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重要的艦船出口企業(yè)，阿姆斯特朗公司也與近代中國海軍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從1876年到1911年，阿姆斯特朗公司共為中國海軍建造了19艘軍艦，為中國海關(guān)建造了2艘巡船，總排水量達24000余噸，在艦船數(shù)量上僅次于該公司為英國海軍建造的軍艦，排水量方面位列英國、日本、智利、巴西之后，位居第五。中國海軍更是兩度組織大規(guī)模接艦團赴紐卡斯爾接收軍艦，開中國海軍訪歐之先河。
在1860年代“阿斯本艦隊”(Sherard-Osborn Flotilla)早產(chǎn)夭折之后，中國外購艦船的計劃在很長時間內(nèi)歸于沉寂，在江南制造局和福建船政的努力下，中國依靠自建艦船形成了數(shù)支初具規(guī)模的近海防御力量。然而1874年的日本侵臺事件令中國的海防建設(shè)者們認識到了自建艦船的不足，轉(zhuǎn)而重新放眼歐美，希望能立即購買主力鐵甲戰(zhàn)艦，快速提升海防力量，但外購鐵甲艦的努力卻遭遇了重重阻力，最終擱淺。
在大舉議購鐵甲艦的背景之下，一種不起眼的小軍艦“蚊子船”卻經(jīng)洋行推薦，進入了中國海防建設(shè)的視野。福建善后局首先向英國萊爾德公司(Laird Brothers)購買了兩艘，即“福勝”“建勝”。幾乎與此同時，中國海關(guān)總稅務(wù)司赫德(Robert Hart)也注意到了這種小軍艦，并委托海關(guān)駐倫敦辦事處主任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向英國廠商發(fā)出咨詢，金登干隨即找到了“蚊子船”的發(fā)明者——阿姆斯特朗公司股東喬治·倫道爾，是為中國海軍與阿姆斯特朗公司殊緣之始。
經(jīng)過赫德的游說，當時主管海防的總理衙門官員立即被這種“小船扛大炮”的軍艦吸引，并指示北洋大臣李鴻章具體操辦，于海防?？钪袆澘钯徺I，第一批向阿姆斯特朗公司訂購4艘，即“龍驤”“虎威”“飛霆”“策電”。炮艇購到后引起了轟動，各省紛紛希望購買。因此李鴻章、赫德再次與阿姆斯特朗公司接洽，又為南洋水師購買了4艘“蚊子船”，即“鎮(zhèn)北”“鎮(zhèn)南”“鎮(zhèn)東”“鎮(zhèn)西”(后這4艘“蚊子船”加入北洋水師，第一批“蚊子船”轉(zhuǎn)入南洋水師)。此后，又以各省分別集資認購的方式購買了最后一批共3艘“蚊子船”，即北洋的“鎮(zhèn)中”“鎮(zhèn)邊”和廣東省的“海鏡清”。這4型11艘“蚊子船”因注冊名為希臘字母而被稱為“字母炮艇”(Alphabetical gunboats)，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大規(guī)模外購軍艦，也是阿姆斯特朗公司第一次大規(guī)模外銷軍艦，故對于雙方的意義均非常重大。
北洋大臣李鴻章
在設(shè)計了“蚊子船”之后，喬治·倫道爾又設(shè)計了有通長水密甲板的無防護巡洋艦，赫德在得知消息后，再次極力慫恿總理衙門購買，中國方面遂于海防?？钪姓{(diào)撥款項，購買兩艘，命名為“超勇”“揚威”。這是中國第一次外購巡洋艦級別的軍艦，并首度派出接艦團赴紐卡斯爾接收，如此龐大的中國海軍官兵隊伍出現(xiàn)在歐洲為當時空前之事，造成了不小的轟動。
剛剛回歸國內(nèi)，在上海的船塢中修洗的“超勇”級巡洋艦
這一階段的購艦模式由總理衙門主導，北洋大臣作為中方的具體經(jīng)辦人，通過中國海關(guān)及駐倫敦辦事處，與阿姆斯特朗公司直接接洽。形成了總理衙門—北洋大臣—中國海關(guān)—阿姆斯特朗公司的四方聯(lián)動模式。但在購買巡洋艦的過程中，赫德的野心膨脹，意欲擔任“總海防司”，把持中國海防建設(shè)，自然遭到了以沈葆楨、李鴻章等為首的中國地方大員抵制。因此李鴻章在后來的購艦活動中有意繞開赫德和阿姆斯特朗公司，轉(zhuǎn)而依靠其親信、駐德公使李鳳苞，向德國廠商投去青眼。
在李鳳苞等人的努力下，中國于1880年至1883年間向德國伏耳鏗造船廠(Aktien-Gesellschaft Vulcan Stettin)訂購了“定遠”“鎮(zhèn)遠”號鐵甲艦和“濟遠”號防護巡洋艦。這一時期由于李鳳苞與德國政府的緊密關(guān)系，英國造艦廠商基本被排除在選擇范圍之外，但赫德等人仍沒有放棄通過阿姆斯特朗公司施加對中國海軍的影響的努力，喬治·倫道爾在此期間為中國海軍做了包括鐵甲艦、巡洋艦、通報艦、炮艇等在內(nèi)的許多方案，但均未付諸實施。喬治·倫道爾的繼任者威廉·懷特也曾受金登干之托為中國海軍做過整建方案。
1885年中法戰(zhàn)爭結(jié)束后，中國再次感受到海防建設(shè)之迫切，向歐洲發(fā)出了大量訂單?？偫硌瞄T決定這次除了繼續(xù)在德國伏耳鏗造船廠訂貨外，也把英國廠商納入朝廷的考慮范圍。但李鴻章認為已完全能夠自主操作購艦事務(wù)，因此并沒有通過赫德，而是直接與駐英公使曾紀澤聯(lián)系。曾紀澤向英國海軍部進行了咨詢，恰好新任海軍部總設(shè)計師威廉·懷特尚未從阿姆斯特朗公司離職，加上阿姆斯特朗公司與中國海軍的傳統(tǒng)關(guān)系，因此便敲定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訂購兩艘防護巡洋艦，即“致遠”“靖遠”。北洋水師也再次派出龐大的接艦團隊前赴英國、德國接收這些軍艦。這一時期購艦采用的是總理衙門—北洋大臣—駐英公使—阿姆斯特朗公司的操作模式，中國海關(guān)的影響力已經(jīng)被排除在外。
中國駐英公使曾紀澤
1887年以后，阿姆斯特朗公司通過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和德商載生洋行(J.J.Buchheister&Co.)作為總代理，繼續(xù)向中國推銷軍備。但1888年北洋海軍建成后，中國海軍的發(fā)展便停滯不前，再沒有試圖向歐洲訂購新式軍艦。直到1894年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前夕，李鴻章才緊急通過駐外公使覓購軍艦。英國方面，經(jīng)過駐英公使龔照瑗的操作，最終從阿姆斯特朗公司購入魚雷炮艇一艘，該艦在甲午戰(zhàn)爭結(jié)束后才得以解禁歸國，命名為“飛霆”。
中國駐英公使龔照瑗
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使得中國苦心經(jīng)營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致遠”“靖遠”“超勇”“揚威”四艘阿姆斯特朗巡洋艦在海戰(zhàn)中沉沒，六艘“鎮(zhèn)”字號“蚊子船”全部被日軍俘獲，大清帝國的阿姆斯特朗軍艦幾乎被一掃而空。甲午戰(zhàn)爭之后，清政府面對門戶洞開的海防形勢，不得不重新考慮外購軍艦。1896年，李鴻章受命前往歐美各國考察，在英國期間也造訪了阿姆斯特朗公司，但此時他已經(jīng)失勢，因此未簽訂任何購艦訂單。這一時期的海防事務(wù)重新由恭親王奕訢領(lǐng)銜的總理衙門主導，它首先通過駐德公使許景澄向伏耳鏗廠商接洽，商討購買鐵甲艦的可能性，最終定為購買三艘防護巡洋艦：“海容”“海籌”“海琛”。為尋求英、德之間的平衡，總理衙門也通過阿姆斯特朗公司的駐華代表敦樂伯(Martin Julius Dunlop)和瑞生洋行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訂購了兩艘防護巡洋艦，即“海天”“海圻”，這也是中國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訂購的噸位最大、威力最強的軍艦。這一時期由于北洋大臣失勢，購艦流程變?yōu)榭偫硌瞄T—瑞生洋行—阿姆斯特朗公司的三方模式。
試航中的“致遠”艦
在甲午戰(zhàn)爭后短暫的重建北洋海軍計劃之后，由于發(fā)生了庚子事變，海軍建設(shè)再次遭劫。但根據(jù)檔案判斷，從1906年開始，阿姆斯特朗、維克斯等英國造船廠商就一直沒有間斷過向中國政府推薦新軍艦的努力，如阿姆斯特朗公司就曾為中國設(shè)計了包括戰(zhàn)列艦、裝甲巡洋艦等在內(nèi)的十余型軍艦方案，但最終皆成畫餅。直至1907年清政府在陸軍部下設(shè)立籌辦海軍處，重整海軍軍備的計劃才被提上日程。1909年，籌辦海軍大臣載洵、海軍提督薩鎮(zhèn)冰等赴歐考察海軍，也前往阿姆斯特朗公司參觀，隨即決定在該廠訂購練習巡洋艦一艘，并于次年設(shè)計完成，簽署合同。具體的聯(lián)絡(luò)事宜仍由瑞生洋行操辦。這艘巡洋艦被命名為“肇和”，它也是中國海軍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購艦的絕唱。在此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由于清廷覆亡，民初內(nèi)亂，中國再也無暇顧及海軍建設(shè)，給世人留下了深深的遺憾。
中國佬啊中國佬，
穿著一身藍布襖，
你來找那英國佬，
前來向他問聲好，
歡迎你來中國佬，
又買船來又買炮，
要是你肯掏腰包，
咱就請你吃薯條。
(John Chinaman，John Chinaman，
Dressed in yor suit ov blue，
Ye’ve cum te see John Englishman，
An’axee-how-he-doo.
Yor welcome here，John Chinaman，
Te buy yor guns an’ships，
An’if ye bring yor munny，John，
Ye’ll find us jolly chips.)
——節(jié)選自紐卡斯爾民歌《中國水兵在紐卡斯爾》(“Chinese Sailors in Newcastle”)
阿姆斯特朗的工業(yè)帝國已成過眼云煙，大清帝國的黃龍旗也早已隕落，1881年接收“超勇”“揚威”時留下的這首民歌卻猶在耳畔。當我們拿起歷史的放大鏡，重新探尋阿姆斯特朗公司與中國海軍長達30多年合作的點滴細節(jié)，那一只只威武莊嚴的海上精靈便相繼登場，那一幕幕精彩絕倫的歷史活劇便拉開了帷幕。
（本文摘自張黎源著《泰恩河上的黃龍旗：阿姆斯特朗公司與中國近代海軍》，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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