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助手的失誤

陳寅恪先生《金明館叢稿二編》中有《敦煌本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jīng)跋》一篇，乃陳先生對敦煌石室出土的《心經(jīng)》音譯本《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jīng)》的研究心得，兼及《西游記》故事原型諸問題，對佛教研究與中國小說史的研究都具有非凡的意義。不過，在1980年代出版的《陳寅恪文集》版《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一版一印，1982年一版二印，以下或簡稱上古社舊版）中，該文的文題作“敦煌本唐梵對字音般若波羅密多心經(jīng)跋”。對于《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jīng)》這部敦煌文獻的書名，除了將如今通行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jīng)”的“蜜”寫作“密”之外，又少一“翻”字。正文的第一句話，亦云：“倫敦博物館藏敦煌本唐梵對字音心經(jīng)一卷”，依舊沒有“翻”字。2001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金明館叢稿二編》，以上古版為底本，又“依通行本校核”。故文題據(jù)通行的書名補上“翻”，并將“密”改為通行的“蜜”字，變?yōu)椤抖鼗捅咎畦蠓瓕ψ忠舭闳舨_蜜多心經(jīng)跋》，而把正文第一句話也改作了“倫敦博物館藏敦煌本唐梵翻對字音心經(jīng)一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一版二印《金明館叢稿二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金明館叢稿二編》

 “蜜”與“密”字的不同，自是出于書寫用字習慣差異，不必多論。但上古社舊版于文獻名又少一“翻”字，正文的第一句話的文獻名亦少一“翻”字，則似并非編校錯誤那么簡單。上海古籍出版社《陳寅恪文集》中的文章，大多為陳寅恪先生弟子蔣天樞先生整理校訂?！督鹈黟^叢稿》初、二編，則是蔣先生據(jù)陳先生生前校訂過的論文稿編定（出版始末可詳見高克勤文《〈陳寅恪文集〉出版述略》，載《文匯報》，2007年6月3日）。蔣天樞先生對陳先生的著作極為尊重，謹守師法，對其中的文字未敢輕改一處。出版社亦十分明白蔣先生的良苦用心，對文字的校改也比較慎重，許多地方都是根據(jù)底稿，一仍其舊。陳先生引書，亦有特色，往往有節(jié)引述略，不那么“準確”。因此，這里的“一字之差”，未免會讓人懷疑是否為陳先生最后編定的底稿便是如此，最后負責校訂的蔣天樞先生與出版者則是出于尊重作者的意圖，未遽以改動。

拓曉堂先生所編《陳寅恪先生遺稿》（2006年嘉德拍賣公司?。┮粌?，乃嘉德公司征集到的陳寅恪先生文稿的圖錄，其中便有陳先生此文文稿的圖錄（文稿的第一頁）。文稿頁下有“一九六四年校補”的字樣，據(jù)拓曉堂辨認，為陳寅恪先生晚年的主要助手黃萱的筆跡。則此稿當是陳寅恪先生晚年目盲之后，在助手黃萱的幫助下校訂過的文稿。稿中有不少校補更動的痕跡，如將文中多處“對音”刪去，改為“此本”，又將第一段引文的書名《慈恩寺法師傳一》，補全為“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壹”，并將引文中的“不得全去，即”改為“不能令去，及”等，都與上古社舊版《金明館叢稿二編》的文字吻合，其中又有“縮進”“提行”等校改符號。則這件文稿即使不是出版社所據(jù)排印的最后底稿，也必與最后底稿十分接近。

《敦煌本唐梵翻對字般若波羅密多心經(jīng)跋》校改稿

不過，這份校改稿中該文的題名，既與上古版缺“翻”字的版本不同，又與三聯(lián)版校核過的版本有異。原作“敦煌本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密多心經(jīng)跋”，而“音”字又為校改者涂乙，成了“敦煌本唐梵翻對字般若波羅密多心經(jīng)跋”，比通行本少了一個“音”字。正文第一句話，原作“倫敦博物館藏敦煌本唐梵對音心經(jīng)一卷”，校改者又在“音”旁加了一個“字”字，似是要以“字”字替換“音”字。把“對音”改成“對字”；但又沒有將“音”字涂掉，又像是在“音”字前加一個“字”字，把“對音”改成“對字音”。蔣天樞先生《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的《論著編年目錄》中，亦是有“翻”字而無“音”字，為“唐梵翻對字般若密多心經(jīng)”，即使后來出的“增訂版”，對此文題名亦無所改動。如此，則似乎《文集》最后之底稿以及獲得編定者蔣天樞先生認可的題名，應是有“翻”字而無“音”字的“敦煌本唐梵翻對字般若波羅密多心經(jīng)跋”。上古舊版《金明館叢稿二編》的題名，既與通行的書名不符，又與底稿文字不符，實屬奇怪。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關于該文題名的表述

《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中對此書名亦無更動

 上古舊版《金明館叢稿二編》的這一文題是如何形成的呢？也許問題的關鍵正在于正文改得不清不楚的“倫敦博物館藏敦煌本唐梵對音心經(jīng)一卷”一句。校改者把“字”字寫在“音”字旁邊，此稿排印時顯然是將寫在“音”邊的“字”字，理解成了將“字”補入“音”字之前，排成“唐梵對字音心經(jīng)”。編校者審讀校樣時，大概覺得“唐梵翻對字般若波羅密多心經(jīng)”這一書名太過奇怪，出于文本內(nèi)證理校的原則，把題目中的“唐梵翻對字”照第一句話所排，又改成了“唐梵對字音”。于是才形成了“敦煌本唐梵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jīng)跋”這個版本的文題。

那么，該文最后到底應該如何定名？若按蔣天樞先生編定《陳寅恪文集》的原則，對陳先生最終校訂的文字皆不輕改，此校改稿還特意刪去“音”字，則應以版為定本，蔣先生自己的著作《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亦是遵照這個原則，作“唐梵翻對字”。但是，蔣先生編定原則的內(nèi)涵，實際應以尊重陳寅恪先生本人的意愿為核心的。那么，這一校改又是否真的體現(xiàn)著陳先生本人的意愿呢？

也許事實并非如此。從該文內(nèi)容來看，陳先生應是目驗過這個敦煌本的，該敦煌本的題名，明明白白是有“音”字的。即使欲省稱，也不會在文題中就刪字，更不會僅刪去一個“音”字。而陳先生此文初次發(fā)表于1930年《國學論叢》二卷第二期上，當時的文題名即為《敦煌本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密多心經(jīng)跋》，所用的也是該書的正確全稱。正文的第一句話，作“倫敦博物館藏敦煌本唐梵對音心經(jīng)一卷”，用了“唐梵對音心經(jīng)”這一省稱。這也與圖錄中未校改前的文稿一致。更為重要的是，書名刪去“音”，會使得書題的意思變得不可索解：所謂“唐梵翻對字音”，是說該本《心經(jīng)》的翻譯方法。簡單來說，即是以漢字（唐）音譯的方式來對譯梵文（梵）。這種方法后世或省稱為“梵漢對音”，陳寅恪先生行文中亦屢屢有“此本對音”“梵文對音”這樣的表述。因此，該書題名中的“音”字至關重要，不可刪略。若欲省稱，則稱“唐梵對字音心經(jīng)”“唐梵對音心經(jīng)”，甚至“對音心經(jīng)”皆可，唯獨不可稱為“唐梵翻對字心經(jīng)”。因此，此處刪去“音”字的校改，應該不是出于陳寅恪先生本人的意愿，而是陳寅恪先生的助手，在幫助他修訂校改時的一個失誤。

敦煌本《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jīng)》

此本的另一處校改亦可證明這一判斷。文中“尾儞（你）也乞叉喻”一句，文稿中的“叉”字，因頂上的一橫不明顯，與簡體的“義”字十分相似（“叉”字異體，或有不寫頂上一橫的），竟為校改者改成了繁體的“義”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一版一印的《金明館叢稿二編》，亦根據(jù)校改作“尾儞（你）也乞義喻”，后于一版二印改正），此處則屬于明顯的誤改，決不會出于陳寅恪先生本人的意愿吧。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一版一印《金明館叢稿二編》即作“尾儞也乞義喻”

敦煌本“尾你也乞叉喻”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幫助陳寅恪先生校訂文稿的助手，認定（或是認定陳先生認為）此文所及文獻的書名應是“唐梵翻對字般若波羅密多心經(jīng)”，則又以行文中的幾處“對音心經(jīng)”的表述不合理，盡數(shù)刪去，或改為“此本心經(jīng)”。這些改動，皆為上古社舊版及以后的版本所吸收。其實，《國學論叢》中“唐梵對音心經(jīng)”“對音心經(jīng)”的省稱，無論從意義上，還是行文上，都更勝一籌，也該更符合陳先生寫作的原意。如此，三聯(lián)版針對上古舊版該文題目的更動“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密多心經(jīng)”十分準確。但正文的第一句話，不應再補成“唐梵翻對字音心經(jīng)”，而是應依照《國學論叢》的表述，改為“唐梵對音心經(jīng)”。

《國學論叢》第二卷第二期所載《敦煌本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jīng)跋》

陳寅恪先生晚年目盲，文稿抄寫、校訂全賴身邊助手（主要為黃萱以及夫人唐筼）。在《關于黃萱先生的工作鑒定意見》中，他曾提到，黃萱“工作態(tài)度極好”“學術(shù)程度甚高”并“又能代我獨立自找材料，并能貢獻意見，修改我著作的缺點”。可見他對身邊助手校訂文稿，十分信任和認可，有時亦能給予校訂者一定的自主性。但陳先生學問實在廣博，助手有時也不能全部理解，而校訂之事終不能親力親為，在與助手交流的信息傳遞上極可能會出現(xiàn)一些誤差，出現(xiàn)助手誤抄、誤改的現(xiàn)象自然不可避免。給予助手自主性，“貢獻意見，修改缺點”，更是為助手的誤改提供了可能。這篇跋文中的校改文字，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這個例子，也許可以為今后的學者校訂與認識陳寅恪先生的著作，帶來一些小小助益與啟發(fā)吧。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金明館叢稿二編》。上古新版《陳寅恪文集》將于2020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