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牛首山打獵》一文中還有個沒露面的重要人物，那就是阮大鋮。眾人第一天打完獵，然后“看劇于獻花巖，宿于祖堂”。祖堂是祖堂山，因有祖堂寺得名，而獻花巖則是祖堂山的一處名勝。阮大鋮在崇禎初年被列入閹黨，除名之后蟄伏于他的老家安徽懷寧，之后他為了避“寇亂”而遷至金陵，先是住在城內(nèi)被人謔稱“褲子襠”的庫司坊，但就在崇禎十一年七月，受不了吳應箕等一群復社后生的聲討，便狼狽潛至金陵城外，仗著他有的是錢，就住在了祖堂山獻花巖。所以在圍獵的那天晚上，一行公子王孫、才子佳人是先到獻花巖阮大鋮家看戲，然后到祖堂寺過夜。
現(xiàn)在要略做考查的是，張岱是什么時候認識的阮大鋮。是在牛首山打獵的當晚，還是更早一些。據(jù)現(xiàn)有的材料，張岱在此前就已經(jīng)專門到獻花巖拜訪過阮大鋮了。
上海古籍出版社《張岱詩文集》中有《阮圓海祖堂留宿》二首，其一：“牛首同天姥，生平夢寐深。山窮忽出寺，路斷復出林。得意難為畫，移情何必琴。高賢一榻在，雞黍故人心?！边@里主要是寫祖堂山，魂縈已久，今始得游，明顯這是第一次來祖堂。而“雞黍故人心”一句，可理解成在此之前就已和阮大鋮相識，但也可理解成“傾蓋如故”。我是傾向于后一種理解的。因為張岱前一次來南京是在崇禎二年，那時阮大鋮并不在南京。眼下在張岱詩文中都找不到崇禎二年至十一年之間張岱來過南京的線索，也找不到與阮大鋮交往的蹤跡。所以我認為，假設張岱在訪祖堂之前與阮大鋮有過會晤，也只能在十一年九月來南京之后。也就是說，距祖堂之會最多不過兩個月，那么也談不上是什么“故人情”。何況這時候阮大鋮剛被復社士子驅(qū)至祖堂山，驚魂未定，也沒臉為了見張岱而到城內(nèi)招搖的。
張岱到祖堂山訪阮大鋮，是他們的第一次見面，但他不是一個人來的，據(jù)夏咸淳先生的《張岱年譜簡編》，阮氏有《張宗子、呂吉士、姚簡叔、稽仲舉入山相訪》詩二首，可知后來參加牛首山打獵的呂吉士、姚簡叔也在其內(nèi)。所以此后的獻花巖觀劇，極有可能是這次見面所約定，而打獵時帶來顧眉等幾位女士，也不完全是助興，更有讓她們觀摩阮家班子的意思。這兩次來祖堂山的時間相隔不會很久，中間是不是還有過來往，則不得而知了。
弘光時期的阮大鋮如出柙之虎，為了報復東林和復社人士，心毒手辣，噬肉嚼骨，自不必說，最令人切齒的是，他為了復私仇，不惜把南明朝廷攪亂整垮。如果沒有阮大鋮，南明也難逃覆亡的命運，但有了阮大鋮，這覆亡無疑來得更快捷，更丑惡，更無恥。崇禎十一年的張岱當然不能預知阮大鋮會這樣窮兇極惡，但對他東林叛徒、閹黨余孽的身份，張岱為什么毫無顧忌，乃至在他焦頭爛額之際還要前往祖堂拜訪呢？這也許是讀者更關切的問題。
顯而易見的一個原因是張岱對阮大鋮文學才華的欽慕；兩個人在戲劇、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聲氣相投，應該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阮氏的戲劇創(chuàng)作，可以說在湯顯祖之后擅場一時。他一生創(chuàng)作十一部戲曲，就流傳至今的《燕子箋》等四種來說，其藝術特色確有不可抹殺之處，張岱在《阮圓海戲》一文中已經(jīng)給予了充分肯定。而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阮大鋮也是不同凡響，后世學者論及他的《詠懷堂詩集》，往往作為不能以人廢言的例證。至于其詩的價值，自后人觀之，正如錢鍾書先生所言：“聽其言則淡泊寧靜，得天機而造自然，觀其態(tài)則擠眉弄眼，齲齒折腰，通身不安詳自在。”但在當時來看，阮大鋮的田園詩大約只能讓人看到其淡泊寧靜的一面吧。所以從阮大鋮的唱和酬應之作中，我們不僅看到張岱的名字，還有見于《夢憶》的韓求仲、彭天錫、閔汶水，更有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大名鼎鼎的馮夢龍、被張岱稱為“年祖”的王思任、與張岱祖父的朋友陳繼儒齊名的董其昌，甚至還有史可法和文震孟。阮大鋮的才華對愛才惜才的人確實有很大的蒙蔽作用。
此外不可忽視的一個原因是，像阮大鋮這樣列名逆案末等的“閹黨”在當時的士大夫中，并不如我們想象的那么臭不可聞，特別是張岱，更不把它當成不可磨滅的污點。因為張岱認為崇禎皇帝所定的“逆案”打擊面過寬，對逆案中的一些情節(jié)較輕、為情勢所迫的人物理應從寬處理。
魏忠賢當權(quán)的那幾年，可以說是明王朝自朱棣在南京屠殺建文忠臣以后最黑暗的時期。張岱在《石匱書·逆黨列傳》的“總論”中有一段文字，非常明確地表明了他對崇禎帝所定逆案的看法，原文如下：
魏忠賢一手障天，以泰山壓卵之勢，逆之者輒糜。人當其時，一由正道，則死辱隨之，智士達人如欲茍全性命，雖剛介之性亦不得不出于委蛇，而況彼伊阿?者乎？時當丙寅，魏珰政盛，余猶記先帝在信邸時，亦稱頌上公，疏凡三上。倘以此疏置之逆案，則先帝亦應在“頌美”之列，而今乃洗垢索瘢，苛以論人，而恕以自責，則先帝亦不情甚矣。
在現(xiàn)實生活中，張岱主張“人無癖不可與交”，為自己家族高曾以下以至伯叔昆弟立傳，張岱并不避諱他們的個人癖性，至于對待古人，縱觀《石匱書》各傳，張岱的一個重要的取向就是取其大節(jié)而不苛求完美。每個人都有他的生物本能，在慘無人道的暴政之下，張岱尊重古人的生存欲望甚至包括維護個人合理利益的權(quán)利。所以一方面是對楊漣、左光斗剛正不屈的欽佩，一方面則是對委蛇周旋甚至茍全性命于亂世者的理解和寬恕。而崇禎帝則不是如此，他做著信王的時候，也曾三次上疏，大拍魏忠賢的馬屁，頌之為“上公”，可是對別人同樣的行為卻不能容忍，必欲置于逆案，這就是“苛以論人，恕以自責”，極端的不通人情，不明事理。（張岱寫《冰山記》，開始并未寫“囊收”一折，就是對崇禎此舉的不取。另節(jié)再談。）實際上，崇禎帝的這種既愚蠢無能又剛愎自用、唯我獨尊的性格貫穿于他此后十幾年的執(zhí)政生涯，是明朝滅亡的重要緣由之一。
張岱又說：“人至不幸，生而為此時之人！”此話慘痛之極，大約只有經(jīng)歷過十年浩劫的人才能體會。命運如大山壓頂，你無處可逃，只能在間隙中求生。魏忠賢這個暴得大位的巨奸，深恐別人瞧不起自己，估計四品以上的官員都要向他表忠心。而那些死黨親為表率，除了寫效忠信之外，還要為他建生祠。于是風行草上，普天下的官僚都要隨風而偃，其中有多少人明知此人不過是座冰山，但也不得不違心背德地跟著表態(tài)站隊。固然有的耍些小聰明，欺負魏公公沒文化，就在頌辭中用些類似藏頭詩之類的東西為自己留個后路，有的在上頌時故意耽誤些行程，以求錯過末班車，但如果把這些人稱為“智者”，不是也很可憐么。
所以張岱主張對逆案中人要區(qū)別對待，“不可概責其入黨，但當于入黨之中，取而分別其甚與不甚”。五虎五彪以及動搖中宮、傾心贊導者自應嚴懲不貸，而對頌美、建祠者要以厚道之心原其情，不可一概視為死黨。所以張岱對逆案中二百五十二人，僅取五分之一寫入《逆黨列傳》。
阮大鋮是被張岱寫入《逆黨列傳》中的，但那是在明亡之后，而在此之前，張岱肯定是情從末減的。阮大鋮在逆案中列入第六等，也就是最末一等，同樣列入此等的還有張岱的一個親人，《夢憶》中的那位南華老人，張岱的季祖即張岱祖父的唯一兄弟張汝懋。張岱對張汝懋陷入逆案肯定是抱有同情和惋惜的，這于張岱對逆案的看法和對阮大鋮的態(tài)度當然也有一定的影響。
還有一事，就是阮大鋮在他的戲中“多詆毀東林，辯宥魏黨”，需要做些說明。首先，從現(xiàn)存的《燕子箋》《春燈謎》等四種戲曲中，確實看不出“詆毀東林，辯宥魏黨”的痕跡。近代曲學大師吳梅先生在《雙金榜》跋中也說：
山陰張宗子云：“阮圓海大有才華，恨居心勿靜，其所編諸劇，罵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詆毀東林，辯宥魏黨，為士君子所唾棄?！比粍t園海諸作果各有所影射歟？今讀諸劇，惟《雙金榜》略見寄托，顧亦非詆毀東林也。
于是吳梅又引友人許守白之說如下：
按圓海曾列籍東林，為高攀龍弟子。后附魏黨，為劉蕺山（劉宗周）所劾。魏敗，坐逆案削職，此詞當是坐廢時作。記中皇甫敦又名黃輔登，攀附登龍，義取暗射，即指高攀龍。孝標隱劉字，即指蕺山。孝緒為阮，即以自指。以東洛喻東林，以東粵喻東廠。入粵后屢言番鬼，鬼者魏也。佽飛竊珠，亦窺竊神器之意?！锻⒂摗芬徽壑^己與蕺山同屬攀龍門下，不宜相煎太急。通番一案，即言逆案?？偛煌庾员頍o罪，乞憐清流之意。
此說雖然牽強，但總算一解，可是終歸沒有詆毀東林的意思。那么難道張宗子所說錯了么？卻也未必。因為阮大鋮所作戲曲十余部，現(xiàn)存的四部沒有詆毀東林，并不能代表其他幾部也沒有。而那幾部所以沒有傳世，除了藝術上的原因之外，或許也與“為士君子所唾棄”有關吧。
不管怎樣，張岱在崇禎十一年是沒有唾棄阮大鋮的。他在《阮圓海祖堂留宿》的第二首中談及阮大鋮為復社士子驅(qū)逐之事，道“無生釋子話，孰殺鄭人歌”，下有小注：“時圓海被言，故為解嘲?！卑讶畲箐叺谋缓辶R比做子產(chǎn)執(zhí)政之初不為鄭人所理解而被詛咒，未免唐突昔賢，但應酬的門面話也當不得真，說是略表同情之意則可也。同為逆案中人并也是戲曲行家的朱云崍，被張岱罵為“無知老賤”，相比之下，張岱對阮大鋮是很有情面的。所謂“恨居心勿靜”之“恨”，不是痛恨，而是惋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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