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K．羅琳與跨性別群體的輿論大戰(zhàn)
2020年6月7日，《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K.羅琳在推特上轉發(fā)了一篇關于呼吁人們在新冠期間及疫情后持續(xù)關注“來月經(jīng)的人群”(people who menstruate)的衛(wèi)生條件的文章。文章指出2020年本該是貧窮區(qū)域的女性以及非二元性別酷兒(girls, women, and gender non-binary persons)的衛(wèi)生狀況得到改善的一年，全球政府不應該由于受到疫情影響，而削減這些群體的應對月經(jīng)物資和衛(wèi)生方面的預算。羅琳質疑了該文的措辭：“那些有月經(jīng)的人。我敢肯定過去一定有一個詞匯能夠形容這樣的人。有沒有人能幫我想一想？是Wumben？ Wimpund？還是Woomud？”
羅琳的言論激怒了跨性別團體，進而引發(fā)了輿論大戰(zhàn)。一些推特用戶對羅琳表示質疑，認為她將“有月經(jīng)的人”和“女人”畫上等號，并將她的言論視作對跨性別者的歧視。一些推特用戶批評羅琳堅持只有女性才有月經(jīng)的說法，并且寫道：“跨性別的男性也有月經(jīng)”、“變性人也有月經(jīng)”、“我是一位37歲的女性，有子宮，十年來沒有月經(jīng)。女性不是由她們的月經(jīng)來定義的”。醫(yī)療保健團體也表示：“月經(jīng)是一種生物學功能，不是女人的事。不必對身體部位進行性別區(qū)分，這樣做會限制那些需要獲得醫(yī)療保健服務的人?！?/p>
在6月10日，J.K.羅琳在個人網(wǎng)站發(fā)表文章，解釋自己為什么反對當下的跨性別運動。在文中，羅琳列舉了對跨性別運動的五點疑問：擔心生理性別在政治上被心理性別替代后，有關于女性生理性別的法案將會受到影響；跨性別運動會對兒童的教育和安全帶來威脅；認為自己擁有評論跨性別運動的言論自由，跨性別團體不應該剝奪她評論的權利；認為跨性別運動并不能解決青少年的性別困惑；近年英國通過立法確認跨性別人群可以不用荷爾蒙治療和手術，只需根據(jù)心理性別即可更改性別,羅琳認為這將會使女性的安全受到威脅。羅琳同時表示自己是家暴和性侵的幸存者，對曾經(jīng)受過創(chuàng)傷的女性表示支持。
羅琳在推特上表示,跨性別運動過分強調了社會性別，從而抹殺了生理性別的區(qū)分。 “如果生理性別（sex）不存在，也就沒有什么同性相吸。如果生理性別不存在，那么全球女性活生生的現(xiàn)實也就被抹去了。我理解并尊重跨性別者，但是抹殺生理性別的概念會讓很多人不能有意義地討論他們的生活。”她表示自己尊重跨性別者的權利，他們“有權去過他們喜歡的生活”；“如果你因為是跨性別者而受到歧視，我會支持你；但同時，我是作為女性而生活的。我不相信我這么說是可憎的?！?/p>
然而，面對羅琳的發(fā)聲，丹尼爾·雷德克里夫、艾瑪·沃森、羅恩·韋斯萊以及埃迪·雷德梅尼等《哈利·波特》系列的主要演員都發(fā)表聲明支持跨性別者。華納兄弟公司也發(fā)表聲明：“華納兄弟公司在包容性方面持堅定的立場，并且對于我們公司和全球受眾來說，培養(yǎng)多元化和包容性文化從未像現(xiàn)在這樣重要?！?/p>
事實上，這并非是羅琳第一次針對跨性別群體發(fā)聲，在2019年12月19日，羅琳就曾在推特上發(fā)表過關于跨性別者與言論爭議的司法案件的觀點。案件中的事主瑪雅（Maya Forstater）因為發(fā)表針對跨性別者的批評而失去工作機會。經(jīng)過訴訟之后，英國法庭判處瑪雅敗訴，并斥責她的行為“侵犯了他人的尊嚴，造成他人恐懼和羞辱。”瑪雅對此結果感到震驚和失望，表示她認為性別是生物學上的事且不能改變；同時她宣稱“任何人都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性別觀點，這個判決剝奪了婦女的權利、個人信仰與言論自由?！绷_琳在推特上表態(tài)支持瑪雅，結果遭到了跨性別團體的圍攻。
在經(jīng)歷了兩次輿論風波后，羅琳更加堅定了自己反對跨性別運動的立場，也讓許多作家與她“劃清界限”。此前，羅琳曾在推特上表示自己對斯蒂芬·金的喜愛之情達到了新的高度；而在6月29日，斯蒂芬·金在推特上表示：“是的。跨性別女人就是女人?！绷_琳隨后刪除了感謝斯蒂芬·金的推文。在7月7日，美國《哈潑斯雜志》（Harper's Magazine）上刊登了一封以“呼吁公正與公開辯論(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為主題的公開信，包括J.K.羅琳、薩爾曼·拉什迪、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內(nèi)的150多名作家、學者和藝術家參與了該信的簽名。這封公開信警告說，“批評”的擴張正在導致“對對立觀點的不寬容”，以及“公開羞辱和排擠的風氣”。而美國作家、變性活動家詹妮弗·芬尼·博伊蘭（Jennifer Finney Boylan）在該信發(fā)表后的幾個小時內(nèi)撤回了簽名，并發(fā)推文說：“我不知道還有誰在那封信上簽了名?！卑凳咀约菏且蛄_琳此前的言論而撤回簽名。
一些網(wǎng)友指出，羅琳在推特上的言論有意識地模糊了社會性別（gender）和生理性別（sex）的界限。根據(jù)羅琳的言論來看，她對女性的認識遵循了傳統(tǒng)的生理定義，將生理上先天為女性的個人視作女性，并認為性別只能由染色體決定，只有男女之分。然而，對于跨性別者來說，社會性別（gender）并非由生理因素和特征所決定，而是由自我心理認知來決定的。因此，跨性別者會遇到生理性別與心理性別不一致的情況，部分跨性別者也會通過手術等手段讓自己的身、心性別達到一致。
而LGBTQ（即女同性戀者 、男同性戀者 、雙性戀者 與跨性別者的英文首字母縮略字，也指性少數(shù)者）和同性戀者反詆毀聯(lián)盟（Gay & Lesbian Alliance Against Defamation）團體皆回應了羅琳的評論，并在推文中說：“羅琳繼續(xù)堅持自己的思想觀念，故意扭曲有關性別認同和跨性別者的事實。2020年了，沒有任何歧視跨性別者的借口。”羅琳也被LGBTQ群體稱為“排斥跨性別的激進女權主義者”（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TERF）。TERF一詞的創(chuàng)造者Viv Smythe曾在《衛(wèi)報》表示，這個詞匯指代的是聲稱出于保護女性而將跨性別女性排除在“女性”之外的女權主義者。
在學界內(nèi)，關于女性和跨性別女性的定義近年來成為了熱議的話題。微信公眾號“哲學社”翻譯了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的著名政治科學教授、思想學會中心的主任喬治婭·沃爾克(Georgia Warnke)的文章《所以，究竟什么是“女性”？歐陸哲學和分析哲學視域下的女性主體》中，提到麻省理工學院哲學和語言學的教授薩利·哈斯蘭格（Sally Haslanger）曾在其2012年出版的《對抗現(xiàn)實：社會建構與社會批評》給出改善性的女性定義：在某些方面（經(jīng)濟，政治，法律，社會等）處于系統(tǒng)性的從屬地位，并因具有一些可觀察到或被想像出的身體特征而被標記為這種待遇的目標——這些特征被假定為女性在繁衍中扮演的生理角色的證據(jù)。部分觀點認為，哈斯蘭格關于女性受到壓迫的定義與波伏娃著名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言論相呼應，強調了性別是后天社會形成的觀點。但是，諾丁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凱瑟琳·杰金斯 (Katharine Jenkins)認為，哈斯蘭格的定義將部分跨性別女性排除在“女性”之外，如果跨性別女性仍然保有雄性的生理特征、或其“女性化”的生理特征被視作偽裝，那么這些跨性別女性仍然無法被定義為女性。同時，謝菲爾德大學哲學系的教授珍妮弗·索爾(Jennifer Saul)質疑，渴望成為女性的跨性別者是否也將自己放在從屬性地位？這似乎與哈斯蘭格對女性的定義并不相符。
而在刊發(fā)在《新媒體女性》的文章《跨性別女性是不是“女人”，到底什么才能決定？》中，作者劉滿新則強調：“當個人性別認同與自身的性別出現(xiàn)偏差，個人所受到的心理痛苦以及來自社會的壓力是巨大的，甚至是讓人崩潰的。于是，我們需要強調性別認同的重要性，根據(jù)個人的性別認同來對待她們在當下的觀念看來，性別認同與生理性別同樣重要，甚至可能比生理性別更重要，它是社會應該如何對待個人，應該如何分配權利和好處的標準之一?！钡珓M新隨即指出生理性別仍然應該成為區(qū)分性別的重要標準，“我們不能簡單引用一句‘生理性別也是一種表演’來敷衍掉生理性別的重要性，特別是生理性別的遺留性效應對人的影響，不是個人意愿能夠完全擺脫的。另一方面，生理性別是社會分配和社會安排上的重要標準之一。如果是根據(jù)生理性別而無故安排個人行為標準，這自然是女權主義者反對的。不過，某些根據(jù)生理性別而進行的社會安排是有可辯護基礎的。比如人口普查中的生理性別登記，對于社會進行人口統(tǒng)計和安排社會服務是重要的參考指標，不同的生理性別可能會要求不同的社會服務，比如不同的醫(yī)療服務（婦檢的需求、未來孕婦的預測等）、藥物需求（避孕藥的采購等）、基礎設施設計等等，可能需要根據(jù)不同的生理性別來安排。”
對此，身為跨性別女性的作者h.c在《新媒體女性》發(fā)文回應稱，“跨性別，用于描述一個人的性別認同與出生時被指派的性別標識（即指派性別）不一樣。因為跨性別運動認為生理只存在性征而不存在性別，性別是文化范疇不是生理范疇，所謂的生理性別只是外界為了維持某種秩序（生殖的、異性戀的）而依據(jù)性征指派的性別標識?！霭吞乩赵凇缎詣e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書中的一段話簡要闡釋：‘我們能夠指涉某個‘特定’的生理性別或某個‘特定’的社會性別，而不先探究生理性別和/或社會性別是通過什么手段、如何給定的嗎？到底‘生理性別’是什么？它是自然的、解剖學的、染色體的，還是荷爾蒙的？女性主義批評家要如何評估企圖為我們建立這些‘事實’的科學話語？’”
針對羅琳遭受跨性別團體圍攻一事，英國共產(chǎn)黨網(wǎng)站The Communists發(fā)表了名為《J.K.羅琳的反對思想警察立場》(JK Rowling's stance against the thought police)的文章來支持羅琳，并保護言論自由。作者埃拉·魯（Ella Rule）表示，跨性別團體認為接受生理性別必然導致對跨性別者的仇恨，而這當中缺少了邏輯聯(lián)系。作者同時指出，當今的大學生接觸了太多的后現(xiàn)代唯心主義哲學，而這些哲學對于正確性的評判標準則建立在是否有足夠多的人認同某一觀點之上。另一方面，跨性別團體在網(wǎng)上對于羅琳的圍剿無異于恐嚇和欺壓，這樣的做法和舊時殘害宗教人士的行為一樣令人厭惡且毫無益處。
以色列：有罪不罰與吞并計劃
近日國際新聞的焦點之一始終是以色列吞并約旦河西岸部分地區(qū)的計劃。多年來，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所有的猶太人定居點都屬非法，但以色列的定居點建設活動從未停止過，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目前內(nèi)塔尼亞胡的吞并計劃更進一步，在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下，試圖直接訴諸法律完成對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領。韋薩姆·艾哈邁德在半島新聞網(wǎng)發(fā)文，重申了吞并計劃的法律和經(jīng)濟語境。
當今的國際法制度建立于20世紀上半葉，這套制度的建立不僅是為了規(guī)范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也是為了幫助全球各國的命運自決運動，并監(jiān)督殖民主義的終結。作者看來，以色列即將吞并巴勒斯坦被占領土的行動，以及全球對此不作為的事實，證明這套制度已經(jīng)無法再幫助終結殖民主義，并使其存在的根源受到了質疑。
國際外交界關于吞并問題的許多聲音都與威懾相關，原因是國際社會對由吞并而產(chǎn)生的切實后果所發(fā)出的威脅，將會導致行為主體對這項舉動的重新考慮。然而，這種說法卻未能承認一點，即現(xiàn)在已經(jīng)達到了一個臨界點，在這樣的情況下，由于威懾沒有奏效，以色列將吞并巴勒斯坦的另一塊領土，而國際社會對行動后果所發(fā)出的威脅，僅僅是迫使歷屆以色列政府在吞并的過程中進行創(chuàng)新。
實際上，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殖民化的各個階段，都廣泛地獲得了有罪不罰的好處，因為國際社會總是將其視為一個守法的主權國家，而非一個殖民大國。而以色列參加歐盟的地平線2020項目，正是其中一個例子。
國際法中包括了旨在遏制擴張主義的規(guī)約。但是，盡管法律框架存在，其執(zhí)行機制卻極為薄弱，從而鼓勵了強大的參與者對其進行操縱和破壞，巴勒斯坦的持續(xù)殖民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早在1967年占領開始的初期，以色列官員便被告知，出于建立平民定居點的目的而侵吞財產(chǎn)，將被視為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行為。不僅如此，以色列官員還決定利用武裝沖突法中的規(guī)定——在戰(zhàn)爭所需的迫切要求下扣押財產(chǎn)，以便為最終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發(fā)展和擴大猶太人定居點提供保護傘。
在1979年的埃隆·莫雷案中，以色列高等法院的裁定反對侵吞巴勒斯坦私有財產(chǎn)，隨后，以色列當局便在政策上進行了調整，利用奧斯曼時期的法律將公共土地視為國有，并通過區(qū)分在被占領土上的公共和私有財產(chǎn)，來繼續(xù)擴大其定居點建設。
無論是通過將定居者作為被占領土上平民的一部分來對待，還是通過向以色列民政管理局支付特許權使用費，以及為巴勒斯坦人提供就業(yè)崗位，來為利用當?shù)氐淖匀毁Y源尋求合法性，以色列司法系統(tǒng)都為以色列廣泛的殖民地企業(yè)提供了“合法”的掩護，即利用武裝沖突法的另一項原則——允許在被占領土上實施改革，如果這些改革是出于該地區(qū)上生活的平民的利益。
在以色列72年的歷史中，它一直在完善其殖民藝術，并提出了可以被視為殖民主義最佳商業(yè)實踐的內(nèi)容。以色列的殖民項目具有許多殖民主義的共同特征，例如占據(jù)權威地位、嚴苛剝削等等，然而，它也至少具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特質——跨國公司的性質。
通過將全球化和自由市場經(jīng)濟納入其殖民企業(yè)，以色列創(chuàng)建了一種經(jīng)濟激勵結構，這種結構將繼續(xù)使沖突持久化，以獲得利潤。通過將國家政策與私人投資相結合，以色列能使國家與跨國公司參與者均從殖民企業(yè)中受益。例如，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材料公司之一，德國海德堡水泥公司被控從以色列非法在約旦河西岸占領的巴勒斯坦土地上開采的資源中獲利，并通過向以色列非法定居點出售建筑材料而獲利。因此，公司考慮的因素（包括直接和間接的經(jīng)濟利益），使這些公司所在國的政府均不愿采取政治行動來阻礙以色列殖民主義項目的勢頭，國家與跨國公司行為主體都為這些項目的運作做出了貢獻。
這種激勵結構有助于解釋國際社會對以色列殖民企業(yè)所作出的虛偽反應：一方面譴責以色列，并強調其堅持執(zhí)行國際法規(guī)定的決心，另一方面又不愿意采取任何嚴肅措施以制止以色列的行動。
問題在于，數(shù)十年來這種“有罪不罰”的狀態(tài)使許多以色列官員相信，現(xiàn)在甚至已經(jīng)不再需要顧忌任何國際法規(guī)而尋求從事實上逐漸完成吞并行動，特別是在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下，他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可以直接訴諸法律而完成對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領。作者問道，如果以色列免于遵守國際法的規(guī)定，那么歐盟又如何能夠利用國際法，為其在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等問題上的立場進行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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