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身處蘇格蘭,就會發(fā)現學習多年的英語在這里近乎外語,更讓人抓狂的是,對方說的英語也讓人如在云里霧里。這都源于蘇格蘭人濃重的口音。這并非一個新問題。早在英格蘭、蘇格蘭合并之初,“蘇格蘭腔”就讓他們陷入深深的自卑與困惑,也為英格蘭的“蘇格蘭厭惡癥”培育了文化土壤。那么,改不掉的鄉(xiāng)音,給合并之初的蘇格蘭人帶來了什么樣的麻煩,他們又是如何改變的呢?
英蘇合并后的“蘇格蘭厭惡癥”
1707年5月1日,蘇格蘭與英格蘭的合并法案正式生效,在英格蘭下議院原有的513個席位基礎上,又增加了45名蘇格蘭議員;擁有190個席位的英格蘭上議院又增加了16個蘇格蘭席位。政治上的合并可以通過增加議會席位實現,但兩國在心理上的“合并”則艱難得多。合并伊始,一種名為“蘇格蘭厭惡癥”的情緒就在英格蘭社會泛起。
大衛(wèi)·休謨
休謨顯然感受到了這種厭惡癥。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一些人恨我是因為我不是托利黨人,一些人恨我是因為我不是輝格黨,一些人恨我是因為我不是基督徒,但所有人都憎恨我:因為我是蘇格蘭人?!碧K格蘭作家鮑斯威爾出身名門,其父親奧金萊克領主,曾出任蘇格蘭最高民事法庭庭長暨蘇格蘭高等法院法官。他本人俊逸風流,在倫敦風流韻事不斷。但即便能俘獲英格蘭女人的芳心,卻難以贏得英格蘭紳士的尊敬。一次,他去倫敦劇院看戲,身旁的觀眾們在他耳畔高喊著:“蘇格蘭人滾出去!滾出去!”
即便位列中樞亦難避免這樣的尷尬和羞辱,喬治三世任命的首相布特勛爵出生于蘇格蘭,這一背景使其在政界頗受詬病。他在位期間,政壇反對“北不列顛人”的呼聲從未停歇。其中,約翰·威爾克斯幾乎每天都在倫敦報紙上發(fā)表謾罵蘇格蘭移民的文章,稱這些來自北方移民無知愚昧、貪婪墮落、道德敗壞。他還聲稱:“蘇格蘭貴族絕大多數都專橫暴虐,平民都甘當奴仆。”這當然意有所指。
從1707年合并以來,這種“蘇格蘭厭惡癥”幾乎貫穿整個18世紀。在1776年5月和1781年5月的兩次宴會上,曾經以編撰字典聞名塞繆爾·約翰遜博士和約翰·威爾克斯這一對“蘇格蘭厭惡癥”重癥患者相聚在一起,“兩人熱烈地贊同彼此的意見”,他們嘲笑蘇格蘭是“不毛之地”,和英格蘭組成了“一個聯(lián)合同盟”。他們拿蘇格蘭做笑料,放肆嘲笑和譏諷,其中不乏英式幽默的經典橋段。例如,約翰遜就斷言:“先生們,老英格蘭的失敗并不是多么悲傷的事情,因為是蘇格蘭人發(fā)現了這一點?!毕啾燃s翰遜的含蓄,威爾克斯則直白了很多,他對約翰遜說:“一大群蘇格蘭人涌向倫敦,然后就再也沒有回去。”約翰遜對此回答道:“所有蘇格蘭佬都一樣。”1775年4月的《倫敦記事報》還記錄了這樣一段以約翰遜名義發(fā)表的講話:“我并不憎恨蘇格蘭人。先生們,就像我不會憎恨待在水里的青蛙??墒俏业贸姓J,我不喜歡它們在我的臥室里蹦來跳去?!?/p>
塞繆爾·約翰遜
“蘇格蘭厭惡癥”中的語言成因
蘇格蘭人為什么不招英格蘭人待見?這當然有經濟因素。早在蘇格蘭與英格蘭合并之初,就有英格蘭人嘲笑他們的北方鄰居,“除了煤和羊外一無所有”。除了經濟因素外,文化代溝也不容小覷。合并不久,英格蘭人就發(fā)現,與蘇格蘭人打交道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他們聽不懂對方在說些什么。
18世紀的蘇格蘭語和英語都源于古老的盎格魯-撒克遜方言。但隨著歷史發(fā)展,這對“兄弟”逐漸分家,無論是在語法、詞匯還是語音上都出現了很大分歧。18世紀流行的蘇格蘭語借鑒了法語、蓋爾語和斯堪的納維亞語的相關詞匯和語法。合并之前,人們似乎并不以操這種語言為恥。不管是法院、政府機構還是商會,人們自然地講著蘇格蘭語,并沒有覺得什么不自然與不方便。英蘇合并改變了這一狀態(tài)。
歐內斯特·C·莫斯納在《大衛(wèi)·休謨傳》中記載了一段軼事:亨利·霍姆曾報道了鄧恩勛爵于1737年在英國上議院發(fā)表演講的場景,“自始至終,英格蘭人連一個字都沒有聽懂。”不僅在上議院這樣的廟堂之上,在法院這樣專業(yè)場所,蘇格蘭語也遭到了英格蘭人的無言抵制,蘇格蘭的皮特佛勛爵和一群英格蘭律師在倫敦的“林肯法學院”會館廣場上聚餐,“皮特佛端坐在餐桌一側,正在講他的蘇格蘭笑話,但因為聽不懂,根本就沒人發(fā)笑”。
蘇格蘭文人也感受到語言的變化,原先讓人自豪的蘇格蘭腔一夜之間成為了“負資產”。阿瑟·赫爾曼在《蘇格蘭:現代世界的起點》中寫道:大衛(wèi)·休謨終其一生都用英文寫作,但他一直沒能講一口地道的英語。休謨坦言,他為蘇格蘭同胞們“為自己的發(fā)音和腔調感到不滿”。《大衛(wèi)·休謨傳》也援引一位與休謨相識多年的親戚的回憶:“盡管經常有機會與英格蘭人交談,盡管精通數門語言,盡管常在國外游歷,盡管出入最好的社交圈,盡管書面英語優(yōu)雅得體,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仍保留著特威德河畔父輩的那種口音、腔調和鄙陋。因此,若不是其談話的內容暴露出他是一個文化人,您可能不禁會想,除了最粗鄙的莫斯農民,他從未與外人交談過,又抑或他從未踏出過教區(qū)半步?!?/p>
面對語言上的尷尬,休謨曾試圖改變,他曾向一位倫敦記者承認,“盡管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我耗費了很多精力。雖然我有信心在寫作中不犯錯誤,但在說話的口音上,如您所聞,無論我怎樣努力都改變不過來?!边@種遺憾甚至伴隨終生。格拉斯哥大學教授克里斯托弗·貝瑞在《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社會理論》中援引蒙博杜的回憶稱,這位蘇格蘭哲人“臨死之前告解的不是他的罪惡,而是他的蘇格蘭腔”。
在自尊與自卑心態(tài)中改變
面對南方鄰居挑剔與不屑的眼光,蘇格蘭人謀求改變。
首先是正名。當蘇格蘭這一名字遭遇“污名化”之時,蘇格蘭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名,蘇格蘭人想把蘇格蘭當成一個地方,而不是被視作鄉(xiāng)下的代名詞。學者戴西斯認為,這是18世紀蘇格蘭人面臨的文化悖論,他們害怕被人看成是貶義的“鄉(xiāng)下地方”,希望把自己融入到“大都市”或者英語文化中。這兩種想法讓蘇格蘭人產生了某種“自負導向”,而這種由自卑激發(fā)出來的自負,從出生開始就帶著某種“原罪”色彩,這讓蘇格蘭人陷入了各種悖論之中難以自拔。
18世紀蘇格蘭最著名的詩人羅伯特·彭斯
他們發(fā)明了很多詞來為蘇格蘭洗刷污名,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詞是“北不列顛”(North Briton)。該詞曾出現在1755年出版的《愛丁堡評論》第一期卷首語中,編輯們把自己稱作生活在“大不列顛北方”的人。克里斯托弗·貝瑞認為,“這種稱謂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揭示了自1745年以后的10年間,他們(編輯們)仍對‘蘇格蘭人’的稱謂感到憤憤不平,反映出他們想要被看成是更大社會的一分子,他們的區(qū)別只是在維度上,而不是文化上。”盡管蘇格蘭的文化人,已經有了“脫蘇(格蘭)入英(國)”的文化預期,但是這一稱謂本身就反映出他們的自卑。阿瑟·赫爾曼認為,北不列顛中的“北”暗示兩個國家的差別僅僅是地理方面,然而從沒哪個英格蘭人稱自己為“南不列顛人”。蘇格蘭人也明白這樣的事實,“單憑主觀愿望的政治想法,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彌補文化的鴻溝?!?/p>
其次是求變。面對英語的強勢地位和自身的文化焦慮,蘇格蘭人急于求變,這給一個名叫托馬斯·謝里丹的愛爾蘭人提供了舞臺。謝里丹,斯威夫特主教朋友的兒子,他是一位來自都柏林的愛爾蘭演員。1761年,謝里丹發(fā)起了“群賢會”,其中的重要職能就是開設英語口語講座。按照《大衛(wèi)·休謨傳》中的記載:“群賢會的章程中寫道:隨著大不列顛這一地區(qū)(蘇格蘭)與首都(倫敦)在事務和娛樂方面的聯(lián)系日益密切,蘇格蘭的紳士們已感到他們因其淺薄的英語知識和鄙陋的發(fā)音所帶來的諸多不便。以往的經驗讓蘇格蘭人深信,對于一個出生并受教于這個國家的人而言,要相關獲得確當的英語知識,并以純正地道的英語寫作,這并非全部可能?!?/p>
在此宣傳下,當年就有300多位蘇格蘭紳士參加講座,他們“論地位和能力都是這個國家的精英”,期盼這位愛爾蘭人幫助他們掌握“蘇格蘭人最不擅長的”英語口語,矯正“方言這個本國最大的缺點”,當然,要矯正缺點也需要付出代價,為了獲得聽講的資格,他們每次需要支付1基尼(大約相當于現在的數十美元)。如果沒有這么多時間參加全部講座也沒關系,精明的愛爾蘭人還開設了濃縮課程,時間僅為兩周。對于這樣的講座,阿瑟·赫曼評論道:“顯然蘇格蘭人的文化焦慮癥已經發(fā)展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以至于他們心甘情愿地掏錢讓一個愛爾蘭人教他們說英語?!?/p>
最后是底蘊。當然,僅僅依靠正名和求變成不了文學大師,蘇格蘭人的英語成就與其教育和文化底蘊有著密切關系。在18世紀,當英格蘭僅有牛津和劍橋兩所大學時,蘇格蘭已擁有格拉斯哥、愛丁堡、圣安德魯斯和阿伯丁四所大學。伴隨著大學的興起,出版業(yè)也開始日漸興盛,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羅伯特·弗里斯(1707-1776)創(chuàng)辦的出版社。羅伯特·弗里斯出身于勞動階層。青年時,他參加了弗朗西斯·哈奇森(他也是亞當·斯密的導師)在格拉斯哥大學開設的課程(因此有學者認為,哈奇森是弗里斯兄弟出版事業(yè)的“靈魂人物”)。在哈奇森的支持下,弗里斯兄弟開始為該校的教授印刷拉丁文和英文版教科書。例如:哈奇森的道德哲學,詹姆士·摩爾的希臘文,約翰·米勒的法律課,約翰·安德森的自然科學,威廉·懷特的教會史課程等,還有數學教授羅伯特·西蒙森所做的拉丁文和英語版的歐幾里得幾何,摩爾在大學文學社團中所讀的散文集,以及人文學科(拉丁文)教授威廉·理查德森的詩集。1753年,弗里斯兄弟開設了弗里斯美術學院——堪稱英國歷史上第一所現代美術和設計學院,比倫敦皇家學院還要早15年。不僅是出版業(yè)和高等教育,蘇格蘭的基礎教育基礎也比同時期的英格蘭更為雄厚,大部分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就接觸過拉丁文、希臘文,這為他們接觸古典文學打下了堅實基礎。
當我們重回18世紀的歷史語境中就會發(fā)現,那個時候的蘇格蘭并非文化沙漠,相反,這群堅韌的“北不列顛人”頂著南方鄰居輕蔑和不屑的眼光中,以自卑激發(fā)的自尊勇敢地去改變著,從而贏得了世界的尊重。18世紀的蘇格蘭文壇上,彭斯、布萊克洛克、霍姆、馬利特、湯姆森、威爾基等文學家,以及弗朗西斯·哈奇森、亞當·斯密、大衛(wèi)·休謨、亞當·弗格森等思想家交相輝映,燦爛一時。
正如1757年7月大衛(wèi)·休謨在寫給同胞吉爾伯特·艾略特的信中寫道的那樣:“真正值得驕傲的是,當前這個國家誕生了如此之多的天才人物。在這個不幸的時代,我們失去了我們的君王、我們的議會、我們獨立的政府甚至我們的王公貴族時,我們用自己的口音和讀法講出我們沿用的那種極其陳腐的方言,這難道不怪異嗎?在這種環(huán)境下,我們竟然成為歐洲最杰出的文學民族,難道不是一件奇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