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傳統(tǒng)的體系而言，“亞細亞”或“亞洲”一詞源于遙遠的歐洲知識體系對世界描述的圖景。從詞源上看，“亞細亞”一詞源于古希臘語Ασ?α，原是指太陽升起的地方。當這一詞匯進入拉丁語世界之后，被轉寫為Asia。最早使用“亞細亞”作為地理區(qū)劃的人，是羅馬帝國時代的博物學家蓋烏斯·普林尼·塞孔杜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普林尼在其著作《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中，他將“亞細亞”作為東方大陸（continent）的代名詞，用于描述今天海琴海的東側——安納托利亞（Anatolia）半島一帶，即今天我們所謂的小亞細亞（Asia Minor）地區(qū)。此后，“亞細亞”一詞進入到歐洲英語、法語等其他民族語言之中，其所涵蓋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大，并成為其后歐洲地理學描繪東方大陸的主要概念。
從其源流上看，“亞細亞”等五大洲之說最初是伴隨著西方傳教士所繪制的世界地圖進入中國的，最早將世界地圖帶入中國知識界并產生巨大影響的傳教士莫過于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即清人陳庚煥（1757-1820）所云：“地球之有圖，始明萬歷中西士利瑪竇”（《惕園初稿文·地球考中》）。
普林尼
利瑪竇的世界地理圖景
1551年，利瑪竇出生于今天意大利的馬切拉塔（Macerata）。1577年，這位年輕的傳教士來到遠東傳教，并在1582年來到中國。在傳教中，利瑪竇發(fā)現，要想讓中國人信仰天主教，直接撼動中國人傳統(tǒng)的觀念和信仰是非常大的挑戰(zhàn)，只有迂回地從中國士大夫們感興趣的問題入手，向他們介紹西洋知識的優(yōu)越，最終才能使這個古老的東方國家皈依于上帝的信仰。于是利瑪竇一方面穿著儒家的服裝、學習士大夫的禮儀，另一方面，著手將當時西洋的天文學、地理學等知識介紹到中國來。其中一項最重要的工作，即繪制了一系列諸如《山海輿地圖》《坤輿萬國全圖》《兩儀玄覽圖》等輿圖，現今尚存并在中國知識界產生巨大影響的莫過于《坤輿萬國全圖》。
利瑪竇
大體而言，《坤輿萬國全圖》在繪制中有幾個重要特征。其一，《坤輿萬國全圖》改變了傳統(tǒng)歐洲知識家們繪制世界全圖的一般性做法，即以歐洲為中心，將“亞細亞”放置在地圖的邊緣。但是在《坤輿萬國全圖》中，中國的位置被放置于太平洋的西岸，赤道的北方，大體位于全圖的中部，整幅地圖呈橢圓形，并清晰地標出經緯線，今天中國最習見的《世界地圖》依舊延續(xù)了這一繪制方法。
這一改變源于利瑪竇對中國傳統(tǒng)世界格局認知的妥協(xié)——當時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才是世界的中心。
其二，與《坤輿萬國全圖》相系的，還有一系列對世界地圖所做的漢文解釋和說明，以介紹繪圖的基本理論，以及世界各個地區(qū)的大致方位、區(qū)劃（如五大洲）等等，這也是目前所能見到最早對于五大洲說的描述。《坤輿萬國全圖》有諸多版本，其題跋也或有不同，但是基本情況大抵如此。僅從其中一個影響較大的版本對五大洲的敘述來看，其辭曰：
以地勢分輿地為五大州，曰歐邏巴、曰利未亞、曰亞細亞、曰南北亞墨利加、曰墨瓦蠟泥加……若亞細亞者，南至蘇門答臘、呂宋等島，北至新曾白蠟及北海，東至日本島、大明海，西至大乃河、墨何的湖、大海、西紅海、小西洋。（《坤輿萬國全圖》，明萬歷三十年刻本）
《坤輿萬國全圖》明萬歷三十年，李之藻北京刻本
由此，對于亞細亞地理范圍的描述，開始進入到中國的知識界。從1584年到1610年，利瑪竇所繪制的《坤輿萬國全圖》不斷地被修繕、改制和刊刻，與之相系的漢文解說也被后世的傳教士們予以更為充分地修訂，并在傳播過程中，逐漸與世界地圖相分離，成為單獨的書寫文本。比如艾儒略（Giulios Aleni，1582-1649）《職方外紀》《西方答問》，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坤輿圖說》，蔣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地球圖說》等著作，或作三洲、或稱四洲、或延續(xù)五洲之說，對“亞細亞”等地理詞匯的譯法也或有不同，如譯作“亞西亞”、“亞悉亞”、“亞齊亞”等。但是不論怎樣，源自歐洲的世界地理格局在漢語世界中開始流傳。
中國中心論與西洋地理學的沖突
在中國古代的宇宙秩序中，“天”、“地”都是最為重要的觀念，它們與作為現實世界最高統(tǒng)治權力來源的“天命”等觀念彼此貫通，成為歷代王朝統(tǒng)治合法性最主要的理論依據。在這種認知之中，中國被設定為整個世界的中心，上天選擇了道德品行都堪稱完美的帝王作為自己的代理人，并賦予他們統(tǒng)治世間的權力。而諸如《禹貢》等一批最古老的地理文獻則為這一統(tǒng)治空間提供了具有典范意義的理論支撐。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理論即“九州說”和“五服說”。
“九州說”將中國的統(tǒng)治區(qū)域劃分為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和雍州九個區(qū)域。這些區(qū)域的河流、物產以及繳納的貢奉都被詳細地記錄在冊。而“五服說”則將“天下”的空間描繪為一個從中心向四方拓展的同心圓，從內到外依次是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五個層級。
“五服圖”，《欽定書經圖說》卷六
這種劃分方法，并不是根據自然狀況進行的描述，同“九州說”之間也存在著許多無法明確析辨的困難。但是這種充滿理想色彩的地理學理論卻在中國傳統(tǒng)的知識話語中存續(xù)了數千年，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提供了由中心向四方展開的統(tǒng)治秩序，建立了條理井然的空間感。按照這種敘述，中國帝王的統(tǒng)治權力也從中心向四方推衍開來，整個世界都被納入到這一格局之中，這種態(tài)度被稱為“中國中心論”。
當中國的研究家們看到西方傳教士所帶來的天文學、地理學等知識的時候，這些新穎的理論無疑為他們進一步去探索世界的空間秩序，進而把握上天的旨意提供了更為細密的技術工具。因此，許多接觸到這類西洋知識的中國研究家，多是以一種好奇的目光，審視著這些來自于不同知識體系的新觀點、新方法，并對此驚異不已，興趣盎然。比如明代地理家李之藻（1565-1630）在與利瑪竇結識之前就醉心于地理學，并精熟于輿圖的制作。當他與利瑪竇成為合作伙伴，并從他那里了解到西方地理學知識后，他極為驚訝西學的精密與玄妙。在刊刻《坤輿萬國全圖》之時，李之藻附上了一篇序言稱：
於乎！地之博厚也，而圖之楮墨，頓使萬里納之眉睫，八荒了如弄丸。明晝夜長短之故，可以挈歷算之綱；察夷隩析因之殊，因以識山河之孕，俯仰天地，不亦暢矣大觀。（《坤輿萬國全圖·李之藻序》）
其他看到《坤輿萬國全圖》的知識精英們，對此也莫不稱許。如楊景淳（生卒年未詳）所云：
詳其圖說，蓋上應極星，下窮地紀，仰觀俯察，幾乎至矣。即令大澆而在當或采摭之，其仿佛章步、羽翼禹經、開拓班志之搜羅者，功詎眇小乎哉?。ā独ぽ浫f國全圖·楊景淳識》）
從今天的角度看，當時的知識精英們并未將西方地理學作為一種強大的沖擊或挑戰(zhàn)，而是更為圓融地介紹并吸納之，也并未對“亞細亞”以及世界的新圖景產生過分的懷疑。知識精英們所希求的是從這套異域知識體系中學習更為有效的方法論，以補充傳統(tǒng)地理學的缺欠和不足。
如果說這些域外知識只存在于學術討論之中的話，幾乎不會爆發(fā)什么沖突。因為中國知識家們關注西洋知識的目的即在于尋求真理，即便是那些奇異的描述或解析，也能聊備一說，并在質疑中予以某種接納。如清代學者李鐘倫（1663-1706）在訓釋《周禮》時，他對西方地理學知識雖然抱有懷疑的態(tài)度，但是依舊采擷了這些說法：
其名有亞細亞、歐羅巴、利末亞、亞墨利加四大洲，今之九州及四夷之地皆亞細亞國圖也。其所記親歷各洲風土山川寥廓荒忽，雖不可盡信，然其實測道里晷景見諸施行者，頗為信而有征，其理蓋不可誣。（李鐘倫《周禮纂訓》卷五）
不過問題在于，西方傳教士積極推介天文學、地理學等知識的最終目的是將天主教介紹到中國，并改變中國人的信仰，這就勢必要與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發(fā)生激烈的碰撞。在利瑪竇死后不久，便出現了“南京教案”，引發(fā)了明末一次大規(guī)模中西文化沖突。萬歷四十四年（1616），南京禮部侍郎沈?（？-1624）率先上疏，要求禁絕天主教。沈?指出，天主教義與儒家主義的傳統(tǒng)知話語不合，其所傳播的西洋知識皆為蠱惑人心、妖言惑眾之詞，若不早除必將后患無窮：
臣聞邪不干正，而左道惑眾者必誅；夷不亂華，而冒越關津者必禁。方其萌芽窺伺，則以禮教防之而有余；及其黨與勾連，則將干戈取之而不足。（《參遠夷疏》第三疏）
此后，禮科給事中余懋孳（1565-1617）、晏文輝（生卒年不詳）等人也上書附和，甚至佛教僧侶、居士皆紛紛撰文對西學予以抨擊，這些文章大多輯錄在《明朝破邪集》之中?？傮w來看，這些文章的批判角度千差萬別，但是不管怎樣，對于中國中心論的捍衛(wèi)構成了各種批判文章的主要依據。由于天主教遭到了徹底的否定，那么與其相系的一切西洋知識，包括“亞細亞”等五大洲的世界圖景等都成為批判的對象。如福建建溪人魏濬（生卒年不詳）在《利說荒唐惑世》中寫到：
所著《輿地全圖》及《洗洋窅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見，足之所不能至，無可按驗耳。真所謂畫工之畫鬼魅也。毋論其他，且如中國于全圖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試于夜分仰觀，北極樞星乃在子分，則中國當居正中。而圖置稍西，全屬無謂。（魏濬《利說荒唐惑世》）
在這些文章中，中國傳統(tǒng)天文學、地理學知識被認為是永恒的真理，來自于西學范式中的術語、觀念、方法或遭到質疑或徹底否定。而這樣一種態(tài)度，從明末一直到清代中期一直存續(xù)下來，并產生了某種貫穿性的影響。如清代乾隆朝在四庫全書地理類書籍的修纂中，很多西洋地學著作的真實性都被質疑，艾儒略的《職方外紀》被認為：“所述多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所夸飾?！蹦蠎讶实摹独ぽ泩D說》則被認為：“疑其東來以后，得見中國古書，因依仿而變幻其說，不必皆有實跡?！痹谶@種環(huán)境之下，“亞細亞”作為西方地理學的一個概念，只能游離在中國正統(tǒng)的知識體系之外，沒有任何獨特的價值和地位。
“亞細亞”與反殖民主義
如果沒有殖民主義向東方的拓張，諸如“亞細亞”之類的西洋地理術語，或許將永遠徘徊在傳統(tǒng)知識范域的邊緣。不過到了19世紀，迫于軍事和外交的壓力，中國的知識精英們不得不將目光轉向未知的異域世界。在這樣的氛圍中，“亞細亞”一詞因之而崛起。
當代的研究家們非常重視魏源《海國圖志》、徐繼畬《瀛寰志略》等著作對世界圖景的描繪。魏源（1794-1857）和徐繼畬（1795-1873）都采用了史料編纂學的方法輯錄域外史地資料，這種方法在當時被普遍使用，如果僅從這一點上看，他們的工作似乎并沒有太多的新意。但是，與之前諸多同域外史地相關的著作相比，其正視西洋史料的價值并以此作為描述世界的主要依據，這一學術態(tài)度在當時無疑是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由此，西方的地理學知識不再被視為奇談怪論，而是將之作為一種新的知識體系來嚴肅地接納。正如魏源所云：
何以異于昔人海圖之書？曰：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魏源《海國圖志序》）
《海國圖志》所錄《亞細亞州全圖》（局部）
在他們的著作中，我們發(fā)現，當時的知識家們有意將傳統(tǒng)的中國中心論與西方地理學融匯到一起。如徐繼畬在《瀛寰志略》中對“亞細亞”的描述：
亞細亞者，北盡北冰海，東盡大洋海，南盡印度海，西括諸回部，西南抵黑海，在四土中為最大。中國在其東南，卦兼震巽，壤盡膏腴，秀淑之氣，精微之產，畢萃于斯，故自剖判以來，為倫物之宗祖，萬方仰之如辰極。我朝幅員之廣，曠古未有。（徐繼畬《瀛寰志略·地球》）
如果刪除行文中的溢美之詞，并不會影響真實知識的描繪，但是這些具有意識形態(tài)性質的書寫卻有意將西方知識納入到中國中心論的框架之中。其實，之前的艾儒略等西方傳教士們已經采用過這種寫作策略。只是由于當時對天主教的排斥，這些說法并未在中國產生足夠的影響力。而“開眼看世界”的潮流，促成了這些三個世紀以前就已經來到中國的西方知識的再次復蘇，諸如“地球”、“五大洲”、“亞細亞”等一系列詞匯，開始成為中國知識精英們描述世界構造最主要的術語。
在此基礎上，有一種新的趨勢也日漸凸顯出來。在19世紀末，傳統(tǒng)中國中心論被殖民主義的拓張所徹底瓦解。特別是甲午一戰(zhàn)之后，被后來稱為“救亡圖存”的思想開始持續(xù)發(fā)酵，種族主義逐步同這些西方地理學知識相結合，進而形成了一種描述世界圖景的新的書寫范式。如康有為（1858-1927）在《大同書》中所云：
今全地之大，人類各自生發(fā)，種族無量，而以優(yōu)勝劣敗之理先后傾覆，以迄于今，存者則歐洲之白種，亞洲之黃種，非洲之黑種，太平洋、南洋各島之棕色種焉。（康有為《大同書·去種界同人類》》）
在這種書寫之中，世界各地不同膚色的人種，以競爭的態(tài)勢分布在五大洲之中。在此，“亞細亞”或“亞洲”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亞洲的人們擁有著同樣顏色的皮膚、這里是黃種人共同的家園。當今之世，正是列強橫行的時代，如果黃種人再不覺醒，就有亡國滅種的危險。從這一認知出發(fā)，梁啟超、陳天華、章太炎等人或紛紛撰文，或發(fā)表演說。如陳天華（1875-1905）在《猛回頭》中云：
天下的人，自大處言之，約分五種：亞細亞洲的人，大半是黃色種；歐羅巴洲的人是白色種；阿非利加洲的人是黑色種；南洋群島的人是棕色種；阿美利加洲的土人是紅色種。五種人中，只有白色種最強，黃色種次之；其余的三種，都為白色種所壓制，不久就要滅種。此就色面而分出五大種也。（陳天華《猛回頭》）
陳天華
在中國的知識界，人們開始普遍形成了一系列二元對立的認知模式，如“歐洲/亞洲”、“白種/黃種”、“壓迫/被壓迫”等。在知識精英們看來，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入侵，已經不再是某個國家、某個民族的個體遭遇，而成為區(qū)域性的共同問題。這樣，在“亞細亞”一詞之下，許多知識家、政治家和宣傳家，都希望通過“亞洲”一詞將各國、各民族聯合起來，一起對抗殖民主義的入侵，這種態(tài)度在當時被稱為“亞洲主義”。如李大釗（1889-1927）所言：
凡是亞細亞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該解放，實行民族自決主義，然后結成一個大聯合，與歐、美的聯合鼎足而三。（李大釗《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
孫中山（1866-1925）所言更為直接：
我們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結果，究竟要解決什么問題呢？就是為亞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樣才可以抵抗歐洲強盛民族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要為被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的問題。（孫中山《對神戶商業(yè)會議所等團體的演說》）
在這種以“亞洲”為基本范圍，將各國聯合起來的思想的推動之下，1898年，上海的知識精英們創(chuàng)建了“上海亞細亞協(xié)會”，以期使中國與“同文同種”的日本聯合，共同推動亞洲的解放，鄭觀應、鄭孝胥、張謇、盛宣懷、唐才常等人都參與其中。而此時，正在崛起的日本也熱衷于“亞洲”的構建，先后建立了興亞會（1880）、東亞同文會（1898）等組織，許多中國熱衷于亞洲主義的知識家、政治家，比如王韜、何如璋、黎庶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也多與這些學會保持著密切關系，并期待著中國同日本共同肩負起解放整個亞洲的宏大事業(yè)。
此外，伴隨著知識下移，“亞細亞”等相關的地理學術語不再是知識精英們所專屬討論的內容，它也開始在社會民眾中逐漸普及。1904年，清政府仿照西方的學制，頒行了《奏定學堂章程》，建立起中國的近代教育，并在隨后的1905年徹底廢除科舉考試。在新的學制中，教育體系被劃分為蒙養(yǎng)院、初等小學、高等小學、中學、高等學、分科大學等各個層級，同時政府還規(guī)定了各個學堂的學習內容，包括“中國經史文學及西洋各個科學”，其中地理學作為西洋科學的一部分，成為了學堂中的必修課。隨后，負責教育的學部還出版了一系列的教材，使教學更有計劃性和系統(tǒng)性。其中對于中國所在的“亞細亞”地區(qū)的描述，成為了地理學中最為重要的章節(jié)。
如1909年學部圖書局刊印的《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地理學知識中包含“五大洲”、“亞洲諸國大勢”、“歐洲諸國大勢”“非美澳三洲大勢”等內容，其有關于世界地理情形的介紹，皆依照西方五大洲的地理學來描繪。書中又將五大洲同五色人種聯系起來，強調如今五大洲之中“棕人、黑人、紅人皆隸白人統(tǒng)治之下，生機日蹙，人口日耗，足與白人爭雄者，惟黃人而已?！痹诮榻B亞洲地理狀貌的同時，其行文中還指出：
乃今觀亞洲諸國，我國而外，惟日本、暹羅、波斯為自主之國，其他罕能獨立者……古人有言：前車覆，后車戒。我國可不憤發(fā)自強，以維亞洲大勢乎？
《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對五大洲人種的描述
由此，“亞洲”這一術語同“救亡圖存”的思想結合在一起，并通過學制教育成為中國民眾們的共識，并一直延續(xù)到民國時代?？梢哉f進入20世紀，“亞細亞”或“亞洲”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地理學名詞，它成為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謂的“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其背后蘊含著強烈的地緣自我認同和反抗殖民主義的色彩。
在20世紀中葉前后，反抗殖民主義斗爭的大潮中，雖然亞洲各民族的斗爭方式不盡相同，但是“亞細亞”或“亞洲”等相關話語在其中都發(fā)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其后，亞洲世界中的各個民族紛紛獨立，并建立起一系列的民族國家。而“地球”、“五大洲”、“亞細亞”等源于西方知識體系的地理術語也成為民眾日常使用的詞匯，一直沿用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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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