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漢學家沙畹和他的中國考古記

【編者按】

法國著名漢學家埃瑪紐埃爾-愛德華·沙畹的《華北考古記》近日終于推出中文版。本文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榮新江為該書所寫序言，概述了沙畹在中國的實地考察以及重要的研究成果。

埃瑪紐埃爾-愛德華·沙畹

一個時代可以成就一批大師，而一批大師也締造一個時代，學術界亦是如此。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政治、社會、學術都處在巨大的變革之中，那是一個產生革命家、英雄和學術大師的時代。但是，由于中國當時在科學技術上的落后，在許多學術領域內，中國學者尚未涉足。西方學者反而先行一步，走進中國這片未開墾的土地，創(chuàng)造了學術輝煌。就在此時，法國從事漢學研究的年輕學者?，敿~埃爾-愛德華·沙畹（Emmanuel E?douard Chavannes，以下簡稱“沙畹”），來到中國，以華北為中心，開始他的考古調查工作。

1889年1月，沙畹被法國外交部派往北京。那是他第一次來華，時年24歲。他的身份是法國駐華公使館散編隨員，可以自行安排研究計劃，當時他打算全文翻譯司馬遷的《史記》，并調查兩漢畫像石，旁及歷代碑銘和少數(shù)民族文字的碑刻資料。為此，1891年沙畹曾前往泰山考察，以印證《史記·封禪書》的記載。此行還促成了他對泰山祭祀活動和民間信仰的通盤研究，最后寫成了《泰山：中國的一種祭祀志稿》（Le T’ai Chan, 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Paris：Ernest Leroux，1910)一書；同時他在泰安碑賈手中購買到武梁祠、孝堂山、劉家村的畫像石和碑刻，構成了他另一本書的主要素材，即《中國兩漢石刻》（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

經(jīng)過四年的研究與考察，收獲滿滿的沙畹在1893年1月回到巴黎，就任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席教授。1895開始，沙畹將已經(jīng)翻譯出來的《史記》的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約原書的五分之三的篇幅）陸續(xù)出版。到1905年為止，共計出版五冊。

1907年3月27日至1908年2月5日，沙畹再次來華做考古調查，他的范圍更為廣闊，但核心地區(qū)仍是華北。這次他先到遼寧奉天，考察清帝陵墓，然后尋訪鴨綠江畔，考察了包括“好太王碑”在內的高句麗遺跡。然后他從北京到山東，重訪泰山、曲阜；再轉往開封、鞏縣、洛陽、登封，一路考察石窟，測量碑石，制作拓片，購買方志。然后沙畹西入陜西，調查西安碑林，走訪唐朝帝陵，拜謁司馬遷墓；再渡過黃河，進入山西，訪五臺山寺院，特別是對云岡石窟做了詳細記錄和拍照。沙畹此行，在中國同行的幫助，和他的俄國弟子阿列 克謝耶夫（V.M.Alekseev）的陪伴之下，拍攝了數(shù)以千計的照片，制作了上千張拓本，還記錄了大量的筆記，取得豐碩的成果。沙畹知道這些資料的重要性，回國后即著手整理，編寫《華北考古記》（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一書。1909年，他先將經(jīng)過選擇的照片刊布為《圖版卷》（Planches）兩冊，計1793張圖片，每張都標注題目和拍攝地點；在1913年和1915年，沙畹又分別出版了兩冊文字考釋，即《漢代雕刻》（La sculpture a? l’e?poque des Han）和《佛教雕刻》（La sculpture bouddhique），雖然文字沒有囊括他全部的考察行程，但對武梁祠、孝堂山、嵩山三闕以及云岡、龍門石窟等最重要的遺址都進行了詳細的記錄和闡述。

?

《華北考古記》插圖

沙畹繼承了他所景仰的司馬遷“踐行”的學術傳統(tǒng)——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他把實地的田野考察和書房里的潛心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做研究的過程中，同時到實地進行調查。與同時代的中國金石學家的“訪碑錄式”的專注于文本收集的方式不同，沙畹的實地調查依托于現(xiàn)代學術的考古學方法，不僅對碑刻本身做詳細的測量和記錄，同時對碑刻或古物所在的祠堂、墓地、周邊環(huán)境等做仔細的考察和分析。再加上西方的照相技術和資金上的支持，沙畹的 《華北考古記》最終成為劃時代的學術豐碑，他本人也由此成為漢學研究的一代大師。

沙畹的成就是歐洲學術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時代產物。20世紀初，歐洲的考古學者們開始實地涉足并挺進陌生的地域進行考察與研究。沙畹以其學識和眼光，選擇了華北作為考察重點；斯坦因（A. Stein）則選擇以和田為中心的絲路南道，格倫威德爾（A. Gru?nwedel）選擇吐魯番為中心的絲路北道，伯希和（P.Pelliot）直奔敦煌，盡管他只看到一件敦煌藏經(jīng)洞寫經(jīng)，不過，他們最終都通過實地的考古調查和隨后整理而成的著作，成為各自領域內的學術高峰。沙畹選擇中國學術最核心的華北、泰山、云岡、龍門，來實現(xiàn)自己的學術抱負，雖然與競爭更加激烈的新疆寶藏相比，他的考察似乎沒有那么惹眼，但其學術意義絲毫不減。而且不應忽視的是，在如此繁忙與競爭的時期，沙畹在1903年應俄國皇家科學院之請，翻譯出版了《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此書成為西方研究中亞史的必備參考書；1910至1911年，他又應友人烈維（S.Le?vi）的請求，翻譯《選自漢文<大藏經(jīng)>的五百寓言故事》（Cinq cents contes et apologues:extraits du Tripitaka chinois），分三卷出版；1911至1913年，他又與伯希和合撰長文《中國發(fā)現(xiàn)的一部摩尼教經(jīng)典》（Un traite? maniche?en retrouve? en Chine，Journal Asiatique，10，1911，pp.499-617；11，1913，pp.99-199，261-395），此書成為摩尼教研究的奠基之作；1913年，沙畹又應斯坦因請求，考釋出版了《斯坦因在新疆沙磧中所獲漢文文書》（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Oxford），這部著作堪稱整理漢晉木簡和西域出土文書典范。沙畹之偉大，正在于此。我曾給中華書局出版的《沙畹漢學論著選譯》寫了一篇代序的文章，題為“沙畹著作的接受與期待”，在文中我對比馮承鈞翻譯的《西突厥史料》等邊疆史地、求法僧行記等論著，指出支撐沙畹學術殿堂的幾塊巨大的基石還沒有人翻譯?？上驳氖?，中國畫報出版社敦請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袁俊生先生，將此書全文譯出，并利用現(xiàn)代排版技術將圖片隨文放置，便于學者使用。相信沙畹這部著作的中文譯本的出版，對于兩漢石刻、墓葬研究，以及云岡、龍門石窟原貌的追尋，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其學術意義早有相關研究者從不同方面給予定位，在此我就不贅述了。

沙畹是我所敬佩的學者，為他著作的中文譯本做序，我倍感榮幸。今承安平秋先生授意，中國畫報出版社副總編齊麗華女史約請，不敢有違，因述沙畹此書之學術源流與學術價值，聊做序言。

榮新江 2020年2月

《華北考古記》（全四冊），【法】?，敿~埃爾-愛德華·沙畹/著 袁俊生/譯，中國畫報出版社2020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