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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蘇辛《象人渡》:直面內(nèi)心對自己的各種限制

“90后”是一群什么樣的人?出生于1991年的作家王蘇辛有自己的答案:“大部分是獨生子女,外表乖巧,在2020年之前沒親歷過什么重大事件。很多人對‘90后’只有一種印象——看著非常統(tǒng)一,沒什么值得說的

“90后”是一群什么樣的人?出生于1991年的作家王蘇辛有自己的答案:

“大部分是獨生子女,外表乖巧,在2020年之前沒親歷過什么重大事件。很多人對‘90后’只有一種印象——看著非常統(tǒng)一,沒什么值得說的個性。就像收割稻子一樣,長得齊齊整整,都是金黃金黃的,這樣一種感覺。但我想說,‘90后’的成長狀態(tài)是非常隱忍的,是層層包裹的?!?/p>

隱忍地成長,王蘇辛相信自己也是這樣。從第一本小說集《白夜照相館》到去年的《在平原》,再到最新中短篇小說集《象人渡》,她的關(guān)注與思考漸漸從完全虛構(gòu)的世界轉(zhuǎn)移到與自己及所處時代有關(guān)的具體問題,“十年前我會覺得,身邊年輕人的事沒什么可寫的。我要寫歷史,寫大時代,寫福克納式的小鎮(zhèn),那才是文學。但現(xiàn)在我知道當時的寫作出自本能與沖動。當我關(guān)注與自己密切相關(guān)的人和事,我才稍微進入了較為穩(wěn)定的寫作狀態(tài)?!?/p>

今年6月,《象人渡》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在小說集里,無論是《接下來去荒島》中的“我”,《東國境線》里的鄭東陽,《雍和宮》里的項奕,《象人》里的母親,《二流小說家》里的A等等,都展開自己獨特的精神之旅。這是一本有關(guān)青年人成長之困的書,也是一本伴隨王蘇辛自己成長的書。

“我一直相信,寫作能夠很清晰地作用于人的成長。尤其我現(xiàn)在寫的小說,和我的關(guān)系非常密切。”王蘇辛向澎湃新聞記者坦言,最初寫《白夜照相館》時,小說對自己的成長也有作用,但整體來說依然是“寫作的時候是寫作,生活的時候是生活”,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割裂,而現(xiàn)在的《象人渡》是一本從她的生命與生活里長出來的書。

“一個人剛剛開始寫作時是在模仿別人,然后在模仿的過程中,他找到了仿佛是自己的聲音,他跟著這個聲音走,發(fā)現(xiàn)這依然不是自己的聲音,那就繼續(xù)走,直到找到了自己的聲音。雖然這個‘自己的聲音’依然是階段性的?!?/p>

當然,這樣的過程并非沒有猶疑和困惑。曾有讀者直言,王蘇辛的小說不再像《白夜照相館》時期的那么好懂、好讀了。

“我必須要面對一個很現(xiàn)實的問題——一個人寫小說是需要被認可的,他需要鼓掌的人。這些東西很世俗,但對于創(chuàng)作者而言又非常必要?!蓖跆K辛毫不掩飾道,自己需要來自讀者、專業(yè)評論家和同行的認可和同意,“但成長不會只是作品成長,判斷力也會。我在意認可,但我也能漸漸判斷什么樣的說法可以和自己產(chǎn)生真正的對話,什么樣的意見能夠激發(fā)真正的火花?!?/p>

對她而言,新的困惑在于如何重新理解這個世界并作出表達。尤其在疫情之后,從前的許多認知都被打破,她充滿了不適。

“疫情帶來的影響,可能是中國作家近年來受到的最大影響,就是你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曾經(jīng)關(guān)注的問題不再重要,甚至需要重新認識世界?!彼f,“ ‘90后’寫作者中已經(jīng)有不少人的作品呈現(xiàn)出成熟的面目,但具體到這些作品是不是能夠確定這代人的精神形象,我覺得還沒有完全確立。說回我自己,具體到今后寫什么,我還得繼續(xù)思考?!?/p>

這樣的坦率且堅定,對于王蘇辛而言,又何嘗不是一種成長呢?

王蘇辛

“有時‘想清楚再去做’其實是一個挺有問題的表現(xiàn)”

澎湃新聞:你會有年齡危機或困惑嗎?今年元旦有一個熱搜,叫“第一批‘90后’三十了”。

王蘇辛:我有很認真地思考過這個問題,主要還是來自父母的壓力,我也意識到自己需要考慮他們的心情了。我會突然開始存錢,設(shè)定目標,甚至開始考慮婚姻的可能性……但其實更困惑的還不是這些,而是到現(xiàn)在這個年齡,我似乎也沒有特別明白怎么生活是正確的。

澎湃新聞:“沒有特別明白怎么生活是正確的”,這點我真有同感,它似乎是我們“90后”一代共有的精神困境了。路內(nèi)在小說《霧行者》寫到,九十年代的青年通過文學、音樂、電影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那在你的觀察中,“90后”這一代通過什么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

王蘇辛:我覺得每一代建立精神世界的方式可能都差不多,只是媒介不同。“90后”可能是還能享受比較自由的網(wǎng)絡(luò)空間的最后一代,同時這個網(wǎng)絡(luò)空間和“90后”的日常生活還沒有那么密集的結(jié)合,我把這個還沒有那么密集結(jié)合的時期定義為“微信出現(xiàn)以前”。就是在微信出現(xiàn)以前,大家還是有“網(wǎng)友”和“非網(wǎng)友”的區(qū)分。但有了微信之后,每個朋友都是網(wǎng)友。只要你們有一段時間沒有聯(lián)系,他就成為了朋友圈中的一個頭像,一個符號。

所以在建立精神世界上,我覺得“90后”一代會更復(fù)雜,這個復(fù)雜就在于你怎么能迅速地在變化中調(diào)整自己的思維。“90后”所生活的這個世界像一個夾縫。我們從上個世紀90年代末到2008年這個區(qū)間成長起來,見證了一段比較活潑,傾向于技術(shù)革新和經(jīng)濟發(fā)展的時期,又逐漸經(jīng)歷了一個新問題不斷出現(xiàn)的時期,但恰恰就是在這個時期,“90后”被要求迅速成為一個成熟的人。

所以,對我而言這個問題特別難答。一定程度上“90后”到三十歲了也還沒有在精神上完全成熟。我前陣子有意識地去關(guān)注了一些更年輕的人,發(fā)現(xiàn)自己跟他們已經(jīng)身處完全不同的兩個體系。更年輕一代關(guān)注的可能是更稍縱即逝的東西,而且他們在稍縱即逝中非常敏銳。我想,若干年后再看中國的“90后”,人們或許會覺得他們中有些人已經(jīng)成了某種標本,這個標本既有上一代人的理想色彩或者渴望,又有后一代人對稍縱即逝的留戀和捕捉。

澎湃新聞:確實,在這次疫情中,不少“90后”發(fā)現(xiàn)自己的世界觀不斷被刷新,而且新問題的出現(xiàn)并不意味著原來的困惑就消失了。在新小說集里,《接下來去荒島》《東國境線》《雍和宮》等作品都有涉及這一代人對于工作選擇的思考。我也隱約能從小說人物的心理、對話與行動選擇感知你對這個問題的關(guān)注。對于“想做的事”“能做的事”“應(yīng)該做的事”,你怎么看待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

王蘇辛:我覺得這幾個事之間其實是有關(guān)聯(lián)性的,“想做的事”和“能做的事”有時距離有點遠,但依然有關(guān),就像很多編輯最早的愿望是成為寫作者,很多策展人也是藝術(shù)家。

在我看來,一個人一旦工作了,就不能光了解自己,還得了解周圍環(huán)境。不能說是隨波逐流吧,但起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順勢而為。因為有些機會真的只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段才會出現(xiàn),有些嘗試也真的只在某一個時期可以毫無掛礙地去試。有年長的前輩告訴我,他們一開始做學術(shù)研究時都認為自己可以研究很多不同的東西,但后來發(fā)現(xiàn)要一點點地把研究范圍縮小才可以繼續(xù)做下去。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xiàn)象。

我覺得,如果一個人在他還可以廣泛嘗試的時候,一定不要錯過,不要害怕失敗。因為,人生有大把大把的時間讓一個人做他只能做的事,如果還有一點點空間去做一點看起來稍微有點難或者說對自己是挑戰(zhàn)和有些限制的事,是好事。

澎湃新聞:你這個回答讓我想到《接下來去荒島》,兩個青年都身處長久的迷茫期,一個表達困惑的方式是不斷“試錯”,在行動中判斷自己工作的前景,一個則是不想清楚就沒有行動力。你個人是比較傾向于前一種么?

王蘇辛:其實我一直是不斷“試錯”的。但是這幾年會有一個變化,就是在對自己擅長的事有了了解之后,會傾向于先去判斷,再做決定。

還有一個問題在于,有時“想清楚再去做”其實是一個挺有問題的表現(xiàn)。因為有的時候,想清楚恰恰是因為沒有耐心。因為沒有耐心,所以他不停地把這個事在腦子里演練。但一萬遍的演練其實都不如他一步一步地直接進入這個事,然后在過程中發(fā)現(xiàn)與解決問題來得更清晰和準確。

澎湃新聞:在工作選擇之外,小說里年輕人的社交關(guān)系也很耐人尋味。比如《接下來去荒島》中的“我”在辦公室沉默寡言,面對陌生人反而非?;钴S,每一次活動結(jié)束后再刪掉好友或退出小組;《雍和宮》中項奕和老友能在不同的APP上重遇,她反而更能適應(yīng)這種“有距離”的交流。你對當下“人與人的關(guān)系”,有哪些思考?

王蘇辛:我覺得可能很多人都有這樣的心情,就是一方面渴望有很多朋友,一方面又不希望承擔友情或者說其他情感中的責任。人一旦進入集體生活場景,就會發(fā)現(xiàn)還有很多東西需要解決和分享,不只是那些快樂的部分,更多的是那些比較復(fù)雜和需要纏斗的東西。很多人都是既嚴格又不想承擔責任,所以這兩篇小說中會有這樣的細節(jié)。我自己也有過這么一個階段,既想過陌生化的集體生活,又不喜歡歡聚之后的冷清狀態(tài),既不想進入他人的生活,也不希望他人進入自己的生活,就只想追求一個恒定的快樂感。只是我早已知道,不會再有這樣的狀態(tài)了,“快樂感”也在變得成熟,它成為一個徘徊在不同灰色地帶的,需要我們不斷辨認的東西。

澎湃新聞:我還發(fā)現(xiàn),這部集子里的六篇小說無一例外地寫到了手機App,涉及地圖、旅行、訂餐、讀書、交友等方方面面。這是巧合嗎?

王蘇辛: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心里確實有一個想法,就是想寫一個跟現(xiàn)代社會非常接近但又不完全一致的平行世界。所以它里面會有一些高度現(xiàn)代化的東西。我會把一些現(xiàn)在看到的“苗頭”進一步現(xiàn)代化,認為它可能在幾年或十幾年后發(fā)展到那個地步,所以會有一點未來色彩。

但最根本的是,你提到的這幾個關(guān)鍵詞,確實是我現(xiàn)在看到的大部分青年的生活狀態(tài)。手機導(dǎo)航、APP訂餐,都已經(jīng)不是新事物了。寫作時我沒辦法回避這些東西。就像我做不到丟掉手機,丟掉“叫外賣”“叫車“這些行為方式甚至思維習慣,它們已經(jīng)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所以與其說是巧合,不如說是很自然的一個狀態(tài)。這些東西已經(jīng)進入到這個時代,并且密切參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在寫我所認為的當下時,它們的出現(xiàn)也是必然。

澎湃新聞:小說集的書名是《象人渡》,有什么特別的寓意?

王蘇辛:有一個成語叫香象渡河,這本書的書名其實也跟這個成語有點關(guān)系。我自己理解的是,象人是一群看起來很巨大,很笨拙,但內(nèi)心又非常敏銳的這樣的一群人。他們的行動和精神狀態(tài)有時會是不匹配的情況。你可能也有過這樣的心情,就是有時你想明白了一個事,但等你把這個事落到行動上,它還會有一個很反復(fù)的過程。

所謂象人渡就是在講述這樣一個反反復(fù)復(fù)的過程,就是人的精神狀態(tài)的改變,自我的確立,對他的行為方式和狀態(tài)能產(chǎn)生什么樣的影響,能促成什么樣的變化。

澎湃新聞:我在想,新小說集里的六篇小說其實都在對“人如何變化,如何成長”做出反思與探索。批評家張定浩曾對你的作品有這么一個評價:“王蘇辛小說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成長,他也在對另外的人講述自己的成長,同時這個小說跟她自己也是有關(guān)系的。”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成長與小說的成長?

王蘇辛:我的小說會隨著我的內(nèi)心變化和成長,它們是非常一致的。我也無比確信的是,一個人的寫作和他的生活關(guān)系密切。這個密切不是說參與度上的密切,而是說寫作會自然地幫助一個人厘清很多東西,這個東西本身是能夠給我們提供能量的。這個能量也會漸漸地注入我們的日常生活,比如說一個人的反省意識,自我教育的能力,很多很多。

我們這代人依然沒有在自己的作品中,為自己也好,為別人也好,確立一個特別清晰的輪廓

澎湃新聞:

談到變化,從《白夜照相館》到《在平原》,再到《象人渡》,你的寫作風格與關(guān)注點有了很大變化。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

王蘇辛:《白夜照相館》當時被一些選刊轉(zhuǎn)載,有不少人和我說今后可以就照著這個路子寫。當然也不是說那篇小說就很好很成熟,而是說那樣一個清晰的結(jié)構(gòu),那樣一個鮮明的人物狀態(tài),那樣一個現(xiàn)實與想象的交織,它能夠被一些人所辨認。如果我能夠順著那條路去寫,我未來的小說也可以是一個能夠被許多人辨認的狀態(tài)。理解《白夜照相館》的小說世界,起碼是比理解我后面寫的《在平原》,包括現(xiàn)在的《象人渡》要容易。

我也一度設(shè)想過,要不就按照那個方式去寫,但我發(fā)現(xiàn)我做不到,因為《白夜照相館》是我在某一個時期的階段性寫作。盡管《在平原》《象人渡》也是我的階段性寫作,但它們是不一樣的。因為我現(xiàn)在寫的小說和我的關(guān)系非常密切,它可以作用于我的成長。我寫《白夜照相館》時,它對我的成長當然也有作用,但是整體來說依然是“寫作的時候是寫作,生活的時候是生活”,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割裂。

當然,我也有掙扎,因為我要面對一個很現(xiàn)實的問題——一個人寫小說是需要被認可的,他需要鼓掌的人。這些東西很世俗,但對于創(chuàng)作者而言又非常必要。我曾經(jīng)遇到一個問題是,我寫《在平原》時,會有一些人說“你這個東西比較難理解”、“小說應(yīng)該是講故事,而不是直接處理精神問題”,會有這樣一些聲音,但這種文學觀或者閱讀觀的差異不值得去說,它們是由人的差異性決定的,與作品好壞無關(guān)。同樣有一部分人是因為《在平原》才開始對我的小說有一些認同感,這種微妙的變化對我也是鼓勵。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變化?其實根本原因還在于我這幾年的變化確實很大。一個人剛剛開始寫作時是在模仿別人,然后在模仿的過程中,他找到了仿佛是自己的聲音,他跟著這個聲音走,發(fā)現(xiàn)這依然不是自己的聲音,那就繼續(xù)走,直到找到了另一個仿佛是自己的聲音。我經(jīng)歷的就是這樣一個過程。每一段變化都有遞進,但都不是終點。

澎湃新聞:對你而言,“鼓掌的人”指的是誰?或者說,作家圈、評論圈、讀者圈,你看重來自誰的認可?

王蘇辛:一個人如果做了一件重要又很好的事,他自己是有感知的。所以,如果一個人真的有進步,他不會只有作品進步,包括判斷力在內(nèi)的各方面都會進步。從這個層面來說,我覺得首先自己的認可是最重要的。如果自己感受到自己的進步,人會比較舒展,對外界的聲音就沒有那么在意。一個人對外界的聲音過分在意,其實還是源于心虛,源于他不知道自己處在什么狀態(tài)。

但我不能否認,大部分寫作者,包括我,其實都是在獨自攀巖,這樣久了,他需要一些外圍的聲音,需要補充精神體力。人不只身體有體力,精神也有體力。如果一直獨自跋涉,精神高度嚴肅,就很需要放松。所以我不否認我需要來自讀者,來自專業(yè)評論家,來自同行的認可和同意,尤其需要能幫助我的批評和能真正鼓勵我的同意。

每一個經(jīng)過比較長時間寫作的人,大抵都能判斷什么樣的說法可以和自己產(chǎn)生真正的對話,什么樣的意見能夠激發(fā)真正的火花。有的人批評得真狠啊,可是他說得有道理啊,那就要聽。所以我很難說來自哪個群體的聲音最重要,我只能說是來自哪個好的人。

澎湃新聞:對于來自外界的聲音,你已經(jīng)想得很明白了。那么現(xiàn)階段你的寫作困惑是什么?

王蘇辛:對,現(xiàn)在新的困惑就是,隨著寫作的深入,很多新問題來了。比如最基本的,自己的認識刷新了,小說如何跟著刷新?又或者說如果想寫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復(fù)雜的小說,它始終牽扯到很多不同的經(jīng)驗,源源不斷地,那么這個經(jīng)驗怎么獲?。?/p>

如果一個人或者一個時代可以留下一點什么,我相信肯定不是那些稍縱即逝的信息、抖音視頻等等,而是精神形象。一個時代的精神形象怎么確立?肯定是通過作品。我們現(xiàn)在可以說,像“70后”作者也好,90年代中國也好,21世紀初中國也好,可能都有這么一部兩部小說或者文藝作品,我們是能想起來的。

但是我們這代人依然沒有在自己的作品中,為自己也好,為別人也好,確立一個特別清晰的輪廓——有關(guān)“我們這代人(哪怕是一部分)究竟是怎么想問題的”。我這幾年一直在嘗試這個事情,我相信一代人精神變化的過程是值得被記錄下來的,一個成熟的作家應(yīng)該有這樣的作品。

澎湃新聞:除了寫作者,你也是一位文學編輯。你對眼下的文學生態(tài)有什么樣的評價?

王蘇辛:整體而言,我覺得目前的文學生態(tài)沒有太大的問題。但隨著出版形勢的變化,年輕作家密集出書的繁榮時期也可能暫時告一段落了。

我們的主要文學大獎,既是頒給作品,也是頒給人,會考慮作家的整體作品質(zhì)量,整體文學成就。那些突然有一篇兩篇寫得不錯的作家,可能很難經(jīng)常得獎,或者說很難得獎。同時,一些名家會反復(fù)出現(xiàn),一般的新人很難擠進這個隊伍。

但是它也有一個好處,就是提醒年輕的寫作者:作品不僅要好,還要很重要,要能提供自己真正的洞見,以至于不得不被承認,不能被忽視。我相信如果一個年輕作家,有這樣一個作品出現(xiàn),還是會被人看到的。只是在此之前,他可能要經(jīng)歷一個很難的過程,不止是寫好作品,還有端正心態(tài)。

澎湃新聞:就創(chuàng)作而言,你認為“90后”這代是擁有了更多自由,還是更多限制?

王蘇辛:這個問題很難回答。說實話,我肯定是認為有了很多的限制。這個限制不絕對是外在的,也有一些源于自己。自由意識看起來在我們這代人身上很普及,但回到寫作,比如我就會很困惑,有時看一些小說,我完全看不出來作者跟我是差不多的年齡。無論是文學觀、敘事方法還是追尋的意義,他都像一個從幾十年前走過來的人,但他卻放著一個簡介,說自己是“90后”作家。

當然,這不排除是價值觀的差異,但問題在于,無論我們寫哪個時代的東西,使用哪種語言,最終讓作品立起來的,還是作者的洞見。如果沒有洞見,無論是寫怎樣的歷史,怎樣的時代,它都是空殼,都是一種裝飾。

如果一個人真是像幾十年前的人那樣認識世界,那么我傾向于認為他把自己限制住了,他把自己限制在了某個歷史時空,某種文學審美,他沒有把自己放在2020年,起碼沒有把自己放在21世紀吧。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我們要直面內(nèi)心對自己的各種限制。尤其在現(xiàn)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雖然有很多精神意義上的遠行的機會,但我們的思想有時依然停留在一個很狹窄的范圍內(nèi)。我們可以表現(xiàn)得很乖巧,但是我們的內(nèi)心要有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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