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的新冠疫情漸漸平息，終于可以讓我們較為冷靜的思考一下歐陸思想家們對新冠的各種思考了。因為地緣關(guān)系和文化傳統(tǒng)以及思想方式的差異，歐陸思想家們對社會問題的思考有著和英美思想家以及亞洲的思想家們不同的思考路徑和關(guān)注的焦點，而且因為身份的原因，他們的思考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代表著歐洲的看法?？赡苁且獯罄▏聡缺容^早的受到新冠疫情的沖擊，歐陸的思想家也是世界思想家中較早對新冠作出反應的學者。這其中代表性的有意大利的阿甘本，斯洛文尼亞的齊澤克，法國的南希和巴迪歐，拉圖爾以及德國的斯羅德戴克，韓裔學者韓炳哲和哈貝馬斯等，可以說大都為當下歐陸思想界的一時之選。
在這些思想家中，除了個別人如喜歡捏著自己的酒糟鼻狂蹭熱點的齊澤克之外，他們在談?wù)撔鹿谝咔闀r，也基本上都是立足于自己國家的新冠見聞，對其進行批評。不過，因為疫情最早出現(xiàn)在中國，所以在他們談?wù)撔鹿跁r，中國總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存在。但是，他們在談到中國時，大都把中國作為一個背景或者參照的對象，有的甚至只有三言兩語，語焉不詳。那么，在他們眼中，“新冠中國”到底是個什么樣的“形象”呢？或者更具體的說，他們在談?wù)撔鹿跁r，從哪幾個方面涉及到了中國呢？而綜觀他們對新冠的批評，或可試著從他們對新冠的態(tài)度，對國家應對新冠的制度性措施以及對全球化的影響三個角度出發(fā)，來簡單考察一下從西洋的“新冠歐洲”那里看到的“新冠中國”的“東洋景”是什么。
一、新冠“脫敏”：不僅是中國災難，更是世界災難
南希的觀點則更為深刻，他在《一個太過人性的病毒》（3月17日）中將新冠看成是一種“內(nèi)生”的疾病，而不是“外來”的瘟疫，新冠是由當下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所食用的食物等產(chǎn)生的，是現(xiàn)代社會的自身產(chǎn)生的毒性的揮發(fā)。而這種中毒的狀態(tài)又與現(xiàn)代性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密不可分，現(xiàn)代性使得人們身不由己的試圖超越自身，而且這種超越只有過程，沒有終點。他特地引用尼采所嘮叨過的帕斯卡《思想錄》中的“人無限的超越了人”的話來描述這種現(xiàn)代性帶給每個人和全世界的無法逃避的永恒之“命運”，而這種命運所導致的卻是一種人的異化，使得人在自己所生產(chǎn)出來的各種事物中日漸“沉淪”，不可自撥，因而變得像尼采所說的“人性，太人性了”，完全淹沒和沉陷在人造的事物與世界之中。也就是說，現(xiàn)代性雖然有超越性的運動趨勢，但是其結(jié)果卻是南轅北轍，它不僅沒有讓人們真正的超越自身，反而像飛去來器一樣拋得越“遠”，回得越“深”。新冠就是一個人們在現(xiàn)代性的高速公路上走得太遠太快的卻又“回”得太猛太深的象征。
而其他的思想家也持有大致相同的觀點，這種對新冠的“脫敏”或者“去地方化”是比較現(xiàn)實和客觀的一種觀點。因為新冠由于其本質(zhì)的“新”，使得人們很難對其進行甄別和判斷，也很難予以及時控制，所以歐陸思想家們并不糾纏于新冠的名稱以及在何處爆發(fā)等看似很“重要”的問題。這也顯現(xiàn)了他們的超越一般人的襟懷。
二、新冠“難題”：既是社會主義的，也是資本主義的
與歐陸思想家對新冠的“脫敏”相關(guān)聯(lián)的，就是他們?nèi)绾慰创煌鐣贫认碌母鱾€國家對于新冠的應急處理問題，而他們對此的看法也是非常坦率和明確的。他們同樣對新冠的治理進行了政治或意識形態(tài)的“脫敏”，認為歐洲的民主制度也好，中國及另外一些國家的威權(quán)制度也好，在面對新冠的挑戰(zhàn)時，所運用的措施更多的是一種醫(yī)療手段與支持其緊急運行的相關(guān)的社會管理方面的力量，而非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性質(zhì)的權(quán)力。因為歐洲和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如美國等，在新冠中所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那就是如何盡快救治病人和控制疫情，這就迫使不同政體的國家充分動員自己的醫(yī)療資源予以投入。而由此產(chǎn)生的“難題”也是一樣的，首先是如何看待國家所采取的緊急狀態(tài)或意外狀態(tài)的“難題”，其次是國家采取抗疫時所不得不面對的倫理的“難題”。
而在歐陸思想家對于這兩個“難題”的思考中，第一個“難題”產(chǎn)生的爭議最多，也即如何看待很多國家在新冠時采取的只有在戰(zhàn)爭這種“緊急狀態(tài)”或“例外狀態(tài)”下的“禁令”，如“禁足”及“封城”等對個人自由和社會自由予以控制和縮小的非常態(tài)做法。對這個問題，阿甘本在意大利疫情初起時就最早予以關(guān)注，在《無動機的緊急情況讓意大利陷入例外狀態(tài)》（2月25日）一文中，他認為新冠導致了一種“例外狀態(tài)”的產(chǎn)生，而在和平時期這種狀態(tài)是不正常的，是政府在小題大做，刻意借此加強權(quán)力的影響力。因此，他指責意大利動用法令對某些地方實行軍事化管理，這是借安全之名對人的自由的限制。應該說，對于有著長期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歐洲來說，他的這個提醒是正常的，也是自然的，可是他的這個批評卻在無意中模糊了為應對新冠不得不采取的醫(yī)學隔離和政治性的禁制的區(qū)別，因此掀起軒然大波。他的老友南希率先發(fā)難，批評他的“右派幼稚病”，甚至怒而曝光了將多年前阿甘本曾勸阻自己進行心臟置換手術(shù)的舊事，他慶幸自己幸而當初沒有聽從阿的話，不然自己很可能此生再也無緣見到“新冠君”了。而他的這一批評也暴露了阿甘本一向的對醫(yī)學的不信任，這次阿甘本不過是“故伎重演”而已。南希直言阿甘本他有點被自己喜歡的“例外狀態(tài)”理論搞的走火入魔了，不能事事都用“例外狀態(tài)”的有色眼鏡看，新冠這種病毒其實并不是針對哪個政府爆發(fā)的，而是針對的整個文明；并且，也完全沒有必要談“例外狀態(tài)”而色變，其實所謂的“例外狀態(tài)”早已經(jīng)是一種世界的常態(tài)或者是一種新的“規(guī)則”，而且這種例外就像病毒一樣一直在爆發(fā)，那些在生物，信息和文化上的發(fā)生的“例外”和新冠病毒沒什么兩樣。
第二個新冠所面對的倫理“難題”。斯洛特戴克在3月18日文中認為，歐洲的民主和中國的制度此次都不得不面對共同的困境，那就是為了保護更多的人的安全，而對處于危險中的人們的重視不夠，這也使得其最終的效果很有可能適得其反，那就是這個社會會因為恐懼失去更多人的生命卻因此失去了更多人的生命。哈貝馬斯在《我們知道最多的就是我們什么也不知道》（4月8號）中也談到了這點，即國家是不計代價的挽救所有人的生命還是采用所謂的群體免疫，任由病毒蔓延，從而使得人們獲得抗體，但是這樣做或者引發(fā)醫(yī)療系統(tǒng)的崩潰，或者死亡人數(shù)太高，而無論哪種都是一種“兩難”的選擇。
所以，他們的看法似乎可以簡單的歸結(jié)為一句話，那就是“少談些主義，多處理點問題”。而因此，他們對中國在抗擊新冠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處置“緊急狀態(tài)”的“決斷”能力也予以某種程度的贊同，也并不完全認同這是在政治的意義上對人的自由的剝奪，而只是醫(yī)療意義上的緊急處置。南希就認為，在新冠君臨天下之際，“決斷”顯然是權(quán)力最重要的能力，但是這種能力歐洲是缺乏的，中國和更為強勢的美國卻擁有這種必要的“決斷”能力，也即應付“緊急狀態(tài)”或“例外狀態(tài)”的能力，而這也是使得中國可以很快擺脫因新冠產(chǎn)生的“失序”的“例外狀態(tài)”并得以回歸到常態(tài)的原因。
巴迪歐基本持與南希一樣的觀點，他認為例外狀態(tài)其實是一種正常狀態(tài)，而對這種狀態(tài)下的集權(quán)模式，不應過分解讀，因為不管是中國還是法國，這種“戰(zhàn)爭狀態(tài)”中的應急手段其實是正常狀態(tài)，而此時國家也必須出場，顯示為我曾經(jīng)說的“赤裸國家”，也即霍布斯所說的國家最為基本的保護人民生命安全的功能，而此刻的國家權(quán)力其實是“中立的”，因為不這樣，國家就會產(chǎn)生更大的災難。
三、新冠“全球化”：中國只是“暫?！?，而世界也只是“減速”
對于歐陸思想家來說，新冠的全球化是否會導致中國“出局”及世界全球化的終結(jié)同樣也是他們思考的重要問題。但是，讓人感到較為欣慰的是，他們的看法大都比較樂觀，認為新冠的全球化只是全球化進程的插曲或者“暫停”，不僅不會影響中國的持續(xù)運轉(zhuǎn)，也不會因此終止世界的進一步深入的全球化。首先，他們認為新冠的全球化只是世界全球化一個“表征”，中國的在場也是其在世界全球化市場中的在場的體現(xiàn)。其次，這次新冠全球化，也是全球化的一種“減速”，繼之而來的則是一種世界全球化的繼續(xù)和更快的“加速”。
巴迪歐認為新冠是全球化的“癥候”，不能被種族主義挾持而譴責中國，而之所以會爆發(fā)于中國，只能說中國是全球市場的一個重要的節(jié)點，由此可見中國在全球化中所起到的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南希也認為新冠其實是全球化的產(chǎn)物，甚至是全球化的象征，其本質(zhì)是全球化精神的一種展開，它的身上有一種全球化的精神，是個活躍的“自由貿(mào)易者”，它的蹤跡就是全球化的蹤跡。拉圖爾《想象對抗返回前危機時代的生產(chǎn)的防護姿態(tài)》（3月29日）雖然認為這次新冠的爆發(fā)說明了全球化的脆弱，但是他同時也承認新冠只是全球化的一種形式。斯洛特戴克則認為這次新冠只是近年來世界全球化的加速中的減速，而減速是為了更好的加速。所以，中國不僅不會從全球化的列車上被甩出，反而可以借此機會調(diào)整一下，然后再次隨著全球化這輛高鐵加速前進。他特地引用了在法國高速公路上的標語開幾小時車后必須休息一下來說明這個看法，他甚至希望在這次由新冠引起的世界性的“減速”之后，會有一些積極的效果產(chǎn)生。而且，他也不相信這次新冠會阻止中國的興起，因為14世紀那么可怕的黑死病也并沒有阻擋住歐洲的興起。
總的來說，在他們看來，這次新冠對高速發(fā)展的中國而言只是一次“暫停”而已，對世界的已經(jīng)長時間處于“加速”狀態(tài)的全球化來說，也只是一次“減速”罷了，中國的發(fā)展和世界全球化的腳步不僅不會因此終止，反而有可能更快，融合的也更深。而從這些歐陸思想家對新冠和中國的思考中，也可以看出他們的思想的超越性以及對中國的善意，雖然他們也談到中國的制度與歐洲制度的不同之處，但更多也是一種技術(shù)性的或者“中性”的描述而非有意的批評與攻擊，這種思想的寬容和尊重也是值得中國的學者和更多的人們深思。而他們的思想對我們也不無啟發(fā)和提醒，那就是，對于新冠這樣的人類的共同災難，要有敬畏之心，不能因為中國率先擺脫嚴重的疫情，就忘乎所以，更不能因為世界仍處于疫情之中就幸災樂禍，因為大家都處于一個人類共同體中，也依然處于“新冠狀態(tài)”，理應相互理解和相互協(xié)助。同時，也不能將各個國家抗擊疫情的不同的方式與所謂制度優(yōu)勢予以更多的關(guān)聯(lián)，因為這是每個現(xiàn)代國家最為基本的“赤裸”的功能，只有方式的不同，并無本質(zhì)的差異。并且，也要努力繼續(xù)融入世界全球化的軌道之中，以免因為各方面的原因?qū)е隆懊撥墶?。因為在全球化已?jīng)日漸深入的今天，中國已經(jīng)不可能離開這個世界而獨存。齊澤克在《我們現(xiàn)在都在同一條船上》（2月8日）的文末，告誡美國應該放棄“美國第一”或哪個國家第一的念頭了，特地引用了馬丁路德金的話：我們也許來自不同的船，可我們現(xiàn)在在同一條船上。而這條船就是前是前段時間漂泊在海上無助的鉆石公主號。雖然齊澤克談新冠時不無夸張之處，但這句話說得卻非常好。
當然，他們的這些思考只是基于現(xiàn)狀的判斷，中國未來是否會按照他們所設(shè)想的發(fā)展，不僅取決于新冠后世界局勢的變化，也更取決于中國自己的選擇。
2020年4月11日匆草于五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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