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詩品釋》到《文論講疏》

作為現(xiàn)代學科意義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雖然與傳統(tǒng)詩文評前后承續(xù)，且彼此之間不無交叉重迭，但在考較范圍、評騭標準、體系建構(gòu)等諸多層面都亟待有所調(diào)整乃至突破。其間除了參酌借鑒源自近代西方的學術(shù)理念和研究方法，并適時予以轉(zhuǎn)化和吸納之外，全面系統(tǒng)地搜集整理歷代文學批評資料以便采摭研討，毋庸贅言更是題中應有之義。朱光潛在《中國文學之未開辟的領土》（載1926年《東方雜志》第二十三卷第十一號）中就特別指出：“大部分批評學說，七零八亂的散見群籍。我們第一步工作應該是把諸家批評學說從書牘、札記、詩話及其他著作中摘出——如《論語》中孔子論詩、《荀子·賦篇》、《禮記·樂記》、子夏《詩序》之類——搜集起來成一種批評論文叢著。于是再研究各時代各作者對于文學見解之重要傾向如何，其影響創(chuàng)作如何，成一種中國文學批評史?！惫B虞在嘗試編撰《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商務印書館，1934年）的過程中，對這項工作的艱辛繁難有更為切身的體驗：“費了好幾年的時間，從事于材料的搜集和整理，而所獲僅此?！保ㄒ娫摃蹲孕颉罚┥院笾熳郧逶凇对u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載1934年《清華學報》第九卷第四期）中對其事倍功半的緣由做過分析：“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起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煙海的書籍里披沙揀金去?！倍谥肿对娧灾颈妗罚ㄩ_明書店，1947年）時，朱自清對此又有進一步的設想：“現(xiàn)在我們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試寫中國文學批評史，但更愿意有許多人分頭來搜集資料，尋出各個批評的意念如何發(fā)生，如何演變——尋出它們的史跡。這個得認真的仔細的考辨，一個字不放松，像漢學家考辨經(jīng)史子書?！保ㄒ娫摃缎颉罚┻@些學者不約而同都意識到基本史料的廣泛積累和細致考索，對這門新興學科的長遠發(fā)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

隨著學術(shù)界逐漸達成普遍的共識，相關文獻的排比搜討也在有條不紊地陸續(xù)展開。就其撰述體式而言則極為豐富多樣，有些是針對專書的箋注詮評，如范文瀾《文心雕龍講疏》（新懋印書局，1925年）、陳延杰《詩品注》（開明書店，1927年）、靳德峻《人間詞話箋證》（文化學社，1928年）等；有些是圍繞專題的鉤稽考校，如唐圭璋《詞話叢編》（1934年鉛印本）、郭紹虞《宋詩話輯佚》（哈佛燕京學社，1937年）、任中敏《新曲苑》（中華書局，1940年）等；有些是取資群籍的整合匯編，如唐文治《古人論文大義》（上海工業(yè)專門學校，1920年）、胡云翼《歷代文評選》（中華書局，1940年）、程會昌《文論要詮》（開明書店，1948年）等。這些工作盡管尚屬篳路藍縷而榛莽初辟，可經(jīng)過大批學者旁搜遠紹、取精用弘的檢討梳理，毫無疑問為后續(xù)研究奠定了相當堅實的基礎。而在整理研討的過程中，有些學者并不滿足于淺嘗輒止，更努力由偏精專攻轉(zhuǎn)向兼綜會通，呈現(xiàn)出高遠開闊的氣象。早年精心結(jié)撰過《詩品釋》，其后又修訂增益為《文論講疏》的許文雨，就是其中極富代表性的一位。

許文雨《文論講疏》

許文雨，又作許文玉，原名許孝軒，字維周，浙江奉化人。早年追隨南社詩人洪允祥學詩，1925年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求學，受業(yè)于黃節(jié)、劉毓盤、劉半農(nóng)等知名學者。畢業(yè)后留校，擔任預科國文講師。在此期間，受同事鄭奠的啟發(fā)勉勵，他嘗試編撰《詩品釋》（北京大學出版部，1929年）作為授課講義。在此之前，黃侃已經(jīng)率先在北大開設過有關鍾嶸《詩品》的專題課程，并為此撰著《詩品箋》（載1919年《尚志》第二卷第九期，整理本已收入拙編《鐘嶸詩品講義四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以便課徒授業(yè)。許文雨此舉顯然延續(xù)著這一學術(shù)傳統(tǒng)。盡管早在1919年黃侃便因為人事糾紛離開北大，許文雨并未能親承音旨，但在編制講義時仍然屢屢引述過不少他的獨到見解。如《詩品·中品》“魏侍中應璩”條中有一段評論“至于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由于應氏詩作存世無多，難以取資比勘，以致此前陳延杰的《詩品注》（開明書店，1927年）就將這段評語誤斷作“至于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許釋則稱：“聞黃季剛先生有云：‘應之“濟濟今日所”是其詩佚句，刻有訛字。’今案：黃之意是，而說稍非?！疂鷿袢账?，恐系應詩首句，亦如嵇康《答二郭》開句‘天下悠悠者’之比。黃氏豈疑‘所’字有訛？查漢京固用之甚多，不容再疑。如《散樂徘歌辭》‘呼徘噏所’、《鄭白渠歌》‘田于何所’，用法與應此句正同?！奔葏⒖键S侃的意見重新予以句讀，又搜集漢魏詩歌中的相似用例來否定其“訛字”之說。另如《詩品·下品》“齊鮑令暉、齊韓蘭英詩”條稱鮑氏“擬古尤勝，唯百愿淫矣”，其中“百愿”一語頗為費解，歷來論者均不詳所指。許釋則稱：“聞黃季剛先生有云：‘鮑之“百愿”系一詩題，其詩大意近淫，故云淫矣。’謹案：‘百愿’如系詩題，則承上句言之，定是擬古之作，亦猶宋顏竣《淫思古意》之比耳?！币罁?jù)黃侃的推斷又再作發(fā)揮，雖未成定讞而足備一說。許文雨所稱引的這些內(nèi)容，均未見于黃侃正式發(fā)表過的著述，想必是他在北大求學、授課期間因勢乘便，多方訪求得來，雖吉光片羽而彌足珍視。而他在表彰前賢時也能自出裁斷，多有獻替補苴，足見其對中古詩學文獻的詳悉精熟。

1925年《國立北京大學同學錄》

1930年《國立北京大學職員錄》

陳延杰《詩品注》

《詩品釋》后另有附錄兩篇，也頗值得注意。附錄一為《古詩書目提要——藏書自記》（原載1929年《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九卷第一〇六期），針對丁福保在編纂《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醫(yī)學書局，1916年）時所自稱的“余書室中，漢魏六朝人詩略備矣”（見該書《緒言》），許文雨逐一覆核其開具的書目清單，認為“別集之類，大略稱是；總集則殊多失收，不足以副其言”，于是將自己“所藏為丁氏所未及者，錄諸下方，并為提要以記之”，共計著錄二十二種漢魏六朝詩歌總集。其中如許學夷《詩源辯體》、王夫之《古詩評選》、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等，都是他在撰著《詩品釋》時極為倚重的資料淵藪，所以不妨將此視作他在研治《詩品》時的主要參考文獻。附錄二為《評陳延杰〈詩品注〉》（原載1927年《中外評論》第十一期），共分十類，詳細舉證，批評先前出版的陳延杰《詩品注》中存在大量舛誤疏漏，強調(diào)“其原文之彰明較著者，固不能熟視無睹；又遺著盡可考證者，亦不應不求甚解”，更進而批評陳氏欲繼踵效法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其亦不思之甚”，實昧于古人著述之體例。這兩篇附錄與正文相得益彰，可知許文雨在研究時既注重積累蒐討大量基本文獻，又密切關注學界最新研究動向，由此遂能厚積薄發(fā)而取長補短。

許文玉《詩品釋》

《詩品釋》甫一問世，便得到不少贊譽推許。有書評稱其“后來居上”，“其所疏釋，時能曲喻旁通”（齊《〈詩品釋〉》，載1930年8月4日《大公報》）；更有論者將其與陳延杰《詩品注》、古直《鍾記室詩品箋》等同類著作較短絜長，認為“采選前人評語，參以個人意見，闡發(fā)《詩品》旨義，吻合鍾氏之處，較諸古、陳兩氏，實為獨多”（鳴盛《〈詩品釋〉》，載1929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三卷第五號）。一鳴驚人的許文雨并未就此故步自封，依然埋首專注于此。為回應陳延杰的《評〈詩品注〉后語》（載1930年《中外評論》第十六期），他先是撰寫了《閱〈評《詩品注》后語〉后答陳延杰君》（載1930年《中外評論》第二十七期），逐條批駁陳氏的“種種猜想武斷”。此后他又一鼓作氣發(fā)表了《〈詩品〉例略》《評古直〈鍾記室詩品箋〉》《〈詩品平議〉后語》（以上三篇均載國立暨南大學出版委員會編《文史叢刊》1933年第一期），對《詩品》的撰著體例以及今人的研究得失都有細致翔實的考索論列，足征其真積力久而術(shù)有專攻。

在隨后數(shù)年中，許文雨教學相長，精益求精，對《詩品釋》做了大量修訂增補，僅就文本校勘一項而言，就新增明鈔本和清人鄭文焯校本作為參校本，使全稿面貌煥然一新。同時他又在此基礎上增加篇幅，擴充內(nèi)容，最終撰成《文論講疏》（正中書局，1937年）。全書選錄了王充《論衡·藝增》、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李充《翰林論》、摯虞《文章流別論》、蕭統(tǒng)《文選序》、劉勰《文心雕龍》（《體性》《麗辭》兩篇）、鐘嶸《詩品》、白居易《與元微之論作文大旨書》（即《與元九書》節(jié)選）、姚鼐《古文辭類篹序》、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王國維《人間詞話》和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元劇之文章》等，合計十三種文學批評專論或?qū)Ｖ?，選材范圍自漢魏六朝起直至近代。卷首另冠有長篇《導言》，藉以統(tǒng)攝全書，共分魏晉南北朝、唐宋、明清三期，撮要概述了歷代文學批評的源流嬗變，與正文各篇所作箋注詮解相輔相成。

許文雨《人間詞話講疏》

許文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肇始于《詩品》，所以在確定《文論講疏》的選目時，其衡量標準也主要依據(jù)鍾嶸所標舉的“自然英旨”。正如他在該書《例略》中開宗明義所說的那樣，“本編收載中國歷代各體文論，頗以表彰自然英旨之作為主，藉覘純粹文學之真詣”；《導言》部分也卒章顯志，坦言“總攬各期，獨表自然英旨，則著以梁劉勰、鍾嶸，唐司空圖，宋嚴羽，明唐順之，清末陳廷焯、王國維為遙承不絕之說”。可知其研究興趣盡管已經(jīng)從針對專書的箋注詮評，逐漸拓展轉(zhuǎn)向取資群籍的整合匯編，卻仍以《詩品》的衡斷標準作為立論根柢來貫穿始終。不過仔細覆按各篇選文，如白居易在《與元微之論作文大旨書》中倡言“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姚鼐在《古文辭類篹序》中縷述“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其闡說主旨顯然都并不拘囿于此。而許文雨在箋注詮解之際，有時會沿波討源，見微知著，如在《論衡·藝增》部分雖然批評王充“殆未喻夸飾有助于美文之義”，可隨即就指出“歷數(shù)吾國文家，辟專篇，集例證，以論文中增飾之事者，實自充始”，歷代論者如劉勰、劉知幾、汪中、劉師培、孫德謙等，“雖見地有異，而并為其嗣響無疑”；有時能借題發(fā)揮，觸類旁通，如在《文心雕龍·麗辭》部分肯定“彥和此篇，題雖宗駢，而亦兼斥駢文之弊，終主之以駢散兼用之說”，然后旁征博引，臚列明清以來“各家主駢、主散及主駢散兼用之說”，“蓋廣彥和之意而暢述之”；有時則前后勾連，彼此印證，如在《宋元戲曲考·元劇之文章》部分認為王國維對元雜劇的評鑒，“實遠宗劉彥和‘狀溢目前為秀’之論”，“亦有取于鍾仲偉‘勝語多非補假’之說”。因而綜觀全書選篇及所作箋解，大體仍能呈現(xiàn)歷代文學觀念的遞嬗衍變以及各類文體批評的因緣脈絡，足以引導初學者略窺中國文學批評的基本面貌。

許文雨在《評古直〈鐘記室詩品箋〉》（收入《文論講疏》）中曾直言不諱地批評對方雖然竭力仿效唐人李善《文選注》的成規(guī)，可在研究視角和考察方法上仍然多存痼弊，“蓋凡一切批評書之注釋，自以妙解情理、心識文體為尚。宜堅援批評之準繩，而細考作品之優(yōu)劣，此其事之不能踵李《注》而為者至為明灼。況《詩品》要旨，端在討論藝術(shù)之變遷，與夫?qū)徝乐檬В灿猩岽瞬粓D，而第征引典籍，斤斤于文字訓詁間，以為已盡厥職乎？”盡管目的在于指摘古直研究中的疏漏缺陷，但從中也不難推知《文論講疏》的重心所在。許文雨所作的箋釋評析，并不拘泥于征引故實和訓解文辭，而更注重玩索文術(shù)以闡發(fā)義理。最能呈現(xiàn)許、古兩人研究旨趣歧異的，莫過于圍繞“陶詩品第”的爭論。古直在《陶靖節(jié)詩箋》（上海聚珍仿宋印書局，1926年）和《鍾記室詩品箋》（上海聚珍仿宋印書局，1928年）中，一再根據(jù)《太平御覽》中所開列的《詩品》上品詩人名單，斷言今本《詩品》已遭后世篡改，現(xiàn)居中品的陶淵明“本在上品”，在當時得到不少學者的隨聲附和。與他交誼深厚的方孝岳在《中國文學批評》（世界書局，1934年）中就大肆宣揚其說，稱“《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六引鍾嶸《詩評》（《隋書·經(jīng)籍志》亦作詩評），原將陶潛放在上品。安知我們現(xiàn)在的傳本，不是后人的竄亂呢？”（見該書卷中第十八章《單刀直入開唐宋以后論詩的風氣的〈詩品〉》）雖然也有一些學者嘗試從版本校勘或時代風尚等角度提出質(zhì)疑或徑予辯駁，但都未具備充分確鑿的證據(jù)令人心悅誠服。許文雨則率先轉(zhuǎn)從《詩品》的撰述體例著眼，強調(diào)鍾嶸既然判定陶詩源出于位列中品的應璩，“同派必表源流，即非同卷，亦絕無源下流上之例。此應璩、陶潛以簡樸同其體系者，雖曰青出，終當共廁一卷也”，“本品所次，歷受人議，實則記室絕無源下流上之例，故應、陶終同卷也”，認為古氏所言有悖于鍾嶸在推源溯流時所遵循的體例，陶淵明位居中品并無疑義可供翻案。嗣后錢鍾書在《談藝錄》（開明書店，1948年）中就充分發(fā)揮這一見解，指出鍾嶸在考較詩人源流時雖多有附會牽合，“然自具義法，條貫不紊”，“使如箋者所說，淵明原列上品，則淵明詩源出于應璩，璩在中品，璩詩源出于魏文，魏文亦只中品”，“恐記室未必肯自壞其例耳”（見該書“《詩品》之品第陶詩”條），最終論定古直的大膽推斷不足為訓。而傅庚生在《中國文學欣賞舉隅》（開明書店，1943年）中也大段征引過《評古直〈鍾記室詩品箋〉》中的那段議論，對其主張多有共鳴并深表嘆服，“愚以為品鑒藝文之士，當依此為圭臬矣，不徒治《詩品》然也”（見該書《書旨與序目》）。足見許文雨在探尋文論義理時所做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已經(jīng)突破了傳統(tǒng)注疏之學的局限，具有轉(zhuǎn)換研究范式、確立學術(shù)典范的意味。

在抉剔闡發(fā)古人批評意旨的過程中，許文雨還會不時參酌西方文學觀念予以比照印證。如《導言》部分總結(jié)清人葉燮的詩學宗旨，在于“發(fā)揮幽渺其理，想象其事，惝恍其情，而總持以氣，隨其自然所至以為法”，進而指出“其以理、事二者與情同律乎詩，頗合于西人所舉文學原理以思想、情感、想象之為駢科”；在箋注陸機《文賦》中“收視反聽，耽思傍訓。精騖八極，心游萬仞”數(shù)語時，則根據(jù)英國批評家溫切斯特（C.T. Winchester）所著《文學評論之原理》（景昌極、錢堃新譯述，梅光迪校訂，商務印書館，1923年），轉(zhuǎn)述了另一位英國藝術(shù)評論家魯士鏗（John Ruskin）圍繞想象活動的一段描述，認為其中所述“冥索平生之見聞，躑躅胸臆間，迷悶恍惚，若無所屆”云云，“均可視為陸賦‘精騖’、‘心游’之確詁”；在剖析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述“造境”一語的意蘊時，又再次引錄溫切斯特《文學評論之原理》所說的“創(chuàng)造之想象者，本經(jīng)驗中之分子，為自然之選擇而組合之，使成新構(gòu)之謂也”，以資參照比較。這些融通古今中西的嘗試既便于啟發(fā)讀者參悟領會，也同樣呈現(xiàn)出與傳統(tǒng)研究方式迥然異趣的特點。

對近人研究中的新材料和新成果，許文雨也博觀約取，時常摘引以供讀者借鑒。姑略舉其較著者，如王充《論衡·藝增》部分參考孫人和《論衡舉正》，曹丕《典論·論文》部分征引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陸機《文賦》部分酌取鄭奠《文賦義證》，摯虞《文章流別論》部分引錄劉師培《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蕭統(tǒng)《文選序》部分參酌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劉勰《文心雕龍》部分引證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鐘嶸《詩品》部分考校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姚鼐《古文辭類篹序》部分比勘王葆心《古文辭通義》，王國維《人間詞話》部分檢核靳德峻《人間詞話箋證》，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元劇之文章》部分參照青木正兒《中國近代戲曲史》（據(jù)鄭震節(jié)譯本）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其中如鄭奠的《文賦義證》還是未刊稿本，想來是憑借同事之誼才得以借觀抄撮。而在征引備考之際，他還時常重予覆核考訂，并未亦步亦趨地承襲前人成說。如《人間詞話》部分就明確交待，“上卷曩曾單行，有靳德峻注本，于本篇所引詩詞，均錄其全首，頗便讀者。本書不更標靳曰出某原作云者，以其引文頗有訛誤，故不敢憚煩，重檢原書迻錄之”。靳德峻的《人間詞話箋證》（文化學社，1928年）雖然將書中所涉及的作品“均錄其全首以便參閱”（見該書《凡例》），但對所據(jù)版本毫無交待，似乎也不甚講究。許文雨采摭取資的文獻則都盡可能改換成王國維親手輯校的《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或是諸如朱孝臧《彊村叢書》這樣?？痹攤渚珜彽脑~籍，在征引時都有具體說明。故讀者手此一編，還能按圖索驥，舉一反三，做更深入的探究。

由于選材豐富、注釋詳備、闡發(fā)精當，《文論講疏》頗受學界同仁的稱賞推重。柳詒徵在序言里表彰許文雨“咀味乎句讀，沈潛乎誼詁，大之矚而不遺其細，本之探而不忽其末，何其耆好之獨異于等夷也”，盛贊他能由章句詁訓入手，沉潛往復而從容含玩，細大不捐而本末兼顧，遂能超邁浮泛蹈空的儕輩俗流。胡倫清的序言則提醒讀者注意，“名曰‘講疏’，蓋此為教授生徒而作，故詮釋詳盡，俾易領悟。其中《詩品》與《人間詞話》，元元本本，注尤精審，并世同作，殆罕其匹也”，撰著此書原為應對課堂講授之需，故尤能設身處地，體貼入微，務求翔實明了，力避含混敷衍。許文雨憑借其卓異的敏悟銳識，確實令古人議論中諸多蘊藉未發(fā)的精義要旨得以厘然畢陳。

《文論講疏》正式出版后，不時得到學界的征引和研討。除了屢有重印，以滿足讀者的迫切需求外，其中《人間詞話》部分還被單獨抽出，以《人間詞話講疏》的名義另行付梓（正中書局，1937年）；甚至相隔數(shù)十年，《詩品》和《人間詞話》這兩部分還被合訂為一冊，以《鐘嶸詩品講疏  人間詞話講疏》的名義影印行世（成都古籍書店，1983年）。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3年）在回顧今人《詩品》研究著述時稱，“就疏釋言，以許文雨《鍾嶸詩品講疏》最詳”（見該書《小序》）；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中華書局，2015年）則大力表彰許氏的疏解，“比單純的個案研究，更顯出一種深邃的理論眼光”（見該書第三編第六章《許文雨〈人間詞話講疏〉論》），可見時至今日，《文論講疏》仍有不容輕忽的重要價值。

相較其著作的廣泛流播盛行，許文雨的個人生活則屢遭顛沛困厄。在撰著《文論講疏》時，他已經(jīng)離開北大，“七八年來，旅食無恒”（《文論講疏·例略》），先后在暨南大學、浙江省立杭州高級中學任教?？箲?zhàn)爆發(fā)前后，他退居鄉(xiāng)里，長期擔任奉化縣立中正圖書館館長一職。盡管時局動蕩不定，他依然潛心治學，毫無懈怠?？箲?zhàn)勝利后，他在與陳中凡通信時曾縱論并世學人，批評孫楷第“讀書太少”，指斥錢穆“以偏概全”，稱自己“讀書山上，□（幾？）逾十年，涵詠舊說，較量新詣，雅不欲類時賢之氣矜一得也”，還提到業(yè)已陸續(xù)撰成《楚辭集解》、《漢魏六朝詩集解》、《唐詩集解》等多部著作，“此外收輯注資，自周秦諸子，下逮甲骨文字之新說，兼綜廣粹，神竭一編”（轉(zhuǎn)引自姚柯夫編著《陳中凡年譜》一九四七年條，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原施標點略有改動。又，譜文中孫楷第之名原以“孫○○”代之，考信中提到孫氏撰有《九歌考》，當指孫楷第《九歌為漢歌辭考》一文，載1946年12月4日《大公報·文史周刊》第八期。而許氏則撰有《讀孫楷第〈九歌為漢歌辭考〉》與之商榷，載1947年9月5日《大公報·文史周刊》第三十七期，與信中所述恰可印證），大有目無余子、躊躇滿志的氣魄。信中還言及“擬俟天涼出游”，并相約“譚詩講藝，散吐微襟”?？上Р痪弥髸r移勢易，令他始料未及而頗有些進退失據(jù)。

由于文獻有闕，現(xiàn)在只能借助許文雨的多年好友夏承燾在《天風閣學詞日記》（收入《夏承燾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中的零星記錄，來大致勾勒出他此后逐漸陷入絕境的過程。根據(jù)夏承燾的記錄，1950年2月15日，“晨許文雨來，謂新自奉化到此，家中繳去農(nóng)業(yè)稅萬余斤后無以為生，須外出謀事，予邀請其來予家過年”。此前一年，奉化縣立中正圖書館已經(jīng)被軍管會接管，隨即改為奉化縣圖書館（參見鄧大鵬主編《寧波圖書館志》，寧波出版社，1997年）。許文雨恐怕早就賦閑在家，重負之下，不得不另謀生計。至2月24日，夏氏又提到“文雨以不得職事，甚皇皇。予勸其應東北政府教育文化人員之試，惟聞東北近欠薪數(shù)月，生計亦困難”。許氏對此確實顧慮重重，最終并未成行。隨后因為夏承燾的舉薦，許文雨在之江大學任教過一段時間。夏氏在1952年1月7日的日記中還曾提到，“接許文雨函，屬問之江下期講課”，顯然是準備續(xù)約授課。孰料不久后突生變故，夏氏在2月18日的日記中說，“午后許文雨來，云明日首途往福建師范學院任教，貸與路費二十萬”。之江大學是知名的基督教大學，此時當然已難以為繼，正等著被解散拆分，許文雨也不得不另做打算。而倉促間他竟然尚需籌措路費，境況之窘迫拮據(jù)不言而喻。數(shù)年后經(jīng)歷高等院校大調(diào)整，許文雨又轉(zhuǎn)至山東大學任教。夏氏在1955年3月25日說，“得許文雨山東大學復，寄來論李白一文”；同年10月29日又記，“發(fā)許文雨山東大學函，托買青島大學所印全唐詩文作者引得全編”，可見短短數(shù)年間雖南北遷轉(zhuǎn)而棲遑未定，許文雨與夏承燾仍時有書信往還，商討學問，依然保持著書生本色。

對夏承燾日記中的一些細節(jié)略作推究玩味，也讓人頗多感喟。如1950年2月17日，夏氏提到“午后過許文雨談奉化為人，謂見其以朱筆點讀王陽明、曾國藩全集，皆數(shù)十本，從頭至尾閱兩三年方畢”。在奉化縣立中正圖書館任職期間，許文雨大概因職務關系或桑梓情誼而與蔣介石略有過從，但時過境遷再和朋友談論起昔日見聞，毫無疑問是有些觸犯忌諱的，更何況此刻自己還處在前途未卜的待業(yè)狀態(tài)。另如1951年12月30日，夏氏稱“晨許文雨與倫清來。文雨謂沈尹默斥胡適文，多不中情理”。遭其詬病的當是12月2日在上海召開的“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上，沈尹默所作的發(fā)言《胡適這個人》，對胡適在北大的經(jīng)歷多有攻擊。待人一貫溫柔敦厚的胡適獲悉后曾勃然大怒，痛斥“沈尹默的一篇則是全篇扯謊！這人是一個小人，但這樣下流的扯謊倒罕見的！”（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52年1月5日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在舉國上下正掀起批判胡適的高潮之際，許文雨竟然又不識時務地站在胡適那一邊。

其實稍稍翻看一下許文雨后來發(fā)表的若干論文，如《詩人白居易的偉大成就》（載《山東大學學報》1954年第4期）、《晚唐詩的主流》（載《文史哲》1954年第9期）、《從歷史的真實和藝術(shù)的真實的區(qū)別來看過去研究〈紅樓夢〉路線的錯誤》（載《文史哲》1955年第1期）、《詩人李白的偉大成就》（載《文史哲》1955年第3期）等等，已經(jīng)頗有幾分捐棄故技、迎合世風的意味。然而在易代之初，他顯然仍積習未改，時常流露出不合時宜的書生意氣。此后盡管難免與世浮沉，但往昔的張揚率性若尚未消磨殆盡，或許偶爾也免不了故態(tài)復萌。而未能謹言慎行以明哲保身的固執(zhí)迂闊，終究還是給他帶來了無妄之災。夏承燾在1956年11月16日的日記中提到，“晨許文雨來，新自奉化出獄，仍返山東大學，肅反時以嫌疑被逮，三四日前案始得白，以判決書見示”。盡管他僥幸逃過這一劫，但不難想見，有過這番經(jīng)歷之后，必定后患無窮?？上某袪c日記至此之后再也沒有提到他的下落，兩人恐怕就此失去聯(lián)絡。

許文雨《從歷史的真實和藝術(shù)的真實的區(qū)別來看過去研究〈紅樓夢〉路線的錯誤》

現(xiàn)在僅知許文雨并沒有如愿返回山東大學，而是幾經(jīng)輾轉(zhuǎn)去了鄭州師范學院，該校后又并入鄭州大學。數(shù)年前我因為準備整理校訂《文論講疏》，曾委托同門趙俊玲教授至鄭州大學檔案館查訪許文雨的情況，結(jié)果卻一無所獲。幸承鄭州大學中文系俞紹初教授賜告，謂許文雨在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后不久即去世。至于是否與其所背負的“歷史問題”有關，已經(jīng)不得而知了。今人論及許文雨，均不詳其生卒年月。頃檢1925年《國立北京大學同學錄》，在“本科各系一年級正科生”中列有“許文玉”的姓名，并記錄當時年屆二十四歲，據(jù)此可以推知其生年應在1902年，最后辭世時尚不及耳順。生平著述雖多，然而正式付梓行世的除《詩品釋》和《文論講疏》外，似僅有《唐詩綜論》（北京大學出版部，1929年）、《唐詩集解》（正中書局，1949年）等寥寥數(shù)種，令人嘆惋莫名。

（許文雨《文論講疏》整理校訂本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