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酒詩：從陶淵明、蘇軾到元好問

【編者按】

《元好問與中國詩歌傳統(tǒng)研究》一書將金元時期著名文學家元好問的詩歌，放在中國詩歌傳統(tǒng)的大背景下進行全面系統(tǒng)的研究，既在微觀層面對元好問之生平、著述作細致考證和翔實論述，又以中國詩歌發(fā)展史的宏觀視野對元好問詩歌進行條分縷析的解讀，從古今演變的角度發(fā)現(xiàn)元好問詩歌上承下達的作用。本文摘自該書《飲酒詩》一節(jié)，由澎湃新聞經(jīng)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權發(fā)布。

元好問的集陶詩《雜著五首》表明，元好問不僅與大多數(shù)宋以后的詩人一樣熟悉陶詩，而且對陶詩中的飲酒詩特別感興趣。因此，當元好問自己寫作飲酒詩時，不可能不心存陶淵明的飲酒詩，從而受到某種形式和程度的影響。事實上，元好問不僅關注陶淵明的飲酒詩，而且注意到蘇軾對陶詩包括其飲酒詩的次韻，并指出蘇軾的和詩與陶淵明原作之間的差異。這樣，在飲酒詩的寫作上，元好問勢必要面對如何學習和擺脫陶與蘇的問題。

飲酒詩有別于特定場合下寫作的應景詩，一般用于日常生活中哲學感悟的表達，相對而言，是比較私人化的話語。當然，飲酒詩在完成以后也是可以與朋友分享的。作為一般情境下的表達，飲酒詩與“詠懷”、“感遇”、“雜詩”屬于一種類型的詩歌?！段倪x》卷三十收入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中的“結廬在人境”、“秋菊有佳色”二首，題作《雜詩二首》。 這也旁證了飲酒詩與雜詩的聯(lián)系。

正如詠懷詩與阮籍相聯(lián)系一樣，飲酒詩是與陶淵明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但與阮籍詠懷詩較早受到關注不一樣，陶淵明的飲酒詩一直到北宋才受到明顯的關注。唐代以前，似乎沒有出現(xiàn)單獨討論陶淵明飲酒詩的言論，也很少見到有人把飲酒的行為與陶淵明聯(lián)系起來，這時期代表飲酒文化的是阮籍、劉伶等竹林名士。伴隨著陶淵明在宋代的地位日益崇高，陶的飲酒詩才受到特別的注意。蘇軾是最早次韻陶詩的詩人，他的和陶詩中最早寫作的是揚州任上的和陶飲酒詩二十首。蘇軾門人中的張耒、秦觀也有和陶飲酒詩。南宋詩人中李綱、王阮也有這類作品傳世。南宋詩人樂雷發(fā)雖然沒有和陶飲酒詩存世，卻在詩中說：“和遍陶翁飲酒詩，醉籠天地入鴟夷?！笨梢?，和陶飲酒詩已經(jīng)是一種風雅的行為，以至于成為一種可以入詩的題材。元好問的老師趙秉文也有《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元好問顯然也是在北宋以來的和陶風氣中寫作飲酒詩的。他沒有選擇次韻的方式，如上文所說的，是因為他一向不太支持這種拘束想象力和自我表達的作詩方式。元好問的飲酒詩主要有《飲酒五首》、《后飲酒五首》兩組五言古詩。我希望通過比較這兩組詩與陶、蘇飲酒詩的異同，理解元好問五言古詩的性格。

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如其自序所說，是“既醉之后，輒題數(shù)句自娛”，并非一個時間里的集中寫作。因此，與阮籍的《詠懷詩八十二首》一樣，這組詩包含了各種類型的題材和手法，如詠物、詠史、寓言、敘事和說理。二十首詩并沒有緊緊圍繞一個主題，也不構成規(guī)則的排列，在章法上體現(xiàn)出隨意松散的特征。這組詩中直接提及飲酒行為或相關語匯（如醉、飲、壺等等）的詩篇，共十首，也就是說二十首中有一半的詩篇離開飲酒的范疇，雜敘身邊瑣事，追憶過往生活，泛論人生感悟。清人邱嘉穗指出這種現(xiàn)象，但是他的說法有點牽強。

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不僅在組詩的章法上不加安排，在每一首詩的結構、句法上也是無意求工。與陶淵明的其他詩篇一樣，他的《飲酒二十首》中很難找出刻意煅煉的警句、精心布置的結構和出人意表的構思。陶詩以不假修飾、渾然天成的風格，標識自己在文學史上的位置。

蘇軾《和陶飲酒詩二十首》作為唱和詩，在很多方面追隨陶淵明的原作，相同的韻腳，多次飲酒之后的寫作情境，交代寫作情境并與友人分享詩篇的序言，這些都是最明顯的表現(xiàn)，而最大的相同點是蘇軾的和詩與陶詩一樣廣泛涉及各種題材。但蘇軾的寫作顯然不如陶淵明那樣放松，他自始至終扣緊“飲酒”的題目，在二十首詩中除去第十五首外的每一首詩都要以各種方式兜轉到酒和飲酒上來。從表面上看，蘇軾的和詩與陶淵明的原作一樣，在想象力的延伸和詩材的選取上自由無羈，但事實上，蘇軾是以刻意的謀篇布局來造成散漫的章法，以求接近于陶淵明的原作。比如蘇軾和詩的第四首，采取寓言的方式，以蟲、雀不滿足現(xiàn)狀而招致災禍的故事，說明一種生存的哲學。而陶詩的第四首，描述失群的飛鳥棲止在孤獨生長的松樹上。同樣都是動物故事，同樣都在組詩的第四首，這明顯地表現(xiàn)出蘇軾和詩所作的有意的安排。再如蘇詩的第八首借“霜松”托物言志，也是從陶詩第八首寓意青松的寫法變化而來的。蘇軾和詩在組詩的布局上顯然受制于陶詩。這也是次韻詩不可逃脫的命運。

與陶詩無意求工的句法相比，蘇軾的和詩顯示出遣詞造句的巧妙和刻意，如蘇詩第二十首“三杯洗戰(zhàn)國，一斗消強秦”二句。民國年間沈其光在批評蘇軾和陶詩“處處運巧使才，機鋒橫出”后，說這兩句詩“太火”，與澹定的陶詩迥異。元好問晚年也指出，“東坡和陶，氣象只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zhàn)國，一斗消強秦’，淵明決不能辦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與論無弦琴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為佳?！保ā哆z山先生文集》卷四十《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后》）元好問的態(tài)度是褒是貶，并不明確。這段話的字面意思是說，陶淵明寫不出蘇軾那樣的詩句，這樣說來，似乎陶淵明也有不如蘇軾的地方。然而，陶淵明已經(jīng)是公認的經(jīng)典詩人，甚至是詩歌的標準，而蘇軾只是后來者，元好問指出二人的差異，更像是在說，蘇軾還沒達到陶淵明的境界，所以學得不像。陶詩以渾然一體、不可句摘而備受稱譽，元好問特意指出蘇軾和陶詩的警句，貌似欣賞，卻似乎暗含著有句無篇的批評。

正如不少批評家所指出的，蘇軾的和陶詩完全是他自家的面目，并且元好問也深知這一點。那么，蘇軾之后，元好問的飲酒詩與陶詩、蘇詩相比又如何呢？

西郊一畝宅，閉門秋草深。床頭有新釀，意愜成孤斟。舉杯謝明月，蓬蓽肯相臨。愿將萬古色，照我萬古心。

去古日已遠，百偽無一真。獨余醉鄉(xiāng)地，中有羲皇淳。圣教難為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qū)中民。

利端始萌芽，忽復成禍根。名虛買實禍，將相安足論。驅驢上邯鄲，逐兔出東門。離官寸寸樂，里社有拙言。

萬事有定分，圣智不能移。而于定分中，亦有不測機。人生桐葉露，見日忽已晞。唯當飲美酒，儻來非所期。

此飲又復醉，此醉更酣適。徘徊云間月，相對澹以默。三更風露下，巾袖警微濕。浩歌天壤間，今夕知何夕?！讹嬀莆迨?襄城作》

少日不能觴，少許便有余。比得酒中趣，日與杯杓俱。一日不自澆，肝肺如欲枯。當其得意時，萬物寄一壺。作病知奈何，妾婦良區(qū)區(qū)。但愧生理廢，饑寒到妻孥。吾貧蓋有命，此酒不可無。

金丹換凡骨，誕幻若無實。如何杯杓間，乃有此樂國。天生至神物，與世作酣適。豈曰無妙理，滉漾莫容詰?？滇槲嶙詷?，何者為帝力。大笑白與劉，區(qū)區(qū)頌功德。

容從崧少來，貽我招隱詩。為言學仙好，人間竟何為。一笑顧客言，神仙非所期。山中如有酒，吾與爾同歸。

酒中有勝地，名流所同歸。人若不解飲，俗病從何醫(yī)。此語誰所云，吾友田紫芝。紫芝雖吾友，痛飲真吾師。一飲三百杯，談笑成歌詩。九原不可作，想見當年時。

飲人不飲酒，正自可飲泉。飲酒不飲人，屠沽從擊鮮。酒如以人廢，美祿何負焉。我愛靖節(jié)翁，于酒得其天。龐通何物人，亦復為陶然。兼忘物與我，更覺此翁賢。 ———《后飲酒五首 陽翟作》

海陶瑋（James R.Hightower）在一篇將陶淵明《飲酒詩二十首》譯成英文并加以注釋的文章中，解釋陶淵明飲酒詩的篇題含義應該是酒后所作的詩，而不是有關酒的詩或者頌酒詩。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陶淵明這組詩有些著題，而有些不著題，也就是章法上的自由散漫。與陶詩相比，元好問的飲酒詩基本上應該理解為關于酒的詩。從《飲酒五首》、《后飲酒五首》各首的內(nèi)容，可以看出這兩組詩幾乎始終圍繞著飲酒和酒德的中心?！讹嬀莆迨住菲湟唬瑢懺娙嗽孪陋氉?；其二，寫酒給予人淳真的品質；其三，寫虛名招致實禍；其四，寫飲酒可以應對不測的世事；其五，寫詩人對月酣醉?！逗箫嬀莆迨住菲湟唬瑢懮铍x不開酒；其二，寫飲酒的生理感受；其三，寫學仙不如飲酒；其四，寫痛飲的友人；其五，寫飲酒與交友的關系，兼及陶淵明。

從章法上說，這兩組寫于不同地方的飲酒詩，也各自體現(xiàn)出完整的結構?！讹嬀莆迨住返牡谝皇缀偷谖迨锥季哂性孪嘛嬀频那楣?jié)，因此構成一個始于月下、終于月下的環(huán)形結構。其他三首因此就獲得了一個共同的月下獨酌的背景。第三首有點例外，沒有直接談論飲酒，但在結構上卻是第四首的原因———因為虛名容易招致實禍，所以不如飲酒以應對無法預測的世事?！逗箫嬀莆迨住烦尸F(xiàn)非常單一的結構，組詩中的每一首都集中在飲酒的樂趣和妙理上。其中第五首還提到陶淵明，可以視為對陶淵明飲酒詩的一種回應。

與陶詩和蘇詩包含各種題材不一樣，元好問這兩組飲酒詩專注于討論飲酒的妙理，在表現(xiàn)手法上也沒有詠物、寓言等方式，幾乎只是單一的夾敘夾議。對陶淵明而言，飲酒詩與詠懷詩、雜詩一樣，都是生活哲學的零散記錄；而對元好問而言，飲酒詩只能談論飲酒生活和酒給人的感受。飲酒詩的傳統(tǒng)在元好問這里發(fā)生了變化。

元好問飲酒詩與陶詩在章法和表現(xiàn)手法上的差異，說明元好問的思維方式呈現(xiàn)集中、精一和聚斂的特征，而非陶淵明的蔓衍旁及、隨意揮灑。而在句法和用意上，元好問飲酒詩也體現(xiàn)出近于蘇詩而遠于陶詩的特點。

上文說到，元好問指出蘇軾的和陶詩具有蘇軾自家氣象，并認為其中的一些警句是陶淵明所無法寫出的。這則材料透露出元好問自己的傾向，他更愿意在表達上追求深刻和曲折，而非陶詩的平淡率意。元好問的飲酒詩確實包含不少精警的表達，如《飲酒五首》其一：“愿將萬古色，照我萬古心?！逼涠骸罢l能釀滄海，盡醉區(qū)中民。”《后飲酒五首》其一：“一日不自澆，肝肺如欲枯?！逼湮澹骸帮嬋瞬伙嬀疲钥娠嬋?。飲酒不飲人，屠沽從擊鮮?！笨梢?，元好問雖然屢次推崇陶詩天然平淡的詩風，但是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卻是明顯的刻意求工的結果。

元好問在另一個場合談到古今詩人寫作環(huán)境的變化。古代詩人不需要考慮怎么寫的問題，只要如實地、自然地表達出內(nèi)心的想法，寫詩是一種無關難易的行為；而后世詩人已經(jīng)失去這種環(huán)境，他們需要考慮詩歌的各種類別和批評家設定的各種規(guī)范，需要有意識地遠離某些不良風格、追求某些高貴的品質，需要訓練有素地掌握各種句法詩律，需要留心前人的詩篇、避免陳詞濫調，總之，需要費盡心力地寫作，詩歌從此成為專門之學。元好問顯然屬于不幸的后世詩人，而陶淵明則是逍遙的古代詩人。元好問的刻意求工，并非誤解古人的表現(xiàn)，而是作為后來者不得不接受的命運。

《元好問與中國詩歌傳統(tǒng)研究》，顏慶余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