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105周年：新文化運動與亞東圖書館

陳獨秀

8月25-26日，為紀念新文化運動105周年，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與“在藝”在北京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藝術館聯(lián)合舉辦“陳獨秀、胡適與他們的時代——紀念新文化運動105周年”主題學術研討會。

據(jù)悉，“亞東圖書館遺珍——陳獨秀、胡適重要文獻特展”于8月25日-31日在北京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藝術館啟幕，展出亞東圖書館陳獨秀、胡適等9種重要文獻，這也是塵封百年的亞東遺珍首度集結面世，包括目前最完整的《胡適留學日記》手稿、陳獨秀《<科學與人生觀>序》、胡適《跋<紅樓夢>考證（一）（二）》以及胡適與友人往來信札等——被譽為“新文化運動文化遺產(chǎn)”，學術界對其文獻價值、文化價值、時代意義甚為矚目。

“陳獨秀、胡適與他們的時代——紀念新文化運動105周年”學術探討會現(xiàn)場

本次研討會以新發(fā)現(xiàn)的亞東圖書館藏陳獨秀、胡適系列文獻為契機，圍繞“陳獨秀《<科學與人生觀>序》與百年思想史”、“《胡適留學日記》與青年一代的家國理想”、“胡適《跋<紅樓夢考證>》與百年新紅學之路”、“一個大時代的啟幕——從亞東圖書館到新文化運動”四個議題展開探討。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安徽大學、北京魯迅博物館 /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中國紅樓夢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等高校及機構的專家、學者共20余位與會發(fā)言，通過追溯百年前一個大時代的文化遺珍，梳理探討新文化運動對百年中國的深刻影響，挖掘百年前文化遺產(chǎn)之于現(xiàn)實的意義。

陳獨秀《科學與人生觀序》集合

陳獨秀 《科學與人生觀序》外觀

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北京魯迅博物館）現(xiàn)而今就坐落于北大紅樓。而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亞東圖書館與北京大學亦有著深厚的淵源。亞東圖書館由汪孟鄒于1913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其前身為蕪湖科學圖書社。亞東出版了一大批精品圖書，創(chuàng)造過諸多“第一”，帶來了中國出版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的轉型與進步。一段時期內(nèi)，“亞東本”就意味著精益求精、一絲不茍的編輯出版態(tài)度。亞東圖書館首創(chuàng)古典小說標點本，使小說文本呈現(xiàn)出全新的面貌，具有重要的文本價值和學術價值。

汪孟鄒

作為一家小型私營出版社，亞東圖書館在中國現(xiàn)代史和現(xiàn)代文學史上，起過無可取代的作用。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革命時期（1922年-1927年），這里曾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的印刷和發(fā)行地，以及中共中央出版局的辦公地。中國近代史上主要人物毛澤東、陳獨秀、胡適、陳喬年、羅家倫等都與此地有過聯(lián)系。 

圖片右側較高的樓房為亞東圖書館舊址

1917年，亞東圖書館靈魂人物之一陳獨秀在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得益于他的大力推薦，“亞東”獲得了北京大學出版部書籍在上海及南方地區(qū)的經(jīng)理權，由此經(jīng)營出現(xiàn)轉機。同年，“亞東”的另一靈魂人物胡適也進入北大擔任教授，三十年后擔任北大校長。1919年至1922年是亞東發(fā)展的黃金時期。在這幾年相繼出版了胡適的《短篇小說》第一集、《嘗試集》《先秦名學史》《胡適文存》,高語罕的《白話書信》《國文作法》,陳獨秀的《獨秀文存》,汪原放標點胡適作序的《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三國演義》。

胡適

目前有種說法認為，在20世紀上半葉亞東圖書館與韜奮書店、商務印書館形成三足鼎立之勢。魯迅曾有言：“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一門特長的，譬如標點只能讓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適之，出版只能由亞東圖書館?！蓖粼攀莵問|圖書館的骨干編輯，陳獨秀、胡適、章士釗作為亞東圖書館的靈魂人物，匯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的有識之士，通過出版——胡適留美回國后，毫無保留地將其著作在“亞東”出版——有力推動了新文化運動與波瀾壯闊的現(xiàn)代中國進程。

汪原放

“亞東圖書館遺珍——陳獨秀、胡適重要文獻特展”現(xiàn)場

“科玄論戰(zhàn)”，“大家都‘跑題’了，該說的沒說”

此次“亞東圖書館遺珍”特展展出的《<科學與人生觀>序》原稿，是陳獨秀送亞東出版社的手寫終稿，自“亞東”出版之后百年間從未露面。與后來刊印的各版本相較，手稿內(nèi)容出入不大，但保留了陳獨秀對序文重點的圈紅標識，這對于解讀陳獨秀的思想軌跡、理解這場世紀論戰(zhàn)乃至20世紀哲學思潮具有重要的文獻補充意義。

耿云志

在與會來賓研討環(huán)節(jié)，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近代史所研究員、胡適研究學會會長耿云志首先發(fā)言。他指出重溫這篇《序》自然會重溫那場很重要的爭論——“科學與人生觀”是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哲學史上一場著名的思想論爭，也稱“科玄論戰(zhàn)”，被梁啟超譽為“替學界開一新紀元”。三大派別玄學派、科學派、以及唯物史觀派，就科學與人生觀問題展開了激烈的交鋒，中國重要的思想家?guī)缀跞繀⑴c其事，論戰(zhàn)文章字數(shù)高達“煌煌二十五萬”。

“這場爭論中大家都‘跑題’了，該說的沒說，他們兩個人都是這個看法，但是具體的不一樣。陳獨秀是說大家應該對于科學到底能不能支配人生觀的問題要作出明確的回答；張君勱在他的《人生觀演講》里擺了九種人生觀證明科學都沒辦法，管不到它。陳獨秀說這九種都逃不開科學的支配，他一一做了解釋。胡適說跑題跑到哪兒去了？他說本來是講“科學的人生觀”，結果大家都沒有具體詳細地論述科學的人生觀到底是什么樣，他說把這個問題說清楚了，自然大家就信仰科學人生觀，就會放棄那些迷信胡說的人生觀?！?/p>

胡適（前排左一）與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師及同學合照

耿云志認為陳、胡二人分歧最大的是涉及到“歷史觀”的問題：陳獨秀說他要給書寫一篇《序》一個重要的動機之一就是發(fā)現(xiàn)胡適這一派人批評張君勱反對科學的說法都不徹底，并勸胡適應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要站到唯物史觀立場上來。胡適則明確回答：這一步我是不肯進了，不能再進了。”耿云志認為胡適（之所以這么說）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他認為陳獨秀把唯物史觀說的太簡單了。二、胡適不贊成唯物史觀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是實驗主義的信徒。實驗主義最重要的核心觀念是經(jīng)驗，經(jīng)驗這個東西既可以做唯物的解釋，也可以做唯心的解釋?！八院m說對于唯心、唯物的問題實驗主義采取不了了之的態(tài)度。用流俗的觀點來看好象有點兒滑頭主義，實際上這是一種影響力很大現(xiàn)代哲學的一個觀念，我們無法詳細展開?！?/p>

耿云志認為現(xiàn)在應該對“科學與人生觀”的爭論需重新加以評估，“我覺得這個爭論最重要的核心問題是張君勱提出來東方文明主要是指中國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主要是一種物質文明。他認為科學只能夠創(chuàng)造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搭不上關系。我認為這個是最核心、最要害的問題，當時爭論的人絕大多數(shù)人都沒有充分注意這個問題。這場爭論過了三年之后胡適發(fā)覺這個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所以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我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態(tài)度》，他認為所謂中國精神文明實際上是完全在物質壓抑之下，人們精神上不能得到解放，而西方在物質高度發(fā)展的基礎上，能夠充分滿足人們精神上的各種需求，那才夠得上精神文明。”

陳漱渝

原魯迅博物館副館長、著名近代史學者陳漱渝發(fā)言時，先就提出對陳獨秀、胡適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好像是一個晴雨表，是一個標志。標志了現(xiàn)代中國人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廣度。我這里面講的是研究，既不是把他們捧殺，也不是罵殺，而是給他們一個科學的歷史定位。你要給他們兩個一個科學的歷史定位，你又離不開文本跟手稿，所以這批手稿的價值也是不可低估的?！?/p>

陳漱渝回憶說自己第一次看陳獨秀的手稿是大約是三十年前，“打開一把一把都是陳獨秀的信，當然是（陳獨秀）在四川，很多都是談文字學的，陳獨秀寫了一個《小學文字勾本》，他預支了兩萬塊錢。陳獨秀晚年活得非常清貧，又活的非常之清高。”而提到胡適，他介紹說《蔣介石日記》中把胡適罵得很狠，“蔣介石怎么那么恨胡適呢？一個是解放戰(zhàn)爭時期像司徒雷登這樣的美國政治家把蔣介石作為國民黨內(nèi)的反動勢力，作為一個濁流代表看待；把胡適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作為清流來看待，要扶植胡適，蔣介石心胸比較狹窄，所以蔣介石表面對胡適很尊敬，實際上很生氣。”在陳漱渝看來，亞東圖書館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陣地，“也是一個倒霉的書店。他們賺錢得益于陳獨秀、胡適，倒霉也倒在他們兩個人身上。1953年，亞東圖書館被取締了。幾乎同時,創(chuàng)辦人汪孟鄒也病逝于上海。”

“《胡適留學日記》是胡適留美學生生活的自供狀”

歐陽哲生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歐陽哲生認為此次展覽中的《胡適留學日記》手稿出現(xiàn)“也算是一個奇跡”，“在中國經(jīng)過了幾十年的社會動蕩以后，這部手稿居然奇跡般的活下來了，能夠再現(xiàn)于世，的確是非常珍貴的?！彼陌l(fā)言著重談了對《胡適留學日記》的閱讀心得。

“《胡適留學日記》初名《藏暉室札記》，記錄時間是1911年到1917年在美國留學歸來為止，出版的時候是分了17卷。胡適生前出了三個版本：第一個版本1939年亞東圖書館出版的《藏暉室札記》；第二個版本是《胡適留學日記》是1948年出版的；第三個版本是在1958年出的一個臺版；第四個版本最新，201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手稿影印出版，新增《北京札記》》和《歸娶記》，這兩段史料是在1917年到1919年之間。剛好這兩年間胡適沒有寫日記，算是彌補了一個空白，就時段而言不屬于胡適留學時期?！?/p>

胡適(前排右一)與康奈爾大學中國學生俱樂部成員合照

歐陽哲生笑言寫日記有兩種，“一種是寫給別人看的。一種是寫給自己看的，《胡適留學日記》帶有‘思想自傳’的性質。胡適在他的《自序》里說，‘我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這部自序才明白這幾十萬字是絕好的自傳?！^‘絕好的’在我的理解是完全真實的呈現(xiàn)，沒有任何虛假做作的成分。這17卷寫的是一個中國青年學生七年的私人生活、內(nèi)心生活思想演變赤裸裸的歷史。這樣的自傳體書在西方可以看到盧梭的《懺悔錄》、《鄧肯自傳》，但是在中國很少見?！?/p>

“《胡適留學日記》是胡適留美學生的生活的一個自供狀。胡適在自序中說他記了打牌、吸煙、因為感情沖動突然變成一個基督徒，記了他發(fā)奮要替中國家庭社會制度辯護，記了他愛管閑事、愛參加課外活動，愛參加美國的政治生活，到處演說等等，還記了他的友朋之樂。在近代中國赴外留學的青年學生成千上萬，記日記者不乏有之。但是真正在作者存世的時候以留學日記題名卻出版日記只有《胡適留學日記》這一部?！逗m留學日記》是（那個時代）中國留學生群體學業(yè)思想、生活、交誼的唯一記錄，也是最好寫照?！?歐陽哲生說。

姜異新

魯迅博物館/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研究室主任姜異新在發(fā)言時，稱贊“今天看了手稿非常震撼，大飽眼福?！彼榻B說紙質文物壽命大約一百年，“一個世紀以前留下來，如此完整真是非常不容易。我注意到胡適用的是非常普通的美國中學生筆記本，上面印的Name、Grade、School和Class，大學生不需要寫這個。胡適的書寫方式是中國式的，本子橫過來用，從右往左翻頁，寫的時候是從右往左豎寫。他用的筆大多數(shù)是蘸水筆，力度大的時候有一種分杈的痕跡，很少一部分用毛筆、鋼筆。并且這一部分主要出現(xiàn)在《歸國日記》那一部分，墨汁的顏色有深藍、淺藍、黑色、紅色，紅筆大部分用來作批注。他的語言，書寫當中以漢語為主體，夾雜著英文，漢語有時候用文言，有時候用白話還有很多中外符號。它的內(nèi)容，用的材料非常廣泛，有簡報、照片、通信、便條。和友人的對談涉獵面非常廣博，全面展現(xiàn)他求學讀書日常生活娛樂、運動、關系、交游等一些經(jīng)歷。胡適還提煉篇名，字課、朋友篇，有點兒像現(xiàn)在的手帳的意思，恰恰是現(xiàn)場感的體現(xiàn)，因為是隨時記錄下來，雖然很注意編排，難免顯得龐雜甚至無章法可循，這恰恰是文獻原始的意義之所在?！?/p>

胡適留學期間與友人合照

姜異新介紹說胡適實際上拓展了日記的功能，“他把它叫做‘自言自語’，其實是一個綜合性的文體，并不是私密性的一己日記，也不是文學性日記，而是以讀書雜記為主的思想隨筆和文化記錄。胡適非常有向公眾表達的欲望?！痹谒磥?，胡適主要用漢語寫日記，“從最初下筆那一刻起他內(nèi)心的讀者就是自己的同胞，他要向祖國報道作為第二批庚子賠款的留學生如何浸潤在西方文明里的，這樣的文本非常有價值，最初是在《新青年》零星發(fā)表出來，在今天這樣一個新媒體發(fā)達的時代，回望《胡適留學日記》，發(fā)現(xiàn)非常類似于現(xiàn)在的博客、個人微信的公眾號，可以說是新媒體寫作的前身，除了不能隨時互動之外，其它方面的功是有傳承的。讀者從中能夠看到胡適強烈的求知欲、表達欲有時候一天寫幾千字，思路非常通達和流暢，同時顯示出美國教育體系對他深刻的影響，如何一點一滴形塑學貫中西的大師?！?/p>

姜異新在發(fā)言最后，特別提到美國教育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對任何現(xiàn)象要有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看法，《胡適留學日記》也可以看到他非常有意地訓練自己這方面的能力，“怎樣從一個不愛運動、不愛社交內(nèi)向的學生成長為非常陽光的充滿活力的留學生，重交流、互動，“文學革命”這個詞就是討論出來的，演講課鍛煉自己的演講，還有美國非常重視閱讀，不僅是海量還要速讀，而且有精讀、泛讀和深度的閱讀。胡適的閱讀方法和國內(nèi)相比肯定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都體現(xiàn)在胡適的留學日記，尤其是簡報等等延伸性的副文本的材料。胡適很喜歡中西對讀，如果大家看到會發(fā)現(xiàn)他一三五讀中國傳統(tǒng)文學作品，二四六肯定讀西方文學作品，比如今天讀《左傳》明天肯定要挑一部西方作品比如狄更斯，后天讀古詩十九首，再后天又讀莎士比亞，而且他是非常有自覺的比較意識，他把《安娜傳》和《石頭記》、《羅密歐和朱麗葉》和《西廂記》進行比較，當即就寫評論，訓練自己的書評式的寫作，這是中國古典文學非常缺乏的一種文體。”

陳獨秀和胡適 “我要跟你分道揚鑣，但又難舍難分”

張寶明

河南大學副校長、教授張寶明認為陳獨秀和胡適是兩位是有故事的人。“他們演繹的故事在20世紀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均和而不同，但兩個人又都可以稱作‘君’。打一個比方，梁惠王太平庸，為啥沒有叫莊子和孟子，一個汪洋之勢、一個大地蓬勃的人去對話呢？如果他倆對話，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是什么樣的情形呢？在近代思想史上，胡適和陳獨秀的出現(xiàn)就是誰都離不開誰，但一見面兩個人就要吵，搞得胡適最后幾次捶胸頓足，‘我要跟你分道揚鑣’，但又是兩個難舍難分的朋友?！?/p>

“等到他倆最后分手，各做自己的事情的時候，會發(fā)現(xiàn)后面近代思想史上少了一份刀光，也少了一份劍影，那種唇槍舌劍針鋒相對少了，漸行漸遠，讓我們的思想平淡了許多。陳獨秀作為一名共產(chǎn)黨員，一個革命黨人，他與亞東圖書館的關系，在蕪湖科學讀書社時已經(jīng)建立了很好的關系。而且《新青年》邀請胡適寫稿，陳獨秀也是通過汪孟鄒搭橋。現(xiàn)在講紅色基因、革命基因，蕪湖科學讀書社那個小樓就是有革命基因的地方。吳樾參加了刺殺滿清五大臣的行動，李克農(nóng)等革命志士都在這個里點燃了星星之火?！?/p>

張寶明認為汪孟鄒作為一個出版人非常會經(jīng)營，“他實現(xiàn)了市場和思想完美的結合，是中國近代出版史和思想史上雙方贏的典型范例，有很多故事。通過《<科學與人生觀>序》雙序雙答，他把兩個老朋友引斗在一塊，造成一波三折思想交鋒，應該說這是汪孟鄒從生意的手段、營銷手段出發(fā)所做的一次謀劃和策劃。說到雙序，更為深層地是撩撥‘雙答’汪孟鄒是將序言任務分到兩個人的頭上，待拿到后便以交換的形式讓陳、胡兩個人參閱。你看看這是胡適寫的，這是陳獨秀寫的，兩個人一交換不要緊，引斗開了，就干起來了?！?/p>

亞東圖書館編輯所同人合影（左起，前排：汪協(xié)如、汪乃剛、章希呂、程健行、余昌之；后排：章近江、章志金、章煥堂、汪原放、吳嗣民、周道謀）

在張寶明看來汪孟鄒設局是“陽謀”，陳獨秀、胡適“入彀”也是無可奈何，“每當囊腫羞澀要向出版商貸款，陳獨秀就跑到亞東圖書館坐幾個小時，直到汪孟鄒說閣下是不是缺錢？于是拿一萬塊錢或者是一千塊錢支走。就是這種關系，關系特別好。出版社這古靈精怪的策劃很是博足時人眼球。好戲無需等待，就在接踵而至的‘答’，豈止是一答了之，乃是來而不往非禮也的‘還’。如此你來我往便成了思想上的你推我搡。如果說在各自‘序’中還不曾找到共同的踏板，這一支點在‘答’中還是看到些許的希望。首先在以胡適‘附注’的形式《答陳獨秀先生》。這個“答”緊扣陳獨秀在序言中的結論兩個層次的：一是陳獨秀所說的一種歷史觀，而我們討論的是人生觀；二是唯物的人生觀是用物質的觀念解釋宇宙萬物及心理現(xiàn)象。唯物的歷史觀用客觀的物質原因來說明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就像陳獨秀往外拉胡適加盟自己唯物史觀一樣，胡適也在拼命地將陳獨秀往里拉，靠近自己科學的人生觀?！?/p>

發(fā)言最后，張寶明認為陳、胡參與亞東圖書館的策劃，“可以說是在中國啟蒙運動思想史上，不僅僅是一群思想家、史學家在吶喊，思想和運動之外還有生意存在。像羅伯特·斯科特曾說，啟蒙運動存在于哲學家的陳辭中，其次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機中，或可譯作‘出版商的策劃中’，這樣更厚道一點。我們想想如果亞東圖書館沒有接到這樣一個大命題，沒有在那個時代背景下讓市場和思想結合，就不可以想象二十世紀思想啟蒙史，或者文藝復興史，或者所文化史（將會由此黯然失色）。哲學家們生產(chǎn)思想，出版社則將思想以印刷的方式傳播出去。在這個意義上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胡適是生意人與啟蒙者相結合雙贏的典型案例?！?/p>

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章宏偉從民國出版史的角度，著重談了陳獨秀與亞東圖書館間的關系，“陳獨秀和汪孟鄒的哥哥汪希顏是至交。汪希彥早逝，臨終前把弟弟托付給了陳獨秀，有這么一層關系。這使得這兩個人物在后面的生命軌跡中發(fā)生了密切的聯(lián)系。”

章宏偉

在章宏偉看來，上海在1843年開埠后，無論是經(jīng)濟、金融、文化、貿(mào)易方方面面都可以說突飛猛進?！昂芸斓?，上海就在中國版圖里占據(jù)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進而改變了中國的出版格局。1936年，當時上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這三家出版機構一年的圖書量占全國出書總量的71%！那個時候，上海的雜志出版數(shù)量也乎占了全中國雜志出版數(shù)量的半壁江山。所以陳獨秀對這樣的格局，上海的變化，可以說看得非常清晰，所以就力促汪孟鄒到上海去發(fā)展開書店。1913年，汪孟鄒帶著侄子汪原放到了上海，在四馬路今天福州路那租了個小房子，就一層，外面掛了個洋鐵皮的‘亞東圖書館’牌子，這就開張了?！?/p>

“亞東圖書館的名字是陳獨秀給起的，亞東圖書館的開館序言也陳獨秀寫的，亞東圖書館的辦館宗旨還是陳獨秀定的調(diào)子，所以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的關系，那就密切到了可以說不分彼此的地步。” 章宏偉介紹說汪孟鄒對于陳獨秀可以說是言聽計從，“但很遺憾，新文化運動的標志，陳獨秀主編《青年》雜志（第二卷起改稱《新青年》），本來肯定要擱在亞東圖書館??！可限于經(jīng)營理念，當陳獨秀想辦這么一份雜志的時候，汪孟鄒覺得很為難，他首先為難經(jīng)濟上捉襟見肘，沒有錢。另外當時《甲寅》雜志（創(chuàng)辦人章士釗）正在他那兒，相當多的精力放在這上面，所以只好把《青年》雜志聯(lián)系給了群益書社，失之交臂?！?/p>

發(fā)言最后，章宏偉認為將亞東圖書館和韜奮書店、商務印書館鼎足為三，“這樣的說法無疑是拔高了。在整個民國出版史上，亞東圖書館就是一個很小的出版機構，出書量不多。它出的書之所以到今天我們還要念叨，還要紀念，就是因為它和新文化運動的這些旗手（陳獨秀、胡適）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就是因為當時出版新文化書刊它出了相當大的力，在當時也有比較大的影響。惲代英1919年冬天辦利群書社，毛澤東1920年辦文化書社，當時都和亞東圖書館做了經(jīng)銷，且是陳獨秀給做的擔保。亞東圖書館點校白話小說，說實在話出的量不多，我覺得把亞東圖書館給一個真正的、真實的，符合歷史實際的定位，可能會更好。”

《胡適留學日記》封面

《胡適留學日記》手稿

《胡適留學日記》手稿

《胡適留學日記》手稿

《胡適留學日記》手稿

《胡適留學日記》手稿

《胡適留學日記》手稿

《胡適留學日記》手稿第十七冊《北京雜記》（局部）

《胡適留學日記》手稿第十七冊《北京雜記》（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