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1899年清政府的實政改革

【編者按】既往學界有關(guān)戊戌變法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的改革方案和主張。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海榮所著新書《思變與應變：甲午戰(zhàn)后清政府的實政改革（1895～1899）》著重考察了1895～1899年清朝統(tǒng)治階層受甲午戰(zhàn)敗的強烈刺激而開展的如何自救的熱烈討論，并在編練新軍、修筑鐵路、開掘礦藏、創(chuàng)辦銀行、推廣郵政、改革教育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實質(zhì)行動，即所謂“實政改革”。本文中，該書責編陳肖寒介紹新書主題，并談了他的書稿編校感受。

張海榮著《思變與應變：甲午戰(zhàn)后清政府的實政改革（1895～189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4月

我與本書的作者張海榮，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曾有過短暫的共同學習經(jīng)歷（2010—2013）。本書是作者在其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盡管修改幅度較大，但其中的若干章節(jié)和問題，在本書出版前，我已曾多次聽作者在不同場合做過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學術(shù)報告（最早的一次可追溯到2010年8月）。也正是由此，我在對作者本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人才培養(yǎng)風格、學術(shù)傳統(tǒng)都有一定了解的情況下，擔當本書的責任編輯進而撰寫推薦語，“以編輯之心度學術(shù)新星之腹”，自認為還是能稍稍切中要點的。但我仍要鄭重聲明，以下所論均僅僅屬于推介語，而非正式書評。一孔之明，不過字句間渺小得失，后者則理應留待近代史領域的專家、學者來完成。

本書的選題是一個頗為艱難（然而有意義）的領域。在長久占據(jù)主流地位的中國近代史的敘述方式中，“近代”（1840—1919）是中國從封建社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舊民主主義革命應當首先完成推翻封建階級封建統(tǒng)治歷史任務的過渡時期。在這樣的理論指導下，清朝的“封建統(tǒng)治者”被認為是“落后的、腐朽的、應該被打倒的”，而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代表了當時先進的階級，是完成此一時期歷史任務的主力軍，應當唱歷史的主角。由此造成的吊詭現(xiàn)象是，1840—1911年本是清史的一部分，清王朝的統(tǒng)治雖不能說仍穩(wěn)如磐石，但在法理上和事實上均為中國政治舞臺主體的情況下，“清朝”反而常常被排斥于主流研究對象之外。過去的近代史著作多注意于代表“農(nóng)民階級”的太平天國、義和團、捻軍、西北回民，和代表“資產(chǎn)階級”的早期近代知識分子（如王韜、鄭觀應等）、維新派，乃至孫中山，而較少關(guān)注清政府本身。特別是在1894—1911年這段時間，對維新派、革命派的研究，超過（甚至一度取代）了對“清朝”的研究，仿佛位于政治中心舞臺的是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人，而慈禧、榮祿、袁世凱、端方等作為“反面角色”，對其的描寫只有內(nèi)容薄厚的區(qū)別，沒有實質(zhì)的研究意義上的突破。1894—1911年的“清史”變成了近代資產(chǎn)階級的“革命史”和清朝自己的“滅亡史”。即便有以清政府為主要對象介紹其“改革”的研究，也多集中在那些推行維新派改良政策的地區(qū)（例如陳寶箴的湖南），探討的內(nèi)容是維新派政策在當?shù)氐耐菩星闆r。幸而近些年來，多虧一些學者的積極呼吁，對清朝本身的研究已經(jīng)廣泛開展（例如清末新政），尤其是幾年前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火熱，在普通民眾中也引起了對改革史的熱烈討論。從歷史連續(xù)性的角度講，19世紀60年代開始有洋務運動（一般認為結(jié)束于1894年甲午戰(zhàn)爭），20世紀初有清末新政（開始于1901年），從理論和常識上推之，清政府似不會也不應獨獨在1895—1899這五年間突然停下前進的腳步。作為承前啟后的重要時期，獨缺對此一時段清政府所作所為的重要研究，似是說不過去的。

另外一個不利的局面是，二三十年前，傳統(tǒng)政治史研究一度突然陷入低潮。在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概念史（如今中文里又有了新文化史、觀念史、生活史等新名詞）等的沖擊下，政治史成為“舊史學”的代名詞，淪于被“批判”的對象。研究傳統(tǒng)政治史，一度成了“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正落梁啟超的批評之中。如今看來，這無疑是有些學藝不精者對梁啟超的過度解讀（是否有意，則不得而知），但在當時，似乎研究老百姓的柴米油鹽，才符合歷史學的真諦。運用報刊資料、田野調(diào)查資料、口述資料、民間私人檔案（如日記、書信）成為一時風尚，官方檔案似乎一夜之間失去了公信力，常常被認為是不大可信的（而且層級越高，其檔案越被認為不太可信，例如縣衙里的檔案好像就天然地比軍機處的檔案更有說服力。這當然有很大一部分是實情，我也常認為這些批評中有許多真知灼見）。盡管近些年來政治史研究明顯回暖，但是研究者對政治史最為倚重的材料——官方檔案的真實度的信心，到底恢復到何種程度，還實在不好說。一個總督的奏折，和一個農(nóng)民的呈狀，假如其內(nèi)容相左的話，我們可以相信哪種史料，不好相信哪種史料，是否存在一種天然的“政治正確”；過于相信下層材料的人，是否低估了官方思想的影響力，過于迷信檔案的人，是否有意淡化檔案中大量顯而易見的不真實的部分，我想即使最頂尖的學者，內(nèi)心無疑也是希望看到暗合自己設想的材料，而對反面材料多少會有不同的想法。很難保證研究者在使用某一類材料時，不會自然而然地心虛，但因為舍此之外別無他法，故不得不努力說服自己相信自己看到的文字（這樣的心路，凡是做過研究的人，其實無疑都經(jīng)歷過）。因此這一問題即便是研究者本人，可能也無法面對大眾說出最真實的想法。

即使剖開這些大的背景，僅從技術(shù)角度來說，橫亙于本書作者面前的困難仍至少有以下四點。第一，甲午到辛丑這段時間（1894—1901），本身系晚清史上一段無比重要的時期。在所謂的“同光中興”中，對內(nèi)清朝在南方平定了太平天國（1864），在北方消滅了捻軍（1868）、平定熱河金丹道起義（1891），在西北、西南平定了甘、陜、滇回民起義（1873）；對外雖無太大的事功，但基本可保一方疆土無虞，不致遭受如兩次鴉片戰(zhàn)爭割地、賠款，甚至連皇帝都死于“北狩”途中的窘境，尚稱平靜。1870年天津教案、1871年琉球事件、1874年日本侵臺、1875年馬嘉理事件、1877年擊敗中亞浩罕國阿古柏、1882年朝鮮壬午之變、1884年中法戰(zhàn)爭、1886年長崎事件、1891年宜昌教案，后來研究者雖可以“上帝視角”指出其中有措置失宜之處，但總體來說清朝均以較小代價平穩(wěn)度過，同時也為洋務運動的開展贏得了時間。甲午一戰(zhàn)，清朝敗于日本，在清政府中樞引起的震動，可謂空前之大。按過去的說法，由器物之變轉(zhuǎn)而為制度之變，即由此而起。然而甲午戰(zhàn)敗后，清朝雖受巨創(chuàng)，但似還不能說已經(jīng)傷筋動骨、病入膏肓。人人都想弄清楚，清朝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向滅亡的。究竟是被革命派“推翻”的，還是自己把自己“改”死的，其根源何在。第二，對這一時期的研究，已有諸多先賢打下了深厚的學術(shù)基礎。如石泉、李劍農(nóng)、湯志鈞、黃彰建、孔祥吉、桑兵、茅海建等，各在若干領域做出了高水平研究（尚不包括以史料筆記得名的較早的黃濬、徐一士等人，以及多位厚積薄發(fā)、將來未必會在以上諸公之下的當代中青年學者），雖可使后進者得以掌握“前沿”信息，有“巨人”的肩膀可踩，然而毫無疑問也極大增加了更加深入研究的難度。反過來說，也正是因為有如此多卓越的研究存在，對于一個年輕的后進學者來說，很容易陷入對前輩敘述邏輯和結(jié)論的思維定式中，不知（或者說不敢）還有何處可以發(fā)覆，何處可以超越，一旦把握不好，心態(tài)上就會自我否定和迷茫。第三，隨著檔案（包括私人檔案）的大量開放，研究者能看到大量過去學人看不到的資料，從正面說，史料擴充為我們提供了更多歷史細節(jié)；但從反面說，由此便限入無窮無盡的史料之海中，如何從中提取有效的信息（即讀進去再讀出來），非?？简炑芯空叩哪芰ΑＳ绕湓诖酥?，尚有大量書札、日記等過去沒有條件閱讀，或者有條件閱讀但因其他方面的跟進不足，尚未被人破解的史料，這些資料常以手稿（行草書為主）的形式呈現(xiàn)，本就識讀不易，何況內(nèi)中涉及大量機密，多有隱語。雖說解讀這些內(nèi)容，為研究此一領域?qū)W者必需之功，但總要經(jīng)過一段較長時間的訓練，有一定的耐心和恒心，方能駕輕就熟。第四，核心人物思想尚不明朗。眾所周知，這一時期決定清朝走向、決定中國命脈的最高層人物是慈禧太后，然而關(guān)于慈禧太后本身的直接史料，留存下來的極少。即使是清朝的權(quán)臣、重臣（如翁同龢、王文韶等），他們在日記、書信里往往也是憑感覺和經(jīng)驗來推測慈禧太后的意圖。這樣的推測，有時是準確的，但有時可能完全沒有根據(jù)。如果我們對慈禧太后的想法都不清楚，便由此來對這一時期國家走勢的歷史進程評頭論足，恐怕不會令人信服。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怎樣通過其所引用的史料，來把握最高統(tǒng)治者的思想走向，是極見功力的事。作者是否回應并解決了這些難題，應當由讀者，尤其是在本領域已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們來判斷，而不應由我在此評說。

作者在本書的主體部分分改革發(fā)軔、編練新軍、修筑鐵路、開掘礦產(chǎn)、興辦銀行、整理郵政、革新教育等七個方面，來論述1895—1899年清政府的實政改革，此外尚介紹了作為背景并有前后因承關(guān)系的洋務運動。這是否包括清政府甲午戰(zhàn)后改革的全部內(nèi)容，我想應當由作者自己來說明。況且如今的史學研究也并不追求極端的“系統(tǒng)”、“全面”和“填補空白”，而是在解決問題的前提下突出重點，是否“系統(tǒng)”“全面”，“空白”是否值得“填補”，是由事件本身（及其文字載體史料）所決定。如果我們把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lián)軍侵華，作為檢驗改革成果的標準，那顯然這場改革是失敗了。但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lián)軍侵華，是不是歷史的必然，抑或僅僅是一個多種因素促動下的偶發(fā)事件，在現(xiàn)有的研究成果下，似乎還不能明確。但假如是后者，就給了我們重新評價這場改革的話語空間。關(guān)于修筑鐵路，我想得出結(jié)論是相對容易的，因為清末那時修筑的關(guān)內(nèi)外鐵路、蘆漢路、津浦路，包括京張路，就是今天京哈線、京廣線、京滬線、京包線的前身，其影響是至今看得見摸得著的。而最不好下結(jié)論的則是編練新軍，之所以對新軍的成就難以把握，是因為甲午戰(zhàn)后的新軍始終未經(jīng)一戰(zhàn)，而有朝一日和假想敵的實戰(zhàn)才是檢驗軍隊戰(zhàn)斗力的唯一標準（和自己比是否進步?jīng)]有意義，因為并不會和過去的自己打仗）。至于其他部分，如從現(xiàn)代化的角度來說，開礦、設新式學堂等活動都是必經(jīng)之路，然而在一個政治、經(jīng)濟機體本身停滯（或進展極緩）的國家中，這樣的措施是否現(xiàn)實，以及能實施到什么樣的程度，我想讀者會在閱讀中得出自己的觀點。

我還要特別強調(diào)的是，對一個歷史事實做出評價，固然也是歷史學家的一項責任，但做出評價的依據(jù)，首先要建立在對歷史事實精細、準確的實證研究上，否則所謂的評價也只是空中樓閣。本書的作者盡力在一定的篇幅內(nèi)將每一件事的來龍去脈講解清楚。對于把一件事說得“詳細”，歷來有不同的觀點，有學者認為，歷史研究主要是講清楚過程，有沒有結(jié)論并不重要，當然大多數(shù)人還是同意“講清楚過程”也應當適可而止，因為“詳細”是一個無窮無盡的無底洞，但凡多加一條材料，就可以多一分“詳細”。但無論如何，使敘述的內(nèi)容和篇幅盡量和結(jié)論匹配，總該是正確無誤的。如今的許多研究，結(jié)論是提前設定好的，敘述和征引史料，只是一種表面的工作，無非是充夠字數(shù)而已。在大段的引用和不痛不癢的平鋪直敘后，“由此可見”地嫁接到早已設想好的結(jié)論上，而根本不在乎兩者間邏輯關(guān)系是否確實。從我編輯本書的過程中看，我認為作者的邏輯是清晰的，敘述是有理有據(jù)而非大而化之、可有可無的，以40萬字的體量描述此一研究課題，篇幅也是合理的（甚至如果沒有版面要求，再長一些也無妨）。在重要的場景中，展示了核心的史料；在人盡皆知的事實和作為背景陳述的地方，又盡可能地節(jié)約筆墨。作者的論述也是持平的、平允的，不急于在“好、壞”“成功、失敗”“正確、錯誤”“愛國、賣國”這樣帶有鮮明價值判斷取向的問題上下直接斷語，而是將道理寓于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間，令讀者讀完一段，已能自明其意。

如今在學術(shù)論著的寫作中，常有一種觀點，宣稱寫出來的書應該照顧大多數(shù)讀者，讓不懂的人也能看懂。在大多數(shù)時候，我們是贊同這句話的。但有些時候這種觀點也會令人苦惱，使作者在寫作時產(chǎn)生較重的心理負擔——因為過于擔憂讀者的反響，從而刻意放低自己的姿態(tài)，盡量使用一些通俗、符合現(xiàn)代漢語規(guī)則的詞句，減少文章中一些古典、雅馴、拗口的表達方式（雖然并不引起歧義，且本來是正確無誤的）。我想這可能是對“讓不懂的人也能看懂”這句話，各人的理解不同。按照我的理解，“讓不懂的人也能看懂”是指讓非本研究領域，對該研究課題不甚專精的人，在閱讀完本書后，能夠?qū)@一研究所涉及的歷史事實，有一大致的了解和基本的結(jié)論；而不是說讓對本段歷史一無所知的，甚至古漢語識字斷句都成問題的，對各類文體文種、政治制度運作方式都不熟悉的“白丁”，也能明白作者的意思。這樣的想法既沒有道理，也不現(xiàn)實。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對讀者的“歧視”——它先入為主地把所有讀者當成傻瓜，認為讀者不可能理解經(jīng)典。反過來說，如果作者希望把書寫得更有“文化墨水”一些，我們也不能說這樣的做法就不對。就本書來說，我想作者的文字表述是較為清晰的，遣詞造句是偏向符合現(xiàn)代人閱讀習慣的，閱讀難度并不大。唯一可能妨礙一般讀者閱讀的，就是文中的大量引文，但這是受制于題目本身的問題。一般來說，政治史的實證性文章，也不宜全用間接引文，或者將引文轉(zhuǎn)述成作者自己的話的方法寫作；“寫作技巧高超”（skillful）被用于評價此類著作時（有時也包括其他一些歷史著作），往往帶有些負面的諷刺意味，暗指作者對歷史事實本身的研究功力不足，而只能通過“寫作技巧”來彌補掩飾。本書是否“好讀”“精彩”，也就是“可讀性”如何，這一點還應當由廣大讀者來做判斷。

按照如今出版業(yè)通行的“三審三?！痹瓌t，此書我原應通讀三遍，然而作者本身對自己文字近于嚴苛的嚴謹認真，居然使我在編校上沒有花費太大精力。但盡管如此，在學術(shù)出版規(guī)模幾十倍于過去的今天（主要指品種數(shù)），除了作者本人以外（而且還須是對自己作品負責的作者），我可以肯定地說，編輯是讀手里在編的書最仔細的人。也正是基于對這本書比較深入的了解，我相信本書出版后，會在比較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成為后來研究此一領域，乃至研究晚清政治史的學者必然要參考的一本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