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的孤獨

宋徽宗趙佶，恐怕不是一個稱職的皇帝，但卻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藝術家。帝王的身份，對他成為一位中國古代出色的藝術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對他“藝心”的認知。因為他是“亡國之君”，許久以來對他的藝術成就帶有“有色眼鏡”，又因他作為道君的種種逸聞，使得藝壇樂于稱道。但是，卻少有人細細與他靜對，靜靜地晤對這位藝術家的孤獨。

一、 從端王到徽宗

若看到趙佶的芙蓉錦雞圖及其題詩（圖1），一切都是如此的搭調，一顆功利的心就要被化掉。然而本應是藝術家趙佶卻是帝王身。這在中國古代可是一場大富貴，人誰不想當皇帝？！他的先祖，被部下?lián)泶?，黃袍加身，陳橋兵變。部下真的服膺么？未必然！擁戴者，都有懷揣一顆想當皇帝的心。退而求次后，開國元老總是讓人不怎么放心的。特別是對于利用兵變當了皇帝的人。于是乎，就演出了一場杯酒釋兵權的男性宮斗戲。到了趙佶這代，遠祖的勾心斗角還依稀存留，而他自己，不能說望峰息心，但也開始恬淡處之?？上?，這一小愿望，也不能如愿。

圖1 趙佶《芙蓉錦雞圖》

神宗是英宗長子，繼位順理成章，“帝隆準龍顏，動止皆有常度，而天性好學，請問至日晏忘食”，一派帝王相，英宗也有意無意地加以栽培，故而英宗崩神宗立的時候，《宋史》只有一句話，看得出是平穩(wěn)過渡。而到了徽宗，情況卻有所變化。紹圣三年（1096），趙佶以平江、鎮(zhèn)江節(jié)度使晉封端王。這時，生于元豐五年（1082）的趙佶才不過十四歲。多因治下的緣故，曾在鎮(zhèn)江、蘇州駐節(jié)，使得少年在心中種下了一脈江南的水鄉(xiāng)舊夢，盡管他的生母也是開封人。元符三年（1100）正月己卯，并無子嗣的哲宗突然駕崩。面對誰來當皇帝這個亟需解決的問題，皇太后與章惇發(fā)生激烈的爭論。

趙佶只是神宗第十一子，《宋史·神宗本紀》元豐五年這年的史實也沒有記錄誕下趙佶，其封端王也不是元祐元年（1086）哲宗大封諸弟這撥，只是在十三年后的紹圣三年間封王，且位列申王佖之后。在皇帝人選上，章惇首先提出的是簡王似，哲宗同母弟。其理由是依律同母之弟可登基，但簡王要比申王、徽宗都年少?；侍蟛辉剩珢圳w佶。她提出的理由則是，“神宗諸子，申王長而有目疾，次之端王當立”。而章惇的回應則是，“以年則申王立，以禮律則同母之弟簡當王立”。然而，無論是年紀還是同母的因素，早亡的陳氏所出的端王都無法在簡王、申王之前。何況陳氏位分較低，生了徽宗才進封“美人”之位，而后守神宗陵殿時，悲勞而疾。我們現(xiàn)在無法清楚地知道章惇與簡王到底有什么瓜葛，但如果他應著皇太后一句當以“幌子”申王的話頭往下說的話，也不至于皇太后近乎賭氣地說，“皆神宗子，莫難如此分別，于次端王當立”。盡管申王生母是惠穆賢妃武氏，可以排除“同母弟”的候選人之列。但因為章惇較直接地與皇太后對立，使得皇帝之選的過程變得粗暴起來。向皇太后所提持申王有“目疾”的說法，筆者認為很有可能是個借口，因為“目疾”只是出自向太后之口，在哲宗朝，申王佖被授開府儀同三司任。考慮到趙宋宗室，多有早亡及生育問題，申王佖也許會有小眼疾，但不足以影響到登基，只不過是向皇太后的借口。內中的原委大概是此時的趙佖已經(jīng)擔任一些重要實職，很有可能與向太后弟向宗回、向宗良發(fā)生過齟齬。故而向太后不喜趙佖，轉而喜歡趙佶。此時神宗皇帝兒子也不剩下幾個了。于是，“皇帝”這個寶座就輪到趙佶了。

在趙佶即位后，卻發(fā)生了這么一件事?！痘兆诒炯o》明言“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一句，到了《后妃列傳》“神宗欽圣憲肅向皇后”條下，卻說“徽宗立，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前后說辭不一，畫風急轉。除過時間節(jié)點上的不同而產(chǎn)生差別外，剩下的解釋只能考慮是為向皇太后的溢美之辭。這也從一個角度來暗示我們，在立徽宗之后，向皇太后還是有可能繼續(xù)處分軍國事，也許時間只是非常短暫。因為在同年秋七月，有“奉皇太后詔，罷同聽政”之語，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我們的推測。這也就是向太后不選趙佖的深層原因?；兆诩次缓?，不管是否是他真心，總要對向太后投桃報李，“向宗回、宗良遷節(jié)度使，太后弟侄未仕者俱授以官”。我們設想，如果是趙佖即位的話，會不會這么干呢。而是否可能在這個時間前后，徽宗將《清明上河圖》題簽五字并加鈐雙龍小印，賜給有甥舅之名的向宗回了。陳傳席認為此畫作于崇寧末至大觀初，我們認為繪制時間應該更早，因為陳傳席作為證據(jù)的一點是后妃列傳的一條，“帝追念不已，乃數(shù)加恩兩舅，宗良、宗回，皆位同開府儀同三司”。但是這一條的時間節(jié)點是放置在徽宗即位的“明年”，屬于竄改，給人以徽宗與向氏情厚的錯覺。向太后的確薨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也就是后妃列傳所說的“明年”，但這時只是封向宗回為永陽郡王、向宗良為永嘉郡王，雖然被封郡王，但似乎虢奪實權。結合上述的史料，似乎可以認為向太后臨死前不久才放權。但然而向氏兄弟涉及開府儀同三司則要到了大觀元年（1107），“以向宗回為開府儀同三司，徙封安康郡王”，二年春正月，“徙封向宗回為漢東郡王，向宗回開府儀同三司”。但九個月之后，“（九月壬戌）貶向宗回為太子太保致仕……（癸酉）削向宗回官爵”。盡管只過了一年，徽宗復向宗回官爵，但間隙已生。所以，我們推測，徽宗賜向宗回《清明上河圖》發(fā)生在剛剛即位大封向氏之際。圖畫繪制的時間不會在徽宗本朝，只是徽宗將宮中舊物賞賜，“出先帝遺留物賜近臣”，因為向太后的關系，他肯定會賞賜看似重要之物，至于他自己喜不喜歡那又另當別論了。何況本卷所謂徽宗親題的題簽紙早佚。

 二、瘦金之下的孤獨

徽宗的藝術成就中，給人第一印象的就是他那一筆瘦金體的字。盡管后世如金章宗、于非闇也都有學寫，但是痩金只有讓徽宗寫來才配得上。那份貴氣與英氣，后人就很難追到?？梢哉f，之于痩金，徽宗橫空出世，獨步藝壇。

圖2 ?趙佶《夏日》 紙本 33.7×44.2cm

隋唐之際，書法上的篆隸真草行五體基本上已經(jīng)定型，而在真、行兩體中，歐褚虞顏柳諸家雖然接緒二王，但也逐漸坐大，形成自己的格體。趙宋以來的“四家”雖然已稱“家”，但多是在一個框架中的個人面貌。這種面貌更像是一種風格，很難稱之為“體”，更何況某些個人風格是掩蓋自己技術上的缺陷，或由此衍發(fā)，如蘇黃，或是對二王舊體的執(zhí)著孜孜以求，如蔡米。而徽宗創(chuàng)造出的瘦金，雖然并不能被列入篆隸等五體當中，但卻不在其規(guī)矩之內，雖然有著真書之形，但內中卻有行書的逸態(tài)。倘非“天下一人”，實難辦到。韓晗先生分析《夏日》書法（圖2），“點畫輕靈利落，格法嚴謹，外拓用筆，有纖巧秀麗之姿”。但他主要分析徽宗書法的缺點，“有突?？鋸堉暁?，—開筆均為切筆入紙（絕少藏鋒），橫豎護尾多以超乎它處的右斜下的長重頓（以致似多出一筆結）；撇捺左右開合飄展（的確頗含山谷筆勢），捺腳綿遢超長且寬度遠超捺撇（所謂蘭葉之勢）；折角醒目但下掛，折柄成上弓面；鉤法更是凸顯，彎鉤有滿月之夸張，直斜鉤纖細直截，但一概鉤鋒犀利超長”。這段文字太過“客觀”，且受到中庸書法的影響頗深，認為露鋒、輕行、重按是去某種缺點。我們并不回避徽宗書法有不足，比如過于開張，不利于長卷多字，楷書《千字文》即有此病。然而，我們也無法拒絕它的美，書法不應是一種規(guī)矩，也不是機械的肢體運動所產(chǎn)生的痕跡，而是一種思想，一種與世界對話的方式。評論者試圖用標準化書寫模式來看待徽宗之字。盡管這種標準原本來自極富情感及思想的“二王”書跡，卻從未從字中走進徽宗的內心世界?？吹搅斯P畫中的彈力，卻沒有接受“刺目”表達。輕規(guī)儀重表達，是現(xiàn)代書法的必經(jīng)之路?；兆跓o意識地稍稍踏足，使其在前代諸體中或占一別裁之地，只因他另具一顆藝者之心。

圖3 趙佶《閏中秋月詩帖》 紙本 35×44.5cm

傳世的徽宗墨跡有：楷書《千字文卷》、《秾芳詩帖》、《欲借、風霜二詩帖》、《牡丹詩帖》、《怪石詩帖》、《閏中秋月詩帖》（圖3）、《夏日詩帖》、《棣棠花詩帖》、《筍石詩帖》等；又有題歐陽修《張翰帖》，以及如《祥龍石圖》、《瑞鶴圖》后自題及七言詩等；草書有《千字文卷》、《紈扇七言詩》等，件件俱可玩味。《鐵圍山叢談》載：

國朝諸王弟多嗜富貴，獨祐陵（徽宗）在藩時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筆硯、丹青、圖史、射御而已。當紹圣、元符間，年始十六七，于是盛名圣譽布在人尚，識者已疑其當璧矣。初與王詵、宗室大年令穰往來，二人者，皆喜作文辭、妙圖畫，而大年又善黃庭堅，故祐陵，庭堅書體，后自成一法也。時亦就端邸內知客吳元瑜弄丹青，元瑜者，畫學崔白，書學薛稷，而青出于藍者也。后人不知，往往謂佑陵畫本崔白，書學薛租，凡斯失其源派矣。

雖有褒獎溢美，但也算知味之言，亦可看出趙佶瘦金體先受黃庭堅早年書法的影響，再通過吳元瑜學薛，其源頭則可以上溯到褚遂良。這樣算下來，這種雖是別樣面目的別裁體，但終究可以歸入到“二王”及其影響系統(tǒng)的。而后，趙佶自行發(fā)展變化，并逐步形成個人的風格，“瘦金體”在中國書法史上可謂獨創(chuàng)，另辟蹊徑。然而彼時書法已經(jīng)定型，能夠突破的似乎只是在風格上，而在“體”上留下的空間絕少，若要獨創(chuàng)，則多少會帶有程式化的犧牲。如到近世，于右任創(chuàng)“標準草書”也有這個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徽宗的書法造詣不限于瘦金體，“草書倒是意趣天成、自然灑脫”。只是可惜，徽宗草書作品現(xiàn)存只有兩件，一件是藏于遼寧省博物館的草書《千字文卷》，云龍箋本，尺寸為35.1x117.2厘米；另外一件是藏于上海博物館的《紈扇七言詩》（圖4），絹本，28.4x28.4厘米。兩件皆是徽宗書法的上乘之作，特別是千字文長卷，行氣貫通，用筆流暢整卷節(jié)奏跌蕩起伏，是一種藝術創(chuàng)作，而非文本抄錄。其筆意略近懷素，但中間參雜小草的章法，故有澀滯的書味，顯示出頓挫的變化。如果說痩金體被人批評“過于程式化，較少含蓄”，徽宗的草書則多被人稱贊為“不為其法所拘……功力不凡，天然成趣”。

圖4 趙佶 《七言詩》 絹本

饒有意味的是，這兩件孤零零的草書，也別樣地映襯著徽宗的孤獨，特別是他在41歲寫的草書《千字文卷》。然即便是在痩金的字上，也能看到這種孤獨。別的不說，僅就結體重心高于中心的做法就讓人有高處不勝寒，橫畫末尾加點、撇畫長長的拖曳，以及多處凌厲的出鋒，無不在任性中訴說著難言的孤獨。端王本不想當皇帝的，一旦做了皇帝，就處處身不由己了啊。且看《秾芳詩帖》中“依”中來回交錯的出鋒，看到他心中的糾結，很難依著自己的本心。

三、花鳥、畫院與著錄

徽宗繼位之后不久，就對臣僚評價宮墻的裝飾太過華麗。他稱，“禁中修造華飾太過，墻宇梁柱涂翠毛一如首飾”?；兆谡J為最糟糕的是玉虛殿，這群殿宇僅在幾年前修好，但在徽宗眼里“華侈尤甚”。原構的宮殿群現(xiàn)早已不存，我們無法得知玉虛殿到底是什么一個樣子，不過倒也能從《清明上河圖》這種繁麗甚至有些繁瑣的畫上窺見一斑。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說明，時年僅十九歲的趙佶已經(jīng)有自己的審美主張了。這也能從一些畫作可見一斑，比如《瑞鶴圖》（圖5），雖然立意不脫祥瑞仙禽，但將宮殿壓在畫面的最下部。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認為，“盡管徽宗登基時比較年輕，但是他對審美已經(jīng)有了鮮明的主張。這些主張得以形成是徽宗與當時開封富有的收藏家圈子相互交流的結果。這個圈子包括王詵、趙令穰、米芾、李公麟等人”。

圖5 ?趙佶《瑞鶴圖》 本幅畫心

宋徽宗因為自己對花鳥畫的實踐活動，也要求畫院中人將“格物”精神應用在繪畫上，要求畫師在皇家園林內潛心觀察四時花草的變化規(guī)律，探究各類珍禽異獸的活動特性，以繪出嚴謹?shù)淖髌?。這一方面是自己已具備高超的繪畫造詣以及相關的博物知識，另一方面打造了以畫院為核心的技藝傳承體系，同時還具有園林及相關珍禽花卉形成極為真切的物質載體。這三方面相輔相成，難以割裂，共同營造了北宋復古藝術的高峰。宋朝院體花卉即便工細，竟也還蘊情于畫，格外動人，這種有機的審美在《祥龍石》（圖6）圖軸中也有相當?shù)捏w現(xiàn)?；兆诒救耍翢o疑問是院體繪畫的最高主持人，但他另一重身份則為從事士夫繪畫的出色藝術家。這樣看似矛盾卻內中互為因果的對照，多半是因為他孤獨的內心，方能在管理宮廷繪畫之余，也成全了他個人的藝術成就。清高宗乾隆皇帝就是一個反例，徽宗在很大程度上使自己擁有了一些士夫式的氣息。有學者以《聽琴圖》（圖7）為據(jù)，認為與蔡京的關系莫逆，此論雖有可以繼續(xù)討論的地方，但從畫卷透露的氣息，也可看出有著皇帝身份的趙佶卻幸運地擁有其他方面的氣質。這恐怕與米芾充任書畫學博士不無關系，甚至他篤信道教，似乎也能沖淡帝王的貴氣。

圖6 北宋 趙佶 《祥龍石圖卷》本幅畫心 絹布

圖7 趙佶 《聽琴圖軸》 絹本 147.2x51cm

然而，總體說來，徽宗對美的欣賞格調極高。用瓷自不必說了，雅致超常，所謂《宣和畫譜》也未顯現(xiàn)出對宮廷畫家太過得注重。伊佩霞有頗為大膽的觀點，“更令人驚奇的是，對于一個幾乎一生生活在宮中的人來說，徽宗并不那么推崇宮廷畫家，至少是宋朝的宮廷畫家?！懂嬜V》正文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宋朝早期在宮廷里供職的畫家被大大地忽略了。而在11世紀作者（如劉道醇和郭若虛）的筆下，在宮中供職似乎是提高畫家聲望的重要途徑”。

美國漢學家艾朗諾(Ronald Egan)曾分析過徽宗存世的近三百首關于宮廷生活的詩詞，認為徽宗在詩篇中對宮廷生活理想化的描寫，與其書畫作品中精致的花鳥的意境是一致的。這就是徽宗意念中的宮廷生活，他試圖讓他人通過這些詩篇了解這樣一種宮廷生活。詩篇中所強調的美與善，相互協(xié)調。在徽宗看來，對善與仁的追求，本身即體現(xiàn)了美。這種美我們完全能夠在他的花鳥畫中體會得出，臘梅山禽圖（圖8）看出了蕭瑟，看出了孤獨，若只想當皇帝的人根本畫不出這樣的畫。即便是左下部的痩金題款，也不僅僅局限于筆畫式的建構，仿佛孕化出一種形象，像風一樣自在，像鳥羽一樣輕。劉菊亭在《宋徽宗花鳥畫研究》中說“宋代畫壇另一重要現(xiàn)象是文人士大夫積極參與到繪畫創(chuàng)作中來。文人畫家與宮廷畫師有著迥異的藝術理念和審美情趣，前者繪畫更強調表現(xiàn)主觀情趣，重水墨技巧和筆墨趣味，追求蕭散簡遠、古雅淡泊的意境。史載，徽宗登基之前與當時著名的文人畫家王詵、趙令穰交往密切，藝術不免受其熏陶。而徽宗正是以其特有的文人情懷，一改宮廷繪畫歷來的富麗傾向，創(chuàng)作出此類簡淡的野趣之作”，正是看到了徽宗在黃袍之下的孤獨之心。

圖8 趙佶 《臘梅山禽》 絹本 83.3x53cm

在這種孤獨之心下，所著錄《宣和書譜》《宣和畫譜》不再是一種文化炫耀，而是心理慰藉。僅就《宣和書譜》為例，其編撰是史上第一次由皇家主持的最為系統(tǒng)、規(guī)模最大的著錄工作，共著錄御府收藏的1175件作品，涉及歷代書家198人?！稌V》共二十卷，除過首列諸帝王書一卷外，以下依次為篆隸書一卷、正書四卷、行書六卷、草書七卷、八分書一卷，可以看出徽宗仍以行草書為重。蔡絛在《鐵圍山叢談》中談到過內府收藏的盛況，“及（徽宗）即大位，于是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自崇寧始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畫所。喬年后罷去，而繼以米芾輩。殆至末年，上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之盛事也。吾以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余幅，顏魯公墨跡至八百余幅，大凡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會，獨兩晉人則有數(shù)矣。至二王破羌、洛神諸帖，真奇殆絕，蓋亦為多焉”。長久以來，我們可能忽視一個問題，即在當時藝術作品傳播極其有限的條件下，傳播力度及范圍是受到持有者的地位及文化話語權極大的影響的，換言之，一位布衣平民要想看到前代名作的可能性極小。現(xiàn)在，我們愛好者可以看到《千里江山圖》或《千字文》，哪怕是高清印刷復制品。但在當時，普通者想要看到的難度是無法想象的。在中國古代，一位杰出的藝術家往往是位高權重的人物。這種情況在徽宗身上得到最為集中的體現(xiàn)。我們現(xiàn)在當然可以批評他不是一個稱職的皇帝，但他自己卻向一位藝術家的方向踱去。對于他本人的寫作或是對北宋藝術史的書寫，應該盡量把這二者分開來看。

 包偉民曾經(jīng)評價伊佩霞主編的《宋徽宗》這部書，“突出徽宗的君王角色，不再將他的政治行為與在文化藝術、宗教等領域的行為割裂開來”。當然他也暗示了趙佶的“昏君”形象及蔡京的“奸臣”形象都被逐步被塑造出的，這多少與話本小說《水滸傳》的流行不無關系。如賈志揚分析的那樣，徽宗堅持重用蔡京的原因，認為蔡京力主新政，追隨者眾多，雖多次被罷，徽宗仍然舍此而無他，不得不重用之。這與高宗朝岳飛之事近似，實是犯了政治上的忌諱，后來卻披上了“忠義”的外衣。對徽宗及蔡京而言，蔡京是在引導徽宗接近文化的人?？墒?，徽宗卻陷入了史臣所論，“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史家盡量將他描繪成一位極具政治手腕，統(tǒng)治技藝高超的君王了，例如所徽宗“怠棄國政，日行無稽”等。其出發(fā)點還是在于為政，“他以九五之尊，介入這些領域，種種舉措不免在客觀上超乎常人，影響到朝政，可以肯定”，多少是對徽宗藝術世界的忽視，也始終未曾觸及徽宗曾經(jīng)那顆孤獨的心。

（本文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