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48年，東魏軍隊趁著侯景反梁的機會南下略地，一年后基本控制了原屬于梁的淮南地區(qū)。對魏軍長官辛術(shù)而言，這次出征不僅給他帶來了事業(yè)上的成功，還帶來了一份意外財富：
及定淮南，凡諸資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馀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法書數(shù)亦不少。具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饋遺權(quán)要，物議以此少之。（《北齊書·辛術(shù)傳》）
而對于想了解六世紀蕭梁王朝文化生活的讀者來說，辛術(shù)的收獲同樣是一份意外財富：和建康、三吳、荊州那些發(fā)達都會不同，淮南早在劉宋丟失淮北以后就成為南朝的北境，兵亂頻仍，是一片屬于軍鎮(zhèn)與荒邑、邊民與豪帥的土地；當辛術(shù)到來時，不要說沿淮地區(qū)，就連靠后方的廣陵、合肥也已經(jīng)被侯景屠掠過——所以誰能想到，就是在此時此地，尚能找到萬卷佳本和法書名畫。
萬卷
在古代中國的任何時段，萬卷都是個不可小覷的書籍體量，直到明清，“萬卷樓”這種名號仍以其簡單直白的炫耀效果而廣為藏書家青睞。即使不去與卷容量彈性更大的后卷軸裝時代相比，就在辛術(shù)南下之時，西魏的國家藏書還沒有超過八千卷，而南朝宋齊兩代國家藏書都在一萬多卷，梁初始突破兩萬，這樣看來，淮南的萬卷書，當真是十分可觀的。
事實上，生活在中古時期，坐擁千卷就可能被載入史冊了。自宋齊好書之士如謝弘微、沈亮、褚淵、柳世隆、劉善明、沈驎士等，至唐之韋述、柳公綽，后梁之孫隲，后唐之張憲、賈馥，藏量都在千卷級。晉人范蔚有書七千馀卷，吸引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馀人；北朝魏齊間，鄴（今河北臨漳）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渤海（治今河北東光）人劉晝亦因往求觀。這說明千卷書已經(jīng)可以輻射到一個相當?shù)牡乩矸秶?、或者說可以承擔起一個區(qū)域圖書館的角色了。
萬卷藏書家的現(xiàn)身，似乎比千卷者還要早?；缸T在《新論》中提到，他的朋友梁子初、楊子林二人平生“所寫萬卷”，那么東漢初就有萬卷藏家了。又據(jù)《博物志》，蔡邕也有書近萬卷。但是此后，這個級別的藏家就從史料中消失了，再出現(xiàn)的萬卷主人——陸澄、崔慰祖、沈約、任昉、王僧儒、李業(yè)興、張緬、張纘、蕭統(tǒng)，蕭繹，蕭勱，許亨等等，上距蔡邕皆已二三百年。而這些人里除了陸澄、崔慰祖時代稍早卒于蕭齊末、李業(yè)興是北朝人外，其馀全部活躍于梁代。
在三至五世紀之間，可能還有些藏書家的藏量數(shù)據(jù)未被史籍記錄，但由已知信息勾勒出的藏書力從高峰到低谷、從低谷再到高峰的趨勢，大體是有參考意義的，而且，它也可以與國家官藏的變動曲線相印證。西漢末年，國家藏書整理后計為一萬三千兩百十九卷，西晉達到了兩萬零九百三十五卷，永嘉南渡后猛跌到三千零十四卷，宋元徽間有一萬五千零七十四卷，齊永明間有一萬八千零十卷，梁天監(jiān)間，新建立的國家藏書機構(gòu)文德省有書兩萬三千一百零六卷（秘閣還另有一份收藏），數(shù)量重回峰值?，F(xiàn)代國家藏書機構(gòu)和出版方之間有穩(wěn)定的供應(yīng)渠道，但是在中古時期，官私收書路徑并不差別太多，差別更多體現(xiàn)在實力上，換言之，秘閣不過是力量通常更雄厚的藏家。所以正常情況下，公私收藏意愿和收藏能力的變動趨勢，應(yīng)當是基本一致的。
不過，無論公藏私藏，蕭梁藏書只是在數(shù)量上恢復(fù)到了過去——東晉以前的書籍，經(jīng)過漢末和永嘉之亂亡佚慘重，漢晉之書很多已經(jīng)不再會出現(xiàn)在梁人的書單里了。舊書漸亡，新書漸出，看似同一數(shù)量級的古今目錄，里面暗暗發(fā)生著新舊迭代。
新書越出越多，而且越寫越大。如果以554年蕭繹被俘為限，尋找《隋志》中此年以前的大書top15，那么梁人貢獻了一多半：
漢唐間書籍，絕大多數(shù)是二十卷以下的小書，超過百卷者在《隋書·經(jīng)籍志》中只占百分之一點五，參照這個數(shù)據(jù)，可以感受梁人制造的大書到底有多大。如上表所示，大書多是國家工程。而國家工程的組織者自己也特別能寫，《梁武帝集》四十卷，《梁簡文帝集》乃有九十卷。清代學(xué)者趙翼做古今作者產(chǎn)量排行，梁武帝和簡文帝分居帝王代表隊頭二名。而梁武帝經(jīng)史子集儒釋道書法繪畫音樂無不染指，文治武功都要，誠可謂中古時期的乾隆。
國家工程極具視覺沖擊力的大成果豐盈了官藏目錄，但這些大成果未必會進入私人藏書，私藏的新寵兒是現(xiàn)當代個人著述尤其是詩文作品。魏晉南北朝史籍但凡講到某書導(dǎo)致洛陽紙貴、都下風靡，除了名人八卦書裴啟《語林》外，基本都是單篇詩文或別集。引領(lǐng)風尚的暢銷作家，則有謝靈運、謝莊、劉孝綽、徐陵、陽休之、邢邵等等。魏收攻擊邢邵，說他在沈約集中做賊，《沈約集》一百卷，居《隋志》別集之冠，可見無論剽竊還是抓剽竊，沒有豐厚的收藏是不行的。
見存隋以前詩人和詩作量曲線。統(tǒng)計基于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因此，梁代的私人藏書家看似回歸到了東漢的萬卷水準，其實二者相當不同。除了藏品的構(gòu)成差異外，私藏與官藏的關(guān)系也變化了。班固《漢書·敘傳》在介紹其伯父班斿得成帝賜以秘書之副后，特別補充一句“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來強調(diào)所得之珍貴，這一則可見當時私人藏書之少，二也可見書籍來源的單一。前文提到的東漢萬卷級藏家梁子初和楊子林兩人都是郎官，而蔡邕曾校書東觀，他們的萬卷書恐怕也主要是因接觸中秘書的機會得來（寫副或賜副）。魏晉以下，除了賜書外，很多士人的藏書是承自先人，比如王弼、范蔚、謝弘微、褚淵等。和賜書一樣，繼承也是個比較封閉的流通渠道，而且往往要數(shù)代積累始成規(guī)模。但梁人談?wù)摬貢紣塾谩熬蹠币辉~，聚，意味著渠道的多樣化。蕭繹在《金樓子·聚書篇》中透露他的聚書來源包括賜贈、借抄和購買，他沒透露的其實還有巧取豪奪。渠道多則收效快，蕭繹因此四十年聚得八萬卷書。值得注意的是，盡管蕭繹身份特殊，賜書卻并不是他收藏的主要渠道。秘閣不僅不再是人間藏書的主要輸出方，有時候反而還要尋求私藏輸入，任昉死后，梁武帝就使人查閱他的私藏書錄，“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保ā读簳と螘P傳》）就算“秘閣圖書，例不外出”（《南齊書·羌傳》）的老規(guī)矩還在，私人收藏卻無須仰仗它。國家圖書館近乎寓禁于藏的壟斷性已成過去，藏書家不再是秘閣的衍生物了。
佳本
辛術(shù)北歸后又過了將近十年，北齊秘閣組織過一次校書工程。校書則要有校本，按照慣例，校本主要由多書之家出借，辛術(shù)和邢邵、魏收等六人都在此次被點名上借之列。辛術(shù)是否拿出了一些他在淮南的秘獲呢？其他五人中有沒有曾獲得辛術(shù)“饋遺”者，又貢獻饋遺參與了這次校書呢？淮南萬馀卷宋齊梁典籍，既是“佳本”，未始沒有可能通過“?！钡耐緩?，滲透到了北齊國家藏書中。
傳[北齊]楊子華《校書圖》,美國波士頓美術(shù)館藏,宋摹本
國家藏書的?？狈绞?，也就是古人口中的“劉向故事”，它其實包括了采訪、剔復(fù)、校讎、繕寫、裝潢、分類、編目等一套全活。這樣的“校書”，按照現(xiàn)代理念，可能更接近于出版一套新叢書。因此，就像一套叢書一樣，最后形成官藏目錄的那些書籍，其用紙、書法、版式裝幀都是有統(tǒng)一規(guī)劃的。比如劉裕滅秦，得其官藏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唐人比較梁、陳、齊、周、隋五代官書，說：
梁代有大同、大通年所寫書，卷末有校書沈長文、孟寶榮署記。
陳代有太建、至德年所寫書卷，權(quán)端、胡琛、李真、戚邕、虞綜等校。皆用短幅黃牒紙，文字拙惡，書尾者名微位卑，多不審定。
齊、周書紙墨亦劣，或用后魏時字……又無當時名輩書記。
隋代舊書最為麗好，率用廣陵麻紙繕寫，皆作蕭子云書，書體妍妙可愛。有秘書郎柳調(diào)、崔君儒、明馀慶、竇威、長孫威德等署紀，學(xué)士孔德紹、彭季彰、李文博、袁公直等勘校。青赤二色琉璃軸，五色綺帶，織竹帙，紫玄黃表上織成有“御正”、“御副”等字。（《集賢注記》）
官書有定式，私人手里的書籍則未必，尤其到了“聚書”的時代，追求的就是五花八門。像蕭繹喜好元嘉版，在藩時“又于江州江革家得元嘉前后書五帙，又就姚凱處得三帙，又就江祿處得四帙，足為一部，合二十帙，一百一十五卷，并是元嘉書，紙墨極精奇。又聚得元嘉《后漢》并《史記》《續(xù)漢春秋》《周官》《尚書》及諸子集等，可一千馀卷?！庇趾眯∽謺殨?，擁有《周易》《尚書》《周官》《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各一部。又好巾箱本，使人寫得《前漢》《后漢》《史記》《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肘后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書極精細?！笨梢娝饺耸詹仉m然和官藏一樣強調(diào)好紙張好書法，但并不追求后者那種定于一尊的統(tǒng)一美學(xué)，在版本上更能擁抱多樣性。
蕭繹以江革、姚凱、江祿家書辛苦補配得全帙，卻沒寫明這到底是什么書。他的書單里寫明書題的，倒有不少重復(fù)的常見書。這可見蕭繹搞收藏的一個主要興趣點就是“佳本”。好收佳本，就不免得到許多同書異版，這其實頗能給私人書目增添聲勢。蕭繹有元嘉版 《后漢》《史記》，有巾箱本《前漢》《后漢》《史記》《三國志》，在東州時還寫得過《前漢》《后漢》《史記》《三國志》各一部?！妒酚洝芬话偃?，《漢書》一百卷，《后漢書》一百二十卷，《三國志》六十五卷，上列這些史書加起來已經(jīng)超過千卷了。官目中諸書只有唯一版本，所以一書只計一次，至于副本則不會參與正御目錄的統(tǒng)計，而法書畫卷、內(nèi)典道書通常獨立編目，亦不入四部目錄統(tǒng)計。但從《金樓子·聚書篇》看，私藏目錄是可以把副本、法書畫卷、內(nèi)典道書一并列入的。以上這些區(qū)別，讓官私目數(shù)據(jù)比較時官藏可能要“吃虧”，畢竟在藏書卷數(shù)上超過了官藏，并不意味著在藏書種類上超過了官藏。
但梁代私人藏家亦有在種類上下功夫的，如上文提到的任昉，又如王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馀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少篤志精力，于書無所不睹。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梁書·王僧孺?zhèn)鳌罚┓泊恕爱惐尽毙筒貢?，所求重點就在稀見書，因此可以從種類上挑戰(zhàn)官藏。這樣看，蕭梁有佳本型和異本型藏家，不過蕭繹的聚書單中也有別人贈送的“異書”，藏家們并不非佳即異，只是各有側(cè)重罷了。后來北齊秘閣向辛術(shù)等人借校本，總共借來三千馀卷，就已經(jīng)“五經(jīng)諸史，殆無遺闕?！保ā侗饼R書·樊遜傳》）以此推論，蕭梁動輒萬卷甚至兩三萬卷的藏家，藏品中佳異本占了很大比例。
書籍是知識的載體，也是“物”本身。如果異本代表著人們對知識的追逐（關(guān)于這一點，可以參胡寶國《知識至上的南朝學(xué)風》），佳本則代表著一種對“物”的欲望。在文學(xué)史上，蕭梁是一個對物有極高鑒賞力的時代，對好物，詩人歌詠之；對佳人，詩人將其物化以歌詠之?！额伿霞矣?xùn)》說梁朝貴游子弟“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這是梁人在歷史中留下的一個著名負面形象。但《顏氏家訓(xùn)》這里的觀察方式本也就是當時詠物詩的方式：堆積意象，羅列好物。無論貴游子弟，還是他們的批判者，都在以捕捉“物”的方式感受這個世界。佳本，正是物的獵手走進書籍史的獵獲。
淮南
辛術(shù)在淮南的事跡，其實是借用《史記》的模板寫作的。《史記·蕭相國世家》說，劉邦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甭闪顖D書的書，是指戶籍簿冊、檔案文書之類，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書籍，但是到了魏晉南北朝，它常被史家偷換概念以刻畫愛書之人：
（呂）布之破也……太祖又給眾官車各數(shù)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眾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shù)百卷，資糧而已。（《三國志·魏書·袁渙傳》引《袁氏世紀》）
及克統(tǒng)萬，世祖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shù)千卷。(《魏書·李順傳》)
不過，雖然事出同一模板，辛術(shù)和袁渙、李順還有些差異。一方面他所獲更多，一舉得到中古時期的最高級別藏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他那里愛書籍和愛財貨不僅不構(gòu)成強烈的價值取向?qū)Ρ?，反而合一了——書籍就是財貨。來自蕭梁的書籍在北方可以饋遺“權(quán)要”，意味著它并非一般的禮物，而是功利性的期待著交換的貨物。這再次讓我們看到六世紀書籍史的新動態(tài)：書，至少某些書，已經(jīng)不僅是閱讀物，還是收藏品，不僅是知識的載體，還是物本身，因此也是價值的載體。
《隋書·經(jīng)籍志》盛稱梁武帝治下“四境之內(nèi)，家有文史。”然而，讓辛術(shù)大獲豐收的淮南，并不是普通的“四境之內(nèi)”；辛術(shù)的收獲，也不是普通的“文史”；這萬卷書的擁有者，也不會是普通之“家”。那么，赫然出現(xiàn)在淮南的萬卷，它們曾經(jīng)的主人都是誰？它們?yōu)槭裁幢粠У竭@里、留在這里？侯景之亂前，江淮間書籍和藝術(shù)品總量有多少？它們之間有沒有在此地通過公私渠道流入北方的？淮南，是否始終有一條通向北方的交易渠道？辛術(shù)帶走了梁人萬卷，卻給后人觀看梁代書籍史留下了一個窗口。
在梁的淮南荒亂之地，東魏人尚有搜書意識，那么當西魏軍隊攻入江陵，蕭繹四十年所聚并蕭梁官藏就在眼前時，北人豈能不全部打包帶走。然而，正如我們都已經(jīng)知道的，蕭繹在被俘前焚毀了絕大部分藏書，他最后那句“讀書萬卷，尤有今日”的哀嘆，好像是對蓬勃發(fā)展的蕭梁藏書事業(yè)的一個總結(jié)。書被和國家前途聯(lián)系在一起，這倒不是第一次。梁元帝焚書，很像是與秦始皇的隔空對話：書籍，其實根本無法使人變成虎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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