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虎難下：戊戌政變急先鋒
丁酉、戊戌之交（1897—1898年），在史無前例的“瓜分”危機籠罩下，朝野內(nèi)外要求改革的呼聲再度高漲。以戊戌會試為契機，康有為及其門人齊聚京城，通過上書光緒帝、代言官擬折、促動公車上書、發(fā)起保國會、呈遞改革書籍等多重形式，不斷宣傳改革的必要與迫急。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征得慈禧太后同意，頒布“定國是詔”，實行變法，直至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戊戌政變發(fā)生，史稱“百日維新”。此短短百余日，不僅是愛新覺羅王朝興衰所系，也是晚清中國轉(zhuǎn)弱為強的一大契機。正是在這一緊要關(guān)頭，楊崇伊通過告密手段，推動朝局發(fā)生驚天逆轉(zhuǎn)。
康有為
關(guān)于楊崇伊戊戌告密，學界目前鮮有爭議，但研究重心往往都放在政變之前他聯(lián)絡(luò)守舊勢力、勾結(jié)榮祿、赴頤和園告密等表象上，而對其斷然出手的動機與時機，未能詳察。事實上，在政局叵測多變的戊戌年，告密并非如后人想象的那般輕而易舉，而是有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楊圻描述其父“凡草密疏，惟我母侍左右，雖為子者，不知也。”這反映楊崇伊在政治上不失謹慎一面。
從就任御史到“百日維新”前的兩年間，楊崇伊相繼上奏40余件，內(nèi)容一是舉劾官員，二是議論時政。就前者而言，除文廷式、李盛鐸外，他還彈劾過總理衙門章京楊宜治、方孝杰，江西藩司陳湜，江蘇候補道朱之榛，江蘇候補知府譚泰來，招商局文報總辦王松森，戶部主事金鵬，江蘇巡撫趙舒翹，元和知縣葉懷善，道員張鴻潤，廣東巡撫許振祎，道員周冕，詹事府左中允黃思永等。就后者而言，除奏請封禁強學會、嚴控津滬報館外，他觸及的議題還包括刑部盜案應(yīng)定新章，推薦盛宣懷督辦蘆漢鐵路，度支問題，江蘇鑄幣及四川官錢票，廣鑄制錢，整頓云南銅廠，請飭諸臣統(tǒng)籌全局，廣東闈捐，厘正文體，遼南糧賦、詞訟，順直義賑，預儲使才，派大臣經(jīng)理東三省，準民間承買荒廢官地，五城案件審理，停辦鋪捐藥牙，禁販米出洋，裁兵宜慎等。其中，除兩劾朱之榛，屬于公報私仇外，彈劾周冕是秉承李鴻章的意旨；彈劾方孝杰和保薦盛宣懷任蘆漢督辦，則是迎合李鴻章的心腹盛宣懷（按：盛可能為此向楊氏行賄）。再就其議題的廣度而言，雖然涉及財政、法律、軍事、民生、工礦、科舉諸方面，但在外交上，除建議預儲使才外，楊氏似乎刻意保持緘默。這顯然也是顧及身為總理衙門大臣的李鴻章的立場。換言之，楊一直“黨”于李鴻章，毋庸置疑。
及至“百日維新”開幕，楊崇伊的上奏頻率明顯下降，尤其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翁同龢去職，對他的思想構(gòu)成相當沖擊。雖因彈劾文廷式，楊在政治上已和翁同龢背道而馳，但二人的私交并未斷絕。翁被黜離京之際，楊還追送至塘沽，表現(xiàn)得情深義重：
戊戌四月（翁同龢），為康逆所傾，奉詔回籍。伊追送于塘沽，執(zhí)手依依，乃有知己之語。
翁同龢
不過關(guān)于翁去職的原因，楊的判斷卻是“為康逆所傾”。這與學界目前的兩種主流判斷（一說慈禧太后脅迫光緒帝自剪羽翼；一說光緒帝對翁不滿）皆屬相左。盡管如此，由此卻頗能反映出楊對“康黨”的深刻忌憚和對其政治實力的高估。畢竟此前他公開得罪過帝黨和“康黨”，如今光緒帝的發(fā)憤有為、“康黨”的炙手可熱和改革政令的輪番下達，怎能不令其惶惶不安？
自光緒二十三年冬俄國進據(jù)旅大，李鴻章因其親俄路線而廣受中外輿論抨擊，遠不及榮祿手握實權(quán)，聲勢烜赫。為求自保，光緒二十四年五六月間，楊崇伊曾私赴天津拜謁新任直隸總督榮祿，謀求外調(diào)。六月，榮祿就此復函，雖褒揚其“抱負不凡，留心兵事，思欲及時自效”，但仍以“格于成例”為由，婉拒了楊的外調(diào)請求。盡管如此，榮祿還是給出這樣頗具深意的許諾：“將來倘有機會可乘，必為設(shè)法以展長才?！边@透露二人此時雖然稱不上親密盟友，但已達成初步的政治默契。
此后直至戊戌告密之前，楊崇伊未上一折一片。這為我們判斷他此期的政治思想狀況，增加了難度。慶幸的是，《清廷簽議〈校邠廬抗議〉檔案匯編》中還保留了若干蛛絲馬跡。該年六月，因師傅孫家鼐推薦，光緒帝下旨將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分發(fā)部院卿寺堂司各官簽議，據(jù)以甄測他們對待改革的態(tài)度和制定變法綱目。楊當時是與滿御史穆騰額聯(lián)名，但若結(jié)合他此前的上奏來看，可知該簽單主要反映了楊的個人意見。和多數(shù)與議者相比，楊對待簽議的態(tài)度雖不失認真，但根本傾向仍屬保守。他雖然承認“無一成不變之法”，但認為政治成敗的關(guān)鍵在于“人”而非“法”，縱有善法，不得其人，“變”不如“不變”。以朝野熱議的科舉改革為例，他不但認定“改會試議”不可行，還認為即便而今改試策論，“若校閱非人，將來積弊與時文等”。又，論及“停武試議”稱：“張之洞、陳寶箴所奏如果行之，則勇鷙兇悍之夫，不得應(yīng)試，必入于匪矣，可不懼哉！”既然對于馮桂芬、張之洞等人相對溫和的科舉改革主張，他都頗有微詞，對于此后光緒帝下達的裁冗官、冗署諸舉措，他也勢難贊同。另外，不僅是在停武科的問題上，在論及“善馭夷議”時，楊也毫不掩飾對張之洞的惡感：“近日已受宜和反戰(zhàn)之害，張之洞有意自強而喜用名士，故議論多而成功少?！狈泊搜哉?，固然緣于他對張之洞號召改革的不滿，同時也不乏派系因素：張氏一向與李鴻章對立，而楊有心投靠的榮祿，也認為張“不甚滿人意”。
倘若說在百日維新初期，楊崇伊基本處于觀望狀態(tài)，七月下旬李鴻章罷值總署，則直接激起了他對光緒帝和“康黨”的仇視與報復。先是七月十九日（9月4日），光緒帝乾綱獨斷，一氣罷免懷塔布等禮部六堂官，引發(fā)一場政壇地震，也嚴重觸怒了慈禧太后。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光緒帝又下旨將李鴻章、敬信逐出總理衙門。李鴻章被黜，主要原因是其親俄路線（尤其是促成蘆漢鐵路借款）遭到英國政府的強烈抗議，以及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等人從中挑唆（筆者擬另文說明）。毋論原因如何，李鴻章下臺，對楊崇伊而言，意味著他既失去了政治上的最大靠山，又增加了遭到“康黨”清算的風險。要想從根本上扭轉(zhuǎn)局面，只有將光緒帝拉下馬。
其時光緒帝與“康黨”過于激進的改革手段和對后黨的露骨排斥，已經(jīng)在保守派中間引發(fā)強烈反彈。在京津之間頻頻奔走、深諳高層內(nèi)幕的楊崇伊，既能準確感知后黨陣營的蠢蠢欲動，又野心勃勃，意圖從中牟利。而奏請慈禧太后重出訓政，無疑是合乎其御史身份和政治利益的抉擇?？涤袨樽跃幠曜V載：
先是自懷塔布既黜，李鴻章、敬信亦撤去總署差，舊臣惶駭，內(nèi)務(wù)府人皆環(huán)跪后前，謂上妄變祖法，請訓政，后不許。立山等乃皆走天津，謁榮祿，請廢立。旗人冠蓋相望。御史楊崇伊，亦榮黨也，草折請訓政，出示榮祿。榮祿許之，令楊崇伊持折見慶邸而面商之。慶邸與李聯(lián)英皆跪請西后訓政，立山等至謂上派太監(jiān)往各使館，請去西后，西后大怒?！瓧畛缫劣诔醵罩令U和園，遞請訓政折。西后意定。
以上所述，雖細節(jié)不盡準確，但將當時帝后、滿漢、新舊對立的形勢著實刻畫得入木三分，對楊的政治表現(xiàn)及其告密效果的描述，亦大體不差。
楊崇伊赴頤和園呈遞密折，系在戊戌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證以葉昌熾、蔡金臺、張仲炘、鄭孝胥、惲毓鼎、趙炳麟、夏孫桐、蘇繼祖、徐一士等人所言，以及盛宣懷“坐京”探得的消息可知：楊在擬奏之前，曾透過已革內(nèi)務(wù)府員外郎慶寬，試探過慈禧太后心腹李連英的口風，并就上奏內(nèi)容與龐鴻書有過協(xié)商。密折擬成后，楊先后詣軍機大臣王文韶、總署大臣廖壽恒請求代遞，皆遭拒絕；李鴻章也無意介入。楊勢成騎虎，遂赴天津征詢榮祿的意見，經(jīng)其居間，最終說服慶親王，轉(zhuǎn)呈慈禧太后。為增加勝算，楊還試圖邀御史張仲炘等人聯(lián)名，卻無一應(yīng)者，只好單獨上奏。密折內(nèi)容如下：
自東瀛發(fā)難，革員文廷式等昌言用兵，遂致割地償款。兵禍甫息，文廷式假托忠憤，與工部主事康有為等，號召浮薄，創(chuàng)立南北強學會，幸先后奉旨封禁革逐，未見其害。乃文廷式不思悔過，又創(chuàng)大同學會，外奉廣東叛民孫文為主，內(nèi)奉康有為為主，得黃遵憲、陳三立標榜之力，先在湖南省城開講，撫臣陳寶箴傾信崇奉，專以訕謗朝廷為事，湘民莫不痛恨。今春會試，公車駢集，康有為偕其弟康廣仁及梁啟超來京講學，將以煽動天下之士心。幸士子讀書明理，會講一二次，即燭其奸詐，京官亦深知其妄，偶有貪鄙者依附之，而吐罵者十居八九。不知何緣，引入內(nèi)廷，兩月以來變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開，以位置黨羽。風聞東洋故相依籐〈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將專政柄。臣雖得自傳聞，然近來傳聞之言，其應(yīng)如響。依籐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醒鰬┗侍蟆慈沼栒?/p>
基于此前劾罷文廷式的經(jīng)驗，楊崇伊深知慈禧太后對其非同一般的忌恨，故而開篇首及文氏甲午主戰(zhàn)、發(fā)起強學會的舊過，再及其創(chuàng)立“大同學會”、勾通孫文、訕謗朝廷的新罪，并刻意將“大同學會”與湖南南學會混為一談，以坐實諸人內(nèi)外勾連的反叛行徑。進而筆鋒一轉(zhuǎn)，提到康有為等自今春以來，煽惑士心，勾結(jié)內(nèi)廷，莠言亂政，并意圖援引日本故相伊藤博文入京執(zhí)政，危及宗社。這一刀筆吏深文周納的理路，雖然充斥著種種虛妄無據(jù)之詞，但所述伊藤博文入京一事，還是引起慈禧太后對日本干預中國內(nèi)政、禍起肘腋的警覺。何況自七月中下旬以來，因光緒帝罷免禮部六堂官、超擢軍機四章京、請設(shè)懋勤殿，帝后關(guān)系已然如履薄冰。當此一觸即發(fā)之際，楊崇伊此一密折，不啻火上澆油，將慈禧太后對光緒帝、康有為等人的不滿一并激發(fā)出來，同時也為其重出訓政營造了口實。
其后，正如茅海建諸先生所考證的，收到密折當晚，慈禧太后就決定先發(fā)制人，提前回宮。八月初五日（9月20日），伊藤博文覲見光緒帝之后，帝后雙方發(fā)生激烈沖突。次日，慈禧太后宣布重行訓政，戊戌政變發(fā)生。隨后袁世凱又出首康有為等人的“圍園劫后”密謀，致令政變進一步朝血腥恐怖的方向發(fā)展。
關(guān)于楊崇伊挑動戊戌政變，早自政變發(fā)生之初，時人已有定論。袁世凱稱，八月初六日晚，“榮相折簡來招，楊莘伯在坐，出示訓政之電，業(yè)已自內(nèi)先發(fā)矣?！比~昌熾八月初九日日記載：“又聞首發(fā)難者，仍系敝同鄉(xiāng)楊侍御也。此君沈深陰鷙，圣門諸賢，嘐嘐然志大而才疏，本非其敵?！币钊沼钟洠骸耙婙P石、范卿、淮海昆仲、蔚若，各證所聞，知莘伯發(fā)難無疑義?！睏畛缫帘救艘矊Υ酥毖圆恢M：“康逆潛蓄異謀，托辭變法，乃弟（按：康廣仁）便服私入椒涂，剪發(fā)改裝，見諸奏牘，同心謀逆，立有合同，無人不知，憚于發(fā)難。弟知其舉事之日，不得不上告慈圣?！辈贿^楊之所以一擊即中，在根本上還是取決于慈禧太后的態(tài)度。以下分析可謂切中肯綮：“楊崇伊的奏折總計只有500多字，如果說慈禧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僅僅因見到這數(shù)百字的條陳，便作出訓政的決定，恐怕也過于簡單。因此，楊崇伊的上疏，形式意義遠遠大于內(nèi)容本身。與其說它是慈禧訓政的導火線，不如說它是后黨決定開始行動發(fā)出的信號。”
光緒
戊戌變法的失敗，光緒帝和康有為等人固然負有重大責任，但楊崇伊出面告密，實為影響政局的一大關(guān)鍵。楊之所以甘冒政治風險，公然站到康有為等人的對立面，其間亦經(jīng)歷了觀望、徘徊直至放手一搏的心路歷程。在此背后，既有新舊政見的不合，又摻雜了私人恩怨，尤其李鴻章罷值總署，對政局不滿而直接刺激了他鋌而走險的決心。恰逢部分守舊官僚和滿蒙權(quán)貴出于對改革的不滿和維護自身利益的需求，挑唆慈禧太后重新訓政；慈禧太后對光緒帝過于激進的改革手段和對既有權(quán)力格局的挑戰(zhàn)，也很快心生不滿。楊崇伊這樣一個既善窺政治動向，又利欲熏心、大膽投機的人物，就這樣以奏請訓政的形式，充當了戊戌政變的急先鋒?！皩h爭任何一方來說，重要的并不在于爭取一大批還是全體臺諫，關(guān)鍵在于抓住雙方力量消長或君主傾向的有利契機，汲引及時而得當，一兩個臺諫便足以成為彈劾政敵、左右輿論的突破口?！比欢纱藢е碌慕Y(jié)果，不僅是高層政局的翻覆和百日維新的終結(jié)，還有大批政治精英乃至整個國家命運的沉淪。
戊戌政變后的宦跡浮沉
自乙未年任職御史，楊崇伊一直效力于后黨，在戊戌政變中更是立下首功。依照常理，飛黃騰達應(yīng)是指日可待。不料政變之后，楊遲遲未能等到升遷的諭旨，反而于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底，外放陜西漢中知府，遭到變相放逐。其中原委著實耐人尋味。
戊戌政變之初，慈禧太后對楊確實非常寵遇，曾面諭其不準回家，以防遭到康黨報復。楊也自恃有功，在圍剿“康黨”和政變善后諸問題上屢屢進言。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9月26日），楊氏密奏：“康黨”在逃未獲者甚多，請宣榮祿來京保護，并推薦李鴻章護理直督；又請旨嚴拿黃遵憲、熊希齡、梁啟超、徐勤、麥夢華，以及將陳寶箴、徐仁鑄革職。八月二十八日（10月13日），又奏“康梁避跡，必依孫文，此人不除，中華無安枕之日”，“請允臣等相機辦理”。其中后一奏折引起慈禧太后的高度重視，當日召見楊崇伊。隨后“除孫”被修正為“除康”，由楊氏協(xié)助慶親王奕劻實施。
奕劻、楊崇伊很快物色到“除康”人選，即劉學詢、慶寬。劉，廣東香山人，進士出身，楊崇伊的門生，以包攬廣東“闈姓”捐而暴富。此前康有為曾代御史草折，彈劾劉結(jié)黨充差各款，致其被罰巨款。劉與康有私仇，又有意借機規(guī)避朝廷的懲罰，遂請楊氏居間推薦。慶寬曾任職內(nèi)務(wù)府，既得奕劻信任，又是楊的把兄弟，此前因冒入旗籍而遭革職，故有意借此開復原官。十月初五日（11月18日），慈禧太后召見楊崇伊。次日下旨賞劉學詢知府銜、慶寬員外郎銜，以自費赴外洋考察商務(wù)為名，暗中執(zhí)行“除康”的使命。
不料劉學詢、慶寬行事張揚，很快引起中日各方側(cè)目。日本駐滬總領(lǐng)事小田切萬壽之助從劉氏口中得知其“除康”的實情后，指出日本政府不可能允許中方非法“除康”，建議通過“敦睦交誼之道”，促成問題的解決。其時因戊戌政變和國內(nèi)保守勢力的抬頭，清政府在國際社會陷于孤立。小田切的建議，既讓奕劻等意識到暗殺康有為的不現(xiàn)實，也滋生了對日結(jié)盟、和平引渡康有為的幻想。經(jīng)慈禧太后首肯，奕劻邀小田切來京面商結(jié)盟細節(jié)。奕劻表示，派劉學詢等赴日，是“欲以密電與天皇通訊，敦睦交誼，交換意見”，“非望貴國實力上之輔助”，而只字未提康、梁之事。但私下奕劻還是給伊藤博文寫信，希望將康驅(qū)逐出境。
光緒二十五年（1899）二月，日本政府勸說康有為離日。奕劻、楊崇伊則持續(xù)推進聯(lián)日事宜，慈禧太后且于四月十三日（5月22日）再次召見楊。然而朝臣們對繞開正常的外交渠道，任用楊崇伊、劉學詢之流，普遍表示不滿。御史余誠格奏稱：“楊崇伊之抅此邪說，不過因劉學詢是其門生，歷年受其饋贈，是以去年以拿康有為為名藉復虛銜，今又偽為日主許訂密約之言，希圖驟貴。實則楊崇伊此計，損中華之國體，啟東瀛之狡謀，獨為一門生耳。崇伊恃有請皇太后訓政一疏，即以為功勞寰宇，任意招搖。去冬私行查閱聶軍，已屬膽大妄為，今又以一門生之故，欺親王以欺朝廷?！贝髮W士徐桐也劾楊“身列諫垣，行同鬼蜮，惟利是圖”。御史張荀鶴更直斥楊為“陰賊傾邪首鼠之小人”。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也證實：“一些滿人中，最近對劉、慶密使反對的勢力力量大增。其攻擊的主要目標，是針對慶親王及楊崇伊。軍機大臣及總理衙門大臣們，由于該秘使在他們毫無所知的情況下派出而感不滿?！瓕畛缫林糇顬閰柡?，以至其對滯留北京深感厭忌。”
楊崇伊緣此惴惴不安，乃于五月初八日（6月15日）上奏自請罷斥，一則以退為進，表白己功；二則攻擊彈劾諸臣都曾與“康黨”糾纏不清，借機修私怨：
竊臣自入諫垣，首劾強學會，交章諸臣大半會中人也。次劾文廷式，諸臣又附文廷式，力攻李鴻章者也。去秋劾康逆，則高燮曾首?？的?，張仲炘先與康逆交，后來乃疏。余誠格實康逆之師?！陆园l(fā)于臣，久為諸臣所不平。至目下之事，非臣私意為之。劉學詢所呈手折，榮祿、奕劻各有一份，如有窒礙，早已奉駁，豈得私令來京?！デ锎缶轴п?，徐桐惟引疾高臥，以楊銳之誅，不能無恨于臣。蓋楊銳為徐桐傾信之門生，今日所言，大約門生立稿，雖非為康報仇，或者因楊起意。……惟有仰懇天恩，將臣罷斥，臣去，庶奕劻可安其位，不至貽誤于大局，否則諸臣一心，交章不已，加以聯(lián)名，勢不至連累奕劻不止。
該折充分暴露了楊崇伊為叢怨所集，及其黨與慶親王的行跡。
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劉學詢、慶寬赴日覲見天皇，呈遞國書和密電碼本。日方雖予接受，但僅籠統(tǒng)表示“宜敦交誼，開誠相信，實為兩國之慶”。清政府聯(lián)日除康的幻想，事實上落空。此番交涉失敗的原因，固然是因為清政府缺乏明確的外交綱領(lǐng)和嚴重所托非人，但最根本的，還是因為中日兩國的國家境遇和對外策略缺乏共鳴，根本利益和立場甚至多有對立，日本無意也不可能甘冒與西方敵對的危險與中國結(jié)盟。
聯(lián)日除康鬧劇，不但貽笑鄰邦，也使楊崇伊成為眾矢之的，除遭到大學士徐桐厭棄外，連榮祿也有所反感。起初榮祿念楊氏政變有功，對其頗為禮遇。熟諳掌故的趙鳳昌披露：政變后不久，“鄂藩瞿賡甫適引覲到京請謁，榮述在津任康梁事發(fā)，幸我尚有好朋友（指項城）告密，否則殆矣。正談間，某（按：楊崇伊）亦來謁，榮令仆人速請至別室，稍候即見，即向瞿言，此是要人，渠來不敢不速見，再三道歉，訂再談?？芍钞斎罩畾庋??！辈涣蠗罹故褜櫿袚u，于戊戌（1898）冬私赴天津閱兵（按：時榮祿掌兵），又卷入慶親王與榮祿之爭，皆大觸榮祿之忌。光緒二十五年五月（1899年6月），嚴復在給張元濟的信中稱：
楊崇伊因去年前往蘆臺看操，不知會榮相，榮嗛之，以是不得升轉(zhuǎn)。聞近楊有樓合群不得志者，乘間隙與榮為難。風傳楊倡連日之議，由慶邸以達東朝廷?！鴺s不與知。
榮祿、奕劻雖同屬后黨陣營，亦多競爭關(guān)系，該信稱楊因行事不檢和參與奕劻聯(lián)日密謀，招致榮祿疑忌，大約為實情。同年九月，《中外大事報》也披露：“西太后近頗不悅楊，至令軍機大臣傳旨斥楊，以后毋輕上奏?！蔽掏樀闹秾O婿張鴻撰歷史小說《續(xù)孽?；ā?，還繪聲繪色地描述了楊因驕縱妄為而相繼得罪王文韶、徐用儀、鹿傳霖、榮祿諸權(quán)要。
榮祿
即便如此，楊崇伊仍幻想通過“除康”邀功希寵，甚至有意利用劉學詢與孫中山的私交。這由新任商務(wù)大臣李鴻章致奕劻函可窺一二：“前面陳電致羅稷臣，切商英外部沙侯，飭各口官員，勿容留康逆，免其○遁。茲接電復，語氣稍松，……至劉學詢商同孫文密辦各節(jié)，尚未就緒。想楊侍御已稟聞矣。”趙鳳昌還披露，楊還不顧李鴻章、王文韶等人反對，為“己亥建儲”積極奔走?！凹汉?，合肥以大學士在京，姻家某（按：楊崇伊）勸主廢立，合肥左右顧盼壁間字畫，未答一言而退。某又往說王仁和，仁和遽答，我老矣，還要他到菜市口呀。”其說雖乏旁證，但楊借支持“己亥建儲”，來迎合慈禧太后的意圖和消除自己在政治上的后顧之憂，在情理上確有可能。
利令智昏、四面樹敵的楊崇伊，卒于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1月27日）奉旨遠放漢中知府。是時他正功名心熱，豈甘遠仕，乃托詞請假回籍。次年正月，兒媳李國香死于疫。不久，庚子事變發(fā)生，李鴻章奉旨北上參與議和。在其滯留上海期間，楊崇伊也投身幕府，參與機密。沈曾植光緒二十六年七月（1900年8月）家書稱：“傅相處楊莘伯、劉學詢、洪蔭之與伯行公子終日密謀，不知所關(guān)何事？”其時，京津動蕩，中外形勢不明，李鴻章有意先派楊崇伊在日本人護送下入京，通過奕劻與慈禧太后溝通意見，后因日方拒絕，時局瞬變而未果。該信所稱“密謀”，大約與此相關(guān)。隨后李鴻章又派楊崇伊和楊文驥主持東南濟急善會的北京分局。不料二楊竟趁機“侵蝕局款，陵虐士民，崇伊尤貪橫，嘗在天津蝕船戶船銀，船戶辨〔辯〕之，崇伊足踢船戶，罵曰：‘賤奴敢多言？’日本大佐嚴崎護送官民出京，見之嘆曰：‘中國至是，楊先生官體猶若此！怪哉！’”不但如此，二楊還因分贓不均，大起嫌言，“有控之于合肥者。合肥曰：‘若何如此丟臉。’遂慪氣而病?！陛喆猩叹致殕T還透露：“莘伯購衣服值數(shù)百金，估衣店伙來索值，僅給半價?！ǖ昊铮┰V之西員，西員派兵數(shù)十名入賢良寺索楊某。傅相聞而大恚?！睏畛缫辽踔烈詽h中知府文憑作抵，“借款作貿(mào)易資本。逾期未償，被控，經(jīng)李鴻章查實，扣其文憑。上海同文《消閑報》罵為李蓮英兒子，崇伊親具牘控于日本領(lǐng)事小田切，一時傳為笑柄?！惫饩w二十七年（1901）二月，李鴻章上奏，逐楊赴任。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楊崇伊就任漢中知府，其后還一度兼護陜安道和署理鳳陽知府，但他一心期盼的仍是早日調(diào)回內(nèi)地。為此，他曾多次寫信向榮祿致意。盡管二人此前一度產(chǎn)生嫌隙，但榮祿依然是楊欲加利用的政治靠山。另外，即便遠在陜西，楊依然警惕“新黨”動向，曾于光緒二十八年正月（1902年2月）致函榮祿稱：“新黨麕聚于蘇、浙，以上海為藏垢納污之所，借報館以張其爪牙，洋人往往為其所惑。侄庚子在滬，各報目為端邸所使，幾遭不測。嗣文忠公（按：李鴻章）派侄單身北上，由東洋電知各國，而新黨之謀始解。奸徒亡命，不可不防也?！蓖瑫r他也趁機撇清了與端王一派的關(guān)系，和表明了對榮祿的關(guān)切之意。同年夏，在戊戌政變中被革職的前御史宋伯魯由滬返陜。陜西布政使樊增祥趁機慫恿朝廷重翻戊戌舊案，判宋永遠監(jiān)禁。楊崇伊據(jù)稱也卷入其中。只不過未料想，時移世易，樊、楊等人不但未能達到獻媚希寵的目的，反而遭到中外輿論的一致譴責。
光緒三十年（1904），楊崇伊在任3年期滿，以親老告終養(yǎng)，獲準以道員給咨，赴部引見。九月二十一日（10月29日），兩宮下旨召見，“溫諭可改近省迎養(yǎng)，無庸告。即日奉特旨改發(fā)浙江，殊恩異數(shù)，士論榮之?！边@是慈禧太后給楊的最后恩典。雖然并無太大實惠，但還是讓楊氏本人和外界都普遍認為，她猶顧念楊戊戌告密的舊功。有報紙稱，楊還趁兩宮垂詢學堂情形之機，建議從生源、管理各環(huán)節(jié)對留日學生嚴加約束。
此后楊崇伊以浙江候補道充江蘇督銷局總辦，常住蘇州。光緒三十三年（1907）秋，其母去世，楊依例丁憂，一度返回常熟故里（按：或傳其因卷入署理浙江布政使喻兆蕃向曹元愷索賄丑聞而暫避風頭），仗恃資望，橫行不法。同鄉(xiāng)沈汝瑾有詩譴責曰：“家門變盡清白風，難兄難弟成四兇。弱肉強食怨氣聚，神鬼出沒陰謀工?！舜虠钶凡ゼ疽病！薄磅魺o角，變?yōu)榛ⅲ⒍?，爪牙舞。攫食不畏熱血腥，撲地一吼眼似鈴。泮宮之側(cè)是虎穴，圣人教化有時缺。狐假威，麟受欺，豺為弟，狼作妻，龐然自大稱山君，惜哉不遇飛將軍?！舜虠钶凡病！睋Q言之，在仕途難期的情況下，楊崇伊為人行事更加肆無忌憚。而此前他棒打鴛鴦，逼死侄女一事，亦為鄉(xiāng)人所不齒，其侄曾樸后來還將相關(guān)情節(jié)寫進小說《魯男子》。
光緒三十四年（1908），楊崇伊迎來他在政治舞臺上的謝幕表演。該年九月初五日（9月29日），兩江總督端方、江蘇巡撫陳啟泰，據(jù)蘇州布政使瑞澂來文，奏參楊在丁憂期間為搶奪妓女，兩度持槍率眾到紳士吳韶生家逞兇，滋害鄉(xiāng)里，貽羞朝廷，請旨將其革職永不敘用，逐回常熟原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楊崇伊與吳韶生本系至戚，因楊崇伊前托代領(lǐng)發(fā)堂妓女二名，原議由吳韶生擇配，嗣楊遣仆與開娼戶之王阿松同來索取，吳恐仍為王阿松所凌虐，推辭未允。詎楊崇伊突于八月十六夜子刻，手執(zhí)洋槍，率領(lǐng)家眾，赴吳家奪取。吳韶生衰邁膽怯，未敢與較，聽其強擁二妓而去。楊崇伊步行殿后，遺有所坐素轎一乘。次夜戌刻，楊崇伊復持槍率眾，重至吳家，逢人便毆?！瓕崒倌繜o法紀，不顧名譽。且在省會之地，竟敢如此肆惡，是其在常熟原籍遇事生風，鄉(xiāng)人側(cè)目，人言亦屬可信。……并聞王阿松有許送二千元托其包攬情事，如果屬實，尤為卑污無恥。
奉旨：“著照所請”。葉昌熾就此評論：“從來紳士獲咎，未有如此之齷齪者，況曾列諫垣、詞館者乎？……斯文掃地，廉恥掃地，至于此極！”徐兆煒也以嘲弄口吻寫道：“吾邑自翁相國獲譴后，沈北山繼之，今莘伯鼎足而三矣，雖熏蕕不并器，然均足名播遐邇，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未知彼哉果有此思想否？”另一同鄉(xiāng)孫雄也稱：“吾鄉(xiāng)關(guān)西夫子以風流罪過結(jié)戊戌一重公案，頗堪發(fā)噱?！?/p>
為挽回顏面和報復政敵，案發(fā)后，楊崇伊一度攜巨款入京運動，甚至希望借新帝宣統(tǒng)登極、起用廢員之際，開復原職，但最終未達目的。次年七月（1909年8月），他死于蘇州。楊崇伊因爭妓而大打出手，誠屬喪德敗行，但其因此革職且身敗名裂，歸根究底仍與黨爭和昔日宿怨相關(guān)。后人分析端方之所以重辦楊氏，是借機修戊戌私怨和報復李鴻章家族：一則端方在戊戌時期曾受知于翁同龢、張蔭桓，而二人皆下場極慘，楊氏難逃干系；二則端方在戊戌年一度升授農(nóng)工商總局督辦，亦因楊氏攪局，險些前程盡毀；三則端方與李鴻章之子李經(jīng)邁有私怨，打擊楊崇伊，也是變相折辱李家，同時又討好了江南士林。至于瑞澂，或曰楊崇伊任御史時，曾與其結(jié)下“間接的怨仇”，楊氏犯法，“正好報怨，所以力主嚴究”。楊圻也強調(diào)了瑞澂的關(guān)鍵作用，稱其甚至“一日三電慶王，以去就爭”。不過他也承認問題的根源，仍在于其父在戊戌前后“抨擊權(quán)貴”，“仇家多貴人”。而慈禧太后之所以首肯，一則因為楊崇伊得罪江南官場和士林過深；二則她已下決心栽培醇親王載灃一系，楊有戊戌政變的案底，畢竟是一個不和諧音符，將其罷職，亦是對載灃等人的籠絡(luò)。
慈禧太后
不過楊崇伊雖死，由其激起的政治風波仍未止息。時隔三月，慈禧太后奉安大典，升任直隸總督兼陵差大臣端方，被委散秩大臣李國杰奏參沿途派人照相、乘輿橫沖神道、就陵樹設(shè)電桿等，而丟職去官。時人頗多以為，李氏此舉系代岳父楊崇伊修舊怨。此外，亦有人言及，李國杰向端方求官遭拒，端方在李鴻章祀典失禮，以及冒廣生慫恿（按：李折為冒氏代擬）諸端。毋論原因如何，李國杰利用職權(quán)、挾嫌修怨這一點，與其岳父昔日所為并無二致。而李氏之所以能以瑣事劾罷“疆臣之首”，亦是明知朝廷高層對端方已有所不滿，順勢充當了權(quán)力更迭的助推器。隨后陳夔龍調(diào)任直督，瑞澂升任湖廣總督，端方圖謀起復，率湖北新軍赴川……一連串與辛亥革命相關(guān)的重要人事調(diào)動由此開啟，清朝于不旋踵間竟告覆亡。
余論：是非之世，是非之人
楊崇伊一生與晚清政壇一連串的丑劇、鬧劇、悲劇有直接關(guān)聯(lián)。乙未至庚子年間，他更是扮演了帝后、新舊、滿漢黨爭的關(guān)鍵人物。也正因為楊氏卷入朝局至深，通過他能夠更清楚地認識晚清政壇的權(quán)力運行模式和實際統(tǒng)治狀態(tài)，了解高層斗爭的背后，充斥著多少陰謀詭計與私人恩怨。
甲午以前，楊崇伊只是一附庸風雅的閑散文官，政治面目并不為外界所知，且因其地緣、血緣和親緣關(guān)系，得以在清流與淮系之間左右逢源。但甲午戰(zhàn)后，隨著政治形勢高度復雜化和黨爭的激烈化，尤其是因其親家李鴻章廣受各界抨擊，為了維護他在政壇的最大靠山，同時也出于反對改革、政治投機和報復私怨的目的，楊崇伊借出任御史之機，屢次出面為李鴻章和后黨代言，深刻影響了帝后黨爭和朝局走向。事實上，當時不僅是楊崇伊，包括御史宋伯魯、楊深秀、胡景桂等人在內(nèi)的許多言官，都競相為各自的政治陣營代言。
言官負責諍諫君主得失，監(jiān)督朝政百官，在中國傳統(tǒng)政治中素居特殊地位。不過有清以來，隨著皇權(quán)專制達于頂峰和國內(nèi)外形勢趨于復雜，早自康乾盛世，言官參與黨爭、圖謀私利者就屢見不鮮。迨至慈禧太后擅權(quán)執(zhí)政，更是一再操縱言路，充當其打擊政敵的喉舌。若咸豐十一年（1861），因御史董元醇奏請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向輔政八大臣要求收權(quán)，直至發(fā)動辛酉政變，置肅順等人于死地。同治四年（1865），因忌憚恭親王奕勢大，借翰林院編修蔡壽祺的彈章發(fā)難，革除奕的一切差使。雖然一時未竟全功，到了甲申年（1884），她還是利用日講起居注官盛昱彈劾樞臣怠職之機，將奕逐出朝廷。甲午戰(zhàn)后，慈禧太后更是多次借楊崇伊之口，敲打帝黨，清剿康黨，乃至禁錮光緒帝。換言之，楊崇伊之流之所以能在晚清政壇興風作浪，歸根究底是當時高度專制的集權(quán)統(tǒng)治和言官制度的積弊使然。
吊詭的是，楊崇伊雖為后黨屢建奇功，并在戊戌政變后紅極一時，但最高官不過浙江候補道，結(jié)局較“在無聲無臭中旅進”的董元醇更加不堪。究其原因，若他這般毫無政治原則，連皇帝都敢拉下馬的人物，不但為進步官紳所不齒，即便他一直效力的后黨，也往往心存忌憚，利用而不肯重用。尤其在楊氏卸任御史前后，包括慈禧太后、榮祿、奕劻、李鴻章等人在內(nèi)，都因不滿其肆意妄為，相繼與之拉開距離。楊氏晚年感慨：“諫垣四載……徒為當世所側(cè)目。”而與其父當年主張“除孫”大異其趣，楊圻清末任新加坡副領(lǐng)事期間，曾主動助孫中山脫險，入民國后，又一度參贊直系軍閥吳佩孚幕府，抗戰(zhàn)期間，還勸阻吳出任日偽傀儡?？梢姉钍霞易逭蚊婺康亩鄻有?。不過楊圻對其父始終多有回護，其1918年《掃墓紀痛》云：“臺諫八十士，何人聞忤時？秦亡皆后中，吳沼豈先知？圣主未嘗罪，群臣都見疑。當時難定論，今日作何辭？”1922年，楊圻向遜清皇室請求為父親昭雪，開復原官；溥儀且手書“含謨吐忠”，追賜楊崇伊祠額。次年，楊圻與康有為相遇于吳佩孚五十壽辰。楊圻初以康與其父為舊日政敵，未作深談?？祬s表示：“此往事耳，政見各行其是，何足介意？況君忠義士，何忍失之？愿與君訂交。”楊圻由此贊嘆：“先生愛我之真摯，至不以怨家為嫌，其氣度迥非常人所及?！辈贿^楊、康兩家的恩怨，或許可以一笑泯之，今人面對晚清這段與私人恩怨糾葛纏繞，并與帝王家事、內(nèi)外朝局羼雜交錯，深度影響時代走向的曲折歷史，卻實難如此簡單演繹和輕松釋懷。本文僅僅展現(xiàn)了晚清史研究中尚未充分觸及的若干角落，相信此外仍有一些不為人知的人物與史實，有待學界去進一步發(fā)掘和充實。
（本文首發(fā)于《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原題《“行險以徼幸”：楊崇伊的仕途與人生》，作者張海榮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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