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唐宋帝國與運河》是著名經(jīng)濟史學家全漢昇的代表作，1944年首次出版，全面梳理大運河與唐宋帝國盛衰興亡的內(nèi)在聯(lián)系。近日，重慶出版社新版了這部被譽為中國經(jīng)濟史領(lǐng)域的“千古不刊之作”，在此摘錄其中一章。
全漢昇（1912年11月19日-2001年11月29日）
（唐）高宗以后政府因長安物資供給困難而常常遷往洛陽辦公的情形，自開元二十四年玄宗由洛陽西返后即告終止；此后他便長期住在長安，不再東幸。
開元二十四年后政府所以能夠長期駐在長安，主要由于關(guān)中的經(jīng)濟狀況發(fā)生激劇的變化，即關(guān)中的物資供給由過去窘困貧乏的狀態(tài)一變而為豐富寬裕，足以供應(yīng)中樞因經(jīng)費開支激增而起的對于大量物資的需要。[1]當日關(guān)中物資所以能由貧乏變?yōu)楦辉?，主要由于江淮與長安間物資運輸?shù)母纳啤τ谶@條路運輸?shù)母纳谱钣胸暙I的人，是在玄宗最后一次東幸前（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上臺作宰相的裴耀卿。
在最后一次東幸的前夕，玄宗對于過去二十余年在兩都間仆仆風塵的生活非常厭倦，希望此后關(guān)中能夠得到充分物資的供應(yīng)，以滿足中樞的大量的需要，因為這樣他便可以一勞永逸地住在長安，不必長途跋涉地跑那八百余里的路了。他回憶起三年前裴耀卿曾經(jīng)提出改善長安和江淮間運輸?shù)挠媱潱旖兴麃砩套h。在聽取他的建議之后，玄宗便把他由京兆尹擢升為宰相，兼江淮河南轉(zhuǎn)運都使，此后改善長安和江淮間運輸?shù)呢熑嗡炻湓谒纳砩稀?/p>
裴耀卿對于漕運最大的改革，是實行分段運輸?shù)霓k法（即轉(zhuǎn)般法）。上章曾說，自江淮裝載物資北運的船只，因所經(jīng)各河水流深淺的不同，沿途常常停滯，以致運輸量不能特別增加；復次，陜州洛陽間的水道，因有三門底柱等險灘而不便航運，以致須負擔昂貴的陸路運費。為著要增加運量，減輕運費，他“請于河口（即汴河從黃河分流的地方）置一倉，納江南租米，便令江南船回。其從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屬水險，即于河岸傍山車運十數(shù)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置倉，即般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溯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萬。”結(jié)果，政府在汴河與黃河的交叉點上置河陰縣（今河南河陰縣東）及河陰倉，在河清縣（河南孟縣西南五十里）置柏崖倉，在黃河北岸三門之東置集津倉，三門之西置三門倉（一作鹽倉）。河中既然有險灘，遂在三門北的山中開路十八里，用車載運，以免有覆舟之險。車運抵三門倉后，又用船運往太原倉，然后由河入渭，以實關(guān)中。
他這種分段運輸?shù)霓k法，和以前的長途運輸比較起來要好得多。因為船只既然只走一段較短的路線，便可不因等候前途之水的漲退而常常停滯，從而大大地節(jié)省了運輸?shù)臅r間；同時，船夫只航行于水性較為熟悉的河道中，也可不至于行駛太慢，或發(fā)生危險。例如過去“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如今規(guī)定江南租船在河陰倉卸下租米后，便可駛船南返，不必航行于水性不大熟悉的黃河中，自然可以免除許多流弊了。復次，貯存在河陰倉的米，等候河水深度合適時才用船裝載西運，令“曉習河水者遞送納于太原倉”，運輸?shù)男首匀豢梢栽黾恿?。此外，因為要避免上灘的危險，他在三門北的山中開路十八里，以便改用車來運送，自可較為安全。本來沿途都用船來運送的米，運到這里又要改走陸路，自然不免麻煩；但這段短距離的陸運，和從前陜州洛陽間三百里的陸運比較起來，也著實方便得多了。
除上述外，裴耀卿對于漕運物品的種類，也有一些改革。以前江南百姓派人把租米用船運往洛陽，須自己負擔運費。如今政府規(guī)定這些租船到達河陰，把租米卸下后，便可轉(zhuǎn)回南方去，不必像以前那樣另外轉(zhuǎn)雇河師水手來在黃河航運。這樣一來，由于河陰洛陽間運輸責任的免除，江南百姓自可省下一部分運費，船夫亦可較前空閑。對于這些剩余的運費與時間，裴耀卿曾設(shè)法加以利用。他把江淮百姓以地稅名義繳納來存貯于義倉的粟，[2]變造為米，以上述剩余的運費，令船夫運往河陰，然后轉(zhuǎn)運往長安。因為“江淮義倉多為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般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F(xiàn)在利用江南租船因免赴洛陽而剩下的時間和運費來運往河陰，以便轉(zhuǎn)運往關(guān)中來滿足那里對于大量糧食的需要，自可大大增加這些義倉粟的效用。
裴耀卿利用分段運輸辦法來轉(zhuǎn)運江淮租米和由義倉粟變造之米的結(jié)果，“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腳三（《舊唐書》卷四九《食貨志》作“四”）十萬貫”；無論關(guān)于運輸量的增加，或運費的減省，都有驚人的成績。[3]
由于裴耀卿的改革漕運，關(guān)中糧食的供給遂有大量的增加。正當這個時候，關(guān)中農(nóng)產(chǎn)的收成又非常之好。這樣一來，關(guān)中米糧的供給較前特別增加的結(jié)果，價格自要因供過于求而下跌。為著要免除谷賤傷農(nóng)的流弊，和增加公家倉廩的蓄積，政府遂于開元二十五年規(guī)定關(guān)中人民用米代替絹來繳納庸調(diào)資課，并在關(guān)中一帶增價收買糧食，名曰和糴。同時，關(guān)中既因糧食過剩而對于江淮租米的需要大減，政府又下令停運江淮租米，而改運布來作租繳納。關(guān)于關(guān)中百姓以米代絹來繳納庸調(diào)資課的辦法，《唐大詔令集》卷一一一《關(guān)內(nèi)庸調(diào)折變粟米敕》（開元二十五年二月）云：
敕：關(guān)輔庸調(diào)，所稅非少，既寡蠶桑，皆資菽粟，常賤糴貴買，損費逾深。又江淮等苦變造之勞，河路增轉(zhuǎn)運之弊，每計其運腳，數(shù)倍加錢。今歲屬和平，庶物穰賤，南畝有十千之獲，京師同水火之饒。均其余以減遠費，順其便使農(nóng)無傷。自今以后，關(guān)內(nèi)諸州庸調(diào)資課并宜準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南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guān)中調(diào)課。所司仍明為條件，稱朕意焉。[4]
復次，關(guān)于關(guān)中和糴及停運江淮租米的記載，《冊府元龜》卷五〇二云：
（開元）二十五年九月戊子，敕曰：“……今歲秋苗遠近豐熟，時谷既賤，則甚傷農(nóng)。事資均糴，以利百姓。宜令戶部郎中鄭昉，殿中侍御史鄭章，于京畿據(jù)時價外，每斗加三兩錢，和糴粟三四百萬石，所在貯掌。江淮漕運，固甚煩勞，務(wù)在安人，宜令休息。其江淮間今年所運租停。其關(guān)輔委度支郎中兼侍御史王翼準此和糴粟三四百萬石。應(yīng)所須船運等，即與所司審計料奏聞?！?/p>
又《通鑒》卷二一四云：
先是西北邊數(shù)十州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于關(guān)中。（開元二十五年七月）戊子，敕：以歲稔谷賤傷農(nóng)，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shù)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
按《通典》卷六云：
（開元）二十五年定令：“……其江南諸州租，并迴造納布?！?/p>
可見這年江淮百姓雖然停運租米，卻須改用布來繳納。
自裴耀卿后，還有好些人繼續(xù)努力來改善長安與江淮間的運輸，以便當日軍事政治重心能與經(jīng)濟重心密切連系起來。在上述裴耀卿改善漕運的設(shè)施中，他在三門北鑿山開路來通車運的辦法，最受人們的批評；因為由江淮北來的米，沿途都走水道，及運到這里，卻要棄水就陸，轉(zhuǎn)運者自然要感到麻煩。為著要彌補這個缺憾，到了開元末年，陜州刺史李齊物遂在三門鑿山開路，以供船只過灘時船夫拉纖之用。他這回鑿山的工程大約要比從前楊務(wù)廉做得好些，故船只上灘時失事較少，但事實上因為灘險水急，想要得到絕對滿意的成績是不可能的。
關(guān)于李齊物開辟輓路的記載，《唐會要》卷八七云：
（開元）二十九年，陜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辟三門巔，踰巖險之地，俾負索引艦，升于安流，自齊物始也。
又《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亦云：
二十九年，陜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為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急，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
復次，陜州洛陽間的陸運也有相當?shù)母母?。上章曾說，開元初李杰在陜洛間置八遞場，用牛車來運輸。其后，到了“天寶九年九月，河南尹裴迴以遞重恐傷牛，于是以遞場為交場，兩遞簡（間？）擇近水處為宿場，分官押之，兼防其盜竊”[5]。雖然因為此事記載過于簡單，我們不能明了其中的詳細情形，但我們卻可由此推知他改革的要點如下：為著要免除耕牛的損傷，他廢除八遞場的陸運，改在陜洛間黃河沿岸設(shè)立若干宿場，以便在各宿場間用水運來互相傳遞。
但自裴耀卿后對于漕運的改進貢獻最大的，我們要推韋堅。韋堅于天寶元年任陜州刺史，兼水陸運使。他根據(jù)隋代關(guān)中漕渠[6]的舊跡，于渭水之南開鑿一條與渭水平行的漕渠。這條漕渠西起禁苑（在長安宮城北）之西，引渭水的水東流，中間橫斷灞水和浐水（二水均南北流），東至華陰永豐倉附近與渭水匯合。渠成后，又在長安望春樓下鑿廣運潭，以通漕舟。這樣一來，在永豐倉和三門倉存貯的米，都可用船一直運往長安，不必再像以前那樣用牛駕車來運送了。關(guān)中運道既然大為改進，糧食的運輸量自然有激劇的增加，故在天寶三年，“歲漕山東（事實上以江淮為主）粟四百萬石”[7]。不特如此，韋堅又“請于江淮轉(zhuǎn)運租米，取州縣義倉粟，轉(zhuǎn)市輕貨，差富戶押船。若遲留損壞，皆征船戶”[8]。按江淮各地的義倉粟，自裴耀卿改革漕運時起，曾經(jīng)大量地變造為米，運往關(guān)中。如今韋堅更進一步地把江淮義倉粟轉(zhuǎn)買輕貨，令富戶負責北運，以增加關(guān)中的財富。因此，當日關(guān)中的富裕，不限于糧食方面，就是在其他各種物資的供給上也表現(xiàn)出來。
天寶年間關(guān)中物資供給既因漕運改進而非常富裕，韋堅便在廣運潭上開一個大規(guī)模的物產(chǎn)展覽會，以夸耀他的成績?！杜f唐書》卷一〇五《韋堅傳》云：
堅預(yù)于東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側(cè)。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即于栿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即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綾繡。會稽郡船，即銅器、羅、吳綾、絳紗。南?？ご?，即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椀。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虵膽、翡翠。船中皆有米，吳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綾。凡數(shù)十郡，駕船人皆大笠子、寬袖衫、芒屨，如吳楚之制。先是人間戲唱歌詞云：“……潭里船車鬧，揚州銅器多……”……及此潭成，陜縣尉崔成甫以堅為陜郡太守，鑿成新潭，又致?lián)P州銅器，翻出此詞，廣集兩縣官使婦人唱之……成甫又作歌詞十首……于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和者婦人一百人，皆鮮服靚妝，齊聲接影，鼓笛胡部以應(yīng)之。余船洽進，至樓下，連檣彌亙數(shù)里，觀者山積。京城百姓，人人多不識驛馬船檣竿，人人駭視。堅跪上諸郡輕貨……玄宗歡悅，下詔敕曰：“古之善為政者，貴于足食；欲求富國者，必先利人。朕關(guān)輔之間，尤資殷贍。比來轉(zhuǎn)輸，未免艱辛。故置此潭，以通漕運。萬代之利，一朝而成……賜名廣運潭?！盵9]
這里要注意的是：在廣運潭三兩百只漕舟上大量陳列的，都是江淮各地出產(chǎn)的物品，即韋堅以江淮義倉粟轉(zhuǎn)買后，令富戶負責運來的輕貨。由此可知，當日關(guān)中物資的供給所以特別豐富，實是長安與江淮間的運輸大為改善的結(jié)果。
由上所述，可知唐自開元二十二年以后，裴耀卿、韋堅及其他人等改革漕運的結(jié)果，關(guān)中物資的供給至為豐富寬裕。關(guān)中物資既然這樣富裕，玄宗在位的下半期便可長期在長安居住，不必復如上半期那樣仆仆風塵于兩都之間了。上面曾經(jīng)說過，裴耀卿及韋堅等對于漕運的改革，以改進洛陽長安間的交通為主。洛陽以西的交通改善以后，由江淮經(jīng)運河北上的物資，便不須像以前那樣先集中于洛陽，而可以一直運抵關(guān)中了。這在當日的經(jīng)濟地理上是一種很大的變動，因為運往關(guān)中的江淮物資既然不再像過去那樣以洛陽為轉(zhuǎn)運中心，洛陽的經(jīng)濟地位便不復如過去那樣重要而日漸低落，反之，關(guān)中的經(jīng)濟地位卻因江淮物資之能夠大量到達而逐漸提高。當日兩都的經(jīng)濟地位這樣的轉(zhuǎn)變，對于政府之長期的駐在長安，不遷洛陽，自然要發(fā)生決定性的作用；因為江淮物資既可大量運往關(guān)中，關(guān)中因政府經(jīng)費開支激增而起的對于巨額物質(zhì)的需要便可得到滿足，從而過去八十年來政府因關(guān)中物資供求失調(diào)而遷往洛陽辦公的客觀條件也就不復存在了。
現(xiàn)在讓我們作進一步的探討。在玄宗時代的下半期，政府之長期地駐在長安，實在表示軍事政治重心的關(guān)中，不必復像過去那樣以洛陽為媒介，便可與經(jīng)濟重心的江淮直接連系起來。這一種連系，由于裴耀卿及韋堅等對于江淮義倉粟的利用，有越來越密切的趨勢；因為裴耀卿把義倉粟變造為米，韋堅以義倉粟轉(zhuǎn)市輕貨來運往關(guān)中，都足以增厚關(guān)中的經(jīng)濟力量，無形中使江淮成為這個軍事政治重心的深厚穩(wěn)固的經(jīng)濟基礎(chǔ)。這樣一來，軍事政治重心與經(jīng)濟重心密切連系的結(jié)果，這個大一統(tǒng)的帝國便凝結(jié)為一個堅強牢固的整體，在當日的世界上發(fā)出它的雄壯的力量。因此，演進到了開元天寶間的大唐帝國，國勢登峰造極，武功輝煌彪炳，成為中國政治史上的黃金時代。
關(guān)于開元年間國勢昌隆的情況，《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云：
史臣曰：……我開元之有天下也……貞觀之風，一朝復振。于斯時也，烽燧不驚，華戎同軌。西蕃君長，越繩橋而競款玉關(guān)。北狄酋渠，捐毳幕而爭趨雁塞。象郡炎州之玩，雞林鳀海之珍，莫不結(jié)轍于象胥，駢羅于典屬，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芍^冠帶百蠻，車書萬里……于時垂髫之倪，皆知禮讓；戴白之老，不識兵戈。虜不敢乘月犯邊，士不敢彎弓報怨?？翟罩灒缬诎死€。所謂世而后仁，見于開元者矣。
其后到了天寶年間，由于李林甫楊國忠等的專政弄權(quán)，國勢漸漸走向下坡路，但初時仍能戰(zhàn)敗強悍的吐蕃和其他勁敵，[10]當日的外患絕不像安史亂后那樣嚴重；而高仙芝更是老遠的大破勃律（在今印度北部），擒其國王，及遠征石國（在今中亞細亞蘇聯(lián)境內(nèi)之Tashkend）。[11]故就大體而論，開元天寶間實是貞觀以后唐代國勢極盛的時代。
當日大唐帝國所以能夠有這樣偉大的成就，固然有種種原因，但上述軍事政治重心與經(jīng)濟重心的密切連系，仍不失為其中一個極重要的因素。關(guān)于此點，我們只要略知當日帝國拓展的經(jīng)濟基礎(chǔ)，自可明了。
開元二十年后，玄宗因為財殷力盛，故大事武功：
玄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又安，財殷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后，邀功之將，務(wù)恢封略，以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剪除蠻吐蕃（《通典》卷一四八）。
玄宗大規(guī)模地開拓疆土的結(jié)果，軍費的開支激增：
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同書卷一二）。
開元初，每歲邊費約用錢二百萬貫。開元末，已至一千萬貫。天寶末，更加四五百萬矣（同書卷一四八）。
至于軍費開支的地域分配，則約如下述：
自開元中及于天寶，開拓邊境，多立功勛，每歲軍用，日增其費：糴米粟則三百六十萬匹段（朔方河西各八十萬，隴右百萬，伊西北庭八萬，安西十二萬，河東節(jié)度及群牧使各四十萬）；給衣則五百三十萬（朔方百二十萬，隴右百五十萬，河西百萬，伊西北庭四十萬，安西三十萬，河東節(jié)度四十萬，群牧五十萬）；別支計則二百一十萬（河東五十萬，幽州劍南各八十萬）；饋軍食則百九十萬石（河東五十萬，幽州劍南各七十萬）。大凡一千二百六（按應(yīng)作九字）十萬。而賜賚之費，此不與焉（同書卷六）。
由此可知，當日政府因為要在西北作積極的拓展，和防御外患的威脅，故支出的軍費以用在西北者為多。在這些地方因和糴軍糧，發(fā)給軍衣及其他軍事用途而支付的將近一千萬匹段的布帛，就地理上說，大多數(shù)都要經(jīng)過關(guān)中才能運往。當日關(guān)中所以有這許多布帛的蓄積，固然由于全國各地因庸調(diào)等賦稅而征收的布帛之輸送，但江淮布帛之大量北運實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因為在由江淮北運的布帛中，除來自庸調(diào)者外，還包括因停運租米而改納的租布，和韋堅以義倉粟轉(zhuǎn)市后令富戶負責運送的輕貨。[12]而且我們又可以實物為證。斯坦因發(fā)掘新疆吐魯番哈喇和卓（Kara-Khōja）附近阿斯塔納（Astana）的墳?zāi)顾玫某鐾廖锲分?，有兩端浙江婺州的稅布，其年代略較開元為早。茲抄錄其上所書文字如下：
婺州信安縣顯德鄉(xiāng)梅山里祝伯亮租布一端，光宅元年十一月日。
婺州蘭溪縣瑞山鄉(xiāng)從善里姚群（？）庸調(diào)布一端，神龍二年八月日。[13]
按光宅（684―685年）是中宗被廢后武后臨朝稱制時的年號，神龍是中宗復位時的年號，都略較開元早些。根據(jù)這兩端稅布的出土，我們可以推知，開元天寶間一定有許多江淮稅布經(jīng)關(guān)中運往西北應(yīng)用；因為在開元天寶以前，江淮稅布既然已經(jīng)運往，那末，到了開元天寶間，由于漕運的大為改善，這些稅布自然更有大量運往的可能了。
當日江淮稅布不獨運往西北，在河北方面，因為要防御奚契丹及其他外族的入侵，也大量地運往，以備北軍的費用。顏真卿《顏魯公文集》附錄因亮《顏魯公行狀》云：
時（天寶末至德初安祿山反時）清河郡寄客李華為郡人來乞師于公……曰：“國家舊制，江淮郡租布，貯于清河，以備北軍費用，為日久矣。相傳之天下北庫。今所貯者有江東布三百余萬匹……”
又《新唐書》卷一五三《顏真卿傳》云：
（李）萼（按《行狀》作華）曰：“……清河……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
這些存貯于河北清河的江淮租布，雖然不必經(jīng)關(guān)中轉(zhuǎn)運而來，卻須由運河運往。故開元天寶間的運河，實已盡了它的連系軍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經(jīng)濟重心的南方的作用。
綜括上文，我們可知開元天寶間的運河對于大唐帝國所盡的任務(wù)，比過去更為重大。自唐初以來，運河雖然能把江淮物資運往北方去，但因洛陽、長安間的交通非常困難，這些北運物資多半集中于洛陽，不能大量的運抵關(guān)中。洛陽既因運河的連絡(luò)而接近江淮，成為北運物資的集散中心，經(jīng)濟地位日形重要。反之，長安既因洛陽以西運輸?shù)睦щy而不能得到多量物資的供應(yīng)，經(jīng)濟地位卻漸漸削弱。兩都的經(jīng)濟地位的差異，決定了政府把洛陽建為東都，以便常常遷往辦公的政策。故唐自高宗以后的八十年內(nèi)，上自皇帝下至各級公務(wù)員都常常來往于兩都之間。及開元二十四年以后，由于裴耀卿韋堅等對于漕運的改革，洛陽以西的交通大為改進，由江淮經(jīng)運河北上的物資便可不在洛陽停留，一直運往關(guān)中去。這樣一來，由于兩都的經(jīng)濟地位的轉(zhuǎn)變，此后政府便可長期駐在長安，不再遷往洛陽了。這時運河雖然仍如過去那樣運輸江淮的物資，但由于分段運輸法的實行，江淮義倉粟的利用，運輸?shù)臄?shù)量卻遠較過去為多。運河運輸量的特別增加，表示軍事政治重心的北方與經(jīng)濟重心的南方連系的密切。由于這種密切的連系，大唐帝國便成為一個真正統(tǒng)一的整體，力量雄厚無比。故它在當日世界上所表現(xiàn)的卓絕的武功，鼎盛的勢運，得到很多詩人的謳歌，史家的頌美。
注釋
1.《通鑒》卷二一四開元二十五年七月條云：“自是關(guān)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p>
2.《通典》卷一二云：“貞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今請……為立義倉。年谷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兇年。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據(jù)地取稅……”又《冊府元龜》卷四九〇載開元十三年正月詔云：“元率地稅，以置義倉，本防險年，賑給百姓?！?/p>
3.以上論述的根據(jù)，除特別標注者外，以《通典》卷一〇為主，并參考《舊唐書》卷四九《食貨志》，卷九八《裴耀卿傳》，《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卷一二七《裴耀卿傳》，《唐會要》卷八七，《冊府元龜》卷四九八，《全唐文》卷二九七裴耀卿《請置武牢洛口等倉疏》，《京師饑請廣漕運疏》，郭湜《高力士外傳》，及俞大綱先生《讀高力士外傳釋變造和糴之法》（本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
4.《唐會要》卷八三同；《通典》卷六，《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亦節(jié)取此文。
5.《通典》卷一〇。《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作：“河南尹裴迴以八遞傷牛，乃為交場，兩遞濱水處為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在洛陽縣南）東山抵天津橋（洛陽縣西南二十里）為石堰以遏水。”
6.《隋書》卷二四《食貨志》：“其后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開皇）四年詔曰……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閡。計其途路，數(shù)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泛舟之役，人亦勞止……故東發(fā)潼關(guān)，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于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guān)三百余里，名曰廣通渠。轉(zhuǎn)運通利，關(guān)內(nèi)賴之?！保ā端鍟肪硭牧短K孝慈傳》，《通典》卷一〇略同）可是廣通渠的轉(zhuǎn)運之利并不長久，它在唐初已不便航運，故永豐倉的米須用牛車運往長安。
7.《舊唐書》卷一〇五《韋堅傳》，卷四八《食貨志》，《新唐書》卷一三四《韋堅傳》，卷五三《食貨志》，《通典》卷一〇，《冊府元龜》卷四九八。
8.《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
9.參考《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卷一三四《韋堅傳》。
10.《舊唐書》卷九《玄宗紀》，卷一〇四《哥舒翰傳》，《新唐書》卷五《玄宗紀》，卷一三五《哥舒翰傳》。
11.《舊唐書》卷一〇四《高仙芝傳》。
12.由上引《舊唐書·韋堅傳》看，可知“輕貨”所包括的物品種類雖然不少，事實上以布帛為主。
13.Sir Aurel Stein，Innermost Asia，p.1004.原物照片見本書P1．CXXVII。
《唐宋帝國與運河》，全漢昇/著，重慶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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