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秀松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俞秀松是中國共產(chǎn)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早期關鍵的創(chuàng)始人，為我國的革命事業(yè)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俞秀松的選擇，同他早年的經(jīng)歷有重要關系。本文概述了俞秀松的受教育經(jīng)歷和其到上海最終創(chuàng)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止的過程，還原了他作為一名普通青年學生因時代浪潮的推動而不斷成長進步的經(jīng)歷，和社會良性環(huán)境對一個青年人的重要影響。

俞秀松

俞秀松的一生雖然短暫，但卻充滿了熱血和傳奇。在家庭的影響和幫助下，他在家鄉(xiāng)接受新式教育并最終走出這個養(yǎng)育他的地方，克服阻力自己選擇了未來的道路；浙江一師的新文化浪潮將他推上學生領袖的位置，成為他“革命”的初體驗，逐漸嶄露頭角；從浙江、北京到上海，親身的探索和實踐，堅定自己的選擇和信念，成為中共的發(fā)起人和社青團的創(chuàng)始人與領導人；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俞秀松不斷的奔走，莫斯科、新疆都留下了他堅定、智慧、勤奮的身影，也為后人留下了一份壯志未酬的唏噓和浩然長存的正氣。

俞秀松的革命道路，是他自己的選擇，也是由他自己開拓，這條道路的走向與他童年、少年、青年時期的種種選擇和經(jīng)歷有關，而他這一階段的選擇和經(jīng)歷同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時代特點分不開。俞秀松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是中國社會各界強烈尋求變革的時代，是無數(shù)有志之士為中國殫精竭慮奮斗的時代，這個時代下的中國社會暗藏著無數(shù)矛盾沖突和機遇。對于當時像俞秀松一樣最渴求新知識新思想的學生群體來說，來自教育和文化的沖突的影響是最大也是最直觀的。當時的新文化、新思想，引導著學生時代的俞秀松逐漸從個人英雄的崇拜者、無政府主義者，最終選擇了他所認可的可以拯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個共產(chǎn)主義者。

俞秀松

一、新文化影響下的童年啟蒙教育（1899-1915）

俞秀松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8月1日出生于浙江諸暨次塢鎮(zhèn)（原大橋鄉(xiāng)）溪埭村。那時中國的新式教育已經(jīng)有一定的影響，普通民眾也開始接受這種全新的教育。俞秀松正是在一種理解與鼓勵新式教育、認可新文化的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的。

1、父親提供的教育環(huán)境和影響

在俞秀松的一生中，父親俞韻琴的影響從不曾間斷 ，而在童年成長的關鍵階段，父親的影響更是發(fā)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俞韻琴（1879—1973）的父親俞金全（1832-1914）育有三子四女，俞韻琴是第三子。俞家世代務農(nóng)為業(yè)，屬于貧雇農(nóng)家庭，作為溪埭村俞氏宗祠的族長，俞金全和大兒子、二兒子都得到村民的尊重，被稱為“太公”，但是并沒有帶來經(jīng)濟利益，他們也同當時中國大多數(shù)的農(nóng)民一樣沒有讀過書。不過俞金全作為村里的族長，應該是見過一些世面的，他受到“耕讀傳家”的影響，想改變?nèi)夷坎蛔R丁的狀況，所以最終作出舉家借債供俞韻琴讀書的決定 ，也有說俞金全因為喜歡這個小兒子 。一開始俞韻琴在務農(nóng)放牛的空閑時間到村里的私塾讀書，后又到距離村子10多公里外的墨城塢村拜秀才壽梅契為師。壽梅契曾在清代著名學者俞樾（章太炎的老師，俞平伯的曾祖父）家中做過私塾先生，在當?shù)剌^有名望 ，并在1904年（光緒三十年）科舉最后一次考試中得中秀才。 其后俞韻琴又到位于省會杭州的浙江東城師范學校學習 ，并取得了畢業(yè)文憑。 可以說俞韻琴既接受過傳統(tǒng)的儒家文化教育，學有所成，也接受過新式的教育，并且是師范科班出身，這種教育背景在清末屬于稀缺的教育專門人才。

從俞秀松1899年出生到俞韻琴1904年考中秀才，期間科舉考試備考和不斷學習的家庭環(huán)境下成長起來的幼年俞秀松，自然也會受傳統(tǒng)文化熏陶和學習精神的影響。此外，作為長子的俞秀松，免不了要幫助不寬裕的家庭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庭勞動，這可以說是對耕讀傳家的最好呈現(xiàn)。

俞韻琴的家庭教育也非常符合如今的教育理念，注重言傳身教“處處以身作則，對子女從來不打罵，也不獨斷專行，總是擺事實講道理，循循善誘地教育子女，教育他們做人要厚道、勤勞、自立、要愛學習，要立志成為對社會有用之人”。 俞秀松在自傳中回憶父親道：“他是一個正直的好人。他不保守，對我的行為和舉止不采取不同意或者反對的態(tài)度。他對我少年時期的影響很大” 。

俞韻琴曾擔任清末知事府老師、諸暨縣教育局督學、諸暨縣勸學所所長等職，任督學和勸學所長期間使諸暨地區(qū)的士紳及群眾對新式教育從抗拒到接受，期間發(fā)展了400余所新式學校 。雖說這個成果也有當時政策扶持和時代趨勢的影響，俞韻琴也可以說是諸暨地區(qū)農(nóng)村普及新式學校教育的重要開拓者，父親如此形象也必然落入童年俞秀松的眼中。

在1908年，俞韻琴在溪埭村創(chuàng)辦了諸暨西北地區(qū)的第一所新式小學，行余初級小學。當時9歲的，便跟著父親進入這所學校念書。

2、連續(xù)的新式學校教育啟蒙

從1860年代洋務運動到甲午戰(zhàn)爭，從戊戌變法到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清政府在“幾構存亡之禍，于是向之阻撓者，始知改革為不可緩” ，并將求才得人作為首要任務，邁出了清末新政教育制度改革的步伐。1901年9月清廷下令“將各省所有書院，于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設小學堂，并多設蒙養(yǎng)學堂” ，并于1905年宣布廢除在中國施行了1300年的科舉制度。 從此學堂成為唯一學習和受教育場所。

1906年清政府學部根據(jù)侍郎嚴修的建議，令各州縣設勸學所，制定《勸學所章程》，規(guī)定“按定區(qū)域，勸辦小學，以期逐漸推廣普及教育，此為當今切要之圖” ，俞韻琴即是其中一員。1908年，受過師范教育的俞韻琴創(chuàng)立行余初級小學。學校按照新學制授課，開設國文、經(jīng)學、算術等課程，不教授傳統(tǒng)的四書五經(jīng)，周末還舉行各種報告會 。

在行余初級小學，俞秀松在父親的指導下，第一次接觸到系統(tǒng)的新式教育。不過當時基層的新式學堂和新式教育，名義上由地方行政長官負責，在浙江則由浙江巡撫（包括浙江各地官吏）負責，但是考慮到經(jīng)費、教員和制度配套等各方面的問題，積極提倡和協(xié)調(diào)各地士紳對新式教育的參與，而處于基層的士紳階層自身內(nèi)部原有的松散性等問題 ，學堂本身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內(nèi)容政府和各地也都在摸索、討論、更新，在這一階段的學習中，俞秀松的主觀能動性應當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

1912年俞秀松從行余初級小學畢業(yè)，考入蕭山縣臨浦高級小學。據(jù)俞秀松傳所述，當時俞秀松有兩所高級小學可供選擇，另一所是諸暨縣城的樂安高級小學，名聲較臨浦高級小學為佳，但俞秀松最終選擇的是臨浦，理由是“臨浦離杭州近，消息傳播得快” 。

高級小學階段的俞秀松開始展示對于世界的認識與社會的關切的看法，“曾充滿了英雄主義的幻想” ，他用作文來展現(xiàn)他的認識，如“愚公移山論”、“論成敗”、“進取思想論”、“四體不勤五谷不分論”、“政治寬猛之道當若何”等 。這也能從側(cè)面凸顯出新式學校的教育在引導和幫助俞秀松這樣的進步學生進行良性的思考。

俞秀松（左四）

二、新文化浪潮下的革命覺醒（1916-1919）

1915年16歲的俞秀松高級小學畢業(yè)后，因為家中經(jīng)濟情況的原因，無法繼續(xù)中學的學業(yè)，所以在家中自學并在家里幫忙。一年后的1916年，在父親友人的幫助下 ，考入杭州的浙江第一師范學校（后簡稱“浙江一師”）學習。后來他在浙江一師主動輟學，開始嘗試追求社會改造的實踐。他的這一決定與席卷全國的新文化運動有關，也與本就走在文化、教育領域先鋒的浙江一師同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呼應有關。俞秀松本人也高度認可了浙江一師帶給他的影響，他說在浙江一師“念了四年半的書，那幾年，特別是最后兩年，對我的思想進步來說極其重要的” 。這幾年的影響，是他快速成長的重要階段，是他思想成熟的關鍵時期，創(chuàng)辦刊物和學生運動的參與增加了他的革命實踐，也為他積累了寶貴的人脈資源，直接影響了他未來同他父親開拓教育事業(yè)一般，走上更加宏闊的革命先行者道路。

1、新文化浪潮下的浙江一師

（1）提供新文化生長土壤的浙經(jīng)一師

浙江一師對俞秀松的影響得到其本人的認可，且也在新文化運動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校長經(jīng)亨頤的教育理念和高效的執(zhí)行。

甲午戰(zhàn)爭之后，清政府開始鼓勵和支持關派留學生赴日，日本成為青年海外就學的重要目的地，自費留學也成為熱門。經(jīng)亨頤自1903年2月赴日，先后在東京宏（弘）文學院（1903-1906） 和東京高等師范學校 （1906-1910）學習。在日本留學，經(jīng)亨頤不僅接觸到先進的教育理論和教育思想，也接觸了一批日本著名的教育家、倫理學家，如嘉納治五郎、吉田靜致、及川平治、小山左文二等，接受了歐美新自由主義教育思想，成為其教育理念的關鍵基礎。

經(jīng)亨頤1908年曾休學一年，擔任浙江官立兩級師范學堂（浙江一師前身）教務長，1910年回國后復任教務長，后于1912年任校長、浙江省教育會副會長，1913年任浙江一師校長、浙江省教育會會長。經(jīng)亨頤通過浙江一師積累大量的一線教育經(jīng)驗，實踐自己的教育理念，浙江一師也打上了經(jīng)校長的風格。

1919年4月，經(jīng)亨頤主持的浙江省教育會將《教育周刊》更名為《教育潮》，從此這本月刊成為傳播和宣揚新文化運動的進步刊物。經(jīng)亨頤1919年11月發(fā)表在該刊的《愿犧牲就是新思想》中寫道：“今后的人生叫什么新生活，有四個要素：平等、自有、博愛、犧牲” ，可以說是對他辦學和教育理念堅持態(tài)度的最好注腳。經(jīng)亨頤在學校提倡“人格教育”，鼓勵學生發(fā)揚“自動、自有、自治、自律”的主動精神，鼓勵學生辦刊物報紙，贊許學生自治 。此外，學校的各項事務，如招生事宜經(jīng)亨頤也是親力親為：他認為“招進來的新學生基本好不好，和學校的成績好不好大有關系，第一師范以后的學生，個個是我親手招進來的，招生人數(shù)與學額差不多要一與二十之比，無論何人送來的條子一概不理” ，由此也可知俞秀松當初考入一師的不易。經(jīng)亨頤對師資力量的精心設計和投入也是一師成為新文化運動陣地的重要原因，若有不稱職的教師他會立刻“向監(jiān)督要求解聘” ，學生因此非?？隙ㄋ穆手?。

第二，浙江一師養(yǎng)成支持新文化的運動的師資力量。

在經(jīng)亨頤的努力下，大批當時的有識之士、文化精英前后在浙江一師當教員，“當時校內(nèi)有力的教員國文教員稱為四大金剛的陳、夏、劉、李；陳是陳望道、夏是夏丏尊、劉是劉大白、李是李次九……” 還有沈鈞儒、李叔同、沈玄廬、葉圣陶、沈雁冰、魯迅、姜丹書、單不庵，許壽裳、馬敘倫，俞伯平等。這些教員不僅崇尚新學，思想解放，可以將國外先進的知識內(nèi)容傳授給學生，同時也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社會影響力，能在學生的授課過程中起到積極的影響。學生對此印象深刻，還能一一細數(shù)教過自己的老師和科目：“辦西泠印社的弘一法師李叔同教我們音樂和圖畫，陳望道教日文修帝，朱自清教社會學，夏丏尊教日文 ，李次九教國文，潘端普教數(shù)學，袁新產(chǎn)教教育，書法由范耀雯教……” 。

此外在浙江一師，從校長至普通教員，均認真教學。浙江一師當時理論課程，學生反映外聘教員態(tài)度不端，而校內(nèi)別的教員專業(yè)不對口，最終經(jīng)亨頤這個理科生把自己老師“的書一起搬出來，溫習了好幾天，編了講義”，從此就當了七八年的倫理教員 。此外，教師的敬業(yè)和奉獻精神也值得稱道。教師在教學任務外還要承擔其他工作，但是他們都能認真完成，經(jīng)亨頤的“老同事如夏丏尊、李叔同、堵申甫、范允茲、胡公冕、姜敬廬等以一貫的精神，絕不計較勞苦……課外工作又很多，這是現(xiàn)在各役教員所少見的” 。

（2）俞秀松在一師的思考

因經(jīng)亨頤嚴格的招生要求，浙江一師生源質(zhì)量很高，因此在教員的教導之下，學生中涌現(xiàn)出大批近代著名的革命、教育、文藝界的著名人物，如施存統(tǒng)、宣中華、葉天底、柔石、汪壽華、梁柏臺、金甲武、俞平伯、曹聚仁、傅彬然、徐志摩、郁達夫、豐子愷、潘天壽、馮雪峰、汪靜之等 。在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浙江一師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陣地。

在浙江一師求學期間，俞秀松開始了自己的人生探索與思考。

首先，俞秀松的思考同他的家庭經(jīng)濟背景有關，同學周伯棣回憶其考一師的原因“是讀師范少花錢——只出半飯前” ，俞秀松自己則表示他“每年在那里讀書要交一筆數(shù)目不多的錢（將近四、五十元），但即使這樣，對我家里來說已經(jīng)是很困難了，這種社會地位確實使我產(chǎn)生了革命的情緒，對當時社會的制度有了敵對的看法?！?作為農(nóng)民的兒子，在一邊學習一邊替家里工作的情況下上完初級、高級小學已經(jīng)很不容易，能夠上浙江一師更是休學一年后在父親好友的幫助和自己的努力下才實現(xiàn)的，這對他的思考會產(chǎn)生一定影響。

在浙江一師，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的學生們也因為“階級”的不同，思考的方式和內(nèi)容的差異，產(chǎn)生思想上的差異，學生們自然也會維護自己的主張，與不同的主張進行辯論和駁斥。這個過程中，俞秀松開始與不同的思想進行抗爭。

俞秀松回憶學校新文化潮流的沖擊和日本的侵略產(chǎn)生了思想上的對立：“當時我們中國發(fā)生了一場新文化運動，由于日本帝國主義侵犯我國，在人民中間，特別是在學生中間強烈不滿的革命情緒日益高漲。我們學校里全體學生都參加了這場運動。但應當說，在學生運動中已經(jīng)存在兩種潮流，一種是右的——完全是沙文主義的運動，大部分中產(chǎn)階級、資產(chǎn)階級分子屬于這一派。另一派是左的，大部分窮人，小資產(chǎn)階級屬于這一社會運動。我屬于后一種。當時就我的思想觀點來說是反對資產(chǎn)階級沙文運動的，認為他為資產(chǎn)階級，不是為窮苦的勞動人民的?！?/p>

其次，在浙江一師接受新知識，俞秀松更快了解到中國國情。浙江一師地處省會杭州，鄰近上海，消息靈通，思想的交匯也更為復雜。當時北洋政府下的中國內(nèi)憂外患，對從小接受新式教育，在浙江一師接受新文化啟蒙的俞秀松而言，有了更多的思考素材和空間。

在浙江一師的學習和教員的帶領下，俞秀松有機會接觸到不少革命書籍，并第一次關注社會主義學說：“當時我對首次在中國書籍中作為一種群眾性現(xiàn)象出現(xiàn)的社會主義學說很感興趣。當然我還無法分清什么是共產(chǎn)主義，什么是無政府主義，什么時候工聯(lián)主義，什么是工會等，以及它們之間的不同。對我來說，這一切都是能拯救人類的好東西。”

所以當時的俞秀松，對于革命、對于自己的信仰的認識是模糊不清的，只抱有最基礎的革命情感，而這最基礎的革命情感在其浙江一師學習階段最終展現(xiàn)為一種追求，即對“生活”、“幸?！?、“進化”的追求 。

2、五四實踐和“一師風潮”帶來的覺醒

（1）五四運動的實踐

1919年是俞秀松在浙江一師學習的第四年。是年1月18日起在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作為戰(zhàn)勝國等來的確實北洋政府外交場合失敗的消息，從而導致國內(nèi)各界愛國主義情緒高漲，其中尤以接受過新文化、新思想的學生群體為甚。5月4日，北京學生群體率先組織起大規(guī)模的愛國示威游行，同時派出代表到各地學校進行聯(lián)絡。

北京爆發(fā)學生愛國運動的消息于5月6日傳到杭州，杭州之江大學率先響應，并派代表到浙江一師、杭州一中、甲種工業(yè)學校、女子師范學校、法政學校等學校聯(lián)絡。10日晚，各校學生代表齊聚設在浙江一師校園內(nèi)的省教育會，這些學生代表包括浙江一師的俞秀松、施存統(tǒng)、宣中華、周伯棣、傅彬然，杭州一中的査猛濟、阮毅成，甲種工業(yè)學校的汪馥泉、孫敬文、夏衍等。 俞秀松是這次會議的主持人，這是他革命生涯中首次以學生代表和運動領袖的身份，展現(xiàn)其領導能力。會議最終商定杭州學生運動的三件主要任務：成立杭州學生聯(lián)合會，作為有組織的學生運動，將主要學生代表凝聚在一起；函請杭州總商會停售日貨，尋求商界的外部支持；最重要的是，制定了階段性的學生運動計劃，首先聲援北京、上海學生，于5月12日舉行示威，其后自5月29日起全市罷課，檢查日貨。

其后，學生運動的開展完全按照會議計劃執(zhí)行。5月12日上午八時，杭州14所學校三千余名學生在湖濱公園集聚后，在杭州城內(nèi)列隊游行，游行隊伍最前列的正是作為游行領導者和組織者的俞秀松和宣中華；5月底，杭州學生舉行大罷課，“督軍省長公署”雖承認學生是“愛國”，但同時威脅各校校長“如不再率訓誡，即行查明斥懲，倘有逾法行動，妨礙秩序，遵令依法逮治，不稍寬貸” ，采取多種措施遏制學生運動的繼續(xù)蔓延，俞秀松等學生領袖“堅持在校斗爭，并帶領學生查、燒日本貨” 。

學生運動期間，俞秀松也帶領了一支由20個學生組成的宣講團，在湖墅路至拱宸橋一帶沿街演講，向過往群眾講述五四運動爆發(fā)的起因，聲援北京愛國學生，還在拱宸橋的日本藥店門前宣揚主張打倒帝國主義、堅決不買賣東洋貨物，他的演講“情真意切、條理清晰，聽眾常常報以熱烈的掌聲” 。

俞秀松在杭州五四學生運動中的表現(xiàn)，都展現(xiàn)出其作為一個未來的革命者勇于開拓、敢于承擔、堅持不懈的優(yōu)良品質(zhì)，也證明了他的落實能力。無論是作為一個獨立的演講者，還是作為學生群體的領導者、組織者，五四學生運動的種種經(jīng)歷，都給了學生俞秀松一次將腦中的知識、心中的理論運用到實踐中的機會，是他未來作出踏上革命道路選擇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在這次學生運動中，俞秀松結(jié)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好友，他們一起創(chuàng)辦雜志、到北京參加工讀團團，最后一起聚集到上海的漁陽里。

（2）《非孝》和一師風潮

浙江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并不利于新文化的傳播，谷劍塵 認為，“浙江雖是大省，但文化卻比他處幼稚，什么都夠不上。因為有許多專制魔王，在那里壓迫著，文化不能運動，言論不能自由，所以無論什么，都衰弱得了不得。五四運動之后，有教育會出版的《教育潮》和《新潮》的刊發(fā)，狠沉寂的浙江，經(jīng)此一來，總有點活動的氣象” ；而當時浙江一師的學生在480多名，可每期校內(nèi)銷售的《新青年》、《星期評論》、《湘江評論》等雜志達400多份 ，可見浙江一師已成為浙江的新文化陣地。

1919年8月下旬是暑假結(jié)束臨近開學之時，杭州一中的查猛濟、阮毅成邀請在五四運動中結(jié)識的俞秀松、宣中華等20余位進步同學一起，以宣傳反日愛國、傳播新思想、批判舊思想為目的，籌備出版《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友會十日刊》或簡稱《雙十》周刊。浙江一師教員非常支持他們籌辦的這份刊物，出版經(jīng)費由陳望道、劉大白、夏丏尊、李次九和沈玄廬提供，其中陳望道和劉大白更是親自出席指導《雙十》的出版。《雙十》周刊的取名是為了紀念民主革命意義的辛亥革命，但是出版兩期后，刊物領導人俞秀松與宣中華認為辛亥革命并不徹底 ，嘗試更多的宣傳社會主義，改組了《雙十》周刊為《浙江新潮》。改組《浙江新潮》的創(chuàng)始人來自浙江一師、杭州一中、甲種工業(yè)學校、宗文中學的27名進步學生，俞秀松為主編。

在今人看來，《浙江新潮》是當時受十月革命影響，帶有社會主義性質(zhì)的刊物。由俞秀松撰寫的《浙江新潮》發(fā)刊詞中，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改造社會”的想法，并思考由誰改造社會、如何改造社會 ，受無政府主義影響更深的俞秀松等人，不自覺的開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夏衍回憶：“在當時，中國共產(chǎn)黨還沒有成立，在知識界，無政府主義還有很大的影響，像我們這些人，也只不過是基于愛國熱情，不滿舊社會的黑暗，莽莽撞撞地在尋找革命的道路。所以在當時，對于這一篇分明是受了十月革命的影響而寫成的發(fā)刊詞，在我們同人之間，看法上也還并不是完全明確一致的?！?因此，筆者認為正是《浙江新潮》上刊文缺乏高屋建瓴的思想指導，從而導致了一師風潮的危機。

1919年11月中旬，《浙江新潮》第2期發(fā)表了施存統(tǒng)的《非孝》一文。施作此文，一是由于其父虐待其母，陷入了“孝”的兩難，從而開始重新思考中國舊的倫理觀念，這是動機；二是同樣作為浙江一師學生的施同樣接受了大量的新思想、新學說，有了作文的理論基礎；三是施理想的認為言論和出版自由是寫入民國憲法的，一師自由、開放的大環(huán)境也是他公開發(fā)表的自信基礎。其本意是“打到不合理的孝和行為不通的孝，并不真像那些頑固派所加罪名那樣，對孝字全面否定” 。

五四運動中學生的吶喊余音未消，同時期又有浙江一師師生公開拒絕參加祭祀孔子的“丁祭”活動，經(jīng)亨頤也借口開會離開浙江，“第一師范就此招來了‘非孔’的罪名” 。谷劍塵認為《非孝》一文恰是“頑固黨”殺雞儆猴的對象，認為“施存統(tǒng)君未免稍欠研究、意氣用事……因為這般頑固黨對于‘新思潮’的種種問題，都是他們的對頭；他正在眼睜睜的望著，想乘隙而入，來下摧殘的手段。不料有這篇‘非孝’的文字發(fā)現(xiàn)，予人以口舌。他們的摧殘手段便趁機而入了” 。

面對政府的種種施壓，俞秀松沒有退縮，召集浙江新潮社員商討對策，并在浙江已無印刷廠可以承印《浙江新潮》的情況下，第一時間把第三期稿件帶到上海，在《星期評論》社和沈玄廬、戴季陶、邵力子等人的幫助下印刷出來，隨后帶回杭州秘密散發(fā)，刊中增設《特別啟示》：“讀者諸君鑒：本刊一再受到官廳的壓迫，但我們的精神和主張不變，將出版不定期刊物。本刊系少數(shù)學生組織，與各校廣大師生無涉，特此聲明。” 《浙江新潮》的這一行為，更是激怒了浙江當局，浙江省督軍盧永祥和省長齊耀珊于1919年11月27日聯(lián)名密電北洋政府大總統(tǒng)和國務院，要求全國范圍查禁《浙江新潮》，12月2日北洋政府即通令各省“立予禁止印刷、郵寄《浙江新潮》” 。在政府嚴格控制和搜捕之下，俞秀松等人無奈只能另謀出路。

從一師學生在五四運動、拒絕“丁祭”到創(chuàng)辦進步刊物中的積極表現(xiàn)中，政府也認識到學校領導層和教師在其中起到的推動作用。1920年2月，省長齊耀珊趁寒假學生不在校期間，免職浙江一師校長經(jīng)亨頤，并指明所有原任教員，都要經(jīng)過新任校長的重新聘任，從而引發(fā)了浙江一師所有師生的強烈反彈，發(fā)起了被稱為“一師風潮”（又被稱為“留經(jīng)運動”、“挽經(jīng)護?！保┑膶W生運動。1920年3月24日，政府下“休業(yè)令”企圖解散浙江一師；3月29日，齊耀珊又調(diào)遣500余名軍警試圖強行遣散在校師生。對此，已經(jīng)在北京的俞秀松積極關注并表達了自己的期望：“學校萬一被官廳解散，我們同學千萬不要就此紛紛走散。學校里雖然不能進去住宿，我們的同學不妨你抱我、我抱你，宿在露天之下；學校里雖則不能進去聽課，我們的同學不妨在寬空馬路之中，聚立聽講。我們倒有這樣的精神，官廳于我有何哉？” 最終“一師風潮”學生運動在堅持兩個月后，在4月以暨南大學教務長兼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員姜琦作為新校長上任告一段落 。姜琦是一位溫和的教育家，對新文化運動的看法也是結(jié)合教育就事論事，中規(guī)中矩 ，時人評價姜校長的浙江一師“學生也還滿意的——孜孜矻矻干那學生底本務了”。

（3）革命意識的覺醒

在五四運動的實踐中，俞秀松開始認識到階級的對立性，不同的階級是服務于自己階級的，認為資產(chǎn)階級并不為窮苦的勞動人民，因此他提出為了追求“生活、幸福和進化”的目的，要達到三個條件，分別是“自由”、“互助”和“勞動” 。而有型的如制度，無形的如學說、習慣等，成為了達成自由、互助和勞動的種種束縛、競爭、掠奪的阻礙，要達成目標就要改造社會。改造社會就要破除這些束縛、競爭、掠奪的阻礙，俞秀松列舉了“風俗、習慣、宗教、法律的主張，政治、經(jīng)濟的制度，家族、國家的組織”這些如今看來維持國家正常運行的要素。當時的俞秀松，其改造社會的思想基礎受到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也受到了十月革命的影響。

此外，俞秀松也逐漸開始思考將自己的身份和自己想要維護的階級掛鉤，即青年學生和勞動者身份的逐漸結(jié)合，他認為，因為勞動者沒有文化的居多，直接靠文字無法引導他們的聯(lián)合和覺醒，而青年學生則有改變這一情況的責任。因此俞秀松計劃分三步達成目標：1、以學生的自覺和聯(lián)合促進勞動界的自覺和聯(lián)合；2、學生界和勞動界的聯(lián)合；3、使學生偶讀成為勞動者，謀勞動界的大聯(lián)合；最后，“等到學生都投身勞動界，那么改造的目的就容易達到了”。 從俞秀松表述可以發(fā)現(xiàn)，他用自己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實踐的經(jīng)驗，總結(jié)改造社會的方法，并以此指導自己未來的行為。

“一師風潮”后的俞秀松也無法繼續(xù)留在學校讀書，尋找新的出路成為其唯一的選擇。俞秀松在短暫的回到諸暨老家調(diào)整后，王光祈在北京嘗試改造中國社會的工學互助團成為了俞秀松等人理想的選擇。

浙江一師的教師中，包括經(jīng)亨頤在內(nèi)的多名教師都被迫離開了學校，如陳望道、劉大白到了上海，夏丏尊去了湖南等。而經(jīng)亨頤認為一師風潮導致了共產(chǎn)黨的發(fā)展：“……都是因為第一師范風潮的失敗以后憤而到上海才加入共產(chǎn)黨的，豈不是當時官廳壓迫的措施要負其責么” 。1920年8月，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在陳獨秀主持下于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取名“中國共產(chǎn)黨”，這是中國第一個共產(chǎn)黨組織。在發(fā)起組的成員里，包括俞秀松、陳望道、施存統(tǒng)、沈雁冰都曾是一師的教員或者學生。

俞秀松

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實踐與升華（1920-1921）

在浙江一師的學習經(jīng)歷和“一師風潮”的影響讓俞秀松最終決定走出學校，用具體的行動來表現(xiàn)自己改造世界的決心、驗證自己的革命想法。

1、新文化先驅(qū)的接觸和工讀互助團的失敗

1920年1月，王光祈在接受了“布爾扎維克主義”并思考了“什么是工作、為什么要工作”后 ，正式將“工讀互助團”的想法成體系的發(fā)表，稱其“是新社會的胎兒，是實行我們理想的第一步” ，并清晰的列明了工讀互助團的1、發(fā)起的動機和成立的經(jīng)過，2、組織及其預算，3、工讀團與其他組織不同點，4、工讀團的未來，并編訂了工讀互助團的章程 ，勾畫出一副理想的社會改造組織的藍圖。文章一經(jīng)發(fā)表，就受到熱烈反響，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胡適、周作人、張崧年，羅家倫等均大力支持，帶頭捐款，并作為發(fā)起人參與到工學互助團中。

當俞秀松等人來到北京作為新鮮血液注入到工學互助團的時候，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胡適、王光祈等也來看望他們。陳獨秀還特意詢問了浙江五四運動和“一師風潮”的情況 。陳獨秀之前曾通過文章支持包括俞秀松在內(nèi)的年輕人，稱他們?yōu)椤翱蓯劭删吹男⌒值堋?，這次得到前輩的直接關照，對于這些年輕人來說無疑是莫大的鼓勵。

不過從一開始，俞秀松的北京之行就因經(jīng)濟情況遇到一定的挫折。其弟俞壽臧回憶稱：“大哥和施存統(tǒng)、周伯棣、傅彬然等人，認為杭州不能久住，決定到北京參加工讀互助團……但是沒有路費，寫信給父親要求接濟。但信中卻稱父親為‘同志’，父親大怒，只給寄去1元錢，表示‘同志’的情誼。大哥無奈，在同學、朋友的幫助下，有的贈舊大衣，有的送皮鞋，有的幫路費，才到了北京。” 俞秀松也曾多次回憶，“1919年，在這個新學說（筆者注：指‘作為一種群眾性現(xiàn)象出現(xiàn)的社會主義學說’）的影響下，我離開了家庭。我對父親說，我再也不想按舊的方式生活下去了。在同學的幫助下，我去了北京。在那里參加了一個名叫工讀互助團的組織……組織的領導者是一批在北京開展新文化運動的教授。他們希望在當時社會中建立一種人類的嶄新生活，當然這種想法是一種烏托邦的空想。就從那是起我認識了陳獨秀、李大釗等?！?；“開始接觸了一點新的革命學說，并在此影響下跑到北京。尊敬托爾斯泰和克魯泡特金。受烏托邦學說的影響，參加過一個這樣的組織?！谝患夜S勞動，接近了陳獨秀和戴季陶。”

工讀互助團在一段時間內(nèi)成為熱門，全國不少地方紛紛效仿，北京的《新青年》，上海的《星期評論》、《民國日報·覺悟》、《廣益雜志》、《興華》，巴黎的《旅歐周刊》等等，都有對工讀互助團的報道和相關信息的轉(zhuǎn)載。工讀互助團通過分工勞動和安排學習，充實的安排每天的活動；參加工讀團的又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在經(jīng)費充足的情況下，確實給予那些團員們很大的精神滿足，但是工讀互助團缺乏資金支持，且沒有統(tǒng)一而正確的思想指導的情況下，受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團員們開始產(chǎn)生意見的不合。施存統(tǒng)曾詳細的將工讀互助團失敗的經(jīng)歷進行了分析，認為思想的潰散是東渡互助團解散的主要原因，他看到團員們“彼此精神漸漸隔閡，團體精神漸漸渙散，于是對于工作發(fā)生很大的變化。頓時，感覺沒有興味……差不多大家對于這個團體都沒有十分的感情，除去一二人外，都不愿意去維持它?！?/p>

俞秀松則認為經(jīng)濟原因是工讀互助團解散的主因，“在這個組織里我待了半年 ，后來碰到了一系列困難（主要是經(jīng)濟上的），我才逐漸明白，在現(xiàn)在這個社會里不通過革命來建立人類的新生活完全是一種空想，是沒有希望的。我們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難使我堅信，如果要建立人類的新生活，首先要喚起工人大眾，和他們一起來進行宣傳。實際經(jīng)驗也使我相信這一點。這樣我就離開了這個組織（后來這個組織的大多數(shù)成員都參加了我們黨的組織）?！?/p>

工讀互助團的失敗，讓俞秀松認識到了空想的社團無法支撐改造社會的現(xiàn)實，理想的熱血無法對抗封建主義的思想，他打算拋棄無政府主義不切實際的構想，表示“此后不想做個學問家……情愿做個被‘舉世唾罵’的革命家” ，他認為“改造社會的好方法，就是使社會愈鬧的利害愈好；唯恐我們底方法，還不能使這個麻木不仁的社會鬧起來呢！如果全世界能夠大鬧起來，那是我所更加歡迎的” ，這是他對參與革命的最直接表述；工讀互助團的參與，也讓俞秀松直接接觸到了新文化運動的先鋒人物、中國第一批的社會主義者，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更是直接的參與到了我們黨和團早期組織的創(chuàng)建中去。

2、工人運動和上海社青團的成立

1920年3月下旬，俞秀松與施存統(tǒng)同行離開北京，計劃南下福建漳州，途徑上海。俞秀松行前將行程和計劃以書信告知其曾經(jīng)浙江一師的老師沈玄廬，沈玄廬則告知了陳獨秀。在俞秀松27日火車抵滬前，陳獨秀即安排沈玄廬和戴季陶往火車站迎接，并建議他們留在上海。屆時的上海是個工商業(yè)發(fā)達、列強勢力強勢的城市，工人階級的力量強大，新舊思想交融，新鮮事物不斷出現(xiàn)，對俞秀松等人而言確是一個施展抱負的優(yōu)秀平臺。因此俞秀松放棄南下漳州的計劃，決定留在上海，在白爾路三益里17號《星期評論》社工作、居住。

俞秀松在星期評論社直接工作的時間并不長，他打算深入到工人群體中，俞秀松在日記中說明了他的“目的，（1）觀察現(xiàn)在上海各工廠底內(nèi)容和工人底生活狀況；（2）觀察工人底心理，應該施什么教育和交際的方法；（3）盡我底能力，于可能的范圍內(nèi)，組織一個很小的工人團體?！?在戴季陶的安排下，俞秀松進入了虹口東鴨綠江路351號的厚生鋼鐵廠做工人。俞秀松日后回憶，他借勞動節(jié)之機達成了“組織一個很小工人團體的目標”，他“在那里工作了四、五個月。在那時我開始參加了工人運動。五一節(jié)那天，我和其他同志想組織一次游行，沒有能成功。但我們還是聚集了起了二、三十個人，開了一個短會，這對上海無產(chǎn)階級來說是第一次” 。俞秀松口中的那次游行組織者包括他和陳獨秀等人，聯(lián)合了當時的上海工業(yè)會、船務棧房工屆聯(lián)合會等七個團體，籌備召開世界勞動紀念大會，最終在軍警的干涉下失敗。

1920年4月，維經(jīng)斯基攜夫人庫茲涅佐娃和楊明齋等人來到中國，陳望道完成《共產(chǎn)黨宣言》的翻譯，由俞秀松交陳獨秀校對；5月，陳獨秀發(fā)起了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6月，陳獨秀、俞秀松、李漢俊、施存統(tǒng)、陳公培5人在《新青年》編輯部環(huán)龍路老漁陽里2號成立了我國首個“共產(chǎn)主義小組”。

上海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建立后，考慮到培養(yǎng)青年干部和發(fā)展后備力量，需要吸納年輕力量；同時，五四運動后的很多進步青年，正尋找一個發(fā)展的方向，不少因為《新青年》、《星期評論》等刊物，慕名前來拜訪求教；再次，還有不少在上海工讀互助團和滬濱工讀互助團陷于迷茫的青年，盼望一個組織的引導。

作為浙江一師校長和教育會會長的經(jīng)亨頤曾對青年組織發(fā)表過一些看法，他說：“我還要貢獻一個意見，希望山西辦一件沒有派沒有黨沒有閥可以表示大家愿犧牲的事業(yè)，就是‘青年團’，這青年團究竟是什么性質(zhì)？我們中國一般的人實在還沒有十分明了，有點還要誤解，叫什么社會革命哩，傳播過激思想哩，提創(chuàng)平等自由哩，嚇得大家不敢贊助。也有說抵制宗教反對青年會哩……我現(xiàn)在把我浙江辦青年團的情形講給大家聽聽，并沒有什么成績可以報告，不過覺得社會上狠期待這件事，又覺得我們發(fā)起的人辦事的人還缺少一種魄力。這件事原是要社會自動的，不要依賴官廳…… ”?？梢姰敃r社會對于青年組織已經(jīng)產(chǎn)生關注，五四運動之后，青年——特別是青年學生的力量更是受到政府和社會的重視，但是因為一直沒有一個理論和學說的指引，青年學生都是依靠最直接的熱情行動，沒有一個最直接的青年組織。1920年夏，正是“社會自動的”要求出現(xiàn)這樣一樣青年組織，陳獨秀指派俞秀松負責籌建工作。

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團機關設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新漁陽里6號 ，俞秀松任書記，參與發(fā)起的還有施存統(tǒng)、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金家鳳、袁振英、葉天底。建團一月內(nèi)，團員即發(fā)展到30人，任弼時、羅亦農(nóng)、蕭勁光、汪壽華、王一飛等都是團員。到1921年上半年，上海的團員已發(fā)展到200多人，黨的許多活動也是以青年團的名義進行。

對于這段經(jīng)歷，俞秀松有完整的回憶：“在上海生活最初的日子里，我認識了戴季陶（國民黨的理論家）、沈玄廬等人。他們多方面幫助我了解馬克思主義和革命運動，其中包括十月革命。我認為十月革命是解放人類擺脫壓迫的唯一道路。有時我還去陳獨秀處，當時他從北京來到上海，1920年春，我們曾想成立中國共產(chǎn)黨，但是第一次會議上我們之間未達成一致意見。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過了一段時間，在第二次會議上，我們宣布了我們黨的存在（當然我們黨正式存在是在1920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后的事情），并選舉陳獨秀為臨時書記。他被委派負責在四個大城市（上海除外）成立我們的組織。我作為上海的領導成員之一，實際上是一個人承擔了上海的全部工作。根據(jù)黨的委派，我組織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現(xiàn)稱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工人夜校和俱樂部。參加成立了一些工會組織（如機器工會、印刷工會）。同時我還擔任了“勞動界”（上海黨團組織的機關刊物）等刊物的編輯。此外，我還同其他同志一起組織了“外國語學社”，我們黨最近幾年的積極分子幾乎都是該社的學生” 。

俞秀松的工作，被稱為“中國青年團中最好的一個” ，后受邀參加1921年7月在莫斯科舉行的青年共產(chǎn)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從此以后，俞秀松堅定的踏上了革命的道路，為黨和團，以及中國社會的發(fā)展貢獻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俞秀松與妻子盛世同

四、結(jié)語

俞秀松作為農(nóng)民的兒子，從小接受新式教育，從浙江諸暨次塢鎮(zhèn)溪埭村走出來，考入浙江一師從而獲得新文化的熏陶，再到五四運動作為學生領袖的初次革命實踐，隨后通過工讀互助團的烏托邦實驗，最終引導著他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道路，并為黨和團的成長和發(fā)展留下的不可磨滅的寶貴印記。

俞秀松從新文化中來，是新文化運動最直接的親歷者，不僅因為新文化運動獲得成長，也作為學生領袖在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中以五四運動的形式將成長的結(jié)晶展現(xiàn)出來。也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造就了俞秀松，以及像俞秀松這樣一大批優(yōu)秀的青年，善于思考、勇于承擔、樂于奉獻，為后來者指引正確的方向。

同樣，通過對俞秀松書信、日記的研究，一個活生生的、可愛的年輕人的形象也同時展現(xiàn)出來，工作之余和革命同志們的喜怒哀樂，被上海蚊子咬的“痛極”的抱怨 ，告訴我們其實也是一樣的人，我們也應當將五四的精神傳遞下去，我們也可能是當下這個時代新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

（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