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上層社會中的性自由

先秦時代，是從上古性關(guān)系松弛狀態(tài)到性規(guī)范逐漸確立的轉(zhuǎn)化時期。中國古代社會中長期存在的性規(guī)范大致確立于漢代——僅僅是理論上如此，實際上人們常常不加遵守，上層社會尤其如此。

先秦淫風(fēng)

此所謂淫風(fēng)，凡烝、報、因（皆為春秋時代合法的異輩收繼婚），兄妹相婚、轉(zhuǎn)房以及仲春之會、色情娛神等等，皆不在討論范圍。這一小節(jié)所論，側(cè)重于婚外性關(guān)系。這種性關(guān)系在春秋時代的貴族社會中非常普遍。

婚外性關(guān)系與婚前性關(guān)系又有不同?？贾髦饕褡宓奈拿魇?，通常對婚后的婚外性關(guān)系的制約要出現(xiàn)得早些。中國古代情形，大體也是如此。

先秦典籍中提到不少上古之時的風(fēng)流韻事。如《楚辭·天問》談到禹的傳說：“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臺桑？”此事前面已提到過。又如《呂氏春秋·當(dāng)務(wù)》云“禹有淫湎之意”，也指此事?！短靻枴酚衷疲?/p>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床先出，其何所從？

是說亥正與有易女行淫，有易之人入而擊其床，亥被殺，女則先逃逸了。這場行淫之事似乎還是兄弟倆一同干的，因為《天問》接著就說“眩弟竝（并）淫，危害厥兄”，謂亥與弟恒一同淫于有易氏之女，致亥被殺。這類風(fēng)流事例，因在神話與傳說之間，故不可視為確切記載。

影視劇中的胡亥

至春秋時代，考察貴族上層社會婚外性關(guān)系已有豐富史料?！洞呵铩啡齻髦?，以《左傳》所記這方面事例最多；《公羊傳》與《谷梁傳》中雖亦有之，但較簡略，且往往亦見于《左傳》所載。

《左傳》對于婚外性關(guān)系有專用之詞，謂之“通”?！蹲髠鳌分杏谩巴ā庇涊d的至少有十六事，先列其中十四事如次：

1.“共仲通于哀姜”。（閔公二年）

2.?甘昭公“通于隗氏”。（僖公二十四年）

3.“晉趙嬰通于趙莊姬”。（成公四年）

4.“宣伯通于穆姜”。（成公十六年）

5.“齊聲孟子通僑如”。（成公十六年）

6.“齊慶克通于聲孟子”。（成公十七年）

7.“欒祁與其老州賓通”。（襄公二十一年）

8.?齊莊公“通”于棠姜。（襄公二十五年）

9.“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襄公三十年）

10.“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昭公二十年）

11.“季姒與饔人檀通”。（昭公二十五年）

12.“晉祁勝與鄔藏通室”。（昭公二十八年）

13.?季魴侯“通”于齊悼公之妻。（哀公八年）

14.?孔悝之母“通”于渾良夫。（哀公十五年）

以上各例皆指通奸之事。第12事所言“通室”，指相互與對方妻子通奸。此外，亦有不言“通”而實為通奸者，如宣公四年所載斗伯比與?子之女生子文事。又如衛(wèi)靈公夫人南子事，很值得注意，見《左傳·定公十四年》：

衛(wèi)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

此處宋野人之歌，沈玉成譯作白話為：“已經(jīng)滿足了你們的母豬，何不歸還我們那漂亮的種豬？”后世遂將“夫淫它室”稱為“寄豭”。南子是與宋朝私通，所以她被目為“有淫行”，以致孔子會了她一次，弄出許多麻煩。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這次私通竟由丈夫自己為他們安排。后來太子因受了宋野人之歌的羞辱，回來欲殺南子，南子大哭逃走時，衛(wèi)靈公還“執(zhí)其手以登臺”，救她一命，太子不得不逃亡到宋國去。衛(wèi)靈公對自己妻子與別人通奸，竟不以為忤、不以為恥，還要幫助她、保護她，由此應(yīng)可窺見那時貴族對待婚外性關(guān)系的態(tài)度。

春秋時另一較為著名的私通事件發(fā)生在魯桓公夫人文姜與文姜之兄齊襄公之間?！蹲髠鳌せ腹四辍肥銎涫拢ù藶椤蹲髠鳌分械谑屙椨谩巴ā庇涊d之事）：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魯桓公到齊國去，文姜同行，申繻就知道沒有好事，所以作了譴責(zé)性的警告?；腹弥慕c齊襄公私通之后，只是責(zé)罵（“謫”）她而已，她卻向齊襄公告狀，齊襄公竟指使人謀殺了桓公——一位來訪的鄰國國家元首！此后文姜肆無忌憚，六年中五次去與齊襄公相會。對于這些公然的婚外戀活動，《春秋》每次都記載，但作“純客觀報告”之狀，如“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之類，并無一語臧否。只有《左傳·莊公二年》說了一句“書奸也”。

魯伯克在《文明之起源》一書中舉出許多例證來說明“在古代，淫蕩不堪的女子享有高度的榮譽”，他認為這可以用雜交曾在古代長期流行來解釋。以上述南子、文姜之事言之，她們顯然還不足以當(dāng)此。但春秋時代最著名的淫亂事件——以夏姬為中心的一場國際大風(fēng)波——則似乎佐證了魯伯克之說。圍繞夏姬發(fā)生的一連串淫亂與陰謀，《左傳》中有詳細記述，這也是《左傳》中第十六項以“通”記述的事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宣公九年）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征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宣公十年）

君臣宣淫，始則各自貼身穿著夏姬的汗衫相戲于朝，后又公開侮辱夏姬之子夏征舒，致使夏征舒憤而“弒君”。于是楚莊王借口夏征舒弒君無道，于次年春率諸侯進軍陳國，將夏征舒車裂而死，并接納了孔寧與儀行父。伐陳之役，楚莊王俘虜了夏姬，于是楚國君臣為爭奪夏姬，又展開新一輪勾心斗角：

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有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成公二年）

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成公二年）

楚莊王和子反都想收納夏姬，但都被巫臣的“大言正論”說得息了念。莊王于是將夏姬給連尹襄老為妻。襄老不久死去，其子黑要竟又“烝”于夏姬。這時巫臣的真面目暴露出來，他示意夏姬回娘家鄭國，自己就好娶她。二人在鄭國會合后，“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巫臣總算正式將夏姬娶到手。不久楚共王即位，巫臣乘為楚執(zhí)行外交使命之機，帶上夏姬和全部家財逃到晉國去了。晉國封巫臣做了邢地的大夫。

又據(jù)《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記載聲子向令尹子木追述，巫臣娶夏姬之事還有別情。聲子舉了許多“楚雖有材，晉實用之的事例（成語“楚材晉用”即出于此），其一就是“子反與子靈（即巫臣）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捍御北狄，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楚疲于奔命，至今為患”。巫臣為了得到夏姬，不惜叛國，且積極為敵國謀楚，觀此則后世吳偉業(yè)詠吳三桂“沖冠一怒為紅顏”之說，有由來矣。

從南子、文姜、夏姬以及當(dāng)時許多其他私通事件來看，春秋時代貴族社會的婚外性關(guān)系顯然是非常公開而且浪漫的。那么多貴族為夏姬而神魂顛倒，可以推想前述魯伯克之說或許確實有些道理。而且，夏姬無疑是一個極其迷人的女性。值得注意的是，她的上述浪漫事件都發(fā)生在她的中年時期：宣公九年（公元前600年）陳靈公及孔寧、儀行父與她通奸，那時她已死了兩個丈夫，而她與第二個丈夫夏御叔所生之子夏征舒已在陳國為卿，設(shè)夏征舒此時二十歲，則夏姬至少已四十歲左右；至楚共王即位，巫臣帶她逃往晉國，已是十年之后，她已五十歲左右；正是在此十年間，陳靈公、孔寧、儀行父、楚莊王、子反、連尹襄老、黑要、巫臣等人為她鬧得不可開交。

進入戰(zhàn)國時代，貴族社會在婚外性關(guān)系的嚴謹方面似乎仍無多大改進。舉《戰(zhàn)國策》中的例子就可見一斑，如《齊策三》記孟嘗君事云：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夫人相愛者?；蛞詥柮蠂L君曰：為君舍人而內(nèi)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其措之勿言也。

所謂“相愛”，姚宏注：“愛，猶通也?！彪m有人建議殺死這位與孟嘗君夫人搞婚外戀的風(fēng)流門客，孟嘗君卻持極為開明的態(tài)度，認為睹貌相悅是人情之常。由此也可證衛(wèi)靈公對夫人南子與人私通所持的寬容態(tài)度并不孤立。這種態(tài)度從宋代以后就漸漸成為完全不可想象的了。孟嘗君后來竟還能設(shè)法使這一事件轉(zhuǎn)化為對他政治活動的助力。又《秦策二》中的例子，更為精彩，充滿機智幽默：

秦宣太后愛魏丑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于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丑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太后與魏丑夫的私情顯然是朝臣們都知道的，太后也不怕別人議論此事，故遺命令魏丑夫殉葬。庸芮的說辭，雄辯而帶調(diào)侃，要是放在后世，就是“無人臣禮”，說不定會有性命之虞，但秦宣太后竟能稱善從之。

春秋戰(zhàn)國時代貴族在婚外性關(guān)系方面的浪漫之風(fēng)，說明那時性規(guī)范仍相當(dāng)松弛。而這許多“光輝榜樣”，又不可能不對后世貴族的思想意識和生活方式產(chǎn)生深遠影響。即使當(dāng)性規(guī)范日趨嚴謹，乃至禮教大行之后，貴族們?nèi)允冀K無法忘情于淫亂和風(fēng)流韻事。

持久的觀念與實踐

從語義的角度去考察古時對“淫”的理解，可以得到一些啟發(fā)。下面是早期典籍中的一些用法：

《尚書·大禹謨》：罔淫于樂。傳：淫，過也。

《詩大序》：不淫其色。疏：淫者，過也，過其度量謂之為淫。

《詩小序·雄雉》疏：淫，謂色欲過度。

《禮記·王制》：齊八政以防淫。疏：淫，謂過奢侈（與今“奢侈”義稍異）。

從這些用法看，“淫”只是“過度”之意（今“淫雨綿綿”“濫施淫威”等語仍保存此意），即以男女之事言之，也只是指“色欲過度”，并不包含對色欲本身的指斥。這與今人用“淫亂”等詞表示的明顯貶義大不相同。即使對像夏姬這樣后世看來極為“淫蕩”的女子，當(dāng)時巫臣之勸子反勿納，叔向之母勸叔向勿娶夏姬之女（《左傳·昭公二十八年》），都只說她“不祥”，而無一語抨擊其淫蕩；巫臣對楚莊王雖說過“淫為大罰”，卻并未說淫為大惡——況且巫臣自己后來為了得到夏姬，不惜冒“大罰”之險，而最終“大罰”竟也未曾降于其身。這些都說明那時人們對婚外性關(guān)系的態(tài)度與現(xiàn)代人迥異。

至少到春秋戰(zhàn)國時代，在輿論上還未形成對淫亂（這里是在現(xiàn)代意義上使用該詞）的道德批判和討伐。雖然現(xiàn)代常有人引《詩經(jīng)》某些篇章以證彼時詩人“對統(tǒng)治階級淫亂的厭惡與批判”，但這恐怕多半是從《詩小序》那里“古為今用”學(xué)舌而來。比如《詩小序》序《南山》云：“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庇秩缧颉侗煮选吩疲骸氨煮?，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然而這只能看做漢儒的觀點，并不能代表《詩經(jīng)》作者的觀點，事實上，從上述兩詩的原文出發(fā)，根本無法推證出刺襄公、刺文姜之類的結(jié)論。

從另一角度看，《詩小序》也有其意義，它可以看做淫亂觀轉(zhuǎn)趨嚴厲的一個表征——看待古代歷史時的“道德眼鏡”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了。沿著這條歧路走下去，最終就有了道學(xué)家的“萬惡淫為首”之說。不過，不要以為道學(xué)家的觀點——哪怕是在宋明理學(xué)大盛之后——真的在中國歷史上有過“一統(tǒng)天下”。道學(xué)家們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即使在道學(xué)觀點已經(jīng)盛行數(shù)百年后的明清，遠紹先秦余緒的觀點仍在在有之。比如謝肇淛《五雜俎》卷八有云：

古者婦節(jié)似不甚重，故其言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ト酥贫Y，本乎人情，婦之事夫，視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原自有間，即今國家律令嚴于不孝不忠，而婦再適者無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豈非以人情哉？

雖未免于男性中心主義的窠臼，但認為淫非大惡，則去“萬惡淫為首”之道學(xué)立場遠矣。又如清代袁枚，也屢申淫非大惡之意，《子不語》卷一一借一被道學(xué)太守訪拿杖責(zé)后憤而自盡卻反得成仙的妓女之口說：

惜玉憐香而心不動者，圣也；惜玉憐香而心動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獸也。……淫媟雖非禮，然男女相愛，不過天地生物之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比人間他罪難懺悔也。

在《續(xù)子不語》卷一〇又借談陰曹事發(fā)表議論云：

男女帷薄不修，都是昏夜間不明不白之事，故陽間律文載捉奸必捉雙，又曰非親屬不得擅捉，正恐黯昧之地，容易誣陷人故也。閻羅王乃尊嚴正直之神，豈肯伏人床下而窺察人之陰私乎？

謝肇淛與袁枚雖非道學(xué)家，但也不是非常激進的異端（《五雜俎》中還不時可見稱贊宋儒道學(xué)的內(nèi)容），所以他們的觀點應(yīng)有相當(dāng)大的代表性。事實上，淫非大惡的觀念在中國古代始終普遍存在，而浪漫旖旎的風(fēng)流韻事也始終是人們贊美和詠嘆的對象。

漢武帝

淫非大惡的觀念既流行不絕，在先秦貴族們的榜樣召喚之下，后世中國上層社會依然淫風(fēng)熾盛。首先是帝王們“身先士卒”，繼續(xù)為其他貴族樹立榜樣。先看漢武帝，在《史記·孝武本紀》中，他被描述成一位迷戀方術(shù)妄想成仙的荒唐天子，這當(dāng)然是司馬遷的曲筆——他刻意要揭示漢武帝的這一方面，故意將他的軍政大績都放到本朝文武大臣的列傳中去敘述。而在一些不無根據(jù)的野史中，又可看到漢武帝的另一方面——一位性好漁色的風(fēng)流天子。據(jù)題為班固撰，其實可能出于漢成帝時人之手的《漢武故事》所述，他還只是長公主抱在膝上的幾歲小娃娃時，就知道說“若得阿嬌作婦，當(dāng)做金屋貯之”，為后世留下“金屋藏嬌”的香艷成語?？砂僧?dāng)了他的皇后不久，他又移情別戀，去平陽公主家喝酒時，與歌妓衛(wèi)子夫勾搭上，將她納入宮中?！皶r宮女?dāng)?shù)千，皆以次幸”；“嘗自言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無婦人”。小說家言，雖難免夸張，但“漢皇重色思傾國”之心性不難想見。后來出巡時又收納了來路不明但“解黃帝素女之術(shù)”（由上章可知，這是房中術(shù)的同義語）的鉤弋夫人。在另一種也是托名班固的《漢武帝內(nèi)傳》中，借仙女和西王母之口，說漢武帝是“嗜味淫色”、是“胎性淫”——從娘胎里生就耽淫好色的天性。在另外一些傳說故事中，這位風(fēng)流天子的行徑更加不堪，比如南朝人殷蕓編的《殷蕓小說》卷一，有一條記漢武帝微服出行，至一人家，“家有婢，有國色，帝悅之，因留宿，夜與主婢臥”，結(jié)果這婢女的丈夫持刀欲殺漢武帝，漢武帝就召來禁衛(wèi)軍，公開自己的身份，將婢女的丈夫殺死。此種荒唐行徑，正可作后來明朝那位荒唐天子明武宗的先聲——在著名的《明武宗外紀》（毛奇齡撰）中，也記著武宗微服私行，一路上奸占民女、胡作非為等事。

在官史和各種野史以及介乎此二者之間的文獻記載中，漢朝王室、魏晉諸帝、南北朝諸帝及宗室，也都有大量“淫行”。這些事例中與前述先秦諸侯及漢武帝大同小異者已不必再多加列舉。還有一些具有性心理學(xué)或性社會學(xué)的個案價值，將在別處討論。被后世色情小說家大肆渲染的武則天的后宮生活，也將留在后文論述。

有一位帝王可以在這里一提，即金朝著名的海陵王（廢帝）完顏亮。在《金史·海陵諸嬖傳》中，詳細記載著完顏亮與約三十個女人之間的淫亂故事。這些女人多數(shù)是別人的妻妾，但只要完顏亮一知其有色，就奪來收納為妃嬪，有時甚至殺夫奪妻；這些女人有的順從，有的反抗，有的爭寵，有的妒忌，有的通奸，有的搞同性戀，有的色衰愛弛甚至被殺，鬧得一派烏煙瘴氣。完顏亮本人則肆無忌憚，亂倫也無所謂，更有許多舉動已屬性變態(tài)。按照比較舊式的社會演化理論，金朝的社會當(dāng)時約略相當(dāng)于漢族的春秋時代，與上一小節(jié)所述春秋諸侯的淫風(fēng)比照而觀，海陵王的行徑雖然也不難理解，但到底顯得十分瘋狂，十分霸道，這或許是個性之異所致。

后來明代《醒世恒言》卷二三“金海陵縱欲亡身”，成為“三言”中最為色情淫穢的一篇。不少版本不是將此篇刪得支離破碎，就是干脆全文刪去，僅存其目。還有人則將此篇單獨印行，出售牟利。而對照一下便可知，此篇其實只是《金史·海陵諸嬖傳》的抄襲翻版，僅稍微增加了一些細節(jié)。煌煌官修正史之中有此一篇，似乎顯得“出格”，但實際上古人在這方面的忌諱遠不如今日為多。而古人記載這類淫亂放蕩的史事，其間似乎可以窺見上古遺風(fēng)在意識深處的歷史積淀。

帝王挾無上權(quán)威，其放蕩往往表現(xiàn)為瘋狂漁色，以及無限制的多妻傾向。但在達官貴人的階層，放蕩的表現(xiàn)就更為“多姿多彩”，而且似乎更貼近現(xiàn)代都市生活的某些方面。這里先看幾個事例：

關(guān)于魏晉間貴族的放蕩，常被引用的記載是干寶《搜神記》卷七：“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發(fā)倮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备蓪殞⑦@些現(xiàn)象與一系列其他怪異等量齊觀，視為西晉敗亡之兆，“胡狄侵中國之萌”，未能從歷史角度認識到中國上層社會放蕩的傳統(tǒng)。在這一傳統(tǒng)中，“弄婢妾”是一個很突出的特征。比如張華《輕薄篇》所述西晉貴族之放蕩：

盤案互交錯，坐席成喧嘩。

簪珥或墮落，冠冕皆傾邪。

酣飲終日夜，明燈繼朝霞。

絕纓尚不尤，安能復(fù)顧它？

留連彌信宿，此歡難可過。

“絕纓”是傳說中春秋時代著名的酒后“弄婢妾”的典故，因此事另有更大意蘊，留待下文再論。而張華詩中所描述的這種放蕩的徹夜狂歡，最后發(fā)展到宣淫亂交的地步，完全可以預(yù)料和想象——“絕纓尚不尤，安能復(fù)顧它”，正暗示了這種晚會的結(jié)局。又如葛洪在《抱樸子外篇》中也曾用粗劣的文筆描述過這類現(xiàn)象，見卷二五：

攜手連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丑?！浠蜴舨乇懿患?，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于是要呼憒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交杯觴于咫尺，弦歌淫冶之音曲，以文君之動心。載號載呶，謔戲丑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女之大節(jié)，蹈相鼠之無儀。

類似的“弄婢妾”情形，在官史中也能找到記載，比如《宋史·王韶傳》記王韶一事云：

在鄂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繢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令失歡如此！命酌大嫪罰之，談笑如故，人亦服其量。

簡直就是當(dāng)年楚莊王處置“絕纓”之事的翻版。對于王韶這樣家中姬妾成群的人來說，面對客人調(diào)戲自己姬妾而不怒，這點“量”并沒什么了不起——我們在后面將會看到，這種事在古代上層社會的生活中可以說是司空見慣——請注意這個成語本身就來自一段非常相似的故事，見《本事詩·情感》：

李司空罷鎮(zhèn)在京，慕劉（禹錫）名，嘗邀至第中，厚設(shè)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于席上賦詩曰：

鬌梳頭宮樣妝，春風(fēng)一曲杜韋娘。

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

李因以妓贈之。

劉禹錫沒像張繢那樣酒醉失態(tài)，而是即席賦詩表示對李司空歌妓的好感；李就將歌妓送給他了，其“量”應(yīng)又過于王韶。但是所有這些故事（或佳話）都是男性中心主義的，女子只是娛客的工具，客人喜歡，主人就可以將她送人（后文還要談到這個問題）；至于歌妓對風(fēng)流自命的江南刺史是否也有好感，通常就不必考慮了。

要說這方面的所謂“量”，猶有更大得多者，且能超越男性中心主義的立場。舉兩例如下，見《清朝野史大觀》卷一二：

相傳畢秋帆制軍一日清晨至某妾房，揭?guī)ひ曋?，某妾起坐之頃，似有慌張掩飾之狀；視其被中，隆然凸起。戲以手納被中探之，適與被中人首相抵，公戲撫之曰：真好頭顱。

又陶公督兩江，或告以閫內(nèi)人雜，恐不盡妥，公因留意察之。一日方自上房出，遽回某妾屋中，惟聞妾叱人曰：老爺才出而汝即來，何如此大膽！公遂潛出，猶告人曰：吾妾尚懂規(guī)矩，還是好人。

二公雅量洵后人所不及，然此豈可為訓(xùn)乎。

上述兩事的具體真實性當(dāng)然不無疑問，但是將此置入古代中國上層社會一貫的放蕩傳統(tǒng)這一歷史背景中去看，則這類事情并非現(xiàn)代人心目中那樣難以想象——進而言之，當(dāng)我們看到這類事情在現(xiàn)代一些西方國家也被坦然接受時，是否可以認為這其實是某種古代傳統(tǒng)的復(fù)歸呢？

（本文摘自江曉原著《性張力下的中國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