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者總是錯的”：報刊、殖民主義與“中國問題”

1903年7月，清政府駐日公使蔡鈞卸任回國后即籌劃在上海公共租界內(nèi)創(chuàng)辦一份與租界官方英文報紙《北華捷報》（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針鋒相對的中英雙語報紙《南方報》（South China Daily Journal，也稱Nanfangpao），并在其文言文版的《本報自敘》中宣稱其目的是“以地望言，記其實也”。對于長期以北方城市（如明清的北京）為政治中心、面南而治天下的帝制中國，和19世紀末20世紀初力圖將這一悠久歷史地理話語傳統(tǒng)轉(zhuǎn)化為“領土主權”（territorial sovereignty）獨立完整的民族國家敘事的中國政治與文化精英來說，上海和整個長江流域都是其想象和構建的一統(tǒng)輿圖里的南方，而對于由南面海上而來，最初以廣州為通商據(jù)點的西方（尤其是英國）殖民者而言，上海則是北中國及其擴張和殖民全中國的新?lián)c。蔡鈞尤其重視《南方報》的英文版，將其視為向外人宣傳“中國人”看待“中國問題”立場的喉舌，進而影響列強的對華政策。

為此，蔡鈞特地邀請了畢業(yè)于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當時正在上海圣約翰大學教書的顏惠慶（1877-1950）和畢業(yè)于耶魯大學、入民國后任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的唐國安（1858-1913）為英文版主編?！拔覀儸F(xiàn)在意識到，在每一次的國際紛爭中，無論是在中國的還是在他們母國的西人社會都只聽到問題的一面之詞——他們自己的那一面。中國在輿論面前從來沒有辯解過?！薄赌戏綀蟆吩谄?905年8月23日首版的英文發(fā)刊辭《聽取另一方之詞》（Audi Alteram Partem）中寫道：

法國人言，缺席者總是錯的（Les absens ont toujours tort）；這樣一來，中國作為缺席者就一直被判為錯誤的一方。的確現(xiàn)在有超過一百種中文報紙，包括雜志，但是又有多少外國人會去看呢？再重申一遍，我們承認有一兩份英文報紙確實公平，常常會不吝發(fā)表一些表達中國人觀點的讀者來信，但是不論一個西方人認為他是多么的不偏不倚，他仍受制于他不能從一個純粹的中國視角看待問題，以致不能公正地、合情合理地呈現(xiàn)事實。當一個在中國住了22年、寫了本《中國人的性格》的作者[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都不得不承認他仍不夠資格寫這么一個關于中國人的題目，我們就能理解一個真心實意、堅持不懈地試圖為中國人主持公道的外國英文編輯的處境有多艱難…中國與西方的外交往來長期以來因為中國受到很多令人不快的不公正對待而黯淡無光，但是我們堅信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這只是因為公正良善的西方人沒有獲得關于中國的準確的信息。我們的目的是要作為一個詮釋者，把中國人在復雜的國際事件中的感受、他們的欲望、和他們的想法告訴全世界。我們希望通過促使西方國家從中國的視角研究他們的政策和措施，讓他們理解這個龐大帝國的人們顯著的神秘性格…就像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 1944-1912]在他的《真實的中國問題》一書中所說的，“我們不是要為中國抱不平，而是呼吁公平競爭。”

曾出任過上海道臺的蔡鈞，任內(nèi)（1897-1899）處理過法租界因征地筑路鎮(zhèn)壓四明公所抗議一案?！赌戏綀蟆穭?chuàng)刊號的《上海道臺稟江督稿》一文中提到的“德領[德為門 Bertie Twyman]要求筑路與公堂巡邏擅收轎捐起押女犯等事”自然受到蔡鈞的關注，成了當時他眼中“真實的中國問題”。他關注的這些問題在民族主義風起云涌的上海華人社會里很有代表性——盡管不同的政治、社會、商業(yè)勢力的民族主義立場和對救亡圖存路徑的定義千差萬別，甚至水火不容。

蔡鈞是個堅定的君主立憲主義者。他在任駐日公使期間曾電請清廷停止向日本公派留學生，還與旅日的極端排滿的留學生和革命黨發(fā)生沖突，并最終因“不以勸學為事以致釀成此禍”而被革職。蔡氏諳熟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1881年到1884年間曾作為參贊隨鄭藻如出使美國、西班牙和秘魯，期間屢次處理各國排華法案和事件；歸國后（1885），其所著見聞和《出使須知》即由當時的新聞出版大家王韜在上海結(jié)集出版。

報紙本身就是變革的縮影

蔡鈞并非第一個嘗試用中英文辦報的人。曾長期署理江南機器制造局事務的馮焌光（1830-1878）在1875年接任上海道臺的時候，為了與英領事交涉英商跨界修建吳淞鐵路一事，就撥庫銀，并利用制造局的《西國近事》的辦報人力資源特別是廣東籍的翻譯人員，于1876年11月創(chuàng)辦《新報》（Sinpao），力圖與當時大量西人開辦的中英文報紙——尤其是《上海新報》（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 Advertiser）和《萬國公報》（Multinational Communique）——抗衡，通過輿論造勢爭回路權?！缎聢蟆芬环矫姘盐魑恼?jīng)和科技類文章翻譯成中文，鼓勵中國官商多跟進了解西方的信息和知識，一方面把儒家的道德說教故事翻譯成英文，以期影響上海的西人社會。不過，《新報》1877年的5月份就取消了英文版，只保留了中文版，到1882年邵友濂（1841-1891）接任上海道臺時被整體關停。

蔡鈞重拾了馮焌光未竟的遺志。但是，《南方報》的命運與《新報》類似，經(jīng)營了兩年之后，于1907年底改為中文版，1908年2月?？Ｅc《新報》不同的是，《南方報》的?？饕且驗閳髽I(yè)競爭激烈而自身經(jīng)營不善，而非政治上的犯忌。

除去英文版外，《南方報》另一特色是，首推“白話論說”（vernacular editorial）?！罢撜f”這一特殊的文本在甲午戰(zhàn)爭之后經(jīng)翻譯引進中國，20世紀之初才出現(xiàn)“白話論說”，這與當時知識精英對“社會”的發(fā)現(xiàn)密切相關?！赌戏綀蟆分匾暋鞍自捳撜f”，認為只有通過社會大眾能聽懂的“白話”才可以觸及和改造社會——“此種論說純用白話編演而成，看似淺鄙實于社會上大有裨益。中國現(xiàn)在的弊病在于民智不開，所以民智不開的道理在于看報的太少，所以看報的人太少的道理在于不識字的人太多。”說《南方報》最先推出這種文體未免言過其實，至少1902年《大公報》在天津創(chuàng)刊的時候就推出了“白話論說”一欄，但是也有可能，《南方報》是上海最早明確提出和實踐這一文體的報紙。其實，無論孰先孰后，正是這種爭先恐后地爭奪話語技術和輿論陣地說明想象和塑造社會是一個互相競爭的共同事業(yè)。比如，《南方報》同時還設有一個小說欄目，專門連載新興的“社會小說”。早期這一欄目還連載過晚清以寫社會小說著稱的吳趼人的《新石頭記》，盡管只連載了11回（從1905年9月19日到12月25日），吳趼人就轉(zhuǎn)到其他報刊和自己參與創(chuàng)辦的《月月小說》上連載。

《南方報》的《白話論說發(fā)刊辭》。圖片來自作者個人收藏的復印件。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晚清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對社會的發(fā)現(xiàn)和追求是在西方殖民主義殖民中國社會和施加的“中國問題”的基礎上進行的（非被動地回應西方的霸權壓迫）。《南方報》的英文發(fā)刊辭不只是在向西方社會宣稱要爭奪中國社會和試圖定義與回答“真實的中國問題”，其中還蘊含著鴉片戰(zhàn)爭之后西方人圍繞“中國”范疇積累的大量敘事和社會科學研究文獻。筆者試著在接下來的篇幅里梳理這個譜系，再現(xiàn)晚清中國社會變革和改革文化生發(fā)的歷史條件，以期幫助我們理解當下疫情世界里的“中國問題”，尤其是近期在這個大背景下爆發(fā)的圍繞“國際漢學”的爭議。

殖民主義與“中國問題”

盡管我們可以把中國作為西方主體建構（包括各種現(xiàn)代性的建構）的他者追溯到鴉片戰(zhàn)爭前的一個世紀，甚至追溯到所謂“西方文明”的源頭，但是中國作為一個問題的提出卻與鴉片戰(zhàn)爭之后西方列強在中國全面的殖民擴張和中國人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的流散，以及由此激發(fā)的種族主義“黃禍偽言”（用《南方報》的《本報自敘》里的話說）和西方殖民主義圍繞“中國”進行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chǎn)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同是東方主義者，像明恩溥和何天爵這些能借由條約特權和領事保護而長期深入中國腹地傳教、定居、游歷，同時又能影響中西外交關系的新一代中國通（China Hands）就批評西方關于中國的既定認識是道聽途說和虛構的，不符合他們親身經(jīng)歷或觀察到的中國的客觀現(xiàn)實，因而亟待更新。這一轉(zhuǎn)變不僅和他們親歷、參與，或者近距離觀察過飽受各種內(nèi)憂外患（如兩次鴉片戰(zhàn)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日甲午戰(zhàn)爭和義和團運動）的晚清中國有莫大關系，而且更多地取決于他們生產(chǎn)中國知識的范式和所持的“中國政策”立場。明恩溥和何天爵無不將他們的寫作置于兩次鴉片戰(zhàn)爭開啟的中西關系的新紀元和中國知識生產(chǎn)的新范式之下，而并不追溯到更早之前來華的耶穌會教士（Jesuits）。

明恩溥在《中國人的性格》一書前言中就提及兩位在他之前試圖概括中國的英國“中國通”——喬治·庫克（George Wingrove Cooke, 1814-1865）和密迪樂（Thomas Taylor Meadows, 1815-1868）。前者在1857至1858年間作為英法聯(lián)軍的隨軍記者來到中國，為倫敦《泰晤士報》報道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進展，并將其見聞以《中國》為題結(jié)集出版。后者則精通滿語（密迪樂自小就立志要為英帝國海外殖民事業(yè)服務，為此還特地到慕尼黑大學學習中文），早在1843年就來到中國，為廣州和上海的英領事館做翻譯，并記錄太平天國早期活動以及他與太平軍領袖們的交涉，后來還長期擔任駐牛莊（營口）領事。明恩溥認為此二人對中國的認知局限于他們只與中國的政治和商業(yè)精英的交往或是停留在文學翻譯和文字研究層面——庫克對所謂“中國佬”的描述以及將其與英國“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人種對比，主要還是基于他對兩廣總督葉名琛（1807-1859）的了解；密迪樂則自信熟諳中國文字和文學才是解密所謂“中華文明”的鑰匙。

但在明恩溥看來，了解中國和中國人的更重要的資源和渠道是深入中國的農(nóng)村基層社會，到普通中國人的家里去研究他們的家庭生活?！熬拖裱芯康孛矊W（topography）最佳的地方是在鄉(xiāng)村而非城市一樣，研究一個民族的特點也是一樣，”明恩溥寫道，“一個外國人在一個中國城市生活了十年對中國人的內(nèi)在世界（interior life）的了解都不及在一個中國的村莊里住上十二個月。這就意味著在家庭之外我們必須把農(nóng)村當作中國社會生活的單位（Next to the Family we must regard the Village as the unit of Chinese social life）?！?明恩溥對兩位前輩并沒有過多的苛責，除了影射二人對于Chinaman——這個“野蠻的復合詞”（barbarous compound）——在英文中取代Chinese成為指代中國人的能指負有一定的責任；在明恩溥看來，正是他們居中協(xié)調(diào)、翻譯和前期的報道研究，加上額爾金勛爵（Lord Elgin）領導的英法聯(lián)軍大勝清軍，迫使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向西方“基督教文明”開放中國腹地，他才得以在1872年來華之后，能夠在魯西北的恩縣龐莊定居、傳教、以及深入觀察研究當?shù)厣鐣曛?。明恩溥?899年出版了一本《中國鄉(xiāng)村生活：社會學研究》（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

明恩溥并不是當時唯一的受益人。19世紀末出現(xiàn)了一股和他背景相似的中國通們集體研究中國家庭和比較家庭法的風潮，尤其是涉及婚姻（外婚制exogamy）、立嗣繼承、財產(chǎn)和產(chǎn)權，如莊延齡（Edward Harper Parker, 1849-1926）的《比較中國家庭法》（Comparative Chinese Family Law）、哲美森（George Jamieson, 1843-1920）的《中國的家庭和商業(yè)法》（Chinese Family and Commercial Law）、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ollendorff, 1847-1901）的《中國的家庭法》（The Family Law of the Chinese/Le Droit de Famille Chinois/Das Chinesische Familienrecht）和威金生（Hiram Parkes Wilkinson, 1866-1935）的《古典中國的家庭》（The Family in Classical China），以及徐匯公學校長黃伯祿神父（Pierre Hoang, 1830-1909）的《大清律摘譯婚姻門律例注釋》(Le marriage chinois au point de vue legal, 1898)，等等。雖然這些研究同時或者后來以書的形式在上海的別發(fā)書局（Kelly and Walsh Ltd.）或者紐約、倫敦的出版社出版，但它們當中大多數(shù)最初主要發(fā)表在1872年創(chuàng)辦于香港的《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上海的《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刊》（Journal of The North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和歐陸的《通報》（Tu’oung Pao）等西方漢學刊物上。

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人類學、社會學的觀察和《大清律例》、《刑案匯覽》等法律文本的比較法學的研究。但是，他們無不關注中國家庭和婚姻問題。個中緣由，正如筆者發(fā)表在澎湃思想市場的文章《清末長江流域的婦女拐賣：殖民與國家間的女性身體》所論述的——到了19世紀后期他們愈發(fā)意識到雖然深入中國腹地研究中國的地質(zhì)、地理、植被、氣候、水文、礦產(chǎn)等自然條件可以殖民中國的疆域，但是要“贏得”中國人（即把中國人都變成基督徒）就必須把中國人從“傳統(tǒng)中國”以家庭為核心的符號秩序（symbolic order）中解放出來。在這些中國通的比較研究中，“傳統(tǒng)中國”的家庭和婚姻類似于他們所熟悉的羅馬時代的家庭和婚姻。這就給他們提供了改造中國家庭和社會的參照和方法論。由于生產(chǎn)和維護中國家庭符號秩序的正是中國女性，而控制她們身體的即所謂的“中國家庭法”，那么爭奪中國女性（“婦女工作”）和破壞中國家庭法的話語延續(xù)性（discursive continuum）就成了他們的工作重心，包括由傳教士最先發(fā)起的類似“天足會”和“濟良所”這樣的婦女救助改良機構和社會運動。而人類學、社會學尤其是斯賓塞氏社會學（Spencerian sociology）和比較法研究等社會科學方法本身就是為這樣的殖民事業(yè)量身定制的。

何天爵對這些由英國人主導的比較社會學和法學研究卻持非常嚴厲的批評態(tài)度，不是因為這些研究沒有功效，而是因為它們從根本上破壞了中國基層社會和組織中國社會的核心文本，并引發(fā)激烈的抗爭。在何氏看來，它們直接導致了1900年在華北地區(qū)爆發(fā)的主要針對傳教士及其中國信眾的暴力運動——義和團運動?！耙呀?jīng)有太多的作品從單純的外人立場出發(fā)描寫中國。書架上的書（特別是英文書）全都在詳細精巧地講述中國人需要什么、中國人想要什么以及對中國來說什么是最佳的，其唯一的目的卻是增進英國的商業(yè)利益并且阻止俄國人以及其他列強的圖謀”，何天爵在其同年出版的《真實的中國問題》的序言里寫道，“但是對于中國的真正需求，知識界卻明顯地保持了沉默。不用說，那些書是為了替某種外交政策辯護或者與之合作而寫的，對于中國人而言，它們中很少有公正和公平的。它們的寫作目的既不是為了描繪帝國民眾的所感所欲，也不是為了描繪他們說了些什么。它們既不從本地人的立場上也不從外國人的立場上對任何問題得出寬泛和一般的觀點。相反，一切都集中到一個單一的觀點以及外國人的利益和好處上來了?！?/p>

何天爵的話非常類似20世紀80年代美國中國研究學界興起的所謂“中國中心”的社會史轉(zhuǎn)向的說辭和“賤民能說話”(the Sulbaltern can speak)的主張，這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都是非常悅耳的。但是不能因為他同情和鼓勵當時的中國人對“中國問題”發(fā)表自己的立場就簡單地接受何天爵對于“真實的中國問題”的定義是超越任何意識形態(tài)和外交政策的傾向。何天爵曾是美國長老會牧師，1869年到中國傳教，常駐北京，后任美國駐華使館翻譯、參贊等外交職務。他1885年就回到美國，并沒有像明恩溥那樣親歷義和團運動。何天爵只是借由義和團運動來反思此前西方的“中國研究”和美國的對華政策包括對待在美的華人移民，以區(qū)別于“歐洲各國國家政府對待中國的行徑，它們的貪婪、侵略、和它們一貫的氣勢凌人的態(tài)度”（The conduct of European governments toward China, their greed, aggression, and general attitude of domination）。1906年何天爵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發(fā)表文章，為美國在華傳教事業(yè)辯護。他認為美國步了歐洲列強的后塵，于是建議“恢復對待美國境內(nèi)的中國移民和意欲來美的中國人的體面的政策……當我們恢復之前對待中國人和他們的國家的公正、真誠、和友好的態(tài)度和做法，我們就能很容易地確保他們會重拾對我們的信心和贏回因為我們的過失而失去的一切?！泵绹蟛扇〉摹叭蚀鹊蹏髁x”(Benevolent Imperialism)，比如同意用庚子賠款作為幫助培養(yǎng)中國知識精英的教育基金和洛克菲勒等重要級基金會投入大量資金和人力在中國進行社會實驗和改造，顯然和義和團運動之后美國對華政策的轉(zhuǎn)變有關，而這一轉(zhuǎn)變也得益于何天爵和明恩溥等人的倡議和游說（明恩溥1906年幫助說服時任美國總統(tǒng)西奧多·羅斯福把1200萬美元的庚子賠款設立獎學金項目和成立清華大學）。

作為問題的“中國研究”

可以確定的是，中國作為一個問題或者方法最初是由眾多像明恩溥和何天爵這樣兼具傳教士、外交官、翻譯、商人和社會科學研究者等多重身份的西方人通過大量東方主義的人類學和社會學民族志寫作以及比較法學研究所提出并施加在晚清的政治與文化精英身上的。后者則同樣通過這些東方主義話語和利用外人之間關于“中國問題”的爭議來爭奪中國和對“中國問題”的定義權。晚清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不只是簡單地響應明恩溥的號召，而是意識到可以而且需要去“拯救”一個其實是被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中國概念。何天爵提出的“真實的中國問題”應該包括中國人的立場，更是讓蔡鈞和《南方報》的編輯等晚清中國精英們捕捉到宣稱“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以及只有中國人可以詮釋‘真實的中國問題’”的一線契機：既然西方人自認他們因為種族主義所限（他們不是中國人也成不了中國人）而無法企及一個關于“中國問題”的純粹的詮釋，那就意味著只有中國人可以做到，而如果西方人想了解“真實的中國問題”，那他們就應該聽取中國人這一方之詞。這就意味著當時的“中國人”不會比任何其他社會更不信奉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因為其中的辯證法是只有接受這一套殖民主義話語并將其做到極致才可以使其話語霸權和創(chuàng)造出一個中國人的中國。今天我們理解的“中國”的主體性仍舊是種族主義的文化建構，是由一代被殖民了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與西方和整個世界的“翻譯”中構建起來的。

這也就回答了石之瑜在一篇關于世界中國研究的理論文章中論及中國身份的學者研究中國時的觀察與困惑，即中國學者把中國視為外在客觀實存與他們把中國視為安身立命的身份認同之間的矛盾。（石之瑜，“關于中國研究文獻中的知識論問題：拼湊、累讀與開展”，《開放時代》2005年第1期。）中國作為一個外在客觀實存是一個社會科學研究預設的話語前提，是一種殖民現(xiàn)代性，并非中國身份的學者自由意志的選擇，而他們把中國視為安身立命的身份認同則是希望馴化（domesticate）和內(nèi)化這一外在客觀實存。但是，中國概念的殖民性和不穩(wěn)定性卻給中國學者制造了無法完全掌控中國概念實踐的焦慮；一個在“中國人”控制之外的流浪的中國概念終究是一個威脅。這種焦慮在汪榮祖近期發(fā)表在《國際漢學》上主要針對歐美（白人）中國研究學者的《海外中國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問題》文章中再一次爆發(fā)出來，而且依舊是圍繞熟悉的語言本質(zhì)主義和單語主義（monolingualism）展開。而近期又重新進入人們視野的葛兆光2008年提倡的“批評的中國學”，即選擇性地利用外國人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國人的中國研究，也只是“中國焦慮”的另一種更理性和平的表現(xiàn)。（葛兆光，“海外中國學本質(zhì)上是‘外國學’”，《文匯報》2008年10月5日。）

筆者無意在價值判斷或者說政治正確上把葛氏的倡議置于汪的“極端主義”之上。陳民鎮(zhèn)針對汪文的指控逐一做了有理有據(jù)的精彩回應（《海外中國學，我們所知有限：由汪榮祖教授新文引發(fā)的思考》），但是如果我們將汪文置于筆者在前文中試圖發(fā)掘的中國研究譜系里考察的話，我們似乎并不能完全瓦解其背后的“真理訴求”（truth-claim）。如果我們接受中國是個開放的概念（我們似乎不得不接受這一前提），那么我們也被迫要接受他人視其為安身立命、建設國家的“極端主義”。事實上，類似的“還我中國”（claim China）和“從國家中拯救歷史” （sav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的“真理訴求”之間的針鋒相對一直沒有停止過；至今仍“懸而未決”的圍繞美國新清史的爭議就是一例。這就把我們置于一種不可知論（agnosticism）之中，即“中國研究”會作為一個不能被解決的問題延續(xù)下去。而如果說這些爭議對于無論是有意識或者下意識地采取民族主義的中國研究立場的學者有什么裨益的話，那就是如葛兆光先生一樣意識到一個外在于“我們中國人”的中國研究也將會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幽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