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羅志田：我們希望年輕人多讀書

【編者按】近日，樂道文庫的首批作品《什么是日常統(tǒng)治史》《什么是科學史》《什么是概念史》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出版刊行，反響熱烈。本叢書由羅志田教授主編，邀請各領域成名學者，以相對通俗的方式，分享其在這一學門研究成果。他認為年輕人應該多讀書，希望通過樂道文庫“展示學術(shù)論域是如何不斷開拓的，有意從事研究的大學生，或可借此得到一種做學問的路徑”。

澎湃新聞對羅志田教授進行了一次專訪，談及樂道文庫的緣起、學者如何書寫普及讀物等話題，以下為訪談正文。

羅志田教授

澎湃新聞：您怎么想到編這套書？何謂“樂道”？這套書的整體學術(shù)風格、取向或定位是什么？

羅志田：這套書緣起很早。我的一位好友，一向以為日本的巖波文庫那種便攜的小開本書是一個促進讀書風氣的好方式，希望中文世界里也能有這樣一套文庫。我們時不時對此有些討論。記得有本英文書把“文德”譯作the power of culture，亦即文化是有力量的。而“文德”又與“民德”有著密切的關系（大體就是如今所謂學問與社會的關系）。按傅斯年的看法，大學對社會的貢獻，在于樹立榜樣，以影響社會風氣；若“群眾對于學術(shù)無愛好心，其結(jié)果不特學術(shù)銷沉而已，墮落民德為尤巨”。今天的讀書人不見得能影響社會，或也未必想去影響社會，但我們總希望能推動大學里的年輕人多讀書。

在擴招之后，大學生也有點向“社會”傾斜了。能讓大學生對學術(shù)有愛好心，也算略盡學人的責任。所以我想先對大學生說幾句話：現(xiàn)有的學術(shù)分科是十九世紀形成的，并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大學教育體制。對于大學生而言，本科教育所接受的學術(shù)理論多大而化之，而現(xiàn)有的表達方式又使得學術(shù)生產(chǎn)日漸窄而深，這套書在宏觀與微觀之間、教科書與論文之間、課程與研究之間建立了一個中介。同時，在今日的學分體制下，課程排得極滿，多數(shù)大學生被迫目不斜視，文庫希望為他們提供一扇窺見其他學科的簡易窗口。進而言之，這套書會展示學術(shù)論域是如何不斷開拓的，有意從事研究的大學生，或可借此得到一種做學問的路徑。

其實我是那種獨坐書齋的學人，不善于做功夫在詩外的群體性學術(shù)工作。偶爾因感觸產(chǎn)生一時的熱情，如果恰好得到外在因緣的鼓勵，或許就能繼續(xù)下去，做點為他人服務的事。這套書就是這樣一個因緣巧合的結(jié)果，主要還是有高人指點（包括這次采訪，為慎重起見，也請教了朋友）。

比較直接的一個具體緣由，是在2016年的下半年。那時候我已經(jīng)回四川大學工作一段時間了，有些朋友不時敦促我為家鄉(xiāng)做點什么。有位和出版社關系很深的朋友，建議四川人民出版社建一個“羅志田工作室”。社里對此事比較積極，還準備每個月給一筆不算少的固定經(jīng)費（個人使用）。我很感謝朋友的好意，但因多年與出版社打交道，知道拿人家的錢是要出活的。而在出版社最關心的“碼洋”方面，我實在沒什么能力。那時四川人民社的副總編輯周穎是川大歷史系低兩級的學妹，她一直在設法把川人社“做大做強”，希望我們能幫忙做些具體的事。后來和出版社初步協(xié)議，改建一個“樂道思想文化工作室”，請專人打理，擬議中的固定經(jīng)費也由工作室公用。因為周總的督促，我和朋友商量先組織編寫一套叢書，算是工作室活動的開始。這就是樂道文庫最直接的緣起。然而這個工作室的設想后來因為各種原因沒有繼續(xù)下去，周穎也不過五十多歲就退休了。因為不知道以后如何交接，這套書就轉(zhuǎn)到了三聯(lián)書店，并且得到三聯(lián)的大力支持。我想特別說明的是，前期的所有聯(lián)絡、整合工作都是周總親力親為，可以說奠定了文庫的運作基礎。她和文庫的關系，不是一個謝字就能表達的。

“樂道”的意思，當然包括顏回那樣的安貧樂道。他居于陋巷，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不過這樣的“樂道”和常人相去太遠，一般人只能敬而遠之。文庫是要面向較多讀者的叢書，也當從眾多言“樂道”，而不計“安貧”與否。實際上，讀書應是歡喜之事?！墩撜Z》開篇即連說“不亦悅乎”、“不亦樂乎”，清儒陳澧得之，曾說“為學是一片歡喜境界”。我們以“樂道”名，是希望在二十一世紀的現(xiàn)代學術(shù)風氣中，仍然重拾或鼓舞一種“樂”于“道”、樂于學問的風氣，不只是為達成某種研究目標而孜孜矻矻。今日的學術(shù)型態(tài)當然不可能逆轉(zhuǎn)，但仍然希望人們在現(xiàn)代學術(shù)型態(tài)中能真正樂之、涵泳之、體味之、而自覺深造有得。

我們在封底印了這么幾句話：

這是學問意義變化的時代，這是學術(shù)見解紛歧的時代。如果你想了解某一門學問，這是你的書架；如果你想進入某一學門，這是你的向?qū)?；如果你想分享某一學門的心得，這是你的園地；如果你想成為無恒產(chǎn)而有恒心的樂道之人，這是你的文庫。

或許這就是文庫的取向或定位。至于學術(shù)風格，我想是開放的，樂見作者在完成“向?qū)А必熑蔚幕A上自由發(fā)揮，各言其志，甚或成一家之言。

先賢說過，“道不遠人”。真讀書有得之人，或也樂為他人道之。同時“道”也是門徑，如朱子所說：“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具體到學術(shù)，在錢穆看來，“凡有關從事學問之方向及其所應達到之目標等，應屬‘道’”。如果讀者讀了文庫的作品，因性之所近而心生歡喜，進而走入某一學門，那也是大家同樂的一件事情。

我想，“樂道”的意思是開放的，可能有多少讀者就有多少種理解，但總要其中有道，且不改其樂。

澎湃新聞：叢書的預設讀者是誰？以“什么是……”這樣的書籍形式而言，老一輩寫過類似的書，而更年輕一代也有人也開始在寫了。那么“樂道文庫”最大的特色在哪里？

羅志田：文庫預設的讀者是以大學生為主，當然也希望能及于大學生以上。在我約請文庫的作者時，不少人也問到預設讀者，我基本上都是這樣回答的。至于廣泛地以“什么是……”為主題，帶有偶然性，是我陪朋友在青城山小住時浮現(xiàn)出來的想法。在我們看來，像“什么是……”這樣的書，應該每隔一段時間便有人出來寫。這類書的用意就像與人約定見面，要打電話告訴他們，我們現(xiàn)在是在哪里，接著準備往哪里走。

如果說有什么特定的思考的話，首先是近一、二十年浮現(xiàn)了若干先前人們并不熟悉的領域，如環(huán)境史、疾病史，以及德國為主的“概念史”等。這些都是很可喜的，但又是一般人相對比較陌生的，所以希望有正在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專家為我們細道其領域的關懷、內(nèi)容、特色與學科形成的足跡等。同時，一些傳統(tǒng)的領域，如制度史、社會史、政治史，研究的主題與研究的方式也都日新月異，需要有一個新的統(tǒng)整與反思。

我還想補充一點，盡管取了這樣顯豁的書名，各書皆無意于界定某一領域的內(nèi)涵與邊界，也并不想規(guī)范其整體面貌和發(fā)展方向，將此領域“定于一尊”；而更多是側(cè)重分享與探討，希望促進了解，引發(fā)興趣，提出問題，開啟新路。

澎湃新聞：“樂道”作者多是五〇和六〇后，正值學術(shù)盛年，在當代學術(shù)史上有其“承上啟下”的意義，這套書也可以算是作者多年實踐的一次總結(jié)。作為主編如何理解這批學者之工作的價值和意義？

羅志田：現(xiàn)在是提倡“自信”的時代，我看到有三十多歲的人已經(jīng)在談“我的學術(shù)道路”一類話題，也常見較年輕的人對各領域基本層面的方法反思。這在過去是很難見到的。以前不少學人一直做實在的研究，但對于研究取向和方法這類抽象的問題思考不多。而另一些人雖有所思，又覺得要功成名就之后再談這類問題不遲。如陳澧就認為啟蒙之書最重要，“非老師宿儒不能為”。他自己也想寫一本“事繁文省，旨晦詞明”的啟蒙書，卻沒寫出來。蓋學問是無止境的，好學者都愿意在精力旺盛時多做創(chuàng)造性的研究；真到做不太動的時候，又可能雖有所感而說不出來了（熊十力便特別強調(diào)氣不足則辭難達意）。現(xiàn)在較年輕的學人愿意思考和討論這類問題，對更年輕的人或也會有幫助。

我們希望請到的作者，是要在本行已有相當?shù)某煽?。這一波作者以五〇后和六〇后的學人為主，符合今日學界的研究現(xiàn)狀。在這學術(shù)領域變動的時代，他們正可代表這一代學者對上述新舊學術(shù)的看法。不過四〇后的作者在文庫里的比例也不小。如已印出的《科學史》的作者吳以義，以及劉翠溶、邢義田、臧振華、張隆溪、李伯重等，都是四〇后。其中最年長的劉翠溶院士最先交稿，讓我感動！她的《什么是環(huán)境史》本當在最先出版的幾本之中，可惜因為出版社和她之間的通訊出了問題（電子郵件被系統(tǒng)放進垃圾箱了，彼此都在等對方的回覆，很久后才發(fā)現(xiàn)），只能等今年秋冬面市，甚覺遺憾！

第二本交稿的就是吳以義兄的《什么是科學史》，可見四〇后作者的確敬業(yè)。以義兄是科班出身的科學史專家，也是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學長。普大科學史原來是單獨的系，后來并入歷史系成為一個專業(yè)，但在合并初期，仍享受某種“治外法權(quán)”。那時系里教授對外介紹我，每說這是我們第一個來自中國的研究生（其實在20世紀60年代還收過一位），似讓先已在普大的以義兄有些不爽。這是玩笑話了。以義兄在系里師從Charles C. Gillispie和Michael S. Mahoney教授，畢業(yè)后又到賓州大學隨Nathan Sivin教授做博士后，三位都是世界科學史領域里響當當?shù)拇笕宋?。他自己后來著述甚豐，收入文庫這本尤其視野闊大，文字雅致融通，頗具特色。

至于文庫這批作者原有工作的價值和意義，他們都是在本行已經(jīng)功成名立之人，學界當有定評，我不敢妄解。而他們?yōu)槲膸焖珜懙男伦鳎瑥囊呀?jīng)出版和交稿即出的幾本看，個人是非常佩服的（不是客套話）。以后的出版流程大概是收稿、編輯，完成一本就印一本。隨著印出來的多起來，其“價值和意義”也會逐漸凸顯，相信讀者會比我有更好的“理解”。

您所說“承上啟下”的這一代學人，的確有些特殊。身在大陸者所受訓練未必那么系統(tǒng)，然因生活的磨練而或更通達，與前一輩相比或更專深，與后輩相比又沒那么目不斜視，特別適合于文庫的寫作。惟四〇后、五〇后的大陸學者有一重大缺陷，即他們接觸外國學界時人家已經(jīng)在解構(gòu)，對此前的結(jié)構(gòu)卻所知不多，在“與國際接軌”時，往往不知不覺中就偏離了軌道。這方面海外的學者就大不同，他們直接見證了二戰(zhàn)后現(xiàn)代學術(shù)的定型和后現(xiàn)代風氣的興起，本身就在國際學術(shù)的漩渦里打轉(zhuǎn)。同時他們也眼見群眾對學術(shù)的愛好心從踴躍到淡漠，學者不得不逐漸內(nèi)縮到學術(shù)圈里自說自話（常常是各說各話）。身歷這樣的變化，想必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吧。

澎湃新聞：從專題設計上，有些較為傳統(tǒng)的研究門類（制度史、政治史、社會史等），也有一些新興的學科專門（概念史、疾病史、日常統(tǒng)治史等），在研究取向上可能有相當大的差異。作為編者，您如何看待這種新、舊之別？在選入的時候，取何標準？

羅志田：坦白說，已有的這些選題多半是因人而成，并不是“設計”的。里面有許多是傳統(tǒng)的研究領域，如您所提到的制度史、政治史、社會史等。我想藉此強調(diào)，這些領域是我們了解歷史所不可少的幾把鑰匙，是不可以忽視的。同時近幾十年來也有若干可喜的新發(fā)展：一些過去相對冷落的領域（如科學史），近年已“蔚為大國”；而疾病史等更是近一二十年才慢慢浮現(xiàn)的新領域，我們也不能對它們充耳不聞。新舊兩方面的研究門類和取向，我們都希望帶給讀者。但基本是能請到什么樣的作者，就有什么樣的選題；“設計”了而請不到，也沒有用，所以只能盡量努力。

前面說到我們希望請的作者，要在本行做出相當?shù)某煽?。另外還有兩個考慮，一是對所在專業(yè)領域要有比較深入的理解，或有比具體的專門研究更抽象些的思考；二是心中要有年輕人。后者尤其重要。我們知道從四〇后到六〇后的學人是今日研究任務最重也最忙的人，尤其四〇后和五〇后，已到學術(shù)“收官”的階段。請這些人來為年輕讀者寫入門書，是名副其實地要他們“撥冗”而為，我對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不過我要強調(diào)，這套書的選題是開放性的。我們?nèi)栽诙喾教接?，試著加入新主題及新作者。例如我們中國的斷代史，當然有明顯的“中國特色”，卻也是學人長期共遵的門類，有著豐富的成果和眾多追隨者。我也認識一些這方面非常杰出的學人，因為已有的分門別類未能把他們請進來。如果把斷代史納入考慮，就會有一批新的杰出作者，能讓更多的年輕讀者受益。還有很多現(xiàn)存的顯學，也都因暫時沒請到合適的作者而告欠缺。我仍在努力，爭取讓文庫逐步增添新的題目。

澎湃新聞：本套書不僅包含歷史學，還有社會學、人類學學者的參與。上面說的專題其實涉及“分科之學”，閱讀您以往的書，您常強調(diào)的是分科僅是不得已，真正的歷史實不可分，那么您的“實不可分”是如何在這套書中體現(xiàn)的呢？一定要讀全套，還是每一種都能看出“實不可分”的取向？

羅志田：我要說明一下，這套書不僅是“還有社會學、人類學學者的參與”，它本就想要包羅人文和社會科學各學科?，F(xiàn)在已經(jīng)進入文庫的，除了社會學和人類學，還有政治思想、文學、東方學、語文學等門類。當然目前已有的書目里，史學的分量最重，這部分因為史學是林同濟所說的“百學之王、百政之始”（各書多少會述及那一學科是怎么形成的，本帶有某種史學性），也因我交游有限，熟悉的學者基本在史學范圍里。如前所說，我會努力開拓新的選題，既包括史學的，也特別希望能有更多史學之外的選題。

同時我們也知道，現(xiàn)在是一個學問意義變化和學術(shù)見解紛歧的時代。包括學術(shù)分科或?qū)W科的認識，也都在發(fā)生微妙的轉(zhuǎn)變。在這樣的時候，因不同學科的參與而出現(xiàn)的表述，有時也可能引起誤會。記得蕭鳳霞（Helen Siu）教授有次在臺北演講，說她所在的華南研究群體有三個特點，其中之一是critical reading。結(jié)果聽眾大嘩，說這也算“特點”，難道我們的reading都不critical嗎？我猜蕭教授是想強調(diào)他們不僅像一般人類學者那樣“做田野”，也重視讀文獻，然而人類學以外的人就不容易往那想。鄭振滿老師也是那個群體里的，他在文庫里的那本就叫《什么是民間歷史文獻》，與蕭教授的意思略近（惟鄭老師本是史學出身，出發(fā)點或不盡同），大概也是想要展現(xiàn)一個發(fā)展中的新領域。這類與既存學科稍異而帶有開拓意味的題目，我們也非常歡迎。畢竟學科間的差異是逐漸凸顯的，甚或是構(gòu)建出來的；盡管現(xiàn)在的趨勢是學科邊界的不斷清晰，以后的發(fā)展尚難以逆料。

關于史學的分與不分，我個人的確主張分科僅是不得已，真正的歷史實不可分，但是近幾百年來，事實上各種學科都走向分科?！翱茖W”一詞，便帶有“分科之學”的意思，好像不分科便不是現(xiàn)代學問似的（想要證明中國學問也有“分科”的傳統(tǒng)，因而得預“科學”之流，曾是好幾代中國學人的努力方向）。所以理想上是“實不可分”的，但在入手方面又實在不能不面對分科的現(xiàn)實。

其實中國傳統(tǒng)治學模式可以“通中可分”來概括，我還寫過一篇這方面的小文（待刊）。即使現(xiàn)代的學術(shù)分科，也還是分而可通。敝友葛小佳本科學的是明清史，碩士改臺灣史，博士則學社會學，畢業(yè)后從事心理學，后來成為發(fā)展心理學的世界級人物。對他而言，學科的不同并非限制，反多借鑒，在方法層面往往相通。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你若覺得學問是相通的，則“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為鄰”（張九齡詩）；你若覺得它們是相隔的，那即使近在咫尺，也可能遠在萬里之外。為落實“實不可分”，要多寄望于讀者有王陽明所謂“道大無外”的器局，對任何學問都保持“通達”的態(tài)度。

具體到您提出的問題，文庫當然無需全讀（在技術(shù)層面也做不到，因為出版是持續(xù)的），然總是開卷有益，多多益善。而王汎森兄的那本《歷史是一種擴充心量之學》，并未以“什么是……”的模式命名，其實帶有整套書引論的意思。書雖以歷史名，卻不限于史學，而是希望能起到擴充讀者“心量”的開拓作用。我想，“擴充心量”也是文庫各書的共同旨趣。所以那些對特定學門更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也讀讀這一本。

澎湃新聞：如果嘗試從各個專題來研究同一問題，比如從概念史、社會生活史、日常統(tǒng)治史等角度研究“近代中國的轉(zhuǎn)身”問題，是否就能得到相對完整的圖景？

羅志田：這個問題可能與我個人研究的關聯(lián)超過文庫，故只能簡答。我想“近代中國的轉(zhuǎn)身”是個非常大的問題，整個進程甚或還在行進之中。我當然希望能夠得到相對完整的圖景，同時重要的是要拓深這個圖景，為這個圖景上色，還原其本身豐富的色彩。不論是擴展還是深入，觀察的視角可以說都是多多益善。

澎湃新聞：對于“什么是……”這類書籍，“不是教科書”，又要求有學術(shù)性、可讀性，作為編者，您認為這種“是”而又“不是”的理想形態(tài)是什么樣子？

羅志田：這套書確實近于教科書又非教科書。我在所有約稿信中，也都說到“意思當嚴謹，文字不妨活潑”，大約就是您所說的兼顧“學術(shù)性”和“可讀性”的意思。能夠提綱挈領、要言不煩，且像陳澧所謂“說而皆解”，使人“視而可識”，或許是比較理想的形態(tài)。最初我也想過給作者們立定撰寫格式，但是怕這樣會寫成豆腐塊，變成“旅游手冊”（我學生時代讀過Susan Naquin和Evelyn Sakakida Rawski寫的《十八世紀中國社會》，其實寫得挺好，但是因為體式有點過于方整，所以有書評說它太像“旅游手冊”）。而且怕限制了作者，使得他們不能發(fā)揮自己的體會或見解，所以只大略對作者們說明了一下寫作的方向。我們在每本書末頁的叢書介紹中印出了這段話：

文庫不是教科書，沒有固定的撰寫形式，卻有共同的目標。作者會在題目范圍里自由發(fā)揮，各言其志，成一家之言；也會本其多年治學的體會，以深入淺出的文字，告訴你一門學問的意義，所在學門的基本內(nèi)容，得到分享的研究取向，以及當前的研究現(xiàn)狀。這里有所在學科的基本規(guī)訓，卻不僅意在普及，更希望有所提高，給讀者開拓一片專業(yè)的想象空間。

如果是“教科書”，則在該主題范圍內(nèi)應有的內(nèi)容都要盡量包括進去，就像開一家川菜館，應該有的幾道菜都要有，至少要列在菜單上。且教科書必須說某些眾皆認可的話，即不論作者是誰都不能不說的話。例如王闿運在晚清是位有相當特色的“非典型”學者，但張之洞請他到成都的尊經(jīng)書院任教，他貫徹的就是“讀書要先識字”的乾嘉學風。從歷史記憶看，王闿運在一般歷史中的形象和在尊經(jīng)書院中的形象，會很不一樣。所以，即使一位特立獨行的學者，在教書時也會多說“學術(shù)正確”的話，多做“學術(shù)正確”的事，以免“誤人子弟”。那樣的話，也就容易偏向于“旅游手冊”的風格了。而由于文庫不是教科書，它給作者留下了較多空間，更能讓作者們?nèi)グl(fā)揮他們對特定學科領域的體會與見解。

澎湃新聞：作為學者，相對普及性的大眾書寫與專業(yè)的學術(shù)論文書寫各有什么不同側(cè)重？學者有向普通讀者普及本學科的義務嗎？

羅志田：從新文化運動開始，提高與普及就被認為是緊張甚或沖突的。那時胡適主張北大老師應側(cè)重提高，而陳獨秀則以為普及同樣重要。從前引傅斯年所說“文德”與“民德”的關系看，兩皆不可偏廢。我以為比較健全的學術(shù)界存在著一個“分工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各類型的工作都要有人做：有的傾向“窄而深”的研究，有的工作則帶有普及意味，包括寫教科書和通俗讀本。老實說，這幾種類型的書都可能成為名著；而且好的學者，往往可以兼做其中幾種工作。但也有些一流的學者，就是寫不了教科書或通俗讀本。這大概就是古人常說的“量才適性”，每個人才性各有所近。盡管不是人人都能把普及的書寫好，我還是主張每個學科都應該有人來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關于普及性的大眾書寫與專業(yè)學術(shù)論文書寫，至少在技術(shù)層面頗不相同。《大學》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蔽覀冊趯憣W術(shù)論文時，要盡可能交代見解之所從出，不能說無來歷的話。但若面向普通讀者，這個部分就要略去不少，因為人家可能也是“撥冗”來讀你的文字，他們不一定有興趣，恐怕也沒有耐心來看你的論證過程。越直截了當、簡單明快地表出研究的結(jié)果，可能越受歡迎。不過大眾書寫非我所長，這也僅是猜想而已。這套文庫當然面向較廣的讀者，但我要強調(diào)，它們不是普及性的大眾書寫，連加上“相對”的也不是。我們想提供給讀者的，是可以開拓一片專業(yè)想象空間的學術(shù)作品。

澎湃新聞：我們看到，不光有以“什么是……”為題的樂道文庫，還有一套同作者的樂道叢書也在陸續(xù)面世?？煞窠榻B一下二者的關系？除此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相關出版、學術(shù)活動的構(gòu)想？

羅志田：是的。由于讀者對文庫作者的了解程度不同，所以我們配合文庫的出版，另推出一套“樂道叢書”，請文庫作者在自己論文中選出一些有代表性且主題相對集中的作品，出一個自選文集，讓讀者有更多機會了解文庫作者。這套叢書會與文庫同期陸續(xù)出版。不過叢書是自愿參加，我的作用只是從旁助推一下。

我也曾認真考慮過編一套讀本，主要出一些有特色的學人專集。如宋以后的讀書人編了不少面向“大眾”的道德讀本，對今人可以說是真正雅俗共賞的——為什么編，怎樣編，選些什么等，對專業(yè)研究者有極大的參考意義；而對普通人言，道德可能既是時代的又是超越時代的，今人不僅需要知道我們的過去，也可以看看當下是不是做得更好。又如吳虞編的《宋元學案粹語》，那是在晚清惹了官司的書，然而具體內(nèi)容少有人知。其中反映出的吳虞形象，與我們所習知的不盡同；所表現(xiàn)出的某些時代思緒，也多被研究者忽視。還有更專業(yè)些的，像傅斯年、劉咸炘、顧頡剛等人關于史學方法的專論，對老中青學人都會有啟發(fā)，卻一直沒看到編得較好的集子（也可能是我孤陋寡聞）。不過編這樣的讀本還只是我初步的設想，尚未與出版社商議。

另外我們還會有與“樂道”相關的系列活動，有些已經(jīng)籌備得差不多了。一個緣起是川大歷史學科想引進一些青年才俊，使我產(chǎn)生與各地年輕學人深入交流的想法。恰好結(jié)識了君理資本的李京梅老總，她對此特別熱心，愿意資助我們在四川大學建立一個實體的樂道書院（每年一百萬元）。當時初步的計劃是辦一個有主題的讀書班（每年一學期），招收一二十位想專心讀書的青年教師（每個月有萬元左右的生活補貼，可以衣食無憂），就設定的主題讀一些指定的經(jīng)典論著，同時邀請海內(nèi)外真正一線的優(yōu)秀學者來做相關的演講，并與班里的學人座談。重要的是讓這些年輕人有機會靜下心來共讀幾本好書，思考一些基本的問題。這個計劃也曾和南北好些朋友探討過，前兩三屆的主題和分題都已擬出，也已就講題與一些國外學人進行了初步的聯(lián)絡。可是書院后來沒有建成，因為辦這事需要有個學術(shù)和溝通能力兼長的學術(shù)助理，這個人要全心全意投入就要有一定的保障，即這是一個可以長期做的正式職位。而現(xiàn)在大學里要有一個進人的編制非常困難，這事也就因此而淡出了。當然也有曾商量過的朋友建議到他們學校去辦，但這樣我就很難全程參與了（至少在初創(chuàng)期，沒有全身心的投入是辦不好的）。后來李總在四川大學之外單獨注冊了一個樂道書院，我們計劃由這個書院配合文庫舉辦一些相應的活動，如較高層次的對話、講座、論壇等，也已經(jīng)制定出了相應的規(guī)劃，后因疫情停頓下來，希望不久能夠繼續(xù)推進。

總之，文庫作者自身都有繁重的研究任務，他們肯“撥冗”為年輕讀者寫入門書，是真正的勉為其難。為了對得起他們的付出，我們會努力配置一系列相關的活動，以增強文庫的學術(shù)影響力。

（戴海斌、瞿駿教授對本訪談多有助力，朱婷婷亦有貢獻，特此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