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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開篇見梁惠王涉及其思想核心“義利之辨”

孟子周游列國,到晚年才至魏國見梁惠王,但為什么在《孟子》一書中,會把見梁惠王的這段事情放到最前面?梁惠王對孟子的態(tài)度有何轉(zhuǎn)變?孟子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本文摘自張定浩著《孟子讀法》,譯林出版社,

【編者按】孟子周游列國,到晚年才至魏國見梁惠王,但為什么在《孟子》一書中,會把見梁惠王的這段事情放到最前面?梁惠王對孟子的態(tài)度有何轉(zhuǎn)變?孟子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本文摘自張定浩著《孟子讀法》,譯林出版社,2020年5月。

義利之辨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yuǎn)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這是《孟子》一書的開篇第一章。古人著述,務(wù)實而不蹈虛,沒有我們今天慣用的前言之類,但對如何謀篇開局,往往有內(nèi)在的講究,譬如《詩經(jīng)》選擇《關(guān)雎》開篇,《論語》選擇“學(xué)而時習(xí)之”開篇,都暗含了編著者的文心。孟子周游列國,是到晚年才至魏國見梁惠王,但為什么在《孟子》一書中,會把見梁惠王的這段事情放到最前面呢?這是因為,在這短短一段對話里,涉及孟子思想中最核心的“義利之辨”,放在最前面開章明義,有心的讀者如司馬遷,讀完這段,就已經(jīng)“廢書而嘆”了,因為他已經(jīng)從中看懂了孟子的心思。

“叟”,這是梁惠王見到孟子時說的第一個字,確實也一下子讓孟子的心“嗖”地涼了半截?!佰拧笔情L老的意思,是對老者的尊稱,用在孟子這個年紀(jì)的人身上本來倒也沒什么不妥,但若聯(lián)想一下春秋戰(zhàn)國諸侯禮賢下士時的通常稱呼——“夫子”或者“先生”,我們就能感受到其中的微妙差距了。原來梁惠王對待孟子只是敬老,并沒有把他當(dāng)作一位值得傾聽教誨的師。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梁惠王提的問題非常直接,這里面有一絲輕視孟子,想掂掂他分量的意思,同時也的確反映了梁惠王此時的急迫心情。見到孟子的時候,正是惠王最郁悶的時刻:與東邊的齊國一戰(zhàn),損失了大將龐涓,太子申被俘而死;和西邊的秦國一戰(zhàn),公子卬被俘,兵敗割地,不得已還要遷都到大梁來;此外,南面的楚國也虎視眈眈,北面的韓國和趙國雖是同源邦國,也各有各的算盤。梁惠王本身也是個很有抱負(fù)的人,眼看著從祖、父兩代傳下來的魏國大業(yè)搖搖欲墜,故而不惜重金從各國延聘賢才,就是想迅速解決眼前的不利局面,富國強兵。我們了解了這個背景,就會感到,梁惠王這么問也是人之常情。

不過,聽到這話的孟子,心里肯定是有些不樂意了。談到教育,儒家有句老話,“有來學(xué),無往教”,只有當(dāng)學(xué)生興沖沖跑到老師那里想學(xué)點東西的時候,教育才起作用,若是顛倒過來,老師掏心掏肺地四處要教人,那往往收效甚微。孟子當(dāng)然非常清楚這點,不過為了推行“王政”這樣的大同理想,只好“不遠(yuǎn)千里而來”,對話還沒開始,已置自己于一個被動的局面,再加上被“叟”字一嗆,可能已經(jīng)是一肚子火了。

更何況,孟子一直對單純的“富國強兵”很不以為然?!陡孀酉隆罚骸敖裰戮咴唬骸夷転榫偻恋兀涓畮?。’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夷転榫s與國,戰(zhàn)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為之強戰(zhàn),是輔桀也?!币馑季褪钦f,如果不先樹立“仁義”這樣的道德原則,而單純重視土地、經(jīng)濟、軍事這樣的短期之“利”,那么這么做的臣子就是賊臣,愿意這么被輔佐的君王就是昏君。孟子最不以為然的,恰恰是梁惠王此刻汲汲以求的,可以想見,接下來會出現(xiàn)什么局面了。

但是,對于想做老師的人,其實這種時刻正是最關(guān)鍵的時刻。如何引導(dǎo)一個有缺陷的靈魂向著好的方面轉(zhuǎn)化,光責(zé)之以切是不行的,更需要懂得誘導(dǎo)的藝術(shù)。在這方面,蘇格拉底可以稱作所有老師的老師。我在想,假設(shè)蘇格拉底遇到這種局面,他一定會再把問題拋給對方:“請問,大王所謂的利到底是什么?”梁惠王一定會答“富國強兵”諸如此類,然后蘇格拉底會再通過不斷的詢問,誘導(dǎo)梁惠王慢慢認(rèn)識到自己對“利”這個概念的無知,讓梁惠王意識到,富國強兵只是一種小“利”,可能還有更好的、自己沒有意識到的“利”,等到這時候,真正的教育才可能起作用。

但孟子沒有這樣。當(dāng)然,他采用的方式也很有力,是先秦諸子常用的一種方式——推論法。梁惠王僅僅是問“何以利吾國”,孟子卻將這樣的問題推演至這個國家的每個人,并描繪出一幅“假如每個人都這么問”的慘烈圖景,“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氣勢逼人,也的確把梁惠王噎得啞口無言。但梁惠王口服心不服,從何見得?我們可以再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yuǎn)而闊于事情?!薄伴煛保欠蛛x、隔開的意思,梁惠王覺得孟子說的東西和自己關(guān)心的事情隔得太遠(yuǎn),因此再有道理,梁惠王也聽不進去。

講到這里,我們這些已經(jīng)習(xí)慣于從利益和結(jié)果的角度看待問題的現(xiàn)代人要小心一點,不能看到梁惠王沒有被說服,就也認(rèn)為孟子“迂遠(yuǎn)而闊于事情”,不懂得教育心理學(xué)。像孟子這樣的人,見過同時代多少通過巧妙的言辭之道游走于君王身邊的策士啊,蘇秦、張儀、鄒衍……倘若他愿意,隨隨便便也能把梁惠王哄得團團轉(zhuǎn),但他依舊不管不顧,用一大段嚴(yán)詞把梁惠王給噎在那里,為什么?

同樣是《告子下》,里面還有一段記載,從中我們或許可以看出孟子的心思?!瓣愖釉唬骸胖雍稳鐒t仕?’孟子曰:‘所就者三,所去者三。’”陳子問古代的君子什么時候出來輔佐君王,孟子回答,有三種情況會出來,有三種情況會離開。接下來孟子詳細(xì)說了這“三就三去”,其中一條,“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孟子非常清楚,只有做好準(zhǔn)備傾聽意見的人,才能聽得進意見。梁惠王第一句話就讓孟子明白了他正是那種自己要“去之”的君王,因此,可能從一開始,孟子就沒有準(zhǔn)備說服梁惠王。

但他依然說了一大段光彩照人的話,不是嗎?是的,因為像孔子和孟子這樣的人,他們期待的聽眾,并非只是幾個當(dāng)時的君王將相,他們關(guān)心的時空乃是一個恒久廣大的時空。

在“仁義”這樣的內(nèi)在道德原則和“利益”這樣的外在結(jié)果考量之間,永遠(yuǎn)先選擇前者,“何必曰利”,這樣決斷性的話,在孟子之后的一代代中國人不是都聽進去了嗎?當(dāng)然也包括我們。

賢者而后樂此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后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对姟吩疲骸?jīng)始靈臺,經(jīng)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jīng)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于牣魚躍?!耐跻悦窳榕_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稖摹吩唬骸畷r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裼c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這是孟子與梁惠王的第二次談話,起句與第一章完全相同,文法也相同,都是王問一句,孟子答一大段,然而文氣上稍有兩樣,一次慷慨激昂,一次婉轉(zhuǎn)含蓄。這些安排,都顯出作者的文心。大體來講,一章問利,二章問樂,兩個問題都是王者乃至每個人最為關(guān)心的問題,兩次問答,猶如全書登堂入室前的一副楹聯(lián)。

沼,水池。如果說上次見面地點可能相對正式和公開,是在朝廷之上,那么這次見面則是在一個相對私密的環(huán)境中,在王室后花園里的池塘邊。梁惠王的心情顯然比較悠閑,沉浸在一片舒暢快樂中?!百t者亦樂此乎?”可以視作一個放松狀態(tài)下問出的有關(guān)私人生活的小問題,與之前處于急促情緒下所問的“亦將有以利吾國乎?”的國家大問題對應(yīng),這一大一小,映照出一個人的公私兩面,而對于志向為君子和王者的人而言,這兩面其實又是互為表里的。

孟子的回答,并不是像后世儒生常見的那樣,為了強調(diào)憂國憂民從而一味否定快樂的必要性,那種斷然否認(rèn),一方面只會導(dǎo)致偽善,另一方面,也將阻斷繼續(xù)對君王施以教育的可能性。快樂是人性的基本欲求,但不同程度的人對快樂的理解又有不同,梁惠王之快樂不同于孟子之快樂,他們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快樂,而是要何種快樂,以及如何達(dá)到快樂。此外,梁惠王這次提出的是一個封閉性問題,表面上只需要是與否的回答,但面對這樣的封閉性問題,關(guān)鍵不在于是與否的選擇,而是要首先找到這個封閉性問題暗藏的預(yù)設(shè)。梁惠王的預(yù)設(shè)就藏在那個“亦”字中,它暗示賢者之外那個不賢者的存在,如果我梁惠王作為您孟夫子眼中的不賢者已經(jīng)樂在其中,而如果您也“樂此”的話,那么這賢者和不賢者又有什么兩樣?

所以孟子的回答首先就是把梁惠王問題中的預(yù)設(shè)揭穿。“賢者而后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賢者雖“樂此”卻自有前提,不賢者卻不是像您梁惠王以為的那樣可以樂得起來。接下來,孟子舉了兩個史例為證,《詩經(jīng)》的例子對應(yīng)賢者,《尚書·湯誓》的例子對應(yīng)不賢者,文法森然有序,也開啟了《孟子》一書引用詩書的慣例。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這里的“攻”,本義為擊打,這里是用它的引申義為治作,如“術(shù)業(yè)有專攻”之“攻”?!安蝗铡?,有兩種解釋,宋代朱熹的解釋是“不終日”,即不到一天就完成,但東漢作《孟子章句》的趙岐和后來清朝為他做注疏的焦循都認(rèn)為是“不與之相期日限”,即古時工匠做工都計日為限,而文王為了避免百姓過于疲勞,就不設(shè)工程完工的時限,讓工程自然而然慢慢完成。我們從現(xiàn)代文法上似乎更接受朱熹的說法,但這是因為我們距離宋代比距離先秦更近的緣故,而無論從義理還是從考據(jù)上,顯然是趙岐的解釋為優(yōu),更切近孟子本意。

《詩經(jīng)》一段出自《大雅·靈臺》,記述的是周文王修建宮室和園林的事情,可逐句略作直譯如下:“開始計劃建筑靈臺,計劃它且營造它,百姓一起前來修建,也不給他們設(shè)定完工的期限。起初工程并不要求急迫,百姓卻像子成父事一般自發(fā)前來勞作,文王來到靈囿休息,母鹿就在這里睡著。母鹿嬉游,肥碩有光澤,白鳥飛翔,豐潤皎潔,文王來到靈沼游覽,滿池魚兒水中歡躍?!?/p>

《湯誓》一段出自《尚書》,則記述商湯在討伐夏朝亡國之君桀之前的一段演說詞。桀曾經(jīng)夸口說,“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所以怨恨的民眾就有“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的說法,這太陽何時毀滅啊,我寧可與你同歸于盡。商湯在征伐前就引用了這段來自夏地的民間傳言,用來激勵將士。

文王與夏桀,同樣都擁有臺池鳥獸,然后一者與民偕樂,一者民與之偕亡。這種對比效果是極鮮明的,而在文辭比重上并不均等,于善反復(fù)鋪陳,于惡點到為止,是為中國古典哲人共同奉行的隱惡揚善。

王夫之在《詩廣傳》中談及《大雅·靈臺》,他一定是想到《孟子》中的這一段,遂有一句很精彩的闡發(fā),“王適然而游,鹿適然而伏,魚適然而躍,相取相得,未有違也。是以樂者,兩閑之固有也,然后人可取而得也”。百姓造園,王游園,鳥獸魚兒在園中,在他們自己首先都是自由自在的事,不被外力所迫,也不催迫外界,如此萬物都處于閑適之中,快樂就是隨手而得的事。這也是“賢者而后樂此”中“后樂”的意思。孟子所謂“后樂”,未必是像后來范仲淹所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意思,那樣總是最后一個獲得快樂,未免太苦了一點,也就難以推廣。我想這個“后樂”是在強調(diào)一切人世快樂都需要一個“兩閑”的前提,即自己閑適的同時不妨礙他人和萬物的自在閑適,否則,這快樂就不能長久。

五十步笑百步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nèi)兇,則移其民于河?xùn)|,移其粟于河內(nèi)。河?xùn)|兇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zhàn),請以戰(zhàn)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p>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于鄰國也。不違農(nóng)時,谷不可勝食也。數(shù)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yǎng)生喪死無憾也。養(yǎng)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shù)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jǐn)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fù)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途有餓殍而不知發(fā);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于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河,古專指黃河。魏國的河內(nèi)在今山西運城市安邑一帶,河?xùn)|在今河南濟源市一帶。

梁惠王喜歡搞為國為民的大工程,假如當(dāng)時有條件,諸如移山填海這樣的壯舉,梁惠王一定不會錯過??上М?dāng)時只是戰(zhàn)國,在一個典型的農(nóng)業(yè)社會里,梁惠王覺得自己能盡力去做的,就是通過大范圍人員和糧食的流動,來解決局部地區(qū)的災(zāi)荒問題。但梁惠王的困惑在于,這樣盡心盡力為百姓著想的大工程,卻似乎并沒有得到百姓的擁護。

梁惠王拿自己和碌碌無為的鄰國君主做比較,于是,孟子也拿棄甲而逃的兵士來打比方,跑了五十步的逃兵和跑了一百步的逃兵,有本質(zhì)差別嗎?在孟子看來,梁惠王的這些移民移粟的工程,就和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一樣,治標(biāo)不治本,因此與鄰國的不作為并無二致。

那么,何為治國的根本呢?第三、四自然段就是孟子呈現(xiàn)給梁惠王的王道圖景。這兩段文字非常漂亮,猶如一幅清明上河圖,值得細(xì)細(xì)品味,同時,其中也綜括了中國先秦主流思想中對理想國的基本描述。

這樣的漂亮描述,又絕非現(xiàn)代政治家的空話連篇,而是句句落在實處,落在老百姓日常生活最最切實的地方?!安贿`農(nóng)時”,就是不能為了征伐或者大興土木而濫用民力,耽誤插秧、收割、播種這樣有嚴(yán)格時間要求的農(nóng)事?!皵?shù)罟不入洿池”,細(xì)密的網(wǎng)不下到池塘里,魚鱉之類的水產(chǎn)就會吃不完;“斧斤以時入山林”,按一定的時令入山伐木,木材就會用不完。這就是對自然的保護性開發(fā)和利用,相信自然和人類需要一種彼此尊重的共存,而拒絕狂妄的所謂“人定勝天”。進而,生死無憾,不饑不寒,這是一個人對于自己一生最起碼的需求,但卻是一個國家的統(tǒng)治者能夠給予人民的最有力量的承諾?!爸?jǐn)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fù)戴于道路矣。”謹(jǐn),是認(rèn)真對待;庠序,古代地方上的學(xué)校,商代稱庠,周代稱序,這里泛指學(xué)校。在基本生存保證之后,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認(rèn)真地興辦學(xué)校教育,讓普通人懂得尊敬父母和敬愛兄長的道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此社會在滿足個人溫飽之后,方不至于又淪為弱肉強食、恃強凌弱的叢林社會。

接下來,是一段反面文章。和前面對于王道理想社會的盡力鋪陳不同,“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途有餓殍而不知發(fā)”。這里只用寥寥十余個字,勾勒出一幅亂世流亡的悲慘場景。按理說,這正反兩方面的場景應(yīng)該是對等的,但在篇幅上卻相差這么大,我們在這里需要注意一下作者的文心。沒有一個完美的社會,很多現(xiàn)代作家往往采取不遺余力批判丑惡的方式,以求改善,但古典作家都懂得,唯有通過頌揚和描述美好,才真有可能對一個不好的社會有所改善,他們對惡的沉默不是懦弱的逃避,而是最高意義上的拒絕。

“王無罪歲”,這四個字很要緊?!白餁q”就是在外面找原因,天災(zāi)啦,國際金融危機啦,把罪過都?xì)w咎于這些外在東西上面。而“無罪歲”,就是能時刻躬身自省,事事都要先從自己身上去尋找根源,對于一個人是這樣,對于一個國家的統(tǒng)治者也是如此。所以古代君王經(jīng)常會在天象異常或者災(zāi)亂頻繁的時候下“罪己詔”,雖然很多時候也只是個形式,但“罪己”不“罪歲”的思想,卻是一種自孟子以降的治國常識。

為民父母惡能率獸食人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p>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p>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梁惠王放低姿態(tài),表示愿意聆聽孟子教誨,這是第一次,由此可見孟子之前的言辭對梁惠王還是起了一點作用,另一方面,至少也表明梁惠王還不是一個完全聽不進忠言的昏君。

在孟子看來,或者說在古代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心目中,理想的王政典范,存在于堯舜禹時期。漢朝劉向編纂的《說苑》曾引用河間獻王的話,“堯存心于天下……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百姓的疾苦并非外在于王,而就是王的疾苦。對堯、舜、禹三王來講,不存在一個抽象的國家概念,更勿論那種以犧牲百姓利益為名的國家利益,因為唯一真實存在并且值得重視的,是人的生存狀態(tài)。

儒家重“仁”,“仁者愛人”(《離婁下》),心中有他人,有百姓,以百姓疾苦為疾苦,這是孟子心中理想的王政。因此,對于梁惠王,孟子在另一個場合曾有這樣的判斷:“不仁哉,梁惠王也!”(《盡心下》)

孟子擅長推論,這段對話中有兩個推論。一是從梃到刃再到政,這是通過邏輯的推演,揭示出藏在不同表象之下的相同本質(zhì)。二是從“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到“率獸而食人”,這是通過形象的推演,讓人迅速感受到事情的嚴(yán)重性。“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這樣鮮明的對比,猶如杜詩所描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已經(jīng)足夠有沖擊力,但孟子還嫌不夠,“率獸而食人”,那些酒肉竟然再次復(fù)活成活生生的野獸,吞噬百姓骨血的野獸。

仁者愛人,自然也尊重人,所以即便只是人形的土偶,在孔子看來,用以殉葬都是非常野蠻的事情,更何況用活生生的百姓來殉一己私利?

仁者無敵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于齊,長子死焉;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恥之,愿比死者一灑之,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yǎng)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跽埼鹨?!”

梁惠王與孟子之間的談話,在《孟子》的記載中,這是最后一次。我們結(jié)合前面的幾段,可以覺察到,隨著和孟子交談的深入,梁惠王將自己的身段越放越低,此處不惜自曝喪子失地之屈辱,已是在和孟子交心??上У氖遣痪弥罅夯萃蹙婉{崩,其子梁襄王繼位,據(jù)孟子說,一眼望去襄王就不像個人君,就趕緊離開魏國了。

這里惠王所稱晉國實指魏國,晉國此時已不存在。春秋戰(zhàn)國之交,晉國被韓、趙、魏三大宗族瓜分,史稱“三家分晉”,然而正所謂實亡名存,梁惠王依舊以晉自詡。

梁惠王對孟子講了三場戰(zhàn)事,對齊,對秦,對楚,魏國都打了敗仗。我們不能僅僅從字面理解,以為對齊國就是死長子,對秦國就是喪地,對楚國就是受欺辱。這里用的是古文常見的互文修辭,“東敗于齊,長子死焉”“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這三句話實際上是互相補充,互相闡發(fā)的。于人曰死,于土地曰喪,于精神曰辱,這三者,都是這幾場戰(zhàn)役失敗后的共同結(jié)果,其中以“死”為最重,因此,梁惠王單說“愿比死者一灑之”,希望能為陣亡將士報仇雪恥,實際上,他同時還想收復(fù)失地和找回尊嚴(yán)。

孟子給出的策略,可以歸納成一個中心四個基本點?!笆┤收诿瘛笔侵行模笆⌒塘P”“薄稅斂”“深耕易耨”則是前三個基本點,分別從法治、財政、經(jīng)濟三方面入手,而這三方面的措施又產(chǎn)生一個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后果,那就是民有“暇日”。人類擺脫愚昧進入文明階段的一個標(biāo)志,就是擁有用于填飽肚子之外的空閑時間,即“暇日”,有了“暇日”,一切精神追求才有立足之地,“孝悌忠信”這些倫理道德,才能落實。因此,孟子要說的這最后一個基本點,就是教育。作為參考,school(學(xué)校)這個詞的詞根scol,可以追溯到古希臘語中的skhole,即“閑暇”,在古希臘人看來,“閑暇”本身就包含“教育”的意思。

孟子在告訴梁惠王施行仁政的方法之后,隨即又分析了敵國的國情,認(rèn)為那些國家都不顧老百姓死活,濫用民力,“奪其民時”,使得老百姓無法安居樂業(yè),更不用提什么教育,這樣長此以往,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敵國百姓們哪還會為統(tǒng)治者拼死作戰(zhàn)呢?他們巴不得一個仁君前來解救他們呢,所以說“仁者無敵”。孟子引這句古話,并不是迂闊地認(rèn)為仁者就能夠在武力上戰(zhàn)勝任何敵人,而是說仁者是萬民向往,從前提上就消解了存在敵人的可能性。并且,我們從上面歸納的四個基本點中可以看到,孟子所謂的仁者,并不是一個蹈空凌虛的道德概念,而是處處落在社會和人生的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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