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倫理與美國的力量

日常時期的松散與非常時期的力量是美國的一體兩面?！┱乖?/span>

不理解清教精神就無法理解美國

美國股市不到半個月的時間接連第四次熔斷，美國的疫情正在擴散，國內(nèi)有很多人在歡呼美國的衰落，嘲笑美國沒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這種歡呼實在是不靠譜，并不理解美國真正的力量所在。

要理解美國的力量，首先得理解作為美國立國精神的清教精神，美國在日常時期看似的松散，美國在非常時期所會爆發(fā)的驚人力量，其奧秘都在這里。

這里所說的不是已經(jīng)快被人說爛了的清教倫理的經(jīng)濟精神，而是清教倫理的政治精神；這是非一神教傳統(tǒng)的中國人最難理解的一種精神，而不理解這種清教政治精神，就沒法真正理解美國。

清教精神的核心——信仰的無條件性

中世紀以來直到16世紀初，整個西歐都是天主教的世界，但是時不時會有被教會判作異端的宗教反抗者。反抗者都被鎮(zhèn)壓了，直到1517年第一個成功的反抗者馬丁·路德，開啟了宗教改革，有了今天流行于北歐的路德宗，1536年加爾文把改革更推進一步，有了今天統(tǒng)領北美精神秩序的加爾文宗或曰清教。

清教有著一種強烈的猶太創(chuàng)世論倫理品性。在清教看來，盡管天主教也是脫胎于猶太教，從中繼承下創(chuàng)世論觀念，但其中糅入了太多異教的東西，創(chuàng)世論品性已不純粹，從而背離了上帝，清教要回歸到更純粹的猶太創(chuàng)世論倫理。

這種創(chuàng)世論最難為非一神教的中國人所理解的核心在于，創(chuàng)世是“無中生有”，也就是說上帝創(chuàng)世并不是像女媧用泥巴捏人或者盤古劈開混沌那樣，依托于預先存在的材料，所謂創(chuàng)造只不過是把材料改變屬性；上帝創(chuàng)世時什么都不依靠，只依憑自己的意志。上帝說“要有光！”于是光就出現(xiàn)了，不需要依賴任何材料或條件，完全是從“無”當中創(chuàng)造出“萬有”，女媧或盤古則是把“有”改變形態(tài)，在創(chuàng)世論看來這個不叫創(chuàng)世，這個叫手工。

“無中生有”的上帝，是全能全知全善的。因為一切都是依憑上帝的意志，祂不受制于任何材料或者條件，當然“全能”；因為一切都是來自于上帝的創(chuàng)造，祂當然“全知”；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能獨立于上帝之外，自然也就沒有可以用來判斷上帝的道德標準，相反上帝的意志是一切的判準，是“善”的來源，祂當然也是“全善”。

而女媧盤古就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他們創(chuàng)造時是需要依靠一些預先存在的材料和條件的，這些材料和條件是他們控制不了的，他們反倒要受其約束。

作為非信徒，未必接受創(chuàng)世論的這種理念，但是必須要搞明白那些接受這種理念的信徒是如何想問題的，才知道如何理解他們的行為。

信徒會如何理解問題呢？很簡單，因為上帝是全能全知全善的，所以信仰必須是無條件的。如果你認為信仰居然還要有個條件，不滿足那個條件你就不信仰上帝，那你信的根本就不是上帝，而是那個條件，然而，根本就沒有什么獨立于上帝之外的所謂“條件”。

信仰的無條件性達到什么程度呢？一個最極端的例子體現(xiàn)在《圣經(jīng)·舊約》的《約伯記》當中。上帝純粹出于跟魔鬼打賭的目的，就放任魔鬼把信仰虔誠、為人善良的約伯蹂躪得死去活來，約伯一度對上帝發(fā)怒抱怨，但被上帝痛斥之后馬上悔改，從此更加虔誠地信奉上帝。在非一神教信徒看來，約伯好人沒好報，無辜被玩弄卻還被上帝強迫要虔誠信奉，這樣一種上帝簡直太邪惡了，怎么可以信仰？

但是在一神教信徒看來，這才證明了信仰的無條件性。一個人信仰上帝并不是因為信仰上帝有好處，而是因為信仰上帝是對的。

為什么信仰上帝是對的呢？因為上帝是一切意義的來源。如果沒有好處你就不信上帝，那只不過證明了你信仰的根本就不是上帝，而是那個好處。如果追求好人一定要有好報，那就是在背棄上帝而追逐“好報”（“好處”）。

如果你說自己并不是追求好處而是追求正義，“好人沒好報”是違背正義的，那就意味著你認為還有獨立于上帝之外的道德標準，連上帝都不能違背這些標準；但一神教信徒會認為這種標準是根本不存在的，一切都是上帝創(chuàng)造，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祂想要做什么，什么就是善的，倘若你要上帝符合你內(nèi)心確信的條件才肯信仰上帝，那也意味著你根本就背棄上帝了，因為你否認祂的全知全能全善。

所以，如果要追求正義，那么唯一的途徑就是無條件地信仰上帝。

維特根斯坦的驚人之語

我們還可以通過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猶太人維特根斯坦的一個驚人之語，來進一步地看看這樣一種精神結(jié)構(gòu)是什么樣的，它也更能讓你體會到，這種精神結(jié)構(gòu)對中國人來說是多么陌生。

在二戰(zhàn)后，奧斯威辛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的罪行被揭露出來，好多人都在質(zhì)疑，在奧斯維辛之后，上帝是否仍然成為可能。既然猶太人自稱是上帝的選民，可為什么你們在集中營里都那么悲慘了，上帝還不施以援手呢？明天你就要進焚尸爐了，今天上帝仍然不管你，這一刻上帝在哪？這樣一個上帝還值得信仰嗎？

維特根斯坦說，越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就必須像約伯一樣，越發(fā)虔誠的信神，明知道馬上就要進焚尸爐了，你對神的那份無比虔誠的信仰也依舊沒有絲毫動搖，這才是你的正確做法。

這種說法對于非一神教信徒來說簡直匪夷所思，這也太阿Q了吧？但這里恰恰反映著猶太教創(chuàng)世論的底層精神結(jié)構(gòu)。

如果明天就要死了，上帝卻不來救你，于是今天你就不信了，那你信神是為了什么？答案是，你信神只不過是為了活命這個最大的好處，如果沒好處，你就不信了。那此時你信的究竟是神還是你從神那兒得到的好處呢？如果你因為有好處才信神，那就意味著你的內(nèi)心實際上是被外在物質(zhì)所決定的，從哲學意義上講，你這個人就跟動物沒有什么本質(zhì)區(qū)別。

如果你選擇信神，是因為信神是對的，而不是因為信神能給你帶來好處，那就意味著你已經(jīng)在真正意義上證明了，你的心靈不再被任何外部世界的物質(zhì)條件所決定，而是可以按照自己內(nèi)在的信念自主地做抉擇，所以你的心靈真正地是自由的。

你以這樣一種極致的方式，真正證明了你的精神是自由的，靈魂是自由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你信的東西別人接不接受，這是另一個問題。但是你的這種道德抉擇，證明了人的內(nèi)心，人的靈魂是有可能自由的，不被物質(zhì)所決定的，從而證明了人之為人的偉大性，表達出人跟動物的根本區(qū)別性。

如果你明天要進焚尸爐了，今天你就不信了，那么希特勒殺你，在絕對意義上，他不是沒道理的，因為希特勒殺猶太人的理由就是，他認為猶太人是一群唯利是圖的小人，他們把我們社會給搞壞了。如果你因為上帝沒來救你，今天你就不信了，那你的確是惟利是圖的小人。

但當希特勒明天就把你殺掉，你今天照舊能做到虔誠信神的時候，你的信仰就不是有條件的，而是無條件的，此時希特勒殺的就不再是猶太人了，而是一群真正證明了人性之偉大、人之所以為人的、內(nèi)心高尚且靈魂上永遠無法被毀滅的人。

在一神教信徒看來，在這個意義上你已經(jīng)獲得救贖了，因為這樣一種能夠無條件信仰的強大的內(nèi)心，不是個人靠自己能夠獲得的，而是要靠神的恩典才能獲得的，神要救贖的就是你的精神，而不是你的肉體。

所以，正因為你的信仰是無條件的，你能夠像約伯那樣堅持下去，你的內(nèi)心才是真正自由的。在這種情況下，才使得希特勒殺猶太人這件事無條件地變成了反人類罪，否則的話他就是反猶太人罪。

通過你的死，你真正證明人之為人的偉大性，人之為人的高尚性，你的靈魂就獲得了升華，于是猶太人的死就不再是一種生物性的死亡，它開始被圣化為犧牲；犧牲才構(gòu)成人類最可寶貴的東西，它是真正能夠引領人走向更高的精神世界的路標。

這個故事雖然說的是猶太人、猶太教，但是堅持信仰的無條件性，堅定內(nèi)心決不妥協(xié)的精神結(jié)構(gòu)，在最原初的基督教也是一樣的，也是后來的清教徒所追求和信仰的。

說到這里，就能清晰地看到，對國人來說，這是多么難以理解的一種觀念。但這恰是美國的立國精神所在，恰是要真正理解美國就必須預先理解的一種觀念。

從清教倫理會導出什么樣的政治原則？

在創(chuàng)世論倫理和非創(chuàng)世論倫理之間做個對比就會發(fā)現(xiàn)，創(chuàng)世論倫理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所以沒有什么是上帝都克服不了的，上帝不需要任何中介，直接決定每一個個人的命運，個人除了上帝的意志不受制于任何東西；非創(chuàng)世論倫理則會認為，有一些東西是無論什么力量都克服不了的，甚至連神都要服從它，這些東西就構(gòu)成了人們必須服從、無從擺脫的命運。

基督宗教的幾大教派中，清教對創(chuàng)世論倫理的堅持是最為純粹的，在它看來，天主教已經(jīng)背離了這種創(chuàng)世論倫理，背離了上帝。

對非創(chuàng)世論倫理來說，既然在個人之上還有著一種個人無法擺脫的命運，個人的最高德性就在于對命運的順應，對自我欲望的克服。天主教在千余年的歷史演化過程中，頗有些非創(chuàng)世論的要素融入進來，比如它主張“因功稱義”，也就是努力行善就能獲得救贖，這就相當于主張，有一種連上帝都必須服從的道德原則——“好人應當有好報”。

這些道德原則是基于傳統(tǒng)的，寄托在民族文化當中的傳統(tǒng)，又被轉(zhuǎn)化為個人應當順服的命運，在近代世界上，又在政治實踐中進一步表達為民族主義。出身于特定的民族是個人無法選擇的命運，他應當認同于源自傳統(tǒng)的民族；忠于民族的事業(yè)，是一種至高的德性。

清教則在純粹創(chuàng)世論背景下否定命運-傳統(tǒng)對于人的束縛，強調(diào)上帝與人的約法。十誡當中第一誡為：“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別的神?！比缛舫姓J個人必須接受命運-傳統(tǒng)，無異于承認了在上帝之外另有一個神，這個事情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清教徒的政治抉擇是拒絕命運-傳統(tǒng)的束縛，在與上帝之約的基礎上，自我立法，自我治理。對他們而言，政治的基礎是上帝賦予個體的道德責任，也就是自由意志（前面維特根斯坦的故事以極端的方式說明了自由意志的內(nèi)涵），擁有自由意志的人應當自主決斷、自我負責，而絕不應順服什么命運-傳統(tǒng)預先給定的框架。

簡單來說，在非創(chuàng)世論背景下看來，既定的命運是主宰，個體要順從命運；在純粹的創(chuàng)世論背景下看來，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才是主宰，祂賦予個體以自由意志，個體要去主宰、創(chuàng)造自己的命運。

于是，清教倫理下的政治一定是個人主義的，而非集體主義的。這種個人主義不承認“民族”、“國家”之類的東西會決定一個人的價值，個人的價值只能來自于上帝對個人的直接賦予，個人是獨立地對上帝負責、對自己負責的。

這種個體性的道德責任不指向任何特定的族群或文明，只指向上帝，它會表達為可以穿透任何疆界任何人群的一種普遍價值。

這與民族主義的國家觀和道德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民族主義認為世界是由一個個獨立的、不可被還原的國際法實體（國家）組成，每個國家都以其自己的命運-傳統(tǒng)或曰民族為認同的基礎，個體要從屬于國家、民族；清教政治倫理則將世界作為一個無差別整體來看待，個體才是權(quán)利的基礎，國家則是個體聚合在一起，用來為每一個個體服務的工具。

逃離舊大陸去往北美新大陸的清教徒，在其登陸之前徒簽訂的《五月花號公約》，便深刻浸透著清教政治倫理的表達。清教徒所結(jié)成的政治秩序，也會形成其傳統(tǒng)，但該傳統(tǒng)不是實體性的民族精神之生長，而是會表達為一種抽象的法律秩序之延續(xù)，這是對猶太-清教的約法傳統(tǒng)的繼承。

清教精神是美國政治的深層精神結(jié)構(gòu)，其內(nèi)在的普遍價值對于國界的穿透性，是美利堅對所有個體的吸引力的秘密，所以，自由女神像基座上的詩詞：

“舊世界，留著你過去的壯麗恢宏！”她沉默的雙唇喊，“給我你那疲憊、困頓、渴求自由呼吸的蕓蕓眾生，你那擠滿海岸的可憐賤民！把他們，把那些無家可歸、顛沛流離者送來，我在這金色的門邊舉燈相迎！”

才會如此地撼人心魄。也所以，美國價值觀會構(gòu)成美國所定義的核心國家利益之一。

基于民族主義的德意志帝國依托于特定的日耳曼文明，便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自我拘限，無法精神性地穿透國界，否則"德將不德"，這是其最終無法與盎格魯-撒克遜帝國對抗的精神性原因。

美國日常時期的松散與非常時期的力量

對于美國人來說，其立國精神便是清教精神，美國社會的中堅力量會把本國視作一個清教共同體。

清教徒相信自己是上帝所揀選救贖的人，世間是充滿邪惡的，所以自己所屬的清教徒共同體（也就是美利堅合眾國）在這個世界上便有著特殊的使命，要以對神的服從、對公義的光大作為自己的責任。

然而，負有特殊使命的是清教徒共同體，也就是這個國家，而不是政府，政府只不過是這個共同體選出來為自己服務的。

人皆有原罪，即便是上帝已經(jīng)揀選的清教徒也無法擺脫欲望的誘惑，所以政府本身也是人們要警惕的對象；但是在清教徒共同體要履行面對世界的使命時，政府便是必要的工具。

也就是說，對清教徒而言，政府是一種必要的建制，而且它可能是惡的，但它應該是善的，因為清教徒共同體本身肩負著神命，是善的。

清教精神這種立國精神，使得美國的國民有著強烈的國家道義感，這種道義感又可以與對本國政府的高度不信任相結(jié)合，這種看似矛盾的現(xiàn)象，必須在清教政治倫理的基礎上，才能夠獲得深刻理解。

因為對本國政府高度不信任，所以美國聯(lián)邦政府獲得授權(quán)有限，很多事情都被束縛住手腳，不能去做。于是從外觀上看來，美國就很松散，有人就嘲笑美國的體制，沒有能力集中力量辦大事。

然而要注意的是，日常生活中哪有那么多大事要辦的？人們所要面對的絕大部分都是小事，這都是靠地方的自組織機制就能夠搞定的。

美國的地方自治高度發(fā)達，一方面這來源于《五月花號公約》所流傳下來的那種清教自治精神，以及英國的普通法傳統(tǒng)，一方面這又得益于美國的地緣環(huán)境非常優(yōu)越，不面臨任何陸地上的強敵，不需要強大的陸軍，于是中央政府沒有能力集權(quán)壓制社會。這就讓絕大部分小事都會在地方自治層面被搞定，沒有機會發(fā)酵上升為不得不“集中力量”應對的“大事”。

有一些似乎是“大事”的事情，比如橫跨東西的大鐵路，比如密集的高速公路網(wǎng)絡，比如石油的開發(fā)，實際上在美國也不是靠集中力量完成，而是是靠民間資本完成的，在市場的驅(qū)動下，效率非常高。今天之所以看上去效率似乎不那么高了，是因為已經(jīng)沒有那么多要做的了。而市場一旦真出現(xiàn)要做的，民間資本很快也會把“大事”搞起來，比如頁巖氣的開發(fā)。

還有一些看上去似乎是大事的事情，實際上在社會中可能對于不同的群體的利益影響非常不一樣，有受益的又有受損的，彼此之間的制約就會讓這些“大事”也辦不成。

所以，前幾天和一位生活在美國的朋友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他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評價，“美國是一個無法從上到下動員的國家，要把這個國家惹急了非常非常難。但一旦惹急了，九頭牛都拉不回來，動員起來力量驚人，全民都是自發(fā)的，捍衛(wèi)自由。”他說到的“惹急了非常難”，實際上并不是因為美國人脾氣好，而是因為各種“大事”或者是被地方自治消化掉了，或者是被市場消化掉了，或者是在各種群體彼此之間的制約中彌散掉了，很難整體性地動員起來，從外部看上去，就是“很難惹急”。

然而，一旦觸及到美國人共識的底線，“大事”就出現(xiàn)了，整個清教共同體瞬間就會被動員起來，那就是被“惹急了”，“九頭牛都拉不回來”，進入了非常狀態(tài)。此時清教共同體對于世界的特殊使命感被激活，全民自發(fā)動員展開，這種動員的效率根本不是“集中力量辦大事”所能比擬的。兩者的區(qū)別就是，前者是“我要做”，后者是“要我做”，前者是可以不惜代價地自發(fā)集體行動起來，捍衛(wèi)自己最珍視的價值，這是一種集體心流的狀態(tài)；后者是被組織整合起來，需要精細復雜的監(jiān)督與控制機制，很多資源會消耗在這種方面。

在偷襲珍珠港之前，日本人就是小看美國，認為這是一個大大咧咧馬馬虎虎貪生怕死不能辦大事的國家，尤其是美國面對歐洲和亞洲兩個戰(zhàn)場已經(jīng)打了幾年的戰(zhàn)爭始終保持中立、態(tài)度曖昧，更讓日本看不起。所以日本就決意冒險偷襲珍珠港，滅掉美國太平洋艦隊，想要一舉成為太平洋霸主。

沒想到，偷襲之前是美國人還處在“很難被惹急”的狀態(tài)，偷襲事件一下把美國人惹急了，自下而上地瞬間被動員起來，美國凝聚成一個整體迸發(fā)出可怕的力量，能辦的事之大，遠非日本人所能想象。

1941年底珍珠港被偷襲，美國在這一年的坦克年產(chǎn)量是4052輛，到1943年，年產(chǎn)近3萬輛。美國參加二戰(zhàn)不到四年的時間里，共生產(chǎn)了8萬輛坦克、1400萬輛汽車、30萬架各類飛機，建成航母131艘、戰(zhàn)列艦10艘、巡洋艦48艘、驅(qū)逐艦355艘、護衛(wèi)艦498艘、潛艇203艘、登陸艇64500艘，而同時期的日本共生產(chǎn)坦克5000輛，建成航母17艘、戰(zhàn)列艦2艘、巡洋艦6艘、驅(qū)逐艦63艘、潛艇126艘。雖然日本在前期占盡了優(yōu)勢，但當美國“被惹急了”，開動戰(zhàn)爭機器后，日本的優(yōu)勢便以可怕的速度快速失去。

美國在二戰(zhàn)當中的最巔峰時期，每周就能下水一艘新航母，工人午休時間就能組裝一架飛機，歐洲戰(zhàn)場上德國虎式坦克每擊毀一輛謝爾曼坦克，就有四輛謝爾曼走下生產(chǎn)線，四輛謝爾曼裝船運往歐洲戰(zhàn)場。這種生產(chǎn)力是當時世界上所有國家加起來都比不上的。

說到這還要順便再補一句，前面談到美國人對外的那種國家道義感，具體的載體就在于美國的軍人。所以如果有外人指責美國軍人，這對美國人來說是一種特殊的冒犯，是難以容忍的。

今天的美國看似不以制造業(yè)見長了，看似已成明日黃花不再有那種力量，要知道，那是因為今天仍然是日常狀態(tài)，美國人還沒有“被惹急”。一旦“被惹急”，進入到非常狀態(tài)，將近80年前的歷史不是不可能重現(xiàn)。所以，不可輕易嘲笑美國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更不要把美國惹到要“辦大事”的層次。

劈波斬浪的力量

在和那位朋友討論的時候，我回復道，“美國人被惹急了之后就是全民心流，碾壓性力量席卷而來，萬軍之耶和華的感覺，這是清教的政治效應?！?/p>

寫下這條消息的時候，我的眼前浮現(xiàn)出五年前在日本一個博物館里看到的一幅畫。那并非什么名畫，而是一個關(guān)于日本歷史的展覽，展示到二戰(zhàn)階段的時候，有一幅畫，畫的是驚濤怒號的大洋，美軍戰(zhàn)艦劈波斬浪慨然而來。戰(zhàn)艦在憤怒的大海上疾駛，整個世界都籠罩在一種鋪天蓋地的力量感當中。畫面讓我想起了圣經(jīng)舊約中上帝的雷霆之怒。

毫無疑問，被惹急的美國人，用兩顆原子彈的雷霆萬鈞之力，讓日本人真正地理解了什么是美國人的“大事”，理解了美國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