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祖蔭(1830-1890)是清代“吉金”鑒藏的關鍵人物之一，其收藏的大盂鼎和 大克鼎，是西周青銅器中的“重器鴻寶”，與毛公鼎并譽為“海內(nèi)三寶”。 大盂鼎和大克鼎的入藏，既是文物鑒藏至高地位的象征，也是清代金石學領軍人物的標配。
大盂鼎和大克鼎曾經(jīng)是潘家的鎮(zhèn)宅之寶，如今是國之重器，屬于國寶中的國寶。 大盂鼎和大克鼎與“潘祖蔭”三個字已經(jīng)融為一體，不可分離，因此，評價潘祖蔭的 生平鑒藏，大盂鼎和大克鼎是第一話題。
金石學雖然始于宋代，但從海內(nèi)外博物館收藏的鐘鼎彝器來看，宋代流傳至今 的“傳世器”數(shù)量極少，絕大多數(shù)是清代乾嘉以后陸續(xù)出土發(fā)現(xiàn)，再結(jié)合上海圖書館“吉金”拓片來分析，鐘鼎彝器收藏者與“吉金”拓片收藏者大致是重疊的，而且都活躍在同時期的金石朋友圈中。在粗略統(tǒng)計清代“吉金”原器和拓片的收藏家群體 后，不難看出，其中一部分也是碑帖收藏者，但仍有一大部分碑帖收藏家不在這一群 體中，由此可見，“金石”收藏圈有既獨立又重合的現(xiàn)象，以獨立為主，重合為輔， “金”“石”收藏基本沿著兩個并行的軌道在發(fā)展，“金”類收藏者人數(shù)少，參與者 大多是高端人群，“石”類收藏者人數(shù)多，帶有平民化傾向，類似于花費不高，樂趣 多多的“農(nóng)家樂”，故碑刻一般美稱為“樂石”，兩者合一就是“吉金樂石”。
這種收藏“金”與“石”分門別類現(xiàn)象，主要還是由經(jīng)濟基礎決定的，大力者收藏研究彝器吉金，無力者嗜好殘石磚瓦。此外，金石碑帖除了收藏與研究功能外，還 有一個書法欣賞與臨摹功能，“吉金”屬于三代古文字，其釋讀、認知與欣賞需要較 高的知識門檻，不像“樂石”那般大眾化、通俗化，士農(nóng)工商的日常書法學習大多依 靠碑帖。這就造成了“吉金”與“樂石”拓片，在碑帖拓片收藏供求關系中所占份額 差異極為懸殊，這在上海圖書館的館藏數(shù)量差異中已經(jīng)可見一斑。
“吉金”拓片的傳播遠不及“樂石”拓片，“樂石”類碑帖拓片傳世有宋拓本、 明拓本，“吉金”卻沒有如此高古的拓本傳世，直到清代金石學興起后，在乾嘉時期 才逐漸流行傳拓“吉金”銘文拓片，到道光年間，又發(fā)明創(chuàng)造了“全形拓”(又稱全 角拓)，以傳拓加手繪的技術(shù)，勾勒出鐘鼎彝器的原形，并伴隨照相術(shù)的發(fā)明、引 進、發(fā)展、普及的過程，帶動“全形拓”技術(shù)手法亦日臻完善。
潘祖蔭(1830-1890)是清代“吉金”鑒藏的關鍵人物之一，其收藏的大盂鼎和 大克鼎，是西周青銅器中的“重器鴻寶”，與毛公鼎并譽為“海內(nèi)三寶”。 大盂鼎 和大克鼎的入藏，既是文物鑒藏至高地位的象征，也是清代金石學領軍人物的標配。
大盂鼎和大克鼎曾經(jīng)是潘家的鎮(zhèn)宅之寶，如今是國之重器，屬于國寶中的國寶。 大盂鼎和大克鼎與“潘祖蔭”三個字已經(jīng)融為一體，不可分離，因此，評價潘祖蔭的 生平鑒藏，大盂鼎和大克鼎是第一話題。
一、大盂鼎和大克鼎的出土與入藏
大盂鼎，為西周早期祭器。鼓腹斂口，頸部裝飾獸面紋帶，三柱足，上端亦有獸 面紋，兩耳立于口沿上。通高101.9厘米，口徑77.8厘米，腹徑83厘米，腹深49.4厘 米，重153.5千克。其內(nèi)壁鑄有銘文19行291字(其中重文5字)。
清道光初年，大盂鼎在陜西眉縣禮村出土，初歸岐山豪紳宋金鑒所有，后為岐山 縣令周賡盛豪奪霸占，旋轉(zhuǎn)手倒賣給省城文物商。道光三十年(1850)，宋金鑒得點 翰林后，在京師琉璃廠重見大盂鼎，出銀三千兩將其重新購歸，運回岐山老家。同治 初年，宋家沒落，大盂鼎轉(zhuǎn)歸項城袁保恒(袁世凱叔父)。同治十二年(1873)，左 宗棠又從袁保恒處購得此鼎，將其暫存關中書院。昔日左宗棠因遭人彈劾，得潘祖蔭 疏救而幸免，遂決定以此鼎相贈，以示感激。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大盂鼎又 從關中運回京師，入藏潘祖蔭府邸。
大盂鼎銘文 二白本
大盂鼎銘文 三白本
大克鼎，又名“善夫克鼎”，西周中期后段器。鼎通高93.1厘米，口徑75.6厘 米，深43厘米，重201.5千克。頸部有三組變形獸面紋，腹部有環(huán)帶紋，立耳兩側(cè)有龍紋，足部有浮雕獸面。其內(nèi)壁鑄有銘文共290字(其中 重文7字，合文2字)。
光緒十四年(1888)夏，大克鼎出土于陜西扶風縣北 鳳泉鄉(xiāng)訓義里，今在法門鎮(zhèn)白村，即法門寺北偏西四公里 處，旋由關中運往京師，同年秋冬時節(jié)歸潘祖蔭所有。光 緒十五年(1889)春，潘祖蔭開始組織幕僚洗剔、傳拓、 觀賞、釋讀和研究。光緒十六年(1890)秋，潘祖蔭去 世，其弟將大盂鼎與大克鼎從京師運回原籍蘇州秘藏，成 為傳家之寶。
由此可知，潘祖蔭收藏大盂鼎的時間跨度為16年，收 藏大克鼎不足2年。1951年，潘祖蔭孫媳潘達于女士將大 克鼎、大盂鼎捐贈給上海博物館，此二鼎是百余年來出土 有銘文的最大圓鼎，堪稱“國之重寶”。1959年，大盂鼎 調(diào)撥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大克鼎留存 上海博物館。
二、大盂鼎和大克鼎的拓本傳播和價值評判
《大盂鼎》道光、同治時期傳拓的“關中拓本”較為少見，自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歸潘祖蔭后，光緒初 年“京師拓本”才逐漸流傳開來，光緒十六年(1890)秋 潘祖蔭去世，兩鼎運回蘇州秘藏后，潘氏后人的低調(diào)行事令大鼎傳拓戛然而止，此后拓本流傳漸稀。
道光、同治時期傳拓的“關中拓本”，為大盂鼎“早期拓本”，此時大鼎內(nèi)壁表面銹斑尚未剔除，倒數(shù)第三行 “臣十又三白”，舊拓作“二白”，尚未剔出一橫成“三白”。所見此時拓本的質(zhì)量一般并不理想，左側(cè)與下截略有沁墨現(xiàn)象。
“二白本”銘文下截銹斑尚存，凹凸斑駁明顯，是 其主要特征，其銘文質(zhì)量雖不如剔除銹斑的“三白本”清 晰，但傳世數(shù)量遠較 “三白本”稀少，其文物價值不言而喻。
《大克鼎》光緒十四年(1888)夏關中出土時，銘文多半為銅銹所掩，文字漫漶不清，光緒十五年(1889) 春，潘祖蔭在京師命工洗剔后傳拓，并屬李文田及門下士 之同好者為之釋文，故傳世銘文拓本可分“未剔本”與 “剔后本”兩種。
“未剔本”指光緒十四年(1888)夏關中出土后的最 初數(shù)月間的拓本，稱“關中拓本”；光緒十四年(1888) 秋冬時節(jié)大克鼎運往京師，此后拓本稱“京師拓本”。 “未剔本”銘文雖漫漶不清，約三分之一文字不可辨識， 然傳本極稀，文物價值極高，上海圖書館素以館藏豐富聞 名海內(nèi)外，然《大克鼎》“未剔本”亦僅存一件。
“剔后本”為光緒十五年(1889)春至光緒十六 年(1890)秋潘祖蔭去世前一年間傳拓本，稱“京師拓 本”， 其傳世數(shù)量也較少。
潘氏去世后，其家人將大克鼎、大盂鼎運回蘇州原籍 隱匿保護，其后兩鼎絕少傳拓。因潘祖蔭收藏大盂鼎時間遠 超大克鼎，故傳世《大盂鼎》拓本數(shù)量亦遠超《大克鼎》。
雖然，潘祖蔭收藏大盂鼎和大克鼎原器，還主持兩鼎 洗剔、傳拓、釋讀、研究工作，如今所見傳世拓本亦多為潘祖蔭在世時“光緒京師拓本”，但是，兩鼎的最初拓本 或早期“關中拓本”皆非潘祖蔭所有。
下面，就將筆者近年在上海圖書館所見兩鼎善本擇要 介紹如下。
三、大盂鼎和大克鼎善本的精選
“海內(nèi)三寶”——毛公鼎、大克鼎、大盂鼎，其中大 克鼎傳本最為稀少，大盂鼎次之，毛公鼎最多，故將大克 鼎善本列在首位，優(yōu)先介紹。
大盂鼎全形拓及銘文 周慶云藏本
（1）大克鼎
①周慶云藏本
此為周慶云藏全形拓本，拓工精湛，系最舊拓本，當時銘文尚未全部剔出，部分文字漫漶不可辨，屬于 “未剔本”。
大克鼎銘文 未剔本
周慶云(1866-1934)，字景星，一字逢吉，號湘 舲，別號夢坡，浙江烏程人。南潯巨富，喜詩文金石書 畫，精鑒藏，著有《南潯志》《鹽法通志》《夢坡詩文》 《夢坡室獲古叢編》《夢坡室藏硯》《夢坡室金石印痕》 《四十硯碑拓本》《歷代兩浙詞人小傳》《琴書書目》 《琴史補》等。
王蘊章題端:：
善夫克鼎。吳縣潘文勤所藏。夢坡吟長得精拓本，屬為篆額。西神王蘊章。
王蘊章(1884-1942)，字莼農(nóng)，號西神、窈九生、 紅鵝生、二泉亭長等，江蘇無錫人。任上海滬江大學、 南方大學、暨南大學國文教授，上?！缎侣剤蟆分鞴P。通 詩詞，擅小說，工書法，是鴛鴦蝴蝶派主要作家之一，有 《西神小說集》《王蘊章詩文鈔》《梅魂菊影室詞話》《然 脂余韻》等。
卷軸裝，畫心縱200厘米，橫92厘米，館藏號: Z1437。此卷軸與下文《大盂鼎》王蘊章跋本，館藏號: Z1237，同屬一套。
②褚徳彝藏本
此本為褚徳彝舊藏，屬于“剔后本”，存民國十四 年(1925)褚徳彝釋文并題記。民國三十六年(1947) 歸吳仲坰師李齋收藏。鈐有“褚禮堂”“松窗”“千籀 窠”“仲坰得來”“師李齋”等印章。
大克鼎銘文 剔后本
吳仲坰題卷軸外簽：
善夫克鼎舊拓精本，褚禮堂先生舊藏本，丁亥夏得于滬上，重裝并記。仲坰。
吳仲坰(1897-1971)，字載和，亦曰在和，別署仲 珺、仲軍，江蘇揚州人。喜金石書畫，善篆刻。因治印拜師李尹桑，故齋名曰“師李齋”。輯有《餐霞閣印稿》 《郘亭印存》等。
卷軸右上方，王福庵題端：
克鼎。仲坰先生有道金石家命題。丁亥 (1947)九月福庵王禔。
拓片下方，褚徳彝釋文并題記:
乙丑(1925)秋九月十六日，小雨新霽，坐 江樓因書釋文于拓本之上下方，有不可釋者，仍 作篆文書之。徳彝記。
卷軸裝，畫心縱126厘米，橫47厘米，館藏號: Z2135。
③吳昌碩跋本
大克鼎銘文 吳昌碩跋本
此為吳昌碩、徐乃昌遞藏本，系“剔后本”，存 光緒三十一年(1905)吳昌碩題跋。拓片鈐有“徐乃昌 印”“企瑗所得金石文字”印章。
拓片左側(cè)，光緒三十一年(1905)吳昌碩題記:
克鼎。是鼎出關中鳳翔府，為潘鄭庵宮保所 得。文多銅銹所掩，未盡剔出，茲就其可辨者錄 其文于下。第二行“□”、第五行“□”字不可 識，不能臆斷也。第十二行似本無字，“克曰” 以下誦其祖德，“王在宗周”以下紀其冊命及賜 賚之盛。官止善夫而錫田如此之優(yōu)，亦不可解。
(其下大克鼎釋文略)
光緒三十一年(1905)歲在乙巳四月維夏， 安吉吳俊卿釋于癖斯堂。
卷軸裝，畫心縱111.5厘米，橫56.5厘米，館藏號: Z2049。
(2)大盂鼎
①吳廷康藏本
吳廷康問禮庵藏本，系吳式芬惠贈者，道光拓本，為大盂鼎“早期關中拓本”，表面銹斑尚未剔除，倒數(shù) 第三行“王臣十又三白”，舊拓作“二白”，尚未剔出一橫。此時拓本質(zhì)量并不理想，左側(cè)與下截有沁墨現(xiàn) 象，顯然不是出于熟練拓工之手。鈐有“默公審釋金石 文字記”印章。
卷軸頂端，有同治甲戌(1874)十二月吳廷康(茹 芝)題記:
周成王四年封康叔于衛(wèi)，作酒誥。十九年豐 侯坐酒亡國，至廿三年命盂嗣乃祖南宮雩地即 事，無敢舔酒燕饗，黽勉正德，以正人民，而錫 邦司臣夫勿廢朕命。盂乃作鼎紀事?？梢娭芗宜?以受天永命而垂訓者，匪易任厥事也。道光中年 有自長安拓得，是鼎新出土者，海豐吳子苾閣部 (吳式芬)購以見惠，嘉興徐籀莊(徐同柏)曾 注釋文。同治癸酉(1873)岐山復顯是器，爭相 售取，居奇弗果。先寄墨圖至浙，爰并前銘善本 合制于問禮庵，敬識升平勝事。(下略)
吳廷康(1799-1887?)，字符生，號康甫、贊甫、晉齋、茹芝等，室名摹陶軒、問禮庵，安徽桐城人。喜金 石，善考據(jù)，能書畫，精傳拓，有磚癖。輯有《慕陶軒古 磚錄》《桃溪雪》等。
據(jù)吳氏題記可知，此件拓本似乎應該是道光年間(1821—1850)初拓本，要遠早于同治、光緒拓本，拓本原擬配全形拓，但是，現(xiàn)今只見銘文，卻未見所謂 “墨圖”(全形拓)。
此本銘文拓本墨色相對較淡，雖然下截文字模糊，但 是銘文表面銹斑、剝蝕、凹凸痕跡異常明顯，能真實反映 銘文表面的金屬質(zhì)感，為所見諸本所不及。這一特殊紋理 具有類同指紋識別功能，可以作為鑒定《大盂鼎》早期拓本的標準參考件，也是區(qū)分原作與翻刻的絕佳依據(jù)。
此本卷軸裝，畫心縱77厘米，橫43厘米，館藏號: Z1194。
②鮑毓東跋本
徐乃昌積學齋藏本，道咸年間“關中拓本”。表面銹 斑尚未剔除，倒數(shù)第三行“王臣十又三白”，舊拓作“二 白”，尚未剔出一橫。
徐乃昌(1869-1943)，字積余，晚號隨庵老人，安 徽南陵人?？傓k江南高等學堂，督辦三江師范學堂。清 亡后，隱居著述和?？偶?，主編《南陵縣志》《安徽叢書》《積學齋叢書》《隨盦徐氏叢書》等，另有《金石 古物考》《隨庵藏器拓片》《隨庵所藏龍門造像拓片目》 《積學齋書記》《安徽全省金石圖》《安徽金石古物存 真》《皖詞紀勝》等。
卷軸上下各有光緒丁未(1907)鮑毓東過錄徐同柏 《從古齋款識學》之鐘鼎銘文及考釋，另抄錄《汪鐘霖題 跋》，其題記曰:
右文與下方釋文均從嘉興徐氏《從古齋款識 學》錄出，末附吳縣汪鐘霖跋云。徐氏此書均 依原拓雙鉤填廓，精彩不差累黍，惟盂鼎時方 從岐山出土，以張石匏(海鹽人)所寄鉤本重 模，故編附于尾。鼎后歸鄉(xiāng)先輩潘文勤，敝 有 精拓本，茲為剪裝補入，庶成完璧。光緒丙午(1906)十二月記。
積學齋主人曩得此拓于京都，藏之蓋有年 矣。丁未(1907)立夏日出示鮑毓東，命具錄之，時居真州白沙翠竹堤上。
鮑毓東(1845-?)，號石室主人、 叟，浙江錢塘人。光緒間官海州知州，晚清詩人、畫家，著有《端虛室 剩稿》《端虛室隨筆》。
此件徐乃昌藏本，傳拓較粗率，上紙后尚未待到干 透，即上墨傳拓，故滿紙沁墨。但據(jù)鮑毓東題記可知，拓 本收藏有年。故筆者懷疑此類沁墨現(xiàn)象，或許就是道咸時 期“關中拓本”的特征之一。
卷軸裝，畫心縱87厘米，橫41.5厘米，館藏號：Z1029。
③ 劉世珩藏本
此本為劉世珩(杞庵)藏本，道咸年間“關中拓本”，拓工精良，墨色濃厚。表面銹斑尚未剔除，倒數(shù)第 三行“王臣十又三白”，舊拓作“二白”，尚未剔出一 橫。
卷軸頂端，有李瑞清《盂鼎臨本》，尾題“質(zhì)勁上沿 殷法，楚派實宗此，后來景君公方神讖皆從此出”。
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號梅庵、梅癡、阿梅、 清道人、玉梅花盦道士，江西臨川人。光緒二十年(1894) 進士，1905年至1911年任兩江師范學堂監(jiān)督。擅書畫，書法 自稱北宗，與曾熙的南宗頡頏，世有“北李南曾”之說。晚 年寓滬，與吳昌碩、曾熙、黃賓虹并稱“海上四妖”，有 《清道人遺集》《清道人臨毛公鼎全文》傳世。
卷軸底部，有蔣黻過錄吳大澂《盂鼎釋文》。
拓片左側(cè)，有羅振玉題記:
盂鼎書體最峻整，在古金文中至罕覯者。聞 關中此鼎出土，凡二枚，一容十石，即此鼎是 也。一容十二石者，文字小于此，而嚴峻則相 等，后為人載歸皖，今未知存否?拓本尤難得， 皖為杞庵先生鄉(xiāng)里，蓋一訪之，俾拓本得流傳藝 林乎。上虞羅振玉記。
羅氏題記所云“一容十二石者，文字小于此，而嚴峻則相等，后為人載歸皖”者，當指小盂鼎，此鼎與大盂鼎 同出陜西眉縣禮村，曾歸岐山縣令李文翰，李氏乃安徽宣 城人，或云鼎已運回安徽老家。
劉世珩(1874-1926)，字聚卿、蔥石，號杞庵、聚 卿、楚園、靈田耕者、枕雷道士等，安徽貴池人。光緒 二十年(1894)中舉人。清末藏書家、刻書家、文學家。有《南朝寺考》《貴池縣沿革表》《聚學軒叢書》《讀書 止觀錄》等傳世。
蔣黻(1866-1911)，字伯斧，號斧公，江蘇吳縣 (今屬蘇州)人。官清學部候補郎中，光緒戊戌(1896) 與羅振玉創(chuàng)農(nóng)學社于上海，編刊《農(nóng)學報》。藏書家、學 者，著《沙州文錄》。
注：此件藏品為四條屏之一，另三件為《虢季子白 盤》《散氏盤》《曶鼎》，裝裱形式統(tǒng)一，皆卷軸裝，拓 本上方皆為李瑞清臨本，下方為蔣黻、羅振玉題記。
卷軸裝，畫心縱98厘米，橫48.5厘米，館藏號: Z1293。
④周慶云藏本
此本為周慶云藏全形拓，上方為銘文拓本，下方為全形拓本。與上文《大克鼎》周慶云藏本同屬一家收藏，一 時裝裱。
大克鼎全形拓及銘文 周慶云藏本
銘文拓本之拓制手法與上文所述“劉世珩藏本”極 為相似，屬于道咸年間“關中拓本”，拓工精良，墨色濃 厚。表面銹斑尚未剔除，倒數(shù)第三行“王臣十又三白”， 舊拓作“二白”，尚未剔出一橫。
全形拓本，鼎口里半露銘文，倒數(shù)第三行“王臣十又 三白”，此本已經(jīng)剔出一橫，成“三白”。由此可見，全 形拓本為后補，與頂部銘文拓片非一時所拓。
卷軸頂端有民國十一年(1922)王蘊章題端：
鄭庵所藏盂鼎。盂鼎道光初年出眉縣禮村， 旋歸吳縣潘氏，為鄭庵所藏吉金中上品。此精拓 本尤見精采。近夢坡丈亦得一鼎，銘文大略相 同，惟“南公”作“惠公”。周初寶器至今完 好，文義篆法穆然，想見鎬洛遺型，洵可寶也。壬戌孟夏，王蘊章。
卷軸裝，畫心寬92厘米，高200厘米，館藏號: Z1237。
結(jié)語
上海圖書館藏有25萬件碑帖拓片，其中碑刻占絕大 部分，其次是明清法帖，金文和全形拓片占比卻極低，僅二千余卷軸，不足館藏拓片總量的百分之一。再環(huán)顧國內(nèi) 外其他重要拓片公藏機構(gòu)，亦大致如此，概莫例外。從中 可見，金文和全形拓是拓片收藏的珍稀品種，究其原因 是，鐘鼎彝器的收藏者非富即貴，不是朝廷重臣，就是地 方要員，不是博學通人，就是賢達鄉(xiāng)紳，其中也不乏巨商 大賈，但凡在這一收藏圈中涉足者，或淹通經(jīng)史，或精 于小學，或篤嗜鑒賞。因此，過去一直將鐘鼎彝器美稱 為“吉金”，只有富貴賢達者才能擁有，也正因為是“吉 金”，故較少傳拓和流通，與同屬“金石”范疇的“石 刻”——歷代碑刻的傳拓數(shù)量有著天壤之別。
通過上文介紹，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大盂鼎和大克鼎的傳世 拓本多為銘文拓本，較少見有配有全角鼎圖的。這一情況 與毛公鼎拓本截然不同，毛公鼎傳世拓本一般多帶有全角 鼎圖。從中可知，潘祖蔭與陳介祺、端方諸人的金石鑒藏 的品味和興趣的差異。
其實“吉金”拓本的價值判斷的核心依據(jù)，不在全 角，而在銘文?！般懳摹辈糠?，才是一件“吉金”拓價值 體現(xiàn)的真正主角，全角只是配角，僅僅起示意圖的作用， 不可本末倒置。如今我們欣賞精美全形拓本時，千萬不能 忘記“金石學”的初心——“正經(jīng)補史”，銘文拓本和名 家題跋才是“吉金”拓本文物價值的根本所在。
（本文原刊于《書與畫》雜志2020年第03期，由《書與畫》授權(quán)刊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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