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社會絕不是太平安寧的社會，宗教虔誠與愛好和平也不是一回事。軍事修會里的基督教騎士的職責不是傳播福音，而是保護那些受過訓練、以傳播福音為使命的傳教士。
武裝傳教的傳教士
對于在世俗社會履行自己的各項使命時可否動用武力，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會往往猶豫不決。首先，教義要求寬恕罪人，但同時不能忘了保護受害者。所以，寬恕悔罪的強盜是一回事，對強盜行為置之不理是另一回事。類似地，教會反對教士拿起武器，鼓勵信徒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私人爭端；但與此同時，教會必須支持世俗君主，因為君主負責保護教士及其信眾，抵御外敵攻擊和國內暴力的侵害。
中世紀社會絕不是太平安寧的社會，宗教虔誠與愛好和平也不是一回事。但男女修道院為人們逃避日常政治的動蕩提供了道德慰藉和安全的避難所。絕大多數贊同用武力保衛(wèi)國家、逮捕罪犯的羅馬天主教徒也知道，《新約》反對殺人，反對暴力。這與斯堪的納維亞原始異教形成了鮮明對比，因為后者的核心就是對武力與狡詐的赤裸裸崇拜。維京人的薩迦傳奇歌頌英雄業(yè)績的方式是西方史詩無法比擬的。不過，即便最驍勇的維京海盜也漸漸通過《尼亞爾薩迦》之類的故事明白了，異教不能為一個成熟的社會提供根基；除了適者生存、強者為先之外，政府還必須有別的思想支柱。
在大多數情況下，基督教傳教士說服了斯堪的納維亞的各個區(qū)域性鐵腕統(tǒng)治者，讓他們相信為了他們的人民和他們自己的生存，必須結束以擄掠和戰(zhàn)爭為基礎的舊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說，他們首先要成為基督徒。這些新受洗的統(tǒng)治者成為挪威、丹麥和瑞典的國王之后，就有教士為其出謀劃策，建議他們如何征稅，如何將其他強大的領主招募到自己麾下，如何強制執(zhí)行自己的敕令，如何建立全國政府的基礎。于是，維京海盜在北歐的恐怖統(tǒng)治便以令人意外的速度宣告結束。
西歐人對北歐海盜襲掠的軍事回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北歐海盜皈依基督教。不過程度有多高，取決于不同觀察者的視角。封建制度的發(fā)展在西北歐創(chuàng)建了騎士階層，他們比維京人更訓練有素，裝備更精良。農民為騎士提供資源，讓騎士有能力購買武器和馬匹、建造城堡和供養(yǎng)駐軍。同時，一些維京領袖在占領西歐土地后，也要保衛(wèi)自己的新財產，抵御他們那些仍然將法蘭西、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農民視為天然獵物的維京親戚。
很多基督教傳教士在沒有武裝護衛(wèi)的情況下踏上異教徒的土地。他們一心求死，渴望成為殉道烈士。有些教士和僧侶的確歡迎為信仰而死的機會，渴望在天堂贏得顯赫的位置。但當時受過訓練的教士相對較少，西歐統(tǒng)治者更需要他們在國內服務，而不是到海外當烈士。所以，很多年前愛爾蘭教士開始到異教徒德意志人那里傳教的時候，法蘭克統(tǒng)治者會派武裝衛(wèi)兵保護這些教士。就這樣，派遣武藝嫻熟的武士保護傳教士的傳統(tǒng)開始了，這最終導致了立窩尼亞十字軍東征。衛(wèi)兵沒能從弗里斯蘭刺客手中挽救圣博尼法斯的生命。但對其他傳教士來說，只要不像圣博尼法斯那樣堅持要砍伐異教徒的圣樹來建造基督教堂，身邊的武裝衛(wèi)兵就足以警告異教徒，讓后者明白他們不會容忍公開的抵抗。
基督教傳教的策略是讓傳教士哪怕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傳教，鼓勵非基督徒統(tǒng)治者效仿成功的基督徒君主，并威脅動武。但這些策略對穆斯林沒用。盡管我們對伊斯蘭教徒入侵歐洲那段歷史的記憶不多（這段歷史不像北歐海盜入侵西歐那樣令人刻骨銘心，并且穆斯林入侵者的船只是標準的地中海槳帆船，是基督徒熟悉的船型），但穆斯林實際上曾攻入西班牙北部，洗劫了很多意大利城市，在阿爾卑斯山安營扎寨，并對法蘭西南部虎視眈眈。
法蘭克志愿者到西班牙參加抵抗摩爾人的戰(zhàn)爭，以及來自北非的伊斯蘭戰(zhàn)士到歐洲參戰(zhàn)，這都發(fā)生在十字軍東征之前。同樣，雖然烏爾班二世教宗在1095年末呼吁法蘭克人從基督教之敵手中收復圣地（這些基督教之敵正在圣地壓迫基督徒，并阻止基督教朝圣者到耶路撒冷及其周邊的圣地參拜），但在這之前就有一些西歐雇傭兵為拜占庭帝國效力，與突厥人作戰(zhàn)。
仔細聆聽教宗演講的人們意識到，如果本地的地痞流氓能把精力和本領都投入到與基督教世界之敵的戰(zhàn)爭，而不是互相斗毆或為害鄉(xiāng)里，這將是一件好事。教宗暗示，如果能把桀驁不馴的貴族及其追隨者弄出國一段時間，國內就能太平了。人們經常忘記兵役還有這個方面的作用，但其實直到不久以前，西歐的司法機關在決定如何處置放浪不羈的年輕男子時，還會給他們兩個選擇，要么坐牢，要么當兵。司法機關希望，紀律、人生的目標感和成長，能讓少年犯變成有用的公民。
修道會的作用之一就是找到一個讓人們能更好地服務社會的地方。但一輩子守貞、齋戒、讀書和種地，對受過軍事訓練的年輕人來說沒有吸引力。他們覺得駿馬和利劍比用拉丁語作漫長的祈禱和唱贊美詩更有意思。但教會圣師下令組建的正是軍事修會，甚至在沒有十字軍遠征整裝待發(fā)的年份里，軍事修會仍在招募人員。
軍事修會里的基督教騎士的職責不是傳播福音，而是保護那些受過訓練、以傳播福音為使命的傳教士?；浇舔T士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不過也遠遠不是人們一般認為的無知蠢類），但他們通常相當虔誠，并且特別愿意為了基督教的事業(yè)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也愿意把自己的金錢交給陌生人照管，以立下并不能給自己帶來多少實際利益的功績。也許有人會說從東方能獲得珍貴的商品，但比薩人用船運回歐洲的巴勒斯坦泥土（來自他們位于近東的墓地）里究竟有多少財富，是現代人的思維無法理解的。這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中世紀十字軍戰(zhàn)士的思維，不是我們這些后工業(yè)現代社會主流的人能理解的。當然我們能理解到一定程度，但這也必須是按照古人的方式來理解。
圣殿騎士團與醫(yī)院騎士團的建立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1095~1099）期間，法蘭克人占領了耶路撒冷，這彰顯了以下各方面因素聯合起來的強大力量：11世紀末西歐的宗教熱情、軍事技術與專業(yè)知識、人口增長與經濟繁榮，以及世俗與教會精英新近獲得的自信。大批武士從西歐出發(fā)時有如潮涌，但因為疾病、逃兵和死亡，抵達圣地時只剩涓涓細流。但即便這些少量幸存者仍然足以戰(zhàn)勝那些新建不久且羸弱的突厥國家。這些突厥國家統(tǒng)治著心懷不滿的阿拉伯人，其中有些還是基督徒。但接下來，有點出人意料的是，在十字軍戰(zhàn)士攻克耶路撒冷的使命完成后，大多數騎士和教士都想回家。留下的武士太少，不足以鞏固征服的戰(zhàn)果；后來從西歐趕來的援兵也太少，不足以守成。去耶路撒冷朝圣的大批農民在距離君士坦丁堡不遠的地方慘遭屠戮，而起初因為東方市場開發(fā)而歡呼雀躍的意大利商人很快就為了爭奪商業(yè)利益而互相爭吵。十字軍國家似乎搖搖欲墜，注定能夠茍延殘喘，直到突厥人找到一位英明領袖來組織當地資源，并為其追隨者注入一種可以與西方人相比的宗教熱忱。
隨后幾十年里，每當有突厥人領袖敢于攻擊十字軍王國，西方的反應都頗為遲緩，笨拙的大軍抵達圣地時總是太晚，因此無法發(fā)揮應有的作用。大家都清楚地感到了建立一種新型軍事組織的必要性，它應當能為孤立的、處境危險的城堡提供經驗豐富的騎士作為駐軍；應當能在歐洲搜尋給養(yǎng)和財富并將其運輸到圣地，從而為駐軍提供給養(yǎng)和裝備；應當熟悉當地情況，并能為新到的十字軍戰(zhàn)士提供講解；并且不會被卷入圣地各個豪門世家野心勃勃的內訌之中。西歐人發(fā)現，最符合上述需求的組織就是軍事修會。
第一個軍事修會是圣殿騎士團，它的創(chuàng)始時間可能是1118年，由一群到訪圣地的法蘭西騎士創(chuàng)立。他們對宗教充滿熱忱，想要脫離塵世，以祈禱和為教會服務為生。在嚴格意義上，最早的圣殿騎士團可能更接近俗世的兄弟會而不是修道會，它和在今天的羅馬天主教世界里還能找到的一些組織類似，其宗旨是為社區(qū)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服務。耶路撒冷國王鮑德溫二世將自己位于原先的圓頂清真寺的宮殿提供給圣殿騎士團作為住所。十字軍戰(zhàn)士相信這里就是所羅門圣殿的所在地，于是這個新組織被稱為圣殿騎士團。
圣殿騎士團原本可能只是眾多默默無聞且短命的貴族兄弟會之一，但耶路撒冷宗主教請求他們發(fā)揮自己的軍事才能，護送朝圣者通過從沿海到圣城這一段危險的路途。很多年里，圣殿騎士團的這項使命無人知曉，而且取得的成績也一般，但他們對此頗感自豪。為了紀念騎士團早期的貧困，后來的圣殿騎士團大團長使用的印章上的圖案就是兩名騎士同乘一匹馬（意思是他們買不起第二匹馬）。漸漸地，他們的才干和對圣地的知識贏得了認可，他們對保衛(wèi)圣地的貢獻不僅沒有被低估，反而在宣傳中被夸大了。這有助于騎士團招募新的、更富裕的志愿者。到12世紀30年代，圣殿騎士團已經踏上了名望與繁榮之路。新成員紛至沓來，他們通常會把土地與金錢捐贈給騎士團。這些資源對供養(yǎng)在圣地的圣殿騎士至關重要。
圣約翰騎士團更有名的名字是醫(yī)院騎士團，他們是第二個軍事修會。但醫(yī)院騎士團的建立比圣殿騎士團更早，可以追溯到約1080年，并且教廷對它的認可也更早，約為1113年。但他們直到12世紀30年代才開始具備軍事職能。從他們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們原本的職能是為朝圣者和十字軍戰(zhàn)士提供醫(yī)療服務。
傳統(tǒng)的教士對于可否允許教士參戰(zhàn)抱有很大疑慮。軍事修會的騎士僅僅是修道士而不是神父，但他們宣過誓，所以屬于教士?；浇淌澜缱罟爬系膫鹘y(tǒng)之一是在邪惡面前的不抵抗方針。每一位基督徒都很容易想到，彼得曾在基督行將被捕并被送上十字架時準備拔劍保護他，但基督責備了彼得。而在另一方面，自古以來就有主教和修道院院長統(tǒng)領軍隊的先例，多位教宗也曾祝福與信仰之敵作戰(zhàn)的軍隊?？巳R爾沃的圣伯納德（1090~1153）是當時最卓越的人物之一，他在一本題為《贊美新的騎士團》（De Laude Novae Militiae）的論著中為軍事修會的終極存在理由作了辯護。他首先主張，圣地對冥思與啟迪具有重要作用。他寫道，圣地對朝圣者的救贖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朝圣者長途跋涉、經歷千難萬險去基督和圣徒生平重要的地點祈禱，為的就是求得救贖。圣伯納德認為，圣墓（即基督之墓）具有特別顯著的意義。所有朝圣者都渴望到那里祈禱。然后他指出，十字軍戰(zhàn)士保衛(wèi)通往圣地之路的工作顯然非常重要，因為突厥統(tǒng)治者當時就已經在阻撓基督徒朝圣者前往圣地了。當然，耶路撒冷王國內部的政治動蕩對局勢也有負面影響。耶路撒冷宗主教沒有資源維持一支由騎士或雇傭兵組成的正規(guī)軍隊來保衛(wèi)朝圣路線。就連圣伯納德也沒辦法說服世俗統(tǒng)治者在第二次十字軍東征（1147~1149）期間聯合起來。軍事修會顯然是完成圣伯納德眼中的十字軍戰(zhàn)士使命——保衛(wèi)海陸兩路的朝圣路線的最好工具。
軍事修會滿足了實踐、宗教和心理的需求，并且非常適合在幾次大規(guī)模十字軍遠征活動之間漫長、沉悶而危險的時期為圣地的各座城堡提供駐防。埃里克·克里斯琴森在他那本特別值得贊美的佳作《北方十字軍》的“武裝僧侶：意識形態(tài)與效率”一章中總結了上述情況。統(tǒng)治者了解到，軍事修會愿意在世俗騎士不能夠或不愿意去的地方服役。軍事修會也滿足了人們深切感受到的一種需求，彌合了精神斗爭和塵世間戰(zhàn)爭之間的矛盾?，F在，基督徒面對大奸大惡時不必消極被動，也不必等待輿論轉變或者出現一位偉大領袖來組建軍隊搭救他們。軍事修會讓十字軍成為持續(xù)不斷的行動，永不停歇，永不中止。
軍事修會的武器裝備始終大體遵循當時西歐和中歐流行的風格，只是在不同世代之間有微小的變革?？偟膩碇v，每位武士都身穿鏈甲和脛甲，戴頭盔，手持長矛和盾牌，擅長使用重劍，并騎乘受過訓練，能向敵方步騎兵發(fā)起沖鋒的高頭大馬。唯一為了適應氣候做的改變，是在鏈甲之外披一件輕質罩衣，以免鏈甲被曬得過熱；并且避免在炎熱時間旅行。當然，圣地的嚴酷氣候對來自北歐的訪客簡直是晴天霹靂，他們往往很快就會因為暑熱和染病而倒下。所以軍事修會的存在特別重要，他們可以為新來者提供建議和示范。如果新來的十字軍戰(zhàn)士虛心接受并認真學習，就能變成戰(zhàn)斗力可觀的武士，而不是病人或者輕易成為突厥式戰(zhàn)術的犧牲品。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西方騎士的蠻力與突厥和阿拉伯武士輕裝急進、迅捷敏銳的高超戰(zhàn)術之間的對比讓十字軍東征顯得特別有趣。這段歷史里從來沒有過雙方軍隊正面對壘、兵力更強的一方獲勝的例子。實際發(fā)生的是戰(zhàn)略與戰(zhàn)術的復雜互動，雙方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指揮官在投入作戰(zhàn)之前都要思前想后、精心算計。當然斟酌算計只能是盡人事聽天命，因為大家都知道戰(zhàn)爭的特點就是人算不如天算。沒有一位將軍，沒有一支軍隊始終有能力向戰(zhàn)場的混亂強加秩序。氣候、地理、兵力、裝備和給養(yǎng)在決定勝負時都會發(fā)生作用，但說到底個人和集體的意志也很重要。并且，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承認，兵家勝負取決于神的意志。
本文摘錄自《條頓騎士團：一部軍事史》，[美]威廉·厄本（William Urban） 著，陸大鵬/劉曉暉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2020年5月。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