海來人必定先好言相勸，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余則以病婉拒。這是第一回合。
余、梅、金——一張“合成”的假照片
接著，上海來人喋喋不休，繼續(xù)糾纏，余無奈拿出醫(yī)院的“診斷書”（當時小報玩笑，余為謝絕演戲邀請，經常巧施“血盆計”，故意留病血示人），外加他近兩年未有任何公開演劇的客觀事實，來人必定無可奈何。這是第二回合。
一個關鍵而有趣的問題是，公關過程中是否有威逼利誘？筆者認為是肯定的，歷程必定曲折，且軟硬兼施。在這個過程中，勸誘者有唱紅臉的，有唱白臉的；當反復規(guī)勸不成，以幫會中人的一貫行事風格，甩幾句狠話，威脅一下，是題中應有之義。但余兩年未演的事實就擺在那里，一口咬定病莫能興，終究是沒有辦法的。如果余近幾月恰好演過，那就真無法推脫了。若上海來人“放硬話”，以余的強項個性，是要“回敬”的。杭子和就說：“余叔巖這人生來脾氣耿直，他有個外號叫‘兩條命’?！睕r且北平畢竟不是杜月笙的勢力范圍，邀角人再狠，也只能以“休想再到上海灘”為恫嚇。故前文引張伯駒之言合乎情理。兩方終于“談崩”，不歡而散。這是第三回合。
后續(xù)，杜月笙方面不排除還有伎倆花招，各方說客紛至沓來；但余抱定宗旨，就是不上“賊船”，其奈我何？筆者的老師吳小如先生曾分析：“稍事猶疑，即入彀中?！彪m說不是千鈞一發(fā)，但余叔巖確要頂住各方壓力。
其實，杜祠堂會邀角，猶如“田忌賽馬”，北平的角兒是分成上中下三等的，梅、楊、余三人，就屬上等，在必約之列，目標是“務必拿下”。還有的，或者如虎添翼，或屬錦上添花，或是可有可無，不可一概而論。再者，因酬勞豐厚，人又風光，很多名伶想方設法也要“擠”進去；但杜、張等大亨還不見得能看上呢！邀約的未必愿去，而想去的未必被邀，這就是“圍城”。需要說明的是，威脅余叔巖，未必是杜月笙的意思。但是接受邀角任務者，為完成使命，會不擇手段的。說幾句難聽話，又算什么？根本用不著杜月笙授意。邀余失敗后，派往北平的“戲公關”，向杜、張報告，大亨肯定不快；但天下事，難得十全十美。余的缺席，固然遺憾；假設邀一百人，如九十九位都給了面子，那也是天大的面子了。杜先生的公關和運作，總體已是嘆為觀止矣。
馬連良的難堪
上面的“情景演繹”真實否？或許有人認為，邀角從頭到尾和和氣氣，只怕沒有什么威逼利誘吧。筆者要說，社會很殘酷，不要太天真。何況是“水極深”的幫會和梨園打交道！“戲飯難吃”，自來如此。幫會人物與梨園關系密切，那些大亨對名伶表面上禮貌有加，但如果觸及他們的利益或忌諱，有時就是頭等大角兒，也絲毫不假顏色。
筆者姑且舉一個名伶馬連良的例子，也跟杜月笙有關。1947年9月，杜月笙六旬大壽舉辦堂會兼義演，前后十天，在牛莊路的中國大戲院，亦是名伶云集。雖不如1931年杜祠那次宏盛，但在時局不靖之情況下，亦極難得了。據(jù)《周信芳日記》，9月7日，大家一起商量后續(xù)數(shù)日之戲碼，9日的壓軸戲安排了《群英會·借東風·華容道》（大軸是梅蘭芳、小翠花《樊江關》），“派戲時，金廷蓀不滿馬連良只演《借東風》，不帶《群英會》諸葛亮，面辱之”。當著梅蘭芳、周信芳等名伶的面，杜月笙的心腹金廷蓀居然直接給馬難看，這有多么尷尬！金發(fā)脾氣后，“馬連良不自安，煩蘭亭、其俊，同到金家，愿一人演諸葛亮”。事后馬竟拉上孫蘭亭、汪其俊去金家賠禮，到底還是妥協(xié)了。按，《群英會》連演《借東風》，馬在自己的“扶風社”的通常演法是前魯肅、后孔明。《群英會》的主角是魯肅，孔明是二路活兒；《借東風》的主角才是孔明。這次名伶薈萃，《群·借·華》由馬連良、周信芳、林樹森、葉盛蘭、裘盛戎、李少春等合演，自然不能再讓馬前魯肅、后孔明，而是希望馬演孔明一人到底，由周信芳、譚富英雙演魯肅（后又改為周一人演），這么派，也是為了“拴”更多角兒，令戲更好看。客觀講，讓馬演《群英會》的孔明，是有點屈就的意思。但那是杜先生的大好日子，又有義演的由頭，馬擺譜計較，明智乎？
1947年9月中國大戲院杜壽義演剪報
這件事非常耐人尋味。那時余叔巖已亡故數(shù)年，馬連良差不多是須生第一了。此次堂會，跟梅蘭芳在大軸合演生旦對兒戲的，就是馬；名伶大合作的《四郎探母》，四個四郎，馬也是最后出場，可知地位重要。即便如此，幫會大佬對馬這樣的頭等大角，還是當眾給了難堪，足見厲害！由此反推一下，余叔巖私下里被威脅幾句“虎狼之言”，還有什么奇怪的呢？
“老病號”余叔巖
1931年6月的余叔巖，是否真的病體沉重，演不了戲呢？早在1930年4月，余接受《全民報》采訪時就表示：“現(xiàn)因病輟演，未登臺者年余，刻雖稍愈，但醫(yī)囑靜養(yǎng)，故未演唱也”。據(jù)《余叔巖年譜》，余1929年只參加了幾次義務戲的演出，最末次乃7月1、2日將軍唐生智之堂會。1930年則整年未出演。1931年年初到6月，也未有任何登臺消息。余叔巖的病是客觀存在的，他已整整兩年謝絕舞臺了。到1932年，余又接受記者采訪，仍自言苦于“便血癥”，儼然養(yǎng)疴已久之老病號矣。
余叔巖臨池
余叔巖確有久病苦衷，而且更有現(xiàn)實的困難。6月正是上海暑熱難耐之時，演劇又是在浦東高橋現(xiàn)搭的露天臺子，人山人海，這種陣仗，余必定視為畏途。后來的情況確實如此。據(jù)《申報》1931年6月16日報道：
劇場廣可容數(shù)千人，但觀者近萬，幾無插足地。加以天熱場低，四圍密不通風，觀眾揮扇觀劇，莫不汗流浹背。全場空氣，異?；鞚帷！叭藲獍谉峄蔽遄郑稳葑顬榍‘?。臺上由張嘯林、王曉籟兩君維持秩序，卒亦無法驅散臺上觀客。入晚客復陸續(xù)而來，跋涉十余里，畏難而退者日必數(shù)千人。貴賓席中占有位置者，雖極視聽之樂，但兀坐通宵，呼吸急促，頭痛欲裂，一身不能轉側，大有欲罷不得之勢，誠有說不出之痛苦也。
這種“白熱化”的場面，確實是不適宜一個大病之后、身體孱弱的人的。不妨做一假設，退一步，余如果只去上海拜壽，但不唱，成不成？答曰：不成。一但到了上海，進了杜月笙的地盤，屆時人情包圍，形勢逼人，唱不唱就由不得余叔巖了。上面談到的黃金榮“劫道邀演”，就是前車之鑒！
再者，余叔巖對上海有一種“心理陰影”。余之前的三次上海之行，都不甚愉快，個性剛強的他，不愿低眉順眼，而四處拜客、敷衍大亨，都令余不快。其實，1923年之后，余實際已放棄上海這個大碼頭。這么說，有根據(jù)么？試看梅蘭芳，跟上海多親近！
但是，余跟梅不一樣，梅的大紅，是靠了上海。第一次赴滬演劇的成功，標志著梅成為馳名全國的優(yōu)伶。再回到北京，梅的身價就扶搖直上了。上海是梅蘭芳的福地，也是發(fā)跡之地。梅靠上海賺錢出名；而余則不是，余還是主要以故都為根據(jù)地的。余的藝術，古雅精致；但體力不佳，音量也不甚大?？陀^講，余的演劇，比較適合千人以下的中小戲園子。再準確說，小范圍的堂會，廳堂藝術，余叔巖固優(yōu)為之；但像上海那種動輒兩三千人的新式大劇場，余演起來是相對吃力的。在北京，余一星期演一兩天即可，游刃有余；而京伶去一趟上海，都是連演四十天左右，要累脫層皮的。
余叔巖與梅蘭芳合奏
“意難平”：余叔巖的復出與意外
杜祠堂會是6月間的事，而到了9月的11日至13日，北平第一舞臺有三天盛大賑災義務戲，由頭為“十六省水災急賑”，最大看點是輟演了兩年多的余叔巖重登氍毹。11日和13日的大軸，都是梅蘭芳、余叔巖合作，分別是《游龍戲鳳》和《打漁殺家》。12日大軸為梅蘭芳、楊小樓之《霸王別姬》。梅、楊、余“三大賢”又一次齊集，極為轟動，頭級八座包廂的售價達到空前的一百二十元，前排散座竟也要十元。即便如此，加座后都一票難求，向隅者甚多。
余叔巖的復出消息傳到上海，想必杜月笙不高興。6月堅辭杜祠堂會，而9月就在北平出演，終歸有些“意難平”吧！說句誅心之論，不排除余有隱隱示威較勁之意。然而，筆者要披露一個特殊意外。根據(jù)當日《正氣報》的報道，余只演了11日的戲，而13日，余都到了后臺，調嗓卻突然一字不出，前后臺震驚，然無計可施，只得臨時“回戲”（按，當日報道說法不一，仍待詳考）。這個意外肯定也會傳到上海，杜月笙聞聽，當“意稍平”矣?？磥碛嗍鍘r確是帶病掙扎登臺，而非鬧意氣。6月不來上海，情有可原乎？
1931年9月11日第一舞臺盛大義務戲戲單
鉤玄決疑：紛歧之中有相通
筆者前引多種說法，其中張伯駒、孫養(yǎng)農、孫曜東、杭子和、羅亮生、張古愚、何時希、余慧清、杜維藩、徐鑄成的，較值得重視。十人中，張伯駒、孫養(yǎng)農、孫曜東是友人；杭子和是鼓佬；羅亮生既是朋友，也是當事人；張古愚是交游廣泛的劇評家；何時希則聽了當事人劉斌昆等的敘述；杜維藩、余慧清分別是杜、余兩家的子女，代表家人的態(tài)度；徐鑄成則是媒體人，記錄了民間傳聞。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閑譚脞說，就不再征引了。
綜合研判，杭子和的口述，錯謬叢出，已不值得采信；張古愚的新奇說法，恰可被羅亮生之說否定；“杜家人”杜維藩的解釋，基本史實都錯誤，有點“潑墨畫煤——越描越黑”的味道；余叔巖之女所談簡略，畢竟是揄揚自己的父親，需要與他人之說相印證。故真正有價值的，是張伯駒、孫養(yǎng)農、孫曜東、羅亮生、何時希五人的記述。諸家解說紛歧，但鉤玄提要，紛紜之中又有相通、相包之處。雖然各自強調某一方面，不過內在指向是趨同的，且不互相排斥?？傮w看，諸家所言都以風骨氣節(jié)為主，至少是贊同的。
余叔巖蕭宅堂會劇照
行文至此，筆者還要談一個人的說法，也是余叔巖的好友——薛觀瀾，他是薛福成之孫、袁世凱之婿，與余極熟稔。叔巖故后，薛撰長文《憶叔巖》，情辭懇切。薛雖未在文中正面談余不赴杜祠，但卻直言余對北洋軍閥的無奈和忿懣。當日北洋軍閥張宗昌、褚玉璞二帥，對余“寵任逾恒”，屢召堂會，或令清唱，賞賜極優(yōu)渥，然而“頤指氣使，殆視名伶如傅婢”，余叔巖時常“攢眉不快”“局促不安”，連楊小樓“亦深苦之”。薛本人即北洋中人，親眼目睹，所談最可信。薛文此處突然橫插一筆：“后之杜門輟演，起因實系于此。”這句話去皮見骨，實通人之論。余叔巖一輩子為古英雄傳神寫照，程嬰、伍子胥、諸葛亮、秦瓊、楊繼業(yè)、花云……而他本人卻不得不長期與軍閥、大亨相周旋，甚至違背心意，歌舞承歡。這種無奈，大約在重病后體會更深刻吧。
筆者忽憶及陳寅恪之詩“權門奔走喘吳?！保瑱嗲腋哪┮痪渥鳌白钍撬嚾瞬蛔杂伞?！久病的余叔巖，實在是厭倦了為達官顯貴唱堂會的歌場生涯，于人格不受尊重更是難以釋懷。余最拿手的《瓊林宴》里有句唱詞：“恨賊子把我的牙咬斷”，不知現(xiàn)實中的他，是否感同身受？總之，大病之后，余更多參悟人生，難免會產生“爺不伺候了”的復雜心態(tài)。他后來堂會的要價，甚至超過梅蘭芳、楊小樓，一是物以稀為貴，二亦有藉口天價作擋箭牌的良苦用意。要之，薛文所言可謂別有隱情，亦可作“氣節(jié)說”的旁證。
“我不可以！”
杜月笙確實有面子，而且是面子大如天；而余叔巖未給面子，就顯得那么鶴立雞群，遂被人當作話柄，呶呶拂耳。余叔巖固然久病、多金，但不可否認，他有“堅強個性”（劇評權威徐凌霄語）。嚴詞拒絕或反唇相譏，換成其他名伶，恐怕就很難說出口。1917年，余叔巖的師傅、“伶界大王”譚鑫培已是七十衰翁，為了歡迎桂系軍閥首領陸榮廷，拖病體也要掙扎著唱堂會。然而，在1931年，當如日中天的杜月笙發(fā)來邀請，幾乎北平全部名伶都異口同聲地表示“我可以”時，秉性倔強的余叔巖總算是說了一句與眾不同的“我不可以”！他雖然生了大病，久未出演；但明確的拒絕，拂“杜先生的面子”，甚至與“來使”針鋒相對、爭執(zhí)不下，無疑是需要一點骨氣的。
吳小如先生由衷地贊嘆：“于焉知叔巖砥柱中流之難能可貴也。此猶吳敬梓之不應博學鴻詞科，不得以其患病不入京便疑其不以操守為重也?！敝荚账寡?！拙文彌綸群言，銓解公案，以“理貴圓通”四字為要旨。最后可下斷語：杜祠堂會實為娛樂政治，而余叔巖確有骨氣，沒陪大亨玩這場熱鬧游戲！
余叔巖與弟子孟小冬、李少春
余叔巖此后人生的十余年，果真沒有再去上海。他晚年收了一個得意女弟子——孟小冬，而孟后來又嫁給了杜月笙。人生，就是有許多的因緣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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