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人書法扇面贈酬的社交隱喻

【編者按】

《燕閑清賞：晚明士人生活與書法生態(tài)》一書以晚明士人生活為考察基點，立足書法藝術(shù)的本體范疇，從社會學(xué)、思想史和藝術(shù)史諸角度，對書法在晚明士人日常生活中的意義呈現(xiàn)以及由此所引發(fā)的觀念變革，進行延伸性的解讀與闡釋。本文摘編自該書，著眼于當(dāng)時文人之間書法扇面贈酬及其文化隱喻。

文人用扇的激增，在推動折扇風(fēng)行的同時，也推動了制扇業(yè)的興盛。明代制扇工藝的精致，是中國扇面藝術(shù)發(fā)展的高峰。扇子在拓展藝術(shù)空間的同時，也延伸了社會交際的意涵。謝肇淛云：

昔人書字多用箋素，書于扇者蓋少，故右將軍書六角扇，老嫗為之不懌。即宋、元人書畫，見便面者，不一二也。今則以扇乞書者，多于紙矣。然元以前，多用團扇，絹素為之，未有折者。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頭扇，人共笑之。國朝始用折扇，出入懷袖殊便。

如謝氏所云“宋、元人書畫，見便面者，不一二也”，誠然，宋元折扇，至今已難覓其蹤。索書者用扇面多于絹紙，乃因扇子“出入懷袖殊便”，這從十七世紀的《利瑪竇與徐光啟像》中就可見得：這是一幅具有西式風(fēng)格的畫作，從人物服飾判斷，時令應(yīng)非暑天，然二人卻各執(zhí)一把折扇，當(dāng)非用以搧風(fēng)。

利瑪竇到南京后，除其至密徐光啟外，還與當(dāng)時中國的文化名流多所交往，李贄便是其中之一。萬歷二十六年（1598）的春天，李贄曾拜訪過利瑪竇，并書詩扇相贈。

春日贈扇，可知扇子非為引風(fēng)取涼，而是社交手惠，持扇者借此也為展示自己的優(yōu)雅風(fēng)度。扇子被文人賦予了雅意，成為讀書人身份的標(biāo)榜。因此，文人們喜歡將詩文書寫在扇子上，隨信札或其他物品（如詩文集、書畫、碑帖等）附贈同好，既作為自己書法或詩文的門面展示，又作為禮物以便請益于人。隨觀明人文集，有關(guān)于此者屢見不鮮。

如前文所論安徽汪氏一樣，徽商是書畫鑒藏最為熱心的群體，晚明江南藝術(shù)市場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乃因有徽商作了有力的經(jīng)濟支撐?；丈虒τ谒囆g(shù)市場的參與，不僅在于藉此附雅博譽，藏富射利，同時也鼓動自己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進而推動地域文化的興盛。如在高利貸商人方用彬的藝術(shù)交往中，扇面書畫的酬贈答謝便是其中的重要內(nèi)容。從陳智超先生所撰《美國哈佛大學(xué)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一書所收信札來看，以方用彬為核心的藝術(shù)圈中，扇面贈酬的記錄隨處可見，經(jīng)筆者初檢，相關(guān)者竟有近百通，除了索畫題寫的扇面，其他的很多是作為禮物，隨信附送。這個數(shù)字還只是信札中體現(xiàn)的記錄，不難想象，未記入信中的扇面，恐不會少。就僅這近百通而言，比例如此之大，實已可見當(dāng)時扇面應(yīng)酬之盛狀。

扇面不僅作為文人之間的社交禮贈，就連煙花之地，也頗受寵（如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一個重要情節(jié)便是侯方域題詩扇贈名妓李香君）。文人們留連風(fēng)月，與青樓女子之間常以扇作為酬答。由明入清的余懷就是此中?？?，他曾結(jié)識一位叫李宛君的妓女，此女命運多舛，晚年潦倒，余懷深為同情，想如唐代杜牧之于張好好，便將杜牧《張好好詩》末段“書于素扇以貽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jù)床以哦，哀動鄰壁”。清初朱彝尊藏有晚明名妓趙麗華的書畫扇，其“楷法極佳”。其他如馬湘蘭與王穉登、柳如是與錢謙益等之類故事，亦不乏類似的贈答。

書法扇面不僅可以薦納客僚、留情紅顏，甚至可以博得宮廷的青睞，借以顯名。如李維楨記載邢侗書扇之事云：

（邢侗）深得右軍神體，極為海內(nèi)所珍。內(nèi)豎以字扇進覽，上欣賞，命女史學(xué)其書。

折扇形制本不方正，書寫時必須根據(jù)所書內(nèi)容調(diào)整形式，因此對書寫者的要求相對較高，書家多有為難，如趙宧光就苦于小字和扇面，自言：

人各有能、有不能?；蛞孕∽忠娢繛榭嘀?。至于書扇，尤非所長也。

莫廷韓（是龍）在書扇時也有類似體會，在一封給友人曹芝亭的信中說道：

扇惡不能作佳書，如美人行瓦礫中，雖有邯鄲之步，無由見其妍也。

然而，對于多數(shù)好納客、喜交游的文人雅士來說，并沒有太多如趙宧光、莫是龍們那樣面對應(yīng)酬時的畏懼感，由于“日用尤切”，扇面書法成了他們基本的場面工夫———即使這工夫并非如那些以書法立名者精到。

生活在晚明的孫鑛（1542—1613），對于時人的逐扇風(fēng)尚，興論之余，別有所感：

兩漢以前尚篆隸，多用之章疏檄牒；晉以后尚行草，多用之簡札。邇來此兩則率胥人代書，其自書者，軸、卷、冊、扇四種及赫蹄小簡而已。而扇于日用尤切，尤堪賞玩。其敝者，或用為軸、為卷、為冊、為屏。余感司寇扇卷，因效為一冊，殊橫闊，不便置幾案。又書扇時，自有行款法，今改為橫幅，則傾斜失度。又扇自別有一種風(fēng)度，改作冊亦失本真。且翰墨在扇間，即如花木在庭除、亭館在巖谷，天趣悅?cè)恕糁^不宜以供揮暑，則但可置之笥篋中，日取展玩，與卷冊同用，而不失扇書本趣，似更簡便耳。

孫鑛在此不僅強調(diào)了扇面書法的書寫規(guī)范，還批評了當(dāng)時人們扇面裝幀方式的失真，他也點明了扇面書法的核心用意：風(fēng)度的標(biāo)榜、優(yōu)閑的展玩。

在此意義的觀照下，晚明書扇的內(nèi)容就有了別樣的社交隱喻。如王穉登曾書金箋詩扇，末署“送申駕部還朝。王穉登春宇先生”?！吧犟{部”指申用懋（1560—1638），萬歷十一年（1583）進士，因曾任兵部職方郎中，故稱“駕部”。其父申時行（1535—1614）為嘉靖四十一年（1562）蘇州狀元，官至內(nèi)閣首輔。申、王二家同里，“交相推重，軒車賓從，兩家巷陌不相下”。晚明山人風(fēng)尚盛行，而“聲華烜赫，穉登為最。申時行以元老里居，特相推重”，可見二家關(guān)系之親密。受贈者“春宇先生”，疑為張廷榜（1545—1609）。有趣的是，扇面所書內(nèi)容乃是送申用懋還朝的詩，用意頗可玩味。

與王穉登所為異曲同工的，是其友人張鳳翼（1527—1613）贈給一位叫敬虞的人詩扇。扇上共書五律二首，詩本俗套，意境難稱佳制，然題款卻頗有意思：

右二詩，其一寄王元美，其二王答也。

敬虞兄命書便面。張鳳翼。

原來此扇所書二詩，是張鳳翼與王世貞（元美）的唱答詩。世貞為“后七子”之首，乃當(dāng)代文壇泰斗，亦是朝廷重臣，作為一介布衣的張鳳翼能與之結(jié)交，當(dāng)有幸焉。

折扇小巧，收放自如，藏諸懷袖，便于隨時展玩和示意。文人們在席間常分題步韻，作詩填詞，畢后書之于扇，互贈同誼。又或為所攜扇面有限，或為集藏之利，或為單人書寫不能滿紙，便多人合書一扇，表達互相之間的交誼和志趣。這種合書扇，明人多有此例。如周鼎（1404—1487）、陳寬二人曾合書有一金箋行書扇面，從題款內(nèi)容上看，似乎為合書扇增添了新的隱意。周鼎題款云：

右雪屋一律為徐山人作。維時誦而忘之，更以佳扇托陳梅雪錄之，以長在口手，梅雪又讓之，老丑使自錄也。疑舫居士。

陳寬題款云：

余賦楚江秋曉詩一律，維時求書，遂書于扇。醒庵。

明代中后期的文徵明、祝允明、唐寅等人也不乏有合書之扇，實隱有某種世俗之意味，同時也多了一些值得關(guān)注的文化意義。

再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王穉登、張鳳翼和周天球三人合書扇，扇面上所書三人之詩，王氏款署“元日送顧益卿之薊州，王穉登書呈聞庵先生求正”，張氏款署“右送戚少保作，呈聞庵兄丈”，周氏款署“右贈戚大帥一首，周天球書似聞庵兄世誼求正”（聞庵，未詳待考）。王穉登詩贈的顧益卿，名養(yǎng)謙（1537—1604），時議顧氏必能辦倭，起為兵部侍郎；張、周二人詩贈的“戚大帥”“戚少?！保词强官撩麑⑵堇^光（1528—1588）。戚、顧二人皆為當(dāng)朝名臣，一般文人能與之詩酒酬唱，既顯自己交游之不凡，更可標(biāo)榜自己非等閑之輩。

更為典型的是張鳳翼、張獻翼、周天球和王穉登四人的合書扇，每人各錄其詩，共書一扇，同贈“笠湖”（未詳待考）。有趣的是，四人所書之詩，都不是為笠湖所寫。四人皆籍蘇州，向有山人習(xí)氣，又常相交游，同學(xué)吳門。名雖不重，而人脈甚廣，標(biāo)舉文才，皆為雅好。故清初張潮（1650—?）云：

觀手中便面，足以知其人之雅俗，足以識其人之交游。

文人之間，大率如此。而一扇之握，已足見品位與身份。張潮生活的時代去晚明不遠，由此可以想象扇面在文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可以窺知晚明扇面應(yīng)酬烈甚于前的原因：商品的流通自然帶動整個社會的流動，進而推動了人際交往的頻繁，應(yīng)酬日漸增多，同時也愈加考究。明代中前期以來就已開始為眾人所使用的折扇，也容易成為這種社交文化的中介角色。折扇易攜，便于取涼。染翰其上，不僅可資欣賞，尤可用于社會交際。在這扇面上，贈、受雙方都能通過這一握之物，在贈與與受謝、書寫與閱觀之間，互相品察著對方的心態(tài)。其中的委婉和含蓄，實為難以直言的文化隱喻。

《燕閑清賞：晚明士人生活與書法生態(tài)》，吳鵬著，中華書局202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