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前些日翻閱《時報》，無意中發(fā)現(xiàn)一則梁啟超的佚文——《飲冰室啟事》。該啟事沒有被包括《梁啟超年譜長編》的編者，及梁啟超佚文的收集者夏曉紅教授等所注意，這里特移錄啟事全文，以供研究者參考，其內(nèi)容如下：
頃得內(nèi)地友人來書，言有人作匿名檄文遍寄各處，寫“橫濱梁緘”字樣，中多詭誕之語。聞之不勝駭異。先帝龍馭上賓，凡有血氣，莫不悲痛。矧如敝人，曾受一日之知者，椎心泣血，更胡能已！幸而今上皇帝以正當之系統(tǒng)，紹登大寶，監(jiān)國攝政王以親賢行周公之事，宗社危而復安。先帝所詒謀之憲政，實行有期，此舉國臣民于悲痛之余，繼以欣慰者也。今觀該檄文種種悖謬之語，實非敝人所忍聞。敝人雖無似，然素性不畏強御，且以光明磊落，自矢從不屑為鬼蜮之行，茍有所不慊于當?shù)?，自當直抒己見，不避怨敵，十年來之言論，無不與天下共見，豈肯為蝙蝠陰飛之行，作射工噴血之舉。今見該偽檄文，文字蕪雜，敝人雖不文，當不至濫劣若是，稍有識者，應能辨之。況敝人自兩年前屏居日本某荒村，讀書養(yǎng)志，與橫濱相隔千余里，凡在知交，皆所深悉。而該偽檄乃寫“橫濱梁緘”字樣，其心勞日拙之伎倆亦可笑也。要之，今日中國，萬不容再有內(nèi)亂暴動之舉，茍有之，則是自速其亡。敝人年來于各報中所撰論文，痛論此義，已不啻瘏口嘵音，況當國恤疊遭，危疑洊起，豈可更為無謀之舉，危及國家！誠恐中國中賢士君子或有阿好敝人者，誤認作偽之言，謂為敝人志事所在。三言市虎，致釀事端，爰登報章，以發(fā)其隱。敝人所知，只有此檄，此外尚有他等文件與否，僻居海外，非所盡知，其有用賤名或匿名影響，以發(fā)函件者，皆屬偽托。凡我同志，幸勿輕信！
從該啟事的內(nèi)容來看，再結(jié)合《梁啟超年譜長編》中的有關(guān)記載，是有人在光緒、慈禧死后，假借“橫濱梁”名義發(fā)布誹謗揭帖，“遍寄各處”，借機煽惑“內(nèi)亂暴動”，挑撥梁啟超同清政府新當權(quán)者載灃的關(guān)系——“內(nèi)多侵及監(jiān)國之語”，欲擒故縱，以此影射曾居橫濱辦過《清議報》《新民叢報》的梁啟超。
梁啟超見到友人由上海寄來的該檄文后，認為系出自袁世凱人馬所為，關(guān)系到他與清政府新貴剛剛建立的秘密合作及未來的政治規(guī)劃，“不能不亟辯白”，遂發(fā)表這一《飲冰室啟事》辯誣。啟事首先聲明自己仍然忠誠于光緒皇帝，次又公開贊揚當今攝政王，繼而表示自己不會為此陰狠之舉，更不會寫出如此蕪雜、拙劣之文，再表明自己兩年前已經(jīng)不住橫濱(梁啟超實際在1908年初才由橫濱遷到兵庫縣之須磨村麥氏別莊，最后表明自己對革命與清政府的立場，認為匿名揭帖事所關(guān)重大，為避免誤會，必須辯誣。故此，梁啟超將啟事“遍登各報”，表明此匿名檄文完全是有人蓄意偽造、誣陷。
梁啟超
除發(fā)表此啟事外，梁啟超還托人“從內(nèi)疏通”，打算通過張燕謀或載澤向載灃解釋，并打算推行“和張”計劃——主動向張之洞示好，寫“上南皮書”。梁啟超亦對善耆與載澤寄予莫大希望，并數(shù)次寫信給肅親王善耆，解釋此次被誣陷事，并聯(lián)絡載澤，希望通過他們影響攝政王載灃，接受康、梁政治主張，同時也避免這些新當權(quán)者對梁啟超及其政治派別產(chǎn)生誤解，達到孤立進而幫助清廷除掉袁世凱的政治目標，只是梁啟超不確信載灃是否愿意采納其建議——“未知監(jiān)國有此魄力能采用否耳”。
實際上，聯(lián)合清廷新貴打擊袁世凱，為康有為、梁啟超的既定策略，跟此匿名揭帖是否出自袁世凱的授意無關(guān)。而此既定計劃大概在1908年3月時即已全面啟動?？涤袨槠鹗贾鲝埐捎梅撮g計，籠絡清廷滿洲新貴及漢人干將，孤立袁世凱，進而在宮內(nèi)散布袁世凱要謀反的謠言，挑撥慈禧與袁世凱關(guān)系。
其間，梁啟超亦致信康有為建議聯(lián)合善耆打擊袁世凱。康有為早前也認為可與善耆聯(lián)合，后除了親自寫信向肅親王善耆示好、攻袁外，亦專門派門徒湯覺頓去游說善耆。不久，湯覺頓寫信給康有為匯報善耆情況，“肅邸純?yōu)榈埸h，自戊戌以至今日，宗旨堅定，經(jīng)千曲百折，曾不少變……”同時，湯還提及善耆同袁世凱的矛盾，以及善耆為人和對湯覺頓的態(tài)度，乃至善耆未來的政治前景，“此人他日縱不能得政權(quán)(有醇在，肅或不能不稍遜一籌，然亦難言)，亦必占一重要之位置，可毋庸疑”。最后，湯覺頓表示可與善耆聯(lián)合，“吾黨今日得此人而聯(lián)絡之，天所賜也”。湯這里很樂觀，主張將善耆作為一筆長期政治投資來經(jīng)營。康有為回信給梁啟超、湯覺頓等，也認為袁世凱勢力雖大，密探眾多，但“若從宗室、滿人下手，攻之亦不難，彼實在嫌疑之地”?？涤袨檫€認為慈禧的多疑性格，也給攻擊袁世凱得逞提供了便利。
政聞社之成立，康、梁本已預先向慶親王奕劻通氣，而奕劻“允不干涉吾社”，但政聞社成立后，積極進行立憲請愿活動，給清政府造成的威脅很大。政聞社領(lǐng)導人馬相伯也極力主張倒袁。因此，袁世凱對于政聞社的活動非常警惕，打算利用反間計摧毀政聞社，陰謀招降社中重要人物徐碧泉，可惜沒有得逞。為此彭淵恂致書梁啟超，敘述袁世凱針對政聞社的措施，以及馬相伯與《時報》的反袁言論給政聞社造成的困境，主張“吾黨”現(xiàn)在“黨勢脆弱，地不過一隅，人不過數(shù)百”，不堪打壓，政聞社應該暫韜光養(yǎng)晦，積蓄力量，隱忍待時，“不宜稍露形跡”為他黨所嫉。但旋即，政聞社由張之洞出面奏請清廷查禁，梁啟超等即懷疑系出自袁世凱背后的陰謀。徐佛蘇回憶中亦認為此舉是袁世凱勸誘張之洞所為?？?、梁同袁世凱之間的矛盾愈發(fā)尖銳，互相視對方為最大敵人。實際上，在立憲問題上，康、梁等立憲派同袁世凱并非沒有交集，盡管袁世凱在立憲問題上見風使舵，從個人利益出發(fā)有過反復與后撤，但他也有過激進言論和具體操作實踐，尤其是在執(zhí)行地方自治等問題上，時任直隸總督袁世凱的所為，在清末封疆大吏中可能最有成效，不能完全以“偽倡立憲”目之。無怪乎有時論在其罷官后稱之為“其所系于國家大局者至巨，亦可謂抱負不凡、卓爾特出矣”！亦有外媒稱他“一直負責推動這個大清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能讓改革繼續(xù)進行下去”。后來，陳寅恪也說袁世凱1907年當上軍機大臣后，“其意以為廢光緒之舉既不能成，若慈禧先逝，而光緒尚存者，身將及禍。故一方面贊成君主立憲，欲他日自任內(nèi)閣首相，而光緒帝僅如英君主之止有空名……”
光緒突然去世，民間紛紛猜測光緒死因。盡管沒有直接證據(jù)，但康、梁等仍懷疑系袁世凱使人所為。康有為甚至寫有《揭袁世凱弒君公啟》《請討賊哀啟》等，公開揭發(fā)所謂袁世凱的諸多罪狀，如戊戌告密、致八國聯(lián)軍侵華、廢立、通匪等，號召有志者討伐和誅殺袁世凱這樣的亂臣賊子，并希望攝政王載灃同?；蕰?lián)合討伐袁世凱?？涤袨?、梁啟超還一度打算發(fā)電報給各省總督，呼吁誅殺袁世凱，“兩宮禍變，袁為罪魁。乞誅賊臣，以伸公憤”。
十二月中旬，袁世凱失勢去職，被迫“回籍養(yǎng)疴”。梁啟超得知后，立即上書善耆，表達自己的喜悅與希望：“監(jiān)國英斷，使人感泣，從此天地昭蘇，國家前途希望似海矣?！彼M一步希望清廷趁熱打鐵，“宜速以明詔宣其罪狀”，防備袁世凱東山再起，因袁世凱罪大惡極——梁啟超在上書中認為：甲午以來諸多外禍、內(nèi)亂皆由袁世凱而起，其掌權(quán)十幾年，結(jié)黨營私、貪贓枉法、欺君誤國，還勾結(jié)外人與革命黨，罪無可恕。在上書中，梁啟超還獻策，希望清廷不要為袁世凱去職事大肆株連，更要廣招人才，招安革命黨人，消弭革命。與此同時，康有為也配合梁啟超，直接上書載澤，明確將光緒之死歸因于野心勃勃的袁世凱謀逆所致，歷數(shù)袁世凱辜負光緒和朝廷的種種罪行，以及誅殺袁世凱對于“兩宮”特別是對于“先帝”光緒的重要安慰作用，乃至對于舉國官民的示范意義。
稍后，康有為又致信梁啟超，通報清廷中樞對袁世凱的立場，因無實據(jù)，清廷最高決策層不認為光緒之死系袁世凱所為，“北中不欲正名，極不欲認弒事”，康有為也無進一步證據(jù)，他所依據(jù)的只是汪大燮見他時的“密告”，為此，康特意詢問梁啟超有無進一步的袁世凱毒殺光緒帝的證據(jù)，“不審有鐵證否”？以便提供給載灃，借刀殺袁。
袁世凱
不僅如此，康、梁亦在自己所控制的報紙新加坡《南洋總匯》上，制造袁世凱弒君輿論，刊載袁弒君報道，接著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舊歷)又刊載“北京特電”，揭出所謂要立即除掉袁世凱的光緒“遺詔”：“即日下午一點三十五分鐘接北京訪員專電云：德宗皇帝彌留之際，遺下硃諭密詔約五百字，首句云‘朕醇親王長子也’，結(jié)句云‘袁世凱宜即處斬’?！痹搱蟛⒃陔娢暮蠹影凑Z：“觀此電，則先帝自知遭袁毒手，遺密詔于攝政王，令斬袁世凱，以正其罪惡，彰彰明甚。袁世凱毒弒之陰謀漸漸發(fā)露矣！袁之正明國法，為期當不遠矣！請拭目俟之?！钡?，康、梁這樣制造袁世凱弒君議論的效果似乎不太顯著，還招致時論的批評與懷疑，認為有關(guān)報道前后矛盾，不合常理，實際是在造謠與發(fā)泄私憤，“離于事實”，“為一黨之言，妄逞一時之意氣，胸臆者矣”！
故此，康、梁的努力最終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盡管康、梁同包括載灃在內(nèi)的清廷新貴建立了越來越密切的關(guān)系，但袁世凱還是得以全身而退，留等以后東山再起、收拾殘局。更為關(guān)鍵的是，以康、梁為首的立憲勢力盡管在私下渠道同清政府新貴往來頻繁，且在社會上以和平形式推行立憲請愿活動，然而他們熱切盼望的開放黨禁、盡速立憲以抑制革命等期望并沒有達成，清廷新貴只是開復已故的翁同龢與陳寶箴原官而已，所謂“‘六君子’的撫恤，先生(梁啟超)和南海的赦免問題，完全沒有提及”。由是，梁啟超等人又將開黨禁失敗的部分原因歸于已經(jīng)失勢的袁世凱頭上。這樣的認識出現(xiàn)，與其說是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某種程度上毋寧說是來自康、梁對袁世凱的忌憚及對其肯定會阻撓立憲的偏見與想象。
針對朝野的立憲吁請，更讓康、梁等立憲人士不滿的，是清政府采取“陽托其名，而陰反其實”的策略，不但在1910年底嚴厲禁止國會請愿運動，還于次年四月組成皇族內(nèi)閣和宣布鐵路國有政策，徹底讓包括康、梁在內(nèi)的立憲派勢力失望。故此，他們甚至想發(fā)起“聯(lián)北軍倒政府”計劃，以武力手段推翻清廷新貴。但辛亥革命的突然爆發(fā)和革命之火的迅速蔓延，迫使清廷宣布開放黨禁、解散皇族內(nèi)閣，并最終啟用袁世凱為內(nèi)閣總理大臣，以圖解決危局。康、梁則迫于時勢，及時調(diào)整計劃，也鼓動各地立憲派獨立，進而選擇“逼滿服漢，和袁慰革”策略，居然走上與昔日不共戴天的仇敵袁世凱的合作之路。
（本文摘自張仲民著《葉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和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