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平：我經(jīng)歷過這些，所以我這樣解讀文本

【編者按】批評家黃子平于一九四九年出生，是當代文學的同齡人。他親歷當代文學的誕生、發(fā)展與轉(zhuǎn)型，但又因自身經(jīng)歷游離于邊緣位置，書寫出不同于正史的個體記憶。

今年5月，匯編黃子平近四十年部分文章的《文本及其不滿》由譯林出版社·活字文化出版。該書轉(zhuǎn)借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滿》一書書名，從帶著個體生命體驗的海南插隊歲月到北京大學的學生生涯，為讀者先行勾勒黃子平個人肖像。進而借他獨特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視野，編排他在海內(nèi)外的不同時間發(fā)表的評論、講演、訪談，從魯迅、張愛玲、趙樹理到汪曾祺、王安憶、黃春明，以此為讀者展現(xiàn)另類閱讀中國與中國文學的方式。

本文為黃子平就《文本及其不滿》所作的專訪，由出版方授權發(fā)表。

2019年10月23日，“文本的愉悅與不滿——黃子平新書分享會”在上海衡山·和集舉行。批評家黃子平（中）、作家王安憶（右）和批評家吳亮（左）。 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圖

問：《七十年代日常語言學》一篇寫了在海南島農(nóng)墾兵團的知青歲月。那時除了勞動，知青之間有什么“知識活動”嗎？大家會看什么書？討論什么話題？山野之間有哪些您印象深刻的“風流人物”？最近一次與這些“難兄難弟”相聚是什么情境？

黃子平：嚴格來說，基本沒有太多的“知識活動”。我很羨慕別的“知青群落”，有那么多的“白皮書、黃皮書”在閱讀和交流，他們報出來的書單在我所處的山野是匪夷所思的。非常年代的閱讀，渠道、資源等等仍然烙上了那時的等級印記。讀的都是合法的出版物，領袖說要讀點馬列，就讀了很多馬列，連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寧的《哲學筆記》都讀了。評《水滸》了，讀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滸》（據(jù)說七十回本是反動文人金圣嘆的陰謀）。順便讀了《紅樓夢》，從“四大家族”的階級剝削的角度讀。買到李瑛的幾本詩集（后來才知道他是 49 屆北大中文系的“學長”），間接接觸到“民歌體”之外的新詩形態(tài)。總之是一個非常孤獨的閱讀狀態(tài)，沒有老師，也沒有同輩的交流。跟有些知青回憶出來的那種生機勃勃的“知識活動”相比，我覺得我的情形會普遍一些。

問：“魯迅”始終貫穿著您的研究。從王富仁、錢理群到汪暉，很多人解讀魯迅都有一套自己的體系，您則一直堅持著自己的“碎片化”，最近更具體到魯迅的文化研究，他對臟話、對藥和酒、對小腳等的關注。為什么感興趣于這種似乎越來越“碎片”的研究？從中想引出什么問題？

黃子平：體系當然是我一直敬而遠之的東西，但對魯迅的閱讀卻不那么“碎片化”，通讀《全集》一直讀到書信和日記，對別的作家我還真沒有這么用功過。我從王富仁、錢理群他們從總體上把握魯迅的努力那里也學到了很多很多。魯迅自己為“短篇小說”、“雜文”、“連環(huán)圖畫”這些碎片化的文體爭取文化價值的時候，有一個很好的比喻：“不但巨細高低，相依為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藍中，但見全體非常宏麗，眩人眼睛，令觀者心神飛越，而細看一雕闌一畫礎，雖然細小，所得卻更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體，感受遂愈加切實，因此那些終于為人所注重了”。對歷史碎片的態(tài)度，我更愿意引用本雅明的“歷史哲學”：我們必須像黎明時分的拾荒者那樣，去搜集它們，這種收集，不是為了“裝配”它們，而是展示它們， 藉此尋求經(jīng)由碎片通往總體的可能性。

問：“批評之什”中選有兩篇 80 年代的文章。您曾說過，批評的產(chǎn)生，很重要的因素是社團。那時的批評氛圍是什么樣的？在這樣一個“文學共同體”中，有沒有對您影響很大的朋友和前輩？

黃子平：我所在的文學77級有一個“早晨文學社”，辦了一個油印雜志《早晨》，同學們推我當這個只出了四期的雜志的主編，我最早的評論，就是在《早晨》上發(fā)表的，評的是小楂的小說《最初的流星》。八零年代的“文學共通體”（是“通”而不是“同”），我覺得人們之間有一種布朗肖所說的“無限交談”，也就是說，已經(jīng)不可能有一個權威的聲音出來喝叫任何一個人閉嘴，同時每一個人的聲音都得到了聆聽。在這種氛圍中，我從前輩和朋友中得到的教益真的無法列數(shù)。

問：“批評之什”的后三篇，討論對象都是港臺作家。在香港的大學任教，開始最難適應的是什么？如何慢慢貼近他們的歷史和文化語境？從 1993 年任教到 2010 年退休，對您來說，“邊緣”的位置打開了哪些更寬闊的視角？

黃子平：在香港的大學任教，好像不存在什么難適應的問題，當然也可能跟我會說粵語有關系。除了教中國現(xiàn)代文學、當代文學，我還教了十幾年的必修課“古代文學批評史”，還教了“古代小說批評”等這些我“專業(yè)訓練”之外的課程，對我原來狹窄的學術視野的拓展助益良多。我還多多少少參與了“在地”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批評，甚至有時會開玩笑地自視為“新南來作家”了。對我這個自小浸潤在嶺南文化中的人來說，不會把香港文化當作“他者”或異質(zhì)。回顧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文化的“光輝歲月”，我覺得它在嶺南的巨大影響和存在是被遠遠低估了的。你不妨設想一幅以香港為“中心”的“文化地圖”，北邊是廣東廣西，東邊是臺灣，西邊輻射到北美的“大唐人街”，南邊是東南亞的華人區(qū)?！斑吘墶痹?jīng)是一種“學術時髦”，在“邊緣”處吊詭地擠滿了很多很多人。所以“邊緣” 并不是與“中心”對立的僵硬位置，我說過，就廣義的“閱讀”而言，“邊緣”只是表明一種移動的閱讀策略，一種讀縫隙、讀字里行間的閱讀習慣，一種文本與意義的游擊運動。

今年5月，匯編黃子平近四十年文章精華的《文本及其不滿》由譯林出版社·活字文化出版。

問：新書中的《當代文學中的“勞動”和“尊嚴”》，還有之前討論革命歷史小說時，您會引入自己的個人經(jīng)驗，這不是現(xiàn)在常見的學術文章的做法。為什么會選擇這種寫法？有時候，對文本的解讀會成為寫作者個人經(jīng)驗、立場的投射，您如何來把握其中的平衡？在處理中會有猶豫和掙扎嗎？

黃子平：我覺得在人文學科的寫作中（與“社會科學”不同），個人經(jīng)驗的引入是應該鼓勵的方法，前提是你有沒有值得引入的個人經(jīng)驗。趙園和錢理群等學長，反復提醒，說我們這一代學人，是嚴重先天不足的，理論素養(yǎng)不足，舊學基礎很差， 唯一可以依仗的，就是動蕩人生所積累的體驗，對社會、歷史、世界、人和人性的某些獨有的理解，以及由此而來的學術激情。如果連這點都不珍惜，那就真是一無所有了。當然，他們的個人經(jīng)驗，是寫在學術專著的“后記”、“附錄”和“札記”里（我建議讀者們仔細閱讀這些珍貴的文字），我呢，有時忍不住，就直接擱在正文里頭。另一方面，人文學科的寫作，飽受“社會科學”的寫作規(guī)條的束縛久矣，那種用數(shù)據(jù)和“統(tǒng)計學事實”來冷冰冰地說話的論文，真是受夠了（也許人工智能將快速淘汰這一類專家和大師）。我一直想坦誠表明的是，我經(jīng)歷過這些，所以我會這樣解讀文本。如是我聞，豈有他哉。

問：據(jù)說在人大，學生給您起了個外號“黃三百”。這些 300 字的書評，您印象中有哪些精彩的評論？這些年來，開設“沈從文八講”、講《中國當代文學史》，學生們對某個文學問題的討論，和您之間有“代溝”和偏差嗎？還是有更多的共同語言和感受？

黃子平：為了推動學生直接閱讀作品，在北大和人大講“當代文學”的時候，就規(guī)定了每個星期都要交一篇作業(yè)，字數(shù)不許超過三百字。學生習慣了長篇大論，一開始不會寫短文，不會“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不會“寸鐵殺人”，到了學期中段，就越寫越好。學會寫精粹的文字，不說廢話和套話，對當下的“中文人”來說， 這比什么“創(chuàng)意”“新意”都重要。都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學史”，而我自己已無力打破多年來累積的陳詞陋見，你會希望聽到新一代對經(jīng)典作品的不同見解。不少學生是為了“考研”來修課的，記憶和掌握“標準答案”是他們的基本技能，我第一堂課就勸告他們不要以我的課堂內(nèi)容去應試，而是以教材所說為準，否則考不上了不能怪我。結果呢，結果你發(fā)現(xiàn)教材和標準答案的厲害了，就是穆旦的詩里說的：“那改變明天的，已為今天所改變”。

問：在講“同時代人的批評”時，您引述阿甘本的觀點，認為不同的人選擇不同的“古代”進入“當代”，比如洪子誠與俄羅斯文學，錢理群與魯迅等等。對您來說，您是通過什么樣的“古代”，想進入一個怎樣的“當代”？在您的閱讀史中，有沒有從生命經(jīng)驗上對您產(chǎn)生影響的人？

黃子平：我想還是會追隨錢理群，從魯迅的現(xiàn)代（“五四”）來進入我的“當代”。和別的作家不同，身處當代的你無時不感覺到魯迅的“在場”。魯迅的幽靈，幽靈的意思就是不肯消失，無處不在，“糾纏如毒蛇，執(zhí)著如怨鬼，二六時中，沒有已時”。我引用過已故學長王富仁兄回憶他“少時讀魯”的敘述，說是前不久還是三好學生，優(yōu)秀少先隊員，讀魯之后，就開始看什么都不順眼了，別人也看你怎么也不順眼了（古人說的“不可一世，一世亦不可之”）。這當然是我們這一代人共通的“生命經(jīng)驗”了。魯迅的文字有“毒”，讀之宜慎。

問：做學問、寫文章，您時常反思和警醒自己的是什么？2010 年后，您的退休生活大致是怎么樣的？最近在閱讀什么？感興趣的問題有哪些？

黃子平：“害怕寫作”是座右銘，“可寫可不寫的，不寫”。——可是還是免不了寫一些應景的無聊文字，毫無法子。退休之后實現(xiàn)了我“掛單”教書的想法，先后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處客座，接觸新一代的年輕人，從他們那里學到了很多很多。去年才發(fā)現(xiàn)讀魯而不讀章太炎是不行的，就開始讀章，不太好懂，但是很有意思。感興趣的問題很多，最近比較關注的是近代以來一直到當代的“方言寫作”和“方言文學”。

【本文作者為媒體人，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