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到天皇，所有人都會想到日本君主。但在歷史上，日本“天皇”尊號與中國“皇帝”稱號其實有著一個巨大的不同點：“皇帝”稱號自秦始皇創(chuàng)造以來一直延續(xù)到近代，但“天皇”尊號卻間斷過很久，直到近代才重新復活。
“天皇”尊號首次使用是天武天皇（第40代，？—686）時期，后來通過《大寶律令》（701）加以制度化，并給予之前所有日本“大王”以“天皇”的稱呼。但從冷泉天皇開始，“天皇”尊號的使用越來越少，乃至順德天皇（第84代，1197—1242）去世以后，“謚號+天皇”的命名形式在600多年內(nèi)遭到棄用，而是改用“追號+院號”來稱呼日本君主。
使用“院號”并不代表剝奪了君主身份，但“天皇”尊號的棄用卻伴隨著日本公卿與武士階層的崛起，這些實權階層架空天皇、代替天皇掌握政權，形成了頗具日本特色的“攝關政治”與“武家政治”。在日本國學者看來，“天皇”尊號的廢棄也就意味著對日本君主這一國家至尊地位的挑戰(zhàn)。
皇室政務：京都朝廷與江戶幕府之間的初始關系與變化
“天子諸藝能之事，第一御學問也?！边@是江戶幕府針對日本皇室管理的“根本大法”——《禁中并公家諸法度》第一條第一句的漢文原文。除去“藝能”（技藝與能力）需要稍微解釋一下，每個中國人都能理解這句話的含義。
按字面意思理解，這句話似乎是說“天皇光搞學問就行了，別想著過問政治”，而從江戶幕府200多年歷史來看，天皇在大部分時間里確實無法插手政務，這就給了大家一個基本印象：近代以前的天皇都沒什么用。
其實，這是一種誤讀。如果展開看《禁中并公家諸法度》第一條全文，就會發(fā)現(xiàn)所謂“學問”二字并不意味著“死讀書”，而是要學習中國古代名著《貞觀政要》《群書治要》，修習古代日本天皇留下的家訓《寬平遺誡》《禁秘抄》等。這些書目不僅包含著古人對于理想政治形態(tài)的描述，還詳細介紹了古代朝廷的運作管理模式，既有理論又有實踐。換言之，江戶幕府不但沒有要天皇遠離政治的意思，相反還希望讓他學習“帝王術”，仍將天皇奉為這個國家的君主。
《禁中并公家諸法度》
身處現(xiàn)代，我們會很自然地把以天皇為中心的公家政權稱為“京都朝廷”，而把以將軍為中心的武家政權稱為“江戶幕府”，會認為兩者截然不同，日本是一種二元政治形態(tài)。但在江戶時代，這兩個詞的出現(xiàn)頻率都不太高：“京都朝廷”對應的說法是“禁里”或“禁中”（如《禁中并公家諸法度》），而“江戶幕府”則一般被稱為“征夷府”（幕府將軍全稱為“征夷大將軍”）、“公儀”（即公權力之意，意指幕府可以調停各諸侯之間的紛爭），甚至江戶幕府也曾長期被稱為“朝廷”。
“朝廷”可以泛指整個官僚體系，對于升斗小民來說，無論是在京都還是江戶，只要是一個能辦理政務的中樞機構就可以看作是“朝廷”。畢竟江戶時代初期距離上一個幕府——室町幕府（1336—1573）相去不遠，而室町幕府與天皇、公卿系統(tǒng)都安置在京都，大家自然會認為新生的江戶幕府也屬于“朝廷”，而且由于京都朝廷基本上做不了什么實際政務，因此，江戶幕府才是當之無愧的“朝廷”。換言之，在江戶時代中期以前，京都朝廷與江戶幕府在理念上并不存在共存矛盾，幕府將軍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天皇或公卿權威，就完全可以用“武家棟梁”這個簡單稱號統(tǒng)領全國武士乃至老百姓。
然而，隨著時代變遷，問題終究還是來了。
18世紀80年代，日本爆發(fā)了一場持續(xù)多年的饑荒，即所謂“天明大饑荒”。饑荒起源于天明三年（1783）巖木山、淺間山兩座火山噴發(fā)，火山灰不僅造成人員傷亡，還導致日照量下降，對農(nóng)作物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從第二年開始，整個日本出現(xiàn)了嚴重的饑荒，疫病蔓延，人口驟減。到天明七年（1787）五月，由于各大米市將大米囤積居奇，處于餓死邊緣的老百姓襲擊了江戶與大坂的各大米市，引發(fā)江戶幕府成立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民眾暴亂。
面對這場危機，江戶幕府老中首座（最高議政官）松平定信開啟了一次聲勢浩大的“寬政改革”運動，他要求幕府官員厲行節(jié)約，徹底緊縮幕府財政，嚴控民眾思想，以使幕府統(tǒng)治走向穩(wěn)定。也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松平定信在給將軍德川家齊的書信中倡導一種被稱為“大政委任論”的思想，即認為幕府統(tǒng)治國家的權力是由天皇授予的，日本并不屬于幕府將軍所有。很明顯，松平定信已經(jīng)開始為江戶幕府有可能出現(xiàn)的崩潰尋找后路，這就不可避免地與權力的另一端——京都朝廷的兼仁產(chǎn)生交集。
恰好在這一時期，京都朝廷的地位在光格天皇兼仁的努力下正不斷提升。
重修古禮：光格天皇對于禮儀的要求
日本第113代至119代天皇的世系圖
光格天皇兼仁是近現(xiàn)代天皇的直系祖先，在他這一代，天皇世系發(fā)生了一次變化。由上圖可見，兼仁的血統(tǒng)距離上一個擔任過天皇的先祖（東山天皇，第113代，1675—1710）已經(jīng)過了三代，如此跳躍性的繼位在日本歷史上雖有先例，卻也是非常罕見的。而兼仁即位以后，他所能仰仗的只有一位退位女帝后櫻町上皇（第117代，1740—1813）。誠然，這位女帝給予兼仁以很大的信任，但即便如此，兼仁在當時仍然備受冷落。
光格天皇兼仁，原名“師仁”，由于日語讀音與“死人”相同而在即位后改名“兼仁”
既然血統(tǒng)無法獲得尊重，那么爭取尊重就只有一條路：靠實際行動。不過，由于江戶幕府封印了京都朝廷的所有世俗權力，甚至京都朝廷本身都需要由江戶幕府提供3萬石的給養(yǎng)，留給天皇本人閃轉騰挪的空間非常少。兼仁唯一的努力方向，只有祭祀。
首先是“朔旦冬至”，意指日本舊歷十一月一日與冬至日重合的那一天，每19年一次。古時，天皇會從宮中主殿“紫宸殿”中走出宴賞群臣，但從1449年之后因戰(zhàn)亂而連續(xù)337年沒有舉辦過。于是從天明六年（1786）五月開始，兼仁就要求關白向“武家傳奏”表達親自參加“朔旦冬至”節(jié)日慶典的想法，希望幕府能夠提供相當于200石祿米的金錢加以支持，幕府沒有多想，很快批準。
不過，兼仁與周圍公卿似乎都忘了一件事。上一任天皇——后桃園天皇（第118代，1758—1779）去世于十一月，因此十一月也就是“忌月”。兼仁雖然不是親兒子，但形式上卻是后桃園天皇的養(yǎng)子，還迎娶了后桃園天皇的女兒，那么在上一任天皇去世的“忌月”搞一出300多年沒舉辦過的慶典，放在現(xiàn)在不無“墳頭蹦迪”之感。
那還辦不辦呢？十月二日，天皇召見關白詢問對策，得到的答復是“忌月、忌日之先例分屬兩端，可決于陛下之意”。隨后天皇又召見武家傳奏，得到了一個更好的建議：“本代（天皇）可以不采用忌月，改用忌日。”而后桃園天皇的忌日是十一月九日，這就錯開了十一月一日的慶典。
萬事開頭難，第一件成功了，后面也就容易了，兼仁隨即將目光對準了“新嘗祭”。新嘗祭是每年宮中祭祀中最重要的節(jié)日，但從1463年之后就因戰(zhàn)亂而中斷，直到18世紀初期才斷斷續(xù)續(xù)地舉辦。在兼仁的堅持下，新嘗祭于天明六年（1786）十一月二十一日舉辦。各類祭祀的復興不僅讓兼仁在公卿心目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也頗受老百姓的歡迎。畢竟宮中祭祀活動多起來，城市氣氛也會熱鬧很多，這就需要更多物資與人員，京都百姓也會獲得更多的營商與就業(yè)機會。
歌川廣重（1797—1858）浮世繪《六十余國名所圖·伯耆國大野大山》。此圖描繪了農(nóng)民冒雨種稻的場景，新嘗祭即與此有關
兩天后，更有趣的事情發(fā)生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京都東郊的山科地區(qū)，一位叫吉田屋喜右衛(wèi)門的獵人捕獲了一只“珍鳥”，尾、翼及羽毛都是純白色。這只珍鳥引起了京都上層人士的注意，很快就呈給兼仁觀賞，經(jīng)過群臣議論，隨后被定性為日本古代祥瑞中的“白烏”。雖然“白烏”只是祥瑞四大等級中的“中瑞”，也就是第三等級，但經(jīng)過京都公卿咬文嚼字地包裝，“白烏”現(xiàn)世成為上天對兼仁復興“朔旦冬至”與新嘗祭的一種贊賞，更是未來皇室走上良性發(fā)展的吉兆。
其實，這個吉兆本身是有問題的。因為傳說中的“白烏”是通體白色的鳥，然而這只鳥卻只有羽毛部分為白色，嚴格來說很難算數(shù)。但對于沒落多年的京都朝廷來說，對于需要證明自身能力的兼仁而言，他們需要用“祥瑞”為天皇復興各項禮儀來作背書。
事隨人愿，京都朝廷的聲望突然開始上升。天明七年（1787）六月七日開始，京都附近市民流行起一種新的儀式：繞著京都皇宮外城墻散步（禁里御千度）。一開始只有幾十人，后來越聚越多，甚至有記載說一天有三萬人繞城散步。不僅如此，京都大街小巷還張貼告示：“近來兇作連年，米谷奇貴，困窘人多而世上艱難，故而若有志于六月十一日前往禁里（皇宮）御千度（繞城行走），請一同前往?！?/p>
如前所述，天明年間的日本正處于前所未有的大饑荒之中，就在“禁里御千度”開始的前一個月，日本各地頻繁發(fā)生襲擊米市、搶奪糧食的惡性治安事件。老百姓需要一個明確的精神寄托，而兼仁興辦禮儀之事自然讓附近町民、農(nóng)民覺得京都有一個可以依靠的人物，自然爭相前往參謁。于是到六月十一日這天，皇宮附近就有了這番景象：
“十一日參謁人估計有五萬余人，廣闊大路上幾乎無處容身。這一天本來有皇族公卿拜賀（天皇）之儀，（由于人太多）就算不下跪也不會受到懲罰，反而是（皇族公卿）會躲著前來參拜的人。女院御所（后櫻町上皇）將自己隨身攜帶的米團兩個兩個發(fā)下去……大家都把米團當作供品不敢吃，而是用紙包起來拿回家?！?/p>
不僅如此，老百姓似乎還把京都皇宮當成某種類似神社、寺廟一樣的宗教場所。他們經(jīng)常繞城數(shù)圈，結束之后在皇宮南門站定，用紙寫上“五谷成就”（五谷豐登）的字樣，包著十二枚銅錢扔進皇宮。僅六月十一日這一天，皇宮南門就堆積了四十貫文錢，平均算來，相當于有三千多人向皇宮里面投擲錢幣。很明顯，天明年間的大饑荒與兼仁復興宮中祭祀的行為疊加在一起，讓自江戶時代以來一直遠離老百姓視線的京都朝廷終于有了自己獨特的地位。雖然天皇在老百姓心中不一定擁有“神”的地位，但在遍求各路神佛無果之后，他們當然希望京都朝廷這個象征著日本傳統(tǒng)與秩序的“活化石”能有所作為。
于是，兼仁又進一步推行起自己的“復古”計劃。
復古熱潮：皇宮重修中的博弈
天明八年（1788）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一日，京都發(fā)生了一次巨大火災，受災面積達1424町（接近14平方公里），京都皇宮也被燒毀殆盡，只能重建。
1750年繪制的皇城大內(nèi)地圖
三月二十五日，兼仁召見了一直私下里研究皇宮建筑歷史的僧人固禪（1736—1804）。固禪在過去30年時間里一直試圖考證復原平安時代皇宮圖紙，后來這些成果濃縮在了30卷本的《大內(nèi)里圖考證》之中，成為皇宮重修的必要史料。召見這個人，象征著兼仁開始走出江戶幕府設定的框架。多年前，里松固禪曾因卷入政治紛爭受到處罰，為了重修皇宮，兼仁不僅特赦固禪的刑罰，更任命他為重建皇宮的顧問，等于直接否決了江戶幕府曾經(jīng)做出的決定。
江戶幕府當然也要行動?；馂陌l(fā)生后不久，五月二十二日，老中首座松平定信親自帶隊來到京都考察災情，整整待了十天。在考察了兼仁臨時居住的寺廟“圣護院”之后，松平定信要求京都所司代給武家傳奏打了一份報告，希望能夠先修一兩座臨時宮殿讓兼仁與公卿住進去，再按照被燒毀皇宮的原樣重修皇宮建筑群。
松平定信自畫像
之所以要求原樣重修，松平定信并不是與兼仁作對，而是因為幕府財政確實處在破產(chǎn)邊緣。按照前一年的測算，天明八年（1788）幕府財政可能會出現(xiàn)將近100萬兩金的赤字，而整個幕府金庫的存款卻只有81萬兩金，重修京都皇宮當然不能過于奢華。松平定信甚至提出“宮室之美亦是小民之膏血”，希望京都朝廷能“矯奢侈之弊風”。
然而，早在松平定信來京都之前，京都朝廷就鐵了心要按照平安時代的皇宮樣式重建。不過聰明的是，京都朝廷精心設計了圖紙細節(jié)，雖然為皇宮正殿“紫宸殿”、天皇主要居住的“清涼殿”增建了回廊建筑，但最終交給江戶幕府審核的圖紙卻顯示總面積為1514坪（接近5000平方米），比起燒毀前宮殿的總面積還少了10坪（相當于33平方米）。
現(xiàn)代京都御所“紫宸殿”
而且，圖紙繪制過程異常緩慢，從五月十七日“紫宸殿”繪制開始，到八月十七日著色完成，整個圖紙畫了近三個月。直到八月二十日，圖紙才提交京都所司代，隨后傳遞給江戶幕府。這么一拖，江戶幕府自然沒有太多時間細究圖紙。十一月六日，江戶幕府將意見返回京都朝廷，表示理解兼仁重修復古宮殿的想法，但也要考慮縮減成本，不太重要的地方應該進一步縮減面積、使用更為簡樸的木材。
兼仁欣然接受。對于這位視禮儀為生命的天皇，“紫宸殿”這座平安時代的禮儀主殿必須雄偉壯觀，其他地方可以不必特別華麗。雖然江戶幕府明顯是在逼迫京都朝廷，但這一次卻并沒有讓兼仁多么困窘，雙方各自宣布勝利而回。到寬政二年（1790）十一月，主殿部分竣工，紫宸殿、清涼殿、回廊以及承明門共同形成的禮儀宮殿群在六百年后重現(xiàn)于世。
十一月二十二日，兼仁舉辦了極為盛大的“遷幸”儀式（回宮儀式），整個儀式嚴格按照固禪的考證完成，兼仁乘轎經(jīng)過京都城內(nèi)的三條大橋，接受老百姓的朝拜。由于宮殿重修召集了大量京都受災百姓幫工，一度衣食無著的京都普通人獲得了難得的工作機會，于是到天皇舉辦回宮儀式這一天，人們紛紛從家里出來觀看這場盛大儀式。
兼仁的復古行動讓他的威望逐步走向頂點，也為下一步的失敗埋下了隱患。畢竟“復古”理念看似安全，卻也暗藏殺機：鐮倉幕府末期的后醍醐天皇試圖恢復天皇對于國家的絕對統(tǒng)治，掀起了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倒幕運動，最終開啟了所謂“建武中興”。如果兼仁也想效仿后醍醐天皇，江戶幕府自然是不會答應的。
不久之后的寬政四年（1792）八月，江戶幕府就對兼仁實施了一次重要反擊，即“尊號事件”。
尊號事件：發(fā)生于日本的“大禮之議”
兼仁由旁系繼承大統(tǒng)，即位之后馬上出現(xiàn)了一個尷尬的問題：兼仁的生父——閑院宮典仁親王仍然健在，那么在日?；顒又校緛淼母缸雨P系就變成了臣與君的倒置關系。
閑院宮典仁親王（1733—1794）。閑院宮家第二代繼承者。明治時代被追謚為“慶光天皇”，但并未列入日本天皇序列
更麻煩的是，《禁中并公家諸法度》第二條規(guī)定“三公之下親王”，也就是說，典仁親王作為世襲親王家的家主，地位上在三公（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之下，各種場合的座次都要排在這三個大臣之后。要知道，當時的關白鷹司輔平在血統(tǒng)上是閑院宮典仁親王的親弟弟、兼仁的叔叔。每次有活動舉行，父親不僅要排在兒子后面，還要排在弟弟后面，整個場景很是尷尬，重視禮儀的兼仁當然難以忍受。
早在即位之初，兼仁就詢問能否為父親加上“上皇”尊號，如若實現(xiàn)，閑院宮典仁親王就可以獲得上皇待遇，尷尬的問題自然就解決了，不過幕府卻不置可否。寬政元年（1789）二月，隨著京都皇宮開始重修，兼仁又一次提出此事，專門給幕府方面遞了一封信，信中舉出兩個“不登極帝”（即沒有即位的天皇）的“先例”，要求幕府討論給57歲的典仁親王贈予尊號的問題。八月，這封書信遞到了幕府老中首座松平定信的手中。
事有湊巧，就在同一時期，幕府也有著相似的事情。當時的第11代將軍德川家齊也不是前一代將軍的親生兒子，而是“御三卿”德川治濟的兒子，只是由于第10代將軍德川家治無嗣去世，德川家齊才獲得了將軍職位。與兼仁相仿，他也想給自己的生父加上象征著“退休將軍”的“大御所”稱號，以表達自己的孝心。
德川家齊（1773—1841），江戶幕府第11代將軍，一生有16位妻妾，生育26子、27女，但最終只有28人活到成年
作為江戶時代“寬政改革”的發(fā)起者與實行者，松平定信非常重視構建一套維系江戶幕府穩(wěn)定的意識形態(tài)。比起傳統(tǒng)日本儒學重視“孝”的做法，他更重視樹立朱子學的“忠”。于是中國式的“君臣如父子”的意識形態(tài)到了日本，就反過來變成“父子如君臣”。只要沒有接任將軍或天皇職位的經(jīng)歷，就不能獲得“大御所”與“上皇”稱號。于是對于將軍德川家齊，他迅速表示拒絕；同樣地，松平定信也拒絕了兼仁的請求。
兼仁當然很是憤懣。寬政三年（1791）八月，兼仁更換親幕府的關白兼叔叔鷹司輔平，任命對江戶幕府有著反感情緒的一條輝良擔任新關白。隨后十二月，兼仁向41名高級公卿發(fā)布“敕問”，詢問“太宰帥親王（即兼仁生父閑院宮典仁親王）是否應下（上皇）尊號”。經(jīng)過多年相處，大部分公卿都已經(jīng)了解到兼仁脾氣有多倔。于是41份回答中，除去2人反對、3人保留態(tài)度之外，其余36人均表示同意。
看到公卿意見統(tǒng)一，兼仁喜出望外，在寬政四年（1792）一月迅速寫好一份“御內(nèi)慮書”交給江戶幕府的京都所司代。所謂“御內(nèi)慮”，便是指天皇的私下想法。這份文件中首先提到公卿集體同意為天皇生父贈予尊號，隨后又擺出了之前提過的一些先例，最終提出：如果幕府不同意，那么“（天皇）此后會有更深之考量”。至于什么是“更深之考量”并未明言——這正是日語里一種委婉的威脅性口氣。
然而事情還沒傳到幕府，公卿鷹司輔平先著急了。作為兼仁的叔父，他并不希望這個用處不大的尊號讓京都朝廷身陷險境，于是在兼仁“敕問”時分，他與兒子一同投了反對票，而且趕在“御內(nèi)慮書”發(fā)出之前私下修書，將京都發(fā)生的事情全部告知松平定信。松平定信即刻回信：“此于國體乃不容易之事，乃甚難之事，如今必得奮勇自勵而不可有絲毫動搖。”
不過京都朝廷已經(jīng)準備甩開江戶幕府單干了，兼仁決定要在當年十一月一日新嘗祭時正式宣布父親典仁親王獲得上皇尊號；但幕府也毫不含糊，隨即以“御名器（皇位）不可輕”為名，要求天皇立即收回成命；但兼仁已經(jīng)鐵了心，又在派遣武家傳奏將“尊皇宣下”的決定告知京都所司代，甚至將這一消息公開告知父親典仁親王。這一時期，典仁親王已經(jīng)罹患中風，身體條件急轉直下，兼仁急于給父親一個名分。
但松平定信也是鐵了心要阻止兼仁。寬政四年（1792）十月二日，松平定信以“（幕府）御用”為由，召見三名京都公卿來到江戶，這三人都是兼仁發(fā)動“尊號事件”的關鍵人物，也是“尊號”發(fā)布儀式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公卿，這個時候把他們拉到江戶，等于是從背后給了兼仁一刀。京都朝廷以“三卿江戶下向之事尚無前例”為由拒絕了這一要求。
京都朝廷想要單獨宣布“尊號”，江戶幕府想要拆臺，雙方僵持不下。礙于江戶幕府的反對態(tài)度，兼仁退了一步，推遲“尊號”發(fā)布儀式的時間；但與此同時，兼仁也拒絕出席當年即將舉辦的新嘗祭，改由“內(nèi)侍”代勞。要知道，恢復新嘗祭是兼仁即位以后恢復的一個重要節(jié)日，如今卻拒絕出席，明顯是要在京都百姓面前讓江戶幕府難堪。
面對兼仁的強硬態(tài)度，江戶幕府在十一月四日發(fā)出了一次嚴厲提醒：閑院宮家的收入增加部分，不應以上皇之標準確定，而只能按照幕府一個地方官的標準來做出調整。
從表面上看，這句話似乎看不出太多負面情緒，但放在時代背景下卻暗藏殺機：無論兼仁怎么調整親生父親的地位，江戶幕府都只會給他一個親王待遇；更重要的是，這也是在提醒兼仁，京都朝廷的俸祿一直由江戶幕府提供，幕府可以提高待遇，同樣也可以減少待遇。如果兼仁繼續(xù)鬧下去，下一次是不是會削減待遇也未可知。
殺招一出，京都朝廷馬上認輸，在十一月十三日宣布“尊號”發(fā)布儀式中止，兼仁也準備重新參與新嘗祭。
江戶幕府仍沒有善罷甘休。寬政五年（1793）二月十日，三名公卿之中的中山愛親、正親町公明兩人來到江戶，受到江戶幕府高官的審理（名義上為“對問”）。兩位公卿都不太想說實話，但由于兩個人是分開審理的，所以很快就被發(fā)現(xiàn)了破綻，逐個擊破，最終只能坦白整個“尊號事件”都是兼仁所為。當然，鑒于兼仁已經(jīng)中止發(fā)布儀式，幕府也就坡下驢，把“尊號事件”的責任放在三名公卿身上，三人最終被判處罷免官位、閉門思過等處分。
按照現(xiàn)代人的觀念，這種判決很奇怪：三名公卿都是京都朝廷的人，江戶幕府作為武士政權有什么資格來判決呢？老中首座松平定信并不這么認為：無論公卿還是武士均為“王臣”，既然天皇已經(jīng)把“大政”委托給幕府將軍，將軍就有權處罰“王臣”；既然幕府將軍得到天皇的全權委托，如果還讓天皇去處罰“王臣”，這就等于是沒有完成天皇交辦的任務，是對天皇的“不敬”。
時至今日，我們已經(jīng)無法鉆回到松平定信的肚子里，看看他內(nèi)心里究竟是出于“尊皇”才去直接處罰三公卿，還是為了將權力集中在幕府而去處罰三公卿。但可以肯定的是，松平定信通過這一舉動傳達出了兩層非常明確的含義：一是幕府將軍有權處罰任何一個不服從幕府的官員，無論是公卿還是武士；二是幕府將軍的治國權力來源于天皇，只要一天不把這份權力收回去，幕府將軍做出的判決，就算是天皇本人也無法插嘴。
兼仁無疑是吃了啞巴虧，自己的父親典仁親王在沒有任何名分的情況下，最終于寬政六年（1794）七月走完人生路，這份遺憾再也無法彌補。似乎是為了表達憤懣之情，父親去世之后的兩年間，兼仁總共處分了60家堂上家公卿成員，而當時堂上家總數(shù)也只有134家，受處分者接近一半。這既是宣泄內(nèi)心的苦悶，也是在向幕府強調自身的權威。
松平定信如此堅決，不僅得罪了兼仁，也得罪了將軍德川家齊、將軍生父德川治濟，到寬政五年（1793）七月二十三日，松平定信被迫辭去老中首座職位。不過由于德川家齊依然年齡尚幼，接任老中首座的松平信明基本還是沿襲松平定信的舊有政策，直到十幾年之后的文化十四年（1817）松平信明去世，曾經(jīng)參與寬政改革的那一代元老級人物全部退出歷史舞臺，日本才逐步走出幕府的緊縮財政，并放寬思想禁令。
光格天皇：向幕府授予官位與謚號的復興
歷經(jīng)“尊號事件”，兼仁意識到京都朝廷勢力的衰微已經(jīng)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想要恢復權威也不可能在他這一代完成。于是接下來的十多年，兼仁再沒有與江戶幕府發(fā)生什么糾紛，而是專心致志恢復各項禮儀，以求提升皇室在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
文化十年（1813）、十一年，兼仁先后恢復了在石清水八幡宮、兩大賀茂神社的“臨時祭”。所謂“臨時祭”，便是神社每年“恒例祭”（固定祭祀）之外的祭祀。平安時代的天皇在遷宮、登基、天皇行幸（訪問）、國家危機時經(jīng)常會來到上述三所神社施行祭祀之禮。但由于戰(zhàn)亂頻繁，近四百年時間里天皇都沒在三所神社開展臨時祭。兼仁即位以后熱衷于復興平安時代的禮儀，而在這三所神社舉辦“臨時祭”也一直是他的夙愿。由于臨時祭的花費巨大，厲行節(jié)約的江戶幕府一直不愿意批準，直到松平定信辭職以及寬政改革逐步走向終結后，江戶幕府才批準了兼仁的要求。
19世紀的賀茂御祖神社（下賀茂神社）本殿
恢復兩場臨時祭以后，兼仁立即決定在不久之后讓位，以便恢復平安時代的另一項傳統(tǒng)——“院政”。文化十四年（1817）五月，兼仁將天皇職位讓給兒子（仁孝天皇，第120代，1800—1846），從皇宮搬出來獨自居住，開啟自己的院政時代。不過與平安時代的院政有所不同，兼仁身邊配置的近百人的工作團隊卻大多由關白參與遴選，這意味著兼仁的院廳并不是一個迥異于京都朝廷的獨立政治機構，相反，上皇院廳與京都朝廷仍然是一體同心。所以這一時期，京都朝廷的決策程序不僅需要現(xiàn)任天皇批準，更需要詢問“天氣”，亦即了解退位天皇兼仁的想法。
這一點，在將軍德川家齊生父德川治濟的稱號問題上就非常明顯。這位將軍的生父如同兼仁的生父典仁親王一樣未能獲得相應尊號（分別為大御所、上皇）。所以德川家齊一直希望京都朝廷能給予父親一個相應的“準大臣”稱號。之前，德川御三卿成員從未獲得過這個官位，因此，對于這件事，江戶幕府的整體態(tài)度比較消極。
文政七年（1824）底，江戶幕府的京都所司代把“準大臣”身份的請求函發(fā)至京都朝廷的武家傳奏，關白鷹司政通立即將請求告知現(xiàn)任天皇，現(xiàn)任天皇則指示要詢問上皇之意。上皇兼仁在文政八年（1825）一月五日召見關白鷹司政通，要求他多考慮德川治濟年事已高，在詢問兩位退休關白的意見后，再做決定。這番操作之后，關白再將授予德川治濟“準大臣”的建議案上報給天皇。很明顯，整個事件之中，兼仁作為退休天皇雖然沒有發(fā)出過多聲音，但他透露出要考慮將軍生父“年老”一事，很明顯是在用自己年輕時為生父爭取“尊號”的事件來表明態(tài)度，支持將軍生父獲得“準大臣”身份。
眼見生父獲得了身份，德川家齊喜出望外，又派遣京都所司代于文政九年（1826）七月十日拜訪關白鷹司政通，希望能夠獲得太政大臣的官位。
德川家光（1604—1651），江戶幕府第三代將軍，是江戶幕府從奪取政權到穩(wěn)固政權的重要人物
所謂太政大臣，是日本平安時代官制中地位最高的官職，相當于唐代中國官名中的“相國”。德川家齊之前的10代將軍執(zhí)政時期，無論社會是否穩(wěn)定，大家都對自身地位的合法性有著很強的自信。但到德川家齊執(zhí)政時期，天明大饑荒造成社會劇烈震蕩，緊接著松平定信的寬政改革又讓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緩慢，江戶幕府的統(tǒng)治明顯開始動蕩。
具體到德川家齊本人，他剛當上將軍就受到松平定信的教誨與約束，想給父親德川治濟一個“大御所”的尊號卻遭到松平定信的否決，即便是后來把松平定信轟走，過上鋪張浪費極盡奢靡的生活，他的前半生還是一直籠罩在陰影之中。松平定信離開江戶幕府中樞以后，旋即回到封地陸奧白河藩經(jīng)營藩政，搞得有聲有色。但由于江戶幕府要求藩主必須“參勤交代”，因此松平定信可以經(jīng)常逗留江戶城，每逢各類活動，德川家齊還是會經(jīng)常見到這位老冤家。這就好比那個小時候天天讓你省錢節(jié)儉的老師，在你長大掙錢以后還要天天盯著你一樣。更麻煩的是，松平定信相當長壽，直到文政十二年（1829）才去世，這就讓德川家齊大半輩子都倍感陰魂不散。
1929年靜岡縣島田市表演，模擬“參勤交代”時期的“大名行列”
于是乎，為了減輕自身的不安全感，德川家齊希望以就任將軍四十年（1787—1827）為契機，讓京都朝廷給予自己一個獎勵。室町幕府15代將軍與江戶幕府前10代將軍從沒有人能夠連續(xù)擔任40年將軍，如果能借助這個機會獲得京都朝廷的一次“升進”，對于提升他的個人威信與幕府合法性都有所幫助。況且，京都朝廷先前已經(jīng)許可了自己的父親德川治濟獲得“準大臣”身份，那么自己的“升進”也是很有希望的。
對于已退位的兼仁而言，他對德川家齊是頗有同病相憐之感的，從心理上也愿意幫忙。而且從政治方面考慮，江戶幕府將軍愿意從京都朝廷獲得身份與合法性，這本身就是京都朝廷權威上升的一種反證，這類事情自然是多多益善。兼仁原則上同意將軍“升進”為太政大臣，指示關白向江戶幕府要一筆“御禮”（禮金）。于是，現(xiàn)任天皇一次性獲得金2000兩，上皇兼仁則每年從幕府獲得銀100貫目（相當于1667兩金）。從金額也可以看出，德川家齊很明白上皇兼仁幫他獲得了“升進”。
天保十一年（1840）十一月十八日子時許（凌晨十二點），上皇兼仁因中風去世，享年69歲。他的遺愿是在自己這一代復興“謚號”與“天皇”尊號，于是京都朝廷向江戶幕府發(fā)函提出相應要求。由于獲得京都朝廷賜予的名分，這一時期已經(jīng)退休成為“大御所”的第11代將軍德川家齊雖然已經(jīng)病危，但仍然表示認可，江戶幕府便在天保十二年（1841）一月二十八日發(fā)回認可函：“謚號雖中絕已久，而帝（仁孝天皇）有志于弘揚故院（去世的上皇兼仁）之高德于萬代……本次行特例，天皇謚號之事從帝之愿?！?/p>
埋葬光格天皇的后月輪陵
不久之后，閏一月七日，68歲的德川家齊去世；又過了十幾天，閏一月二十三日，江戶幕府正式給兼仁冠以“光格天皇”之名。
（本文摘自蕭西之水著《菊紋大和繪：日本近現(xiàn)代天皇簡史》，東方出版社，2020年6月。）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