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誕辰一百周年：“尊嚴”是柏楊的寫作母題

“如果柏楊沒有入獄，可能他還是會繼續(xù)為報社寫文章，還有諸多人情關(guān)系需要處理，人在社會上看上去好像選擇很大，其實也有很大的局限，很多人情來往也都是消耗。入獄后柏楊沒有了掌聲喝彩，人生的追求也不同了，逼得他有時間和空間反省，惡劣的環(huán)境有時候也有作用?！薄獜埾闳A

今年是作家柏楊誕辰100周年，果麥文化特別出版了柏楊誕辰一百周年紀念版《中國人史綱》并邀請柏楊夫人張香華女士作序。澎湃新聞記者就此采訪了張香華女士與柏楊的多年友人徐榮昌。

1968年3月7日，柏楊因“大力水手事件”引起的政治風(fēng)波正式被臺灣當局逮捕入獄，開啟了他長達九年零二十六天的冤獄生活，后來柏楊將這一天定為自己的生日。在囚禁于綠島的日子里，本以寫小說、雜文聞名的柏楊潛心閱讀《二十四史》，寫下八十萬字的皇皇巨著《中國人史綱》。日后看來，這場意外降臨的牢獄之災(zāi)以及嘔心瀝血而成的《中國人史綱》，也真正成為了柏楊人生的轉(zhuǎn)折點，或者說，新的起點。

1995年柏楊夫婦重回監(jiān)禁過柏楊的綠島囚室外。

“有態(tài)度”的歷史書

自1979年出版面世，四十余年間《中國人史綱》受到整個華語文化圈的歡迎。讀者對《中國人史綱》的最直觀評價往往是“好看”“閱讀感佳”，這對通史類著作來說無疑是難得而特殊的評價，其原因不光在于柏楊在書中摒棄年號、皇帝謚號而改用公元紀年、直稱君王姓名的寫法，更在于這是一本以“人”為主角，以人性為主線的歷史書。對此北京師范大學(xué)歷史系副教授李凱評價為“柏楊是作家寫史，重的是‘人’，關(guān)注的是歷史環(huán)境下人何所為何所不為”。在書的第一章，柏楊寫道“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的生存空間——歷史舞臺，中國人亦然”，在這方位于亞洲東部的廣闊舞臺上，歷史人物漸次登場，人性中的豐富面向則構(gòu)成了他們的行動邏輯。

除了“好看”，讀者也常常說，《中國人史綱》是一部“有態(tài)度”的歷史。“態(tài)度”在于柏楊歷史視野中的“中國人”不是帝王將相，而是天下蒼生，蕓蕓百姓——所謂“不為帝王唱贊歌，只為蒼生說人話”，落實到文字中，就是柏楊對史實和歷史人物極富情感傾向的評述。他寫朱由檢（明朝崇禎帝）即位當年北中國的蝗災(zāi)和旱災(zāi)：“三百年后的今天，我們?nèi)噪[約地聽到那些被遺棄在荒郊的孩子呼喚爸爸媽媽的哭聲，也依稀地看到那些小身軀蹲下來揀吃糞便的背影。一個政府把人民陷入如此悲慘之境，實在是不能原諒的罪惡。”毫不掩飾其對皇權(quán)的批判，也毫不壓抑對平民百姓的溫情。

由此招來的“寫歷史不夠客觀”的質(zhì)疑，柏楊早年在采訪中回應(yīng)：“有些人講，你寫歷史的東西，不夠客觀，帶有感情太多。那我就有個答復(fù)：面對著血流成河，面對著孤兒寡婦哀哀無告，面對著活活餓死的這些人，我不能夠冷靜。因為我關(guān)心這個歷史，因為這是我的祖先的歷史。我必須把握住感情，透過筆，透過這個事實，來使每一個讀者能夠感覺到這是一個悲慘的事實。因為，我不是冷血，我有感動，我也希望讀者你也能夠有同樣的感情。”

《中國人史綱》中有一個頻繁出現(xiàn)的詞：尊嚴——人的尊嚴，是柏楊以“人”為出發(fā)點著史，又最終回歸的落腳點。1979年《中國人史綱》首次出版，1985年《丑陋的中國人》面世，十八年后（2003年）《我們要活得有尊嚴》付梓。他在歷史的故紙堆中尋找“尊嚴”的源頭與蹤跡，也看到桎梏人性與智識的“醬缸文化”；而“醬缸”也成為他批判“丑陋的中國人”的立足點，他最終給出改變“丑陋”的答案：尊嚴——從某種程度上看，“尊嚴”成為柏楊人生轉(zhuǎn)折點之后的寫作母題，一個自我發(fā)問、思考與回答的解題過程。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主任陳曉明教授將柏楊定位為“世俗平民知識分子”：“他對精英知識分子在某種意義來說是持嗤之以鼻的態(tài)度，他就是要做世俗的領(lǐng)袖，他是和老百姓、和平民、和普通人劃等號的，恰恰在這個意義上他來批評。所以他的批評很大程度上是自省，是自我批判?！?/p>

柏楊用世紀紀年開創(chuàng)歷史寫作新流派

作為“矛盾統(tǒng)一體”的柏楊

除了《中國人史綱》，談到柏楊，不得不提他的另一本代表作《丑陋的中國人》?！冻舐闹袊恕吩谡麄€華語文化圈中的影響和引發(fā)的討論甚至可能超過《中國人史綱》，柏楊在其中對所謂中國傳統(tǒng)的“醬缸文化”以及國民性的解剖和批判都更加冷峻犀利。

在不少讀者的想象中，柏楊必是個“吞鋼吐劍”極其“厲害”的人物。柏楊在生活中是怎樣的一個人？

“人很多面，他有非常陽剛犀利的一面，如果不是那么強勢，也不會被抓去坐牢，寫《丑陋的中國人》，他就毫不留情地批判，愛憎分明。那時候在臺灣，講‘丑陋的中國人’也是禁詞，但他就要講，這就是愛之深責之切吧，不然的話事不關(guān)己高高掛起。柏楊經(jīng)歷了外國人的侵略時期，他非常愛自己的國家的，這點無可置喙。他也說‘丑陋的中國人’也包括他自己在內(nèi)，”張香華女士向澎湃新聞記者回憶他們夫妻二人相處的過往，“在我們的相處中，他非常尊重我，對于我工作上的選擇，他都給予支持。生活中很隨意，對生活品質(zhì)沒有什么要求，簡簡單單地過就好。他還是一個非常熱情的人，大家以為吃過苦的人都是滿腹牢騷、很消沉，但他完全不是，這么勤奮，這么熱愛，對寫作充滿了喜悅。對朋友也是仗義疏財，他從獄中出來還到處幫忙，幫這個幫那個，我都沒見過這樣的人，我時常想，這樣充滿熱情和生存欲望的人，上天如果不給他生路是沒有道理的?！?/p>

柏楊出獄后，第一次和張香華女士約會，他就一邊講話喝茶，一邊在改動、校對文章（即《中國人史綱》）。張香華當時很驚訝：“這個人怎么有這樣三頭六臂的本事。組建家庭后，發(fā)現(xiàn)他的生活就是這么個調(diào)子，極其勤奮。他被囚禁了那么長時間，他想要補償回來，想從工作中補償回來，我很理解。因為勤奮，他獲得了想要的東西，他的書能夠在讀者中流傳下去。失去的東西還能找回來，還能爬得更高，他是很感謝老天還能給他這樣的回報。這個世上很多人遭受打擊就一蹶不振了，也有很多人盡管付出很多卻依然沒有收獲。我很為柏楊高興，他雖然受了苦，卻講了自己想講的話，幾十年間華人讀者、朋友滿天下。我在旁邊觀察柏楊的一生，好像看到一個出發(fā)比人家晚，卻終于達成追日目標的夸父?！?/p>

在陪伴了他三十年的夫人張香華眼中，柏楊是一位“復(fù)雜而統(tǒng)一”的人，一方面嫉惡如仇，作品中言辭犀利辛辣，另一方面在生活中待人又極熱情真誠；這兩種特質(zhì)是對立統(tǒng)一的，對傳統(tǒng)文化抑或國民性尖銳的批判背后恰恰是“愛之深責之切”?！皢栴}是他們常問我愛不愛這個國家?！卑貤钤缒杲邮懿稍L時坦言，“我說你這個不必問，沒有一個人不愛他的國家，沒有一個人不愛他的土地，沒有一個人不愛孩子的。而是說你怎么愛。那你可以用你的那個方式來愛女兒，那我用另外一個方式?！?/p>

2000年柏楊夫婦攝于家中

與柏楊相知多年的友人徐榮昌向澎湃新聞記者回憶他們的初次相見：“我是柏楊先生多年的讀者了，第一次讀他的文章還是十幾歲的時候?？此脑u論、讀他的書，給我們打開了更多看問題的視角，可以說是很多臺灣年輕人的思想啟蒙者也不為過。后來因為朋友托我為他設(shè)計書房，與柏楊先生有了現(xiàn)實中的接觸。還記得第一次去見他，十分忐忑，帶著崇敬和些許畏懼。沒想到生活中他是一個非常熱情，愛說說笑笑的人，大家總是被他逗笑，笑過后又佩服他的睿智?！?/p>

“有一次我們和一位外國朋友吃飯，外國朋友帶著一點優(yōu)越感，夾槍帶棒地說，‘吃飯可以看出每個民族的文化，中國人的文化就是小格局，一圓桌十多個人說明中國人喜歡搞小圈圈，愛斗爭。我們外國人長桌，一萬個人就可以同桌吃飯?！貤钕壬R上笑說圓桌也可以無限加大，外國朋友反駁那你怎么夾菜，柏楊現(xiàn)實就說我們可以把筷子加長，外國朋友又說筷子加長怎么吃，柏楊說筷子可以互相夾給對方吃，恰恰很友愛啊?！?/p>

“像個英雄”是徐榮昌對柏楊的評價，“我們在外面受到不公平的事情，他就要幫我們出頭，年紀那么大還是像個英雄，充滿熱情。讀者們從文字中可以感受到他對蒼生的熱情，所以他寫資治通鑒也說是庶民的資治通鑒。盡管因為批評制度，被囚禁入獄，但他依然在發(fā)聲。”

柏楊想寫的還沒有完全寫盡，過世前五六年，柏楊已經(jīng)力不從心就此擱筆。徐榮昌告訴澎湃新聞記者，他最后一次動筆，是得知大陸出版社準備出版漫畫版的《丑陋的中國人》，他花了很久時間，寫下了一句話“重回大陸真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