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格弟子馮·法蘭茲的童話心理世界

1933年，馮·法蘭茲與卡爾·榮格相識于后者在波林根為自己建造的塔樓。這座塔樓修筑了12年，不通電，也沒有自來水，榮格將其視為母親的子宮和排除干擾以與集體無意識對話的秘園。25年后，法蘭茲效法榮格在波林根的一座森林附近建造了自己的塔樓，她砍柴、燒火、煮飯，為的是親近自然、深入無意識心靈。

作為榮格最重要的女弟子，馮·法蘭茲除了在生活中踐行著榮格精神分析的理念，在學術推進方面，她創(chuàng)建了蘇黎世榮格學院，繼承擴展榮格心理學研究。她發(fā)表了許多童話解讀文章，為榮格心理學在童話闡釋上的運用作出了極大努力。

對法蘭茲而言，童話是反映集體無意識的最佳載體。她在《解讀童話》和《陰影與惡：如何在危難中發(fā)起反攻？》中為讀者對比解釋了神話與童話兩種文學載體在對無意識世界呈現(xiàn)方面的區(qū)別。她敏銳地指出神話帶有的階級和國族屬性使它們過濾排除了那些最簡樸也最基本的人性架構，那些跨越時空的、更具人類共通性的概念核心。以史詩《吉爾伽美什》為例，它是在君王大殿上被一再講述的故事。它和一些法典、歌曲一樣，專屬于某些特定的節(jié)日。它們通常由祭司宣講，社會的高階層成員努力將這些神話穩(wěn)固成莊嚴詩意而“高雅”的儀式，他們會往故事中添加“文化意識”，這些文化意識常常又帶有民族國家屬性，此種特點使得對神話的解讀相對容易。因為我們可以比較方便地搜尋到某個明確符號在一種文化里的代表意義。

但童話則不然，它的象征符號不甚明確，神話中清晰的“太陽英雄”形象到了童話里可能只剩下“金色頭發(fā)”這樣隱藏在細節(jié)中的密碼，需要更有經(jīng)驗的讀者細心追索才能發(fā)現(xiàn)他身上隱含的太陽屬性。因此從接受者的角度來看，童話的普適性也非常顯著。它超越了階級和國族屬性，不必非得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階層才能分享其中溫暖的安撫和古老的處世道理。同樣，也不必了解多種文化才能更順暢地進入《奧德賽》的世界、想象希臘式的戰(zhàn)爭英雄會有的那些與今大不相同的價值理念。

“廣博的神話會隨著所屬的文明而衰退，而其基本的母題卻能幸存成為童話母題”，它們能遷移他處、重新扎根發(fā)芽。在《解讀童話》中，法蘭茲以一篇19世紀家庭年史為例，細致分析了某個故事從鄉(xiāng)土傳奇到童話體裁的可能演變路徑，即當一件怪事發(fā)生時，人們是如何將它如散布謠言般在各種情境下不斷加入原型象征，讓它演變成一個故事；當人物、地點失去姓名、被提純后，就成了無情感、非特指的抽象化對象。基于此，法蘭茲十分認同民間文學研究學者麥克斯·呂蒂的結論，她將童話視為“赤裸裸的心靈骨架”、解讀集體無意識的最佳結晶物。

法蘭茲認為所謂的“原型”是彼此交雜的，整部童話是一個完整的信息被切割成不同角度。她反對一些神話學家或童話的闡釋者以割裂的方式解讀故事，也就是選擇“大母神”或者“世界之樹”或者“太陽”等單一意象進入闡釋。如此一來，他們得出的結論往往是故事中的一切最終都是在講述那些單一母題，治療和闡釋變成了帶有明顯預設的素材搜集和堆積，變成了“所想即所見”的簡單自證。

她非常強調(diào)意象對個體的情緒和感覺價值，強調(diào)針對個體的心理分析。以“老鷹飛入窗戶”為例，她明確指出了榮格學派區(qū)別于心理學界其他學派的特點，即前者“將科學領域所慣性排除的因素納入考慮因素中”，分析者不該忽略做夢者的情緒體驗。從神話學角度看，老鷹和天使是相同物，但做夢者只是“選中”了老鷹而不是其他羽翼傳信者或權力掌控者形象，這樣的“選擇”是有意義的。應該說，這是敏銳又重要的觀察，不但體現(xiàn)出榮格學派對分析對象的人文主義關切，亦提醒了學界避免理論應用的庸俗化。

但有趣的是，法蘭茲將學界對象征符號的慣性思維和惰化分析稱為“智性分析”，而將榮格學派對符號在具體情境下被挪用的關注視為與智性解讀相對立的“情緒角度”，反映出上世紀中葉西方古典心理學及哲學系統(tǒng)中因襲的二元對立思維程式對其的影響。

作為性別文化研究者，筆者注意到這種二元對立思維程式的印跡最明顯地體現(xiàn)在她對“阿尼瑪”和“阿尼姆斯”這一對著名的榮格心理學概念的拓展闡釋中。阿尼瑪即“男性心中的女性特質(zhì)”。法蘭茲在《童話中的女性：如何走出心靈困境？》中指出，童話故事中的女性角色很可能是男性塑造出來的，并不能代表女性心中的女性特質(zhì)概念，反而代表的是阿尼瑪，因此即使該故事以女性為主角，也很難證明這是個關于女性心理的故事。事實上，這種“男人內(nèi)在的女性”和“女人內(nèi)在的男性”的提法，與我們更熟悉的“雙性同體”之說頗有相通之處。

“雙性同體”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原始的圖騰崇拜中，對民俗學、神話學和煉金術頗有研究的榮格學派對這一觀念感興趣可謂十分自然。但更著名的對這一概念的表述由英國女性主義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屋子》中提出：“在我們之中每個人都有兩個力量支配一切，一個男性的力量，一個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適意的境況就是在這兩個力量在一起和諧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時候。一個半雌半雄的腦子……是能毫無隔膜地傳達情感的，它是天生能創(chuàng)造的，爐火純青而且完整的?！敝徊贿^，這類說法很自然地招致了各學派女性主義者的批評。

歸根結底，像法蘭茲這樣的古典心理分析學者也好，伍爾夫也好，我們都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的論述框架仍然建立在對“兩種性別和性別氣質(zhì)”的承認之上，其表述的模式也顯得很傳統(tǒng)，看起來只是在強調(diào)“女人要更加男人一點，男人要更加女人一點”，而沒有去進一步質(zhì)問“女人”和“男人”及其代表的氣質(zhì)究竟為何、是否將一些本不固定聚合的氣質(zhì)、個性元素以性別之名分別放置在了兩處，從而造成了一種關于“穩(wěn)定”和“完整”的幻想。

在《陰影與惡》中，法蘭茲說到“女人可以以思維自娛，因為對她們而言，思維不是攸關生死的問題”。這顯然是關于性別的刻板描述，而一旦墜入二元對立體系中，離等級秩序的表達就不遠了，于是我們能看到她說“阿尼瑪”和女性一樣，她的典型表現(xiàn)就是在糟糕和凌亂無章法的內(nèi)容中包含著具有啟發(fā)性的真理核心，她稱阿尼瑪是“帶著滿滿毒素的”“胡謅亂語的毒害”，“一個熱愛真理且負責任的男人當然會痛恨這些東西，但是他必須對此有所作為，否則會斷了自己的發(fā)展”。雖然看得出來法蘭茲努力要為“女性氣質(zhì)”正名，為它在“整體人格”中尋回應有的尊嚴，但看起來她仍然回到了啟蒙哲學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表述中——理性與情緒完全分離且理性是崇高的一極而情緒則是毒素；在《公主變成貓：如何激發(fā)你的潛意識力量》中，她引用榮格的話說“相信婚姻制度的是男人，而非女人”，因為她認為女人只關心情感關系，而“男人卻懷著一種非常感性的想法。即使無法跟妻子相處，他仍會始終認定她是他的妻子”，這樣的判斷忽視了社會性別結構在兩性心理和選擇上的作用，作出結論的方式也顯得過于隨意而缺少嚴謹?shù)拇髽颖旧鐣W研究的支持。

不過，法蘭茲關于阿尼瑪和阿尼姆斯的闡釋還是給我們帶來了一些有趣的啟示。比如，她發(fā)現(xiàn)“女性原則”在文化傳統(tǒng)中的表達處于一種被閹割的狀態(tài)。西方文明深受基督教影響，而基督教則切斷了母親原型的表現(xiàn)，它全然刪除了其中伊西斯女神的一面，即死者、暗夜、邪惡統(tǒng)治者的元素、萬物之母的黑暗面向，切割了民間對“黑色圣母”的信仰，也抹除了圣母與維納斯（即情欲）相通共享的文化內(nèi)涵。官方的圣母意象缺乏完整性，大眾就在民間傳說和童話中為其添上了欠缺的部分，這成了我們應該保存和追溯民間童話的重要原因，“了解這些，就等于去了解一個集體會以什么樣的夢來彌補它自身的不足”。

實際上，榮格本身就吸收了女權運動的部分理念，對被貶低的“女性原則”懷有同情，意欲強調(diào)之以調(diào)整父性法則支配下僵化的社會秩序，通過阿尼瑪概念的提出提醒男性發(fā)展被壓抑的另一部分氣質(zhì)，實現(xiàn)人格的平衡、完整。繼承了榮格理念的法蘭茲在其童話解讀中，具體地展示了這些古老而基底的文本保存早期社會想象“完整人格”的方式。對于當下的讀者而言，如果能跳出理性/感性和性別二元對立的框架去閱讀這些著作，意識到人類文化及文明中的諸多現(xiàn)象、集體的模式化表現(xiàn)多與社會結構性的不平等有關，而不是用古典心理分析中“以果為因”的慣常思路去理解和解釋文本中的現(xiàn)象，那么那些刻板與不公也就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被傳統(tǒng)的分析程式重新合理化、固化，而每個時代的學者終其一生付出心力思考留下的閃光點亦能為文明的推進更有效地發(fā)揮其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