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zhàn)時趙元任先生在哈佛教美國大兵中文的故事，近年來由于相關回憶錄和傳記的出版，已逐漸為大眾知曉。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美軍需要大量具備專業(yè)素質(zhì)的軍官，因而與哈佛、芝加哥大學等多所高校合作，設立ASTP項目（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培訓人才，在當時被譯為“陸部特訓科”。特訓科目主要有工程、醫(yī)療和外語三大類。而哈佛的外語特訓科目中，就包括了中文和日文，趙元任被聘為中文班主講教師。彭靖先生曾撰有專文，介紹當時給美國各大學“特訓科”講課的中國學人（《中華讀書報》2015年11月18日），筆者最近的一篇合撰文字中，也提到過哈佛的ASTP項目（《梵瑟樓與哈佛往事》，《文匯學人》2020年8月7日）。
哈佛大學的特訓科中、日文班各開設兩期，既教語言，也講授遠東各國歷史社會文化知識。兩班雖只有短短一年多時間，但除了趙元任和葉理綏（Serge Elisséeff）這兩位主講外，前后來講課的教師中還有胡適、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費孝通、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等中西知名學人，當時擔綱課程助教的則有楊聯(lián)陞、周一良和夫人鄧懿、趙如蘭、趙新那等，而學員之中的牟復禮（Frederick Wade Mote）、詹森（Marius Jansen）等，后來也成為美國東亞研究領域的重量級人物。如此眾多名家的人生道路在這里交會，師生相長，從今日眼光看，真可謂群星薈萃一堂。
二戰(zhàn)哈佛特訓科中日文班課堂所在建筑，位于劍橋鎮(zhèn)馬薩諸塞大道南側，近處為霍利約克樓（Holyoke House），遠處為立德樓（Little Hall），兩樓并排相連，今皆不存，原址現(xiàn)為史密斯校園中心。
舊日風華，并未如煙塵消散。特訓科中、日文班的檔案資料，目前仍收藏于哈佛大學檔案館，在二戰(zhàn)“陸部特訓科”（ASTP）全宗下有“遠東”部分卷宗，該卷一共九大盒資料，從申報公文、經(jīng)費開支表到課程表、學生名冊，一應俱全，歷歷可見，于研究者堪稱為幸事。筆者在翻閱該檔案時，偶然發(fā)現(xiàn)幾份1944年特訓科中文班學員自編的報紙——《大私報》。想起趙元任在《我的語言自傳》中，曾對他這些美國大兵學生的辦報成績頗為得意，并稱《大私報》“大概是空前絕后的完全由西洋人編的中文報”。趙先生自傳讀者不少，但有機會一睹《大私報》真容者想來不多，以此筆者即刻生出了一探究竟的興味。
若從報刊史而論，“絕后”固然難言，但“空前”倒不無可能，晚清以降歐美人在華所編中文報刊，多非一力為之，而離不開國人的協(xié)助。然而，倘若真真去考究《大私報》是否為歷史上第一份完全由美國人在本土編印的中文報紙，則未免太過正經(jīng)，有小題大做之嫌?！洞笏綀蟆纷跃幾杂?、并未正式出版，與其說是報紙，還不如說是中文班學員的課余興趣作業(yè)。但它出世于特別時期，字里行間帶著外人初學中文的樸拙情味，乍覽之下，讓人聯(lián)想起今日國內(nèi)留學生之作，頗有幾分意思。
這張哈佛特訓科中日文班的課程表記錄了1943年10月胡適、費孝通、帕森斯等人講課的時間和內(nèi)容。
一
哈佛收藏檔案中，《大私報》共有三期，第一期印于1944年10月28日，共兩版；第二期印于同年11月11日，共三版；第三期印于12月1日，共兩版。由于第一期首版介紹《大私報》的取名由來，而第三期首版文字則是《學生向中國先生告辭》，大概可推斷，該報就編了這三期。全報每張尺寸均比今日之A4紙略大，圖文以藍紫色油墨油印。中文班學員入學時大多基礎尚淺，要達到編寫報紙的程度，必已經(jīng)過一定學習。按時間推算，該報為特訓科中文班第二期學員編印，該期于1943年12月開學，到編印報紙時學生已快結業(yè)，整個特訓科中文班也近尾聲。
為什么叫“大私報”？該報第一期頭版頭條為《介紹大私報》，其中說：
這是我們第一次出版，所以應當講這報的名子[字]。自由中國最要緊的報就是重慶的《大公報》，這個報講中國國事國防那一類的公事，可是我們在哈佛不大注意什么公事，只注意我們的私，所以自己的報我們管他叫《大私報》。
公私相對，倒也符合該報旨趣。而按趙元任回憶，取此報名，還有一層原因，由其英文名為“The Great Private”，而英語“Private”除“私”以外，還有“士兵”之義，正合學員身份。
《大私報》第一期頭版還有一則《遠來的新聞》：
從三他阿那最近來的新聞，周太太告訴本人他收到了一封Mote先生寄的信，Mote先生他跟他同學們跟幾個受了訓練的飛行員慶祝雙十節(jié)。他也說三他阿那有幾個從別的大學來的陸部特訓科的人，可是他們不住在一塊兒，所以還沒跟他們有來往。我們在三他阿那的同學們很滿意。
此段中的“三他阿那”為地名，應為加利福尼亞州的Santa Ana，隸屬于著名的橙縣（Orange County），離洛杉磯不遠。二戰(zhàn)時美國空軍在那里建有基地，主要用于訓練士兵，戰(zhàn)后不久就關閉了。
新聞里提到的周太太，應為周一良夫人鄧懿，當時為中文班的助教。而來信的Mote，當然就是后來鼎鼎大名的普林斯頓漢學家牟復禮。牟復禮于1943年8月受編入“特訓科”到哈佛集訓，被分配到中文班第一期。第一期在1944年9月初已結業(yè)，隨后他就轉到了加州“三他阿那”空軍基地，接受更為專門的翻譯訓練。
根據(jù)牟氏自己在學術回憶錄（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Personal Memoir）中說法，他在“三他阿那”的訓練，實際上就是給正在該基地受訓的中國飛行員擔任課程翻譯，由于該工作涉及很多空軍的專門術語，牟復禮自己尚需大量補課，負擔頗重。雖然信中未提到，但想必當年的“雙十節(jié)”，他過得并不輕松。
《大私報》第一期第一張部分。
然而，戰(zhàn)時軍人的命運轉折，往往只在一念之間。當年11月的一天，他被上級叫到辦公室，一名陌生的軍官讓他坐下，問了他一連串的個人問題，隨后那軍官身體前傾，雙眼緊緊盯著牟復禮，問道：“我們有項危險的任務，你愿意參加嗎？”年輕的牟復禮毫不猶豫地說了“愿意”。就這樣，他被美國戰(zhàn)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選中，加入該局擔任中文譯員。短暫的訓練后，他就被派往遠東，奔赴云南前線。1945年5月，牟復禮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由此真正開始了他與中國長達六十年的情緣。
從《大私報》上的這則新聞來看，牟復禮與鄧懿等中文班的助教們關系甚佳，到了加州之后仍繼續(xù)互通音信。當然，趙元任和夫人楊步偉在回憶中都提到過牟復禮，想來他當時學習表現(xiàn)頗為活躍。趙元任對牟復禮之所以印象深刻，還因為趙元任在教學生國語羅馬字時，正是反對當時常用的威妥瑪（Wade）拼音，而牟氏的中間名恰巧就是Wade。
特訓科學員中走出的學者，不止牟復禮一人。與牟氏同在第一期中文班的還有弗里德（Morton Fried），日后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社會研究教授，而第二期中文班里則走出了著名的中國文學學者、長期任教于密歇根大學的柯潤璞（James Irving Crump，一名柯迂儒）。當然，在漫長的學術生涯中，與牟復禮關系最深的則是第一期日文班的詹森，兩人都曾長期任教于普林斯頓，而詹森在日本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牟、詹二人同年出生，堪為普林斯頓東亞研究領域的泰山北斗。
如果看特訓科前后兩期的結業(yè)成績單，牟復禮、詹森和柯潤璞的結業(yè)成績均為“優(yōu)等榮譽”（High Honors）。雖然三人都未獲得最高一級的“最優(yōu)等榮譽”（Highest Honors），但在特訓科所有學員之中，已屬前茅。
1944年的牟復禮。照片來源為牟復禮回憶錄。
二
盡管趙元任為特訓科中文班主講，該班一半以上時間教授語言，但除此以外，遠東國家的地理、社會、風俗、文化、時事等，亦安排專門課程講授。由此便可理解，美國學員們?yōu)楹螘獣浴洞蠊珗蟆愤@樣的中國國內(nèi)報紙了。
《大私報》處處顯示出對當時中國報紙的模仿，比如報紙上端的日期均為“中華民國三十三年”開頭；而新聞前多加“哈佛社電”或是“哈佛通訊社特電”等字，顯得煞有其事。報紙還在細節(jié)中增添中國文化元素，比如第二、三期報頭“大私報”文字四周以龍形圖案環(huán)繞，畫工栩栩如生，第三期報頭龍尾還卷一小旗，上書“再見”二字，令人莞爾。
欲模仿中國報紙，自然戲份要做足。第一期的空版處還像模像樣標出前文一處“手民之誤”。當然，此時國內(nèi)商業(yè)報紙還有一至關重要的部分，就是廣告，《大私報》同樣不缺，在第一期末尾角落處有廣告欄，標著小小幾行字：
要是你不要臉面，吃在我的飯店。Pleech飯館兒。
這句玩笑式的話，卻還有意押韻，一眼看去，不像是店家出資在報紙所作宣傳，倒很有可能是學員模仿廣告形式，對哈佛附近一家名為“Pleech”餐館的戲謔吐槽。說到飲食，中文班學員們在學習之余，自然也對中餐興趣濃厚?！洞笏綀蟆分杏衅恼掠懻摗皩W兵的前途”，居然還會列入“在軍廚訓練處可以學會作中國飯”，讀來讓人忍俊不禁。
由哈佛向東、隔河相望的波士頓唐人街，便是這些美國大兵體驗中國美食的絕佳所在。據(jù)趙元任回憶，他在中文班教了一陣子粵語后，與學員們一道進城，到波士頓唐人街的粵菜館子醉香樓（也就是陳寅恪“念念不忘”之所在）用餐，學員們用粵語同店中跑堂攀談起來，令對方大為驚訝。
1945年的趙元任。照片來源為牟復禮回憶錄，原圖片由趙新那提供。
事實上，最開始美國軍方判斷將來可能會從中國南方登陸作戰(zhàn)，所以讓趙元任在特訓科中文班先教粵語，其后才開始教國語。在中文班教學期間，趙元任編寫了《國語入門》和《粵語入門》兩本教材，盡管前者后來成為對外漢語教學經(jīng)典，但其實《粵語入門》編寫在前，《國語入門》系按照《粵語入門》改寫。
戰(zhàn)爭進展，風云變幻。哈佛內(nèi)外雖然還算平靜，但特訓班學員終究都是軍人，自無法置身事外。在1944年底，身處哈佛的這些年輕大兵時時收到來自太平洋戰(zhàn)場和遠東前線的訊息，比如《大私報》第二期刊載一則消息，說的是特訓科前教員泰瑞（Terry）在南太平洋戰(zhàn)場身受重傷，即刻讓學員們體會到戰(zhàn)爭的殘酷無情。時局難測，對戰(zhàn)事會如何演變、美軍究竟是否會在中國南方登陸進擊日軍、自己學習中文是否能有用武之地等等問題，當時無人能夠準確預知。
前線不停傳來的各種消息，一遍遍地刺激著他們的心緒。倘若戰(zhàn)爭迅速結束，即將步入軍隊的這些學員出路為何？在短短三期的《大私報》中，“前途”“將來”都是反復出現(xiàn)的字眼，毫無疑問，這代表著編者對未來強烈的不確定感。《大私報》第二期中另有則消息，一名學員聽到傳聞，稱美國戰(zhàn)略情報局（OSS）招募新人只收耶魯和康奈爾的特訓科學員，唯獨不收哈佛的，眾人便推舉代表向哈佛特訓科主任、德裔政治學教授弗里德利希（Carl Friedrich）詢問。而后弗氏澄清傳聞，事情才得以平息。
從另一面看，今時往日，畢竟不同，對1940年代這些來自美國各州各地的青年來說，“學中國話”顯然不是尋常事情，“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對新學員而言都是那么遙遠而陌生，想要接近，也得花費苦功。學員們有時還會遭遇特訓科其他科目同僚的質(zhì)疑：作戰(zhàn)訓練，自然以熟悉槍炮武器、研習戰(zhàn)法策略最為重要，耗費這么多時間學習中文，又有何用？這一問題，相信也時時縈繞在許多學員心頭。
凡此總總，都昭示著中文班的教學并不總是一帆風順。在一年的時間里，師生之間的碰撞摩擦、誤解歧見，可能也不在少數(shù)。但無論如何，聚散有時，到了最后告別的時刻，學員們回首這充實的青春時光，應不以為憾。《大私報》最后一期《學生向中國先生告辭》一文中說道：
諸位先生，最后的時間到了。咱們從去年十二月到現(xiàn)在都學在一塊兒，一方面你們中國先生學的是美國兵奇奇怪怪的行動，又一方面我們學的是中國話，當然嘍，可是也學中國人的舉止。在這兒學習的兵要是想仔細的學中文，他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一個大好的基礎接著學中國話了。想學中國文化的也有了懂中國人的精神的根底了。中國話這門工課有另外的一個好處，就是戰(zhàn)事以后的用處。楊先生已經(jīng)告送[訴]了我們這好處是甚么。
《大私報》里的這些文章，雖然稚樸，還不乏錯字，但淺直而少矯飾，成為后來者了解當時受訓美國大兵心理狀態(tài)的絕好材料。時光荏苒，當年這前后兩期中文班一百名學員，今日恐怕大多已不在人世，其中如牟復禮、柯潤璞等終生以漢學為業(yè)者，終究只是少數(shù)，對其他大部分人而言，這整整一年的中文學習對他們的人生道路有何意味？編寫這《大私報》的學員，后來是否真正從“學中國話”當中獲得益處？我們已經(jīng)很難知曉了。
圖六：《大私報》第三期第一張部分。
有趣的是，對當時學員來說，“中國話”可能還會給他們帶來麻煩?！洞笏綀蟆返谌谧詈笠粡垼禽d的是一則小故事。兩名中文班的學員約兩位女士外出，眾人皆喝得大醉，其中一名醉酒女人聽到學員說中國話，懵懂中誤以為他是“日本間諜”，便拿手打他，“要把他眼抓瞎”。另一學員要救朋友，急忙解釋道：“雖然他是鬼子，他不是日本鬼子！”
國人將外人蔑稱為“鬼子”，由來已久，其中時時夾帶有鄙視厭惡之情緒，自不待言。無論這則故事是否出于虛構，但《大私報》編者必是從他們的老師那里了解到中國人對“鬼子”的稱呼，此文描繪出學員同伴在情急之下區(qū)分“美國鬼子”和“日本鬼子”這一幕場景，放在二戰(zhàn)的情境之中，尤其顯得意味深長。
中外之別，在各人心中是何感受，其實并不難揣知。就像1894年《萬國公報》刊文《書通商總論后》，署名卻赫然出現(xiàn)“夷人林樂知”。傳教士林樂知（Young Allen）此時已來華多年，辦報日久，豈會突然自稱“夷人”？識者即能料到，這多半是該文筆述者、林樂知“親密戰(zhàn)友”蔡爾康耍的小把戲。但不論如何，“夷人”現(xiàn)于報端，從另一面折射出的是綿續(xù)長久的自嘲和無奈。同樣，“鬼子”兩字在《大私報》中突然以自稱的方式出現(xiàn)，也不免教人啼笑皆非。1944年身處哈佛校園的這些美國年輕人，對遙遠的中國懷抱憧憬和期待，但未來某時他們應能體會，橫亙其間那道心理上的鴻溝，并不是輕易就能跨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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