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陳寅恪的“語文學”

《與妹書》

1923年8月出版的《學衡》第二十期，刊登陳寅恪《與妹書》（節(jié)錄），全文如下：

我前見中國報紙告白，商務印書館重印日本刻《大藏經》出售，其預約券價約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價亦更貴。不知何處能代我籌借一筆款，為購此書。因我現(xiàn)必需之書甚多，總價約萬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續(xù)藏兩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續(xù)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類書百種而已。若不得之，則不能求學。我之久在外國，一半因外國圖書館藏有此項書籍，一歸中國，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將初著手之學亦棄之矣。我現(xiàn)甚欲籌得一宗巨款購書，購就即歸國。此款此時何能得，只可空想，豈不可憐。我前年在美洲寫一信與甘肅寧夏道尹，托其購藏文大藏一部，此信不知能達否。即能達，所費太多，渠知我窮，不付現(xiàn)錢，亦不肯代墊也。西藏文藏經，多龍樹、馬鳴著作而中國未譯者。即已譯者，亦可對勘異同。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與希臘、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屬一系。以此之故，音韻訓詁上，大有發(fā)明。因藏文數(shù)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寫，其變遷源流，較中文為明顯。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歷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經典，印度極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類，與佛教史有關者多。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注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shù)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shù)。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師天臺宗之祖師，其解“悉檀”二字，錯得可笑（見《法華玄義》），好在臺宗乃儒家《五經正義》二疏之體，說佛經，與禪宗之自成一派，與印度無關者相同，亦不要緊也。（禪宗自謂由迦葉傳心，系據(jù)《護法因緣傳》?，F(xiàn)此書已證明為偽造。達摩之說，我甚疑之。）舊藏文既一時不能得，中國《大藏》，吾頗不欲失此機會，惟無可如何耳。又蒙古、滿洲、回文書，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滿、蒙、回、藏文書，價廉者，請大哥、五哥代我收購，久后恐益難得矣。（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以下簡稱《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11-312頁。）

《學衡》第二十期

這是陳寅恪公開發(fā)表的第一篇文字，其時他還在柏林留學。信中首先說自己在回國前，要準備藏文《大藏經》正續(xù)兩部、漢文《大藏經》正續(xù)兩部、西文書約百種以及其他零星字典，最后還有滿、蒙、回、藏文所寫的書，統(tǒng)統(tǒng)都要，歸國后沒有這些資料，則無從治學。其次說自己正在學習藏文，希望用西洋語言學之方法，來做漢藏文比較研究，這樣則可以超過乾嘉諸老。最后說自己所關注的主要問題，一是歷史，后注“唐史、西夏”，這里的“西夏”應當是“西藏”之誤排，因為后面即說“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系不待言”，而此后他也沒有研究西夏歷史；另一是佛教，大乘經典和小乘律學最有價值，但他“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并舉《金剛經》注解及天臺、禪宗學說中之問題，點到為止。

新來的東方語言學者

當時的國內學人，還沒有見到陳寅恪的真面目，讀到這篇文字，一定頗為震驚。此君不僅可以讀梵、藏、滿、蒙、回等各種文字材料，而且敢說除了晉唐和尚（意思就是鳩摩羅什、玄奘、義凈等師）外，中國人對佛教文獻的理解，多是望文生義，毫不足道?？跉庵螅衩@發(fā)聵。我每次讀《與妹書》，都想看看寅恪先生到底有多大的本事，讓當時的學人如此刮目相看。這篇文章發(fā)表在《學衡》雜志上，主要負責編務的東南大學教授吳宓，就是陳寅恪哈佛大學時代的好友，大概也只有吳宓，才能夠拿到這樣一封家信來發(fā)表，其標明“節(jié)錄”，也就是選擇的只是有關學術的部分。不過這篇文章并非當時《學衡》所刊文章的重要篇章，我們看《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三聯(lián)書店1995年版）完全沒有提到此文，即可明了。但正是這唯一的一篇文章，后來成為吳宓向清華大學校長舉薦陳寅恪的利器，讓這位飽學而無文憑的海外學子，步入清華學堂，與聲名赫赫的梁啟超、王國維輩，并列為四大導師。

在德國留學的陳寅恪

1926年7月，陳寅恪到清華報到，任國學研究院導師，開始他的講學研究生涯。9月6日，王國維給羅振玉去信，說到：“頃陳散原之幼子名寅恪者已至學校，此人學東方言語學，言歐洲學問界情形甚詳，言論（倫）敦有漢文摩尼教贊頌一卷，已印行，此卷甚有關系?！保ㄍ鯌c祥、蕭文立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東方出版社，2000年，658頁）可見，就連博學如王靜安先生，都從新來的陳寅恪那里聽聞許多歐洲學界的詳細情況，而且還有他所關心的摩尼教文獻，此即斯坦因所獲《下部贊》（S.2659），其時全文實際尚未發(fā)表（1934年出版的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十四方載全文），但有一些贊文，如第1-82行《贊夷數(shù)文》、176-183行《初聲贊文》、360-363行《贊日光后結愿偈》、387—400行《莫日聽者懺悔愿偈》，已由德國學者瓦爾德施密特（E. Waldschmidt，1897-1985年）和楞茨（W. Lentz）合作發(fā)表在《夷數(shù)在摩尼教中的地位》（“Die Stellung Jesu im Manichaismus”, Abhandlunge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Berlin, 1926, pp.1-131.）這篇長文中。王國維聽聞這些，必然覺得這位“后生可畏”。

在王國維眼中，陳寅恪是學東方語言學的。陳寅恪說自己要“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其方法也就是歐洲當時東方學中最有成就的“語文學”（Philology）。什么是語文學，北京大學段晴教授在《德國的印度學之初與季羨林先生的學術底蘊》一文中對此有所闡述，文載《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十二卷（季羨林先生紀念專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近年來，清華大學沈衛(wèi)榮教授極力倡導語文學方法，還出版了專著《回歸語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版），讓我們對于歐洲語文學的來龍去脈和學術方法，有了透徹的了解。至于陳寅恪先生早年的語文學研究，也有不少學者談過，最近沈教授也有論說。但都是泛泛而談，沒有深入。

1926年9月清華開學，陳寅恪開始上課，講授“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涉及范圍包括“摩尼教經典與回紇文譯本之研究”，“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梵文、巴厘文、藏文、回紇文及中央亞細亞文諸文字譯文比較研究）”等，這些顯然是寅恪先生語文學的實踐場所。但授課不同于研究，只是講解，因為聽眾沒有基礎，有些不會深入。下面我們還是根據(jù)陳寅恪自己的著述，來看看他的“語文學”研究成果。

陳寅恪的“語文學”

1927-1930年間，陳寅恪發(fā)表了一系列有關各種文本的比較研究的文章，有些文章中對證佛教名相的梵漢諸語詞對譯的情況，這些讀者比較容易看懂。而他文章提到的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因為引用方式不太規(guī)范統(tǒng)一，有時只提書名，有時只用中文表述，讀者不一定都知其所云，如果不知道其所引文獻的學術價值，也就無法理解寅恪先生的貢獻。筆者曾系統(tǒng)收集西人有關中亞寫本研究之目錄，并幾度開設“西域胡語與西域文明”的課程，對于寅恪先生所引文獻，略知一二，以下略作發(fā)覆。（按，寅恪先生文中書名號多無標點，今補。）

《〈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原載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二號，1927年9月刊）。文中提到敦煌寫本中之法成，“其譯著之書，今所知者，……藏文則有西藏文正藏中之《善惡因果經》、義凈《金光明最勝王經》重譯本及關于觀世音菩薩神咒三種等（詳見Journal Asiatique Serie 11, Tome 4，《史林》第八卷第一號、《支那學》第三卷第五號、伯希和及日本羽田享石濱純太郎諸君考證文中。）”（《二編》254頁，“享”系“亨”之訛）此處提到的法國《亞洲學報》所刊伯希和（P. Pelliot）文，應當是《〈甘珠爾〉目錄札記》（“Notes à propos d’un catalogue du Kanjur”, Journal Asiatique, IV, 1914, pp. 111-150）。伯希和是法國中亞研究的名家，與中國學者交往頗多，也是陳寅恪的朋友，在此不必詳述。而日本羽田亨、石濱純太郎，也都不是等閑之輩，在日本胡語研究方面有開拓之功。

《〈童受喻鬘論〉梵文殘本跋》（1927年11月刊《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一卷第三期；又載同年12月《清華學報》第四卷第二期）：

昔年德意志人于龜茲之西，得貝葉梵文佛教經典甚多，柏林大學路得施教授Prof. Henrich Lüders檢之，見其中有《大莊嚴論》殘本。寅恪嘗游普魯士，從教授治東方古文字學，故亦夙聞其事。至今歲始得盡讀其印行之本（Bruchstücke der Kalpanāmanditikā, herausgegeben Von enrich Lüders, Leipzig, 1926）。教授學術有盛名于世，而此校本尤其最精之作，凡能讀其書者皆自知之，不待為之贊揚。茲僅就梵文原本考證論主之名字，及此論之原稱，并與中文原譯校核，略舉一二例，以見鳩摩羅什傳譯之藝術，或可為治古代佛教翻譯史者之一助。（《二編》207頁）

文中提到的路得施教授，現(xiàn)在一般更通用的譯法是呂德斯（1869-1943年），他是當時德國東方學界的領袖人物，也是“中亞與遠東歷史、考古、語言、民俗考察國際協(xié)會”德國分會的負責人之一，在他的推動下，德國柏林民俗學博物館組成“德國吐魯番探險隊”，由格倫威德爾（Albert Grünwedel，1856-1935年）和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年）率領，在1902-1903、1904-1905、1906-1907、1913-1914年四次到新疆考古，在吐魯番、焉耆、庫車等地獲得大量文物和文獻材料。呂德斯很快就投入新獲西域文獻的整理研究工作，1911年就出版《佛教戲劇殘頁》（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 Berlin 1911）和《馬鳴的劇本〈舍利弗章〉》（“Das Sāriputraprakarana, ein Drama des Asvaghosa”,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11, pp. 388-411。以下刊名簡稱SPAW）。寅恪先生提到的《大莊嚴論》刊本，也是他整理龜茲出土梵文寫本的成果之一。而鳩摩羅什正是與寫本大概同時代的龜茲僧人，十六國后秦時到長安譯經傳法，寅恪先生取這兩者來對比，自然有其深意所在。呂德斯不愧大家，他除了有關梵文、佉盧文等個案研究外，還在1922年和1930年分別撰寫了《西域的歷史與地理》（“Zur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Ostturkestans”, SPAW, phil.-hist. kl. 1922, pp. 243-261）及《再論西域的歷史與地理》（“Weitere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von Ostturkestan”, SPAW, phil.-hist. kl. 1930, pp. 7-64），利用零碎的出土文獻，構筑比較宏觀的新疆古代歷史敘述。他的主要論文結集為《印度語文學論集》（Philologica Indica, G?ttingen 1940）。我想陳寅恪受呂德斯的影響最大，他的語文學應當主要就是來自呂德斯的印度語文學研究。

《〈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1928年6月發(fā)表于《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其中說到：

近年俄羅斯人C. E. Malov君肅州得一《金光明經》之突厥系文本，（俄國科學院《佛教叢書》第十七種一千九百十三年出版）張居道入冥及安固縣丞妻二事均譯載卷首，其體制與敦煌寫經之冠以《滅罪傳》者適相符合。予又見德意志人近年于土魯番所獲之吐蕃文斷簡，其中有類似《滅罪冥報傳》之殘本。（見A. H. Francke,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Mai, 1924）內容述及《金剛經》，殆冠于《金剛經》之首者，惜太殘闕，無由確證。（《二編》256頁）

寅恪先生所說俄國科學院的《佛教叢書》，即沙皇俄國出版的Bibliotheca Buddhica叢書，其第十七種為拉德洛夫（W. Radloff）和馬洛夫（S. E. Malov）合作刊本的《回鶻文譯本〈金光明經〉》（Suvarnaprabhasa. (Sutra zolotogo bleska). Tekst uigurskoi redaktsii. St. Petersburg 1913）。正如寅恪先生所言，此書1913年始刊，實則到1917出版完畢?；佞X文之外，寅恪先生又提到德國探險隊在吐魯番的收獲，即藏文本類似《金光明經冥報傳》的殘本。這里他只提示弗蘭克（A. H. Francke）的名字和文章發(fā)表的雜志名，即《普魯士王家科學院學術會議報告集》（簡稱SPAW），未及篇名，實即《吐魯番發(fā)現(xiàn)的藏文寫本》（“Tibetische Handschriftenfunde aus Turfan”, SPAW, 1924, III, pp. 5-20）。這里所刊藏文“故事”殘片，即寅恪先生比定之《冥報傳》。弗蘭克是摩拉維亞教派的傳教士，長期在西藏傳教，并研究藏學，斯坦因（A. Stein）和德國探險隊所獲古藏文文書，最早都是交給他來解讀。他的主要論著是《印度西藏古史考》（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Calcutta 1926），陳寅恪曾從他學習藏文，所以對他的研究也是熟悉掌握。

跋文又說：

《金光明經》諸本，予所知者，梵文本之外，（梵文本已刊者有Sarat Chandra本及A. F. Rudolf. Hoerle,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所載之本，余詳見《宗教研究》第五卷第三號泉芳璟君《讀梵文金光明經》論文）其余他種文字譯本，尚存于今日者，中文則有……西藏文則有三本，（見《支那學》第四卷第四號櫻部文鏡《蒙文金光明經斷篇考補箋》）其一為法成重譯之中文義凈本。蒙古文及Kalmuk文（予曾鈔一本）均有譯本。滿文大藏經譯自中文當有《金光明經》，但予未得見。突厥系文則有德意志土魯番考察團所獲之殘本（F. W. K. Müller, Uigurica，1908）及俄國科學院《佛教叢書》本。（見前）東伊朗文亦有殘闕之本，（見P. Pelliot, Etudes Linguistiques sur les Documents de la Mission Pelliot, 1913及E. Leumann, Abhandlun 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XV,2, 1920）據(jù)此諸種文字譯本之數(shù)，即知此經于佛教大乘經典中流通為獨廣，以其義主懺悔，最易動人故也。（《二編》257頁，排版之Hoernle名及刊物名Abhandlungen，稍有訛誤。）

這里寅恪先生羅列了《金光明經》各種語言的文本，除了傳世的文本外，也有當時屬于西域新發(fā)現(xiàn)的文本，如梵文殘本有寅恪先生提到的霍恩雷（A. F. R. Hoernle）在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中的刊本，此書為1916年牛津出版，今譯為《新疆出土佛教文獻叢殘》；突厥文寅恪先生舉出1908年繆勒（F. W. K. Müller）所刊德國吐魯番考察所得殘本，此即《回鶻語文獻匯編》第一卷第二部分（Uigurica. I-2. “Die Reste des buddhistischen Goldglanz-Sūtra”, APAW, 1908）。最后，伯希和刊布的東伊朗語文本當然不會為寅恪先生錯過，這里只提到Etudes Linguistiques sur les Documents de la Mission Pelliot（伯希和考察隊文獻叢刊的語言學研究）的書名，其實其篇名為《一件東伊朗語書寫的〈金光明經〉殘卷》（Un fragmemt du Suvarnaprabhasasutra en iranien oriental），發(fā)表于《巴黎語言學會論集》（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第十八卷，1913年，89-125頁。洛伊曼（E. Leumann）的書，寅恪先生給出的是叢刊名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實際上我們一般引用該書的本名《佛教文獻：北雅利安語與德語翻譯》（Buddhistische Literatur, Nordarisch und Deutsch），萊比錫，1920年出版。這里引用的各種譯本的刊布者，伯希和之外，霍恩雷、繆勒、洛伊曼分別在梵語、突厥回鶻語、于闐語（即所謂北雅利安語）方面，都是一時代的學術權威。由此可見，寅恪先生對當時已經發(fā)表的中亞各種語言文字的《金光明經》可謂收羅備至，也能掌握當時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這對其研究各種譯本的關系，準備了素材和討論的對象。

《敦煌本〈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跋》（1929年5月發(fā)表于《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二卷第五期）。文中有云：

日本西本龍山君影印敦煌本《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并附以解說，廣征詳證，至為精審。蓋毗奈耶比較學之佳著也。往歲德意志林冶君Ernst Waldschmidt校譯說一切有部梵文《比丘尼波羅提木叉》殘本Bruchstücke des，予適游柏林，偶與之討論。（《二編》258頁）

這里寅恪先生據(jù)日本西本龍山刊敦煌本《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聯(lián)系到德國所刊梵文本。所謂“林冶”應當是Waldschmidt的意譯，他是陳寅恪的同學，很可能是寅恪先生給他起的這個名字，音、義都很恰當，姓的選擇也很地道，可惜沒有通行起來，后來跟從他讀書的季羨林先生，稱他為“瓦爾德施米特”（《留德十年》，東方出版社，1992年，40頁）或“瓦爾德施密特”（《季羨林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年，648頁），現(xiàn)在通用后者。瓦氏是一個全才，上世紀20年代初接手德國吐魯番探險隊資料后，才華得到了全方位展現(xiàn)：與探險隊員勒柯克合作研究西域佛教美術，完成七卷本《中亞古代晚期的佛教文物》（Die buddhistische Sp?tantike in Mittelasien, I-VII），1922-1933年在柏林陸續(xù)出版，其中包括對龜茲壁畫的考釋和排年；另外，1925年還獨自撰寫出版了《犍陀羅、庫車、吐魯番：中古早期中亞藝術導論》（Gandhara, Kutscha, Turfan.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frühmitelalterliche Kunst Zentralasiens. Leipzig: Klinkhardt & Biermann, 1925）；又與伊朗語專家楞茨合作研究摩尼教文獻，除了1926年發(fā)表的前述《夷數(shù)在摩尼教中的地位》外，還在1933年發(fā)表《漢語和伊朗語文獻中的摩尼教教義》（“Manich?ische Dogmatik aus chinesischen und iranischen Texten”, SPAW, 1933, pp. 480-607），又是大開本一百多頁的長文。不過，大概從1926年開始，他的主業(yè)逐漸集中在中亞出土的梵文寫本，寅恪先生這里所示的他所校譯說一切有部梵文《比丘尼波羅提木叉》殘本，原文抄錄不全，應當是Bruchstücke des Bhik?u?-ī-Prātimok?a in den verschiedenen Schulen（Leipzig: Deutsche Morgenl?nd. Gesellschaft 1926）。此時正好是寅恪先生游學柏林之際，并且與瓦氏有所交流，那么瓦氏把學術方向集中到梵文寫本，正是寅恪興趣所在，這中間有無關聯(lián)，不得而知。此后瓦氏成為德國吐魯番探險隊所獲梵文寫本整理的中堅力量和領導者，他本人發(fā)表了大量解讀文本的論著，內容涉及大乘經典、小乘律文、阿含經典等，并組織團隊編撰《吐魯番發(fā)現(xiàn)的梵文寫本叢刊》（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按編號順序系統(tǒng)編目、轉寫、刊布梵文寫本，從1965年到1980年，他本人主編完成四卷。此后，他的弟子迄今仍然在繼續(xù)工作，最近出版了第十二卷。

這些大概就是陳寅恪先生回國后最早從事研究的論著中與“西人之東方學”有關的部分，雖然不是全部，但主要的都在，其他自可舉一反三。由此看來，寅恪先生的確如《與妹書》所寫的那樣，收集了大量西方學者研究東方文獻的著作，其實從今天保存在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原東語系）的陳寅恪藏書中也可以看出，有全套巴利文藏經，還有大部頭的拉德洛夫《蒙古碑銘集》，以及大量有關梵文、藏文、突厥文的研究著作，可謂收羅宏富，準備充足。但寅恪先生的興趣，顯然不像西方學者那樣，以解讀新出土文獻為目的；也不像與他在當時有密切學術交往的鋼和泰（A. von Sta?l-Holstein）那樣，去做梵藏漢文本佛典的對勘；而是利用不同語言的文獻，來解釋漢譯佛典的名相定義和選擇去取。與其說寅恪先生做的是“語文學”研究，不如說做的是“文獻學”的研究。關于此點，可參看陳懷宇《在西方發(fā)現(xiàn)陳寅恪》（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七章的相關討論。

但佛教文獻學的根基，在佛典的語文學，正是因為寅恪先生在留學期間打下了深厚的語文學基礎，這有幾十本季羨林先生介紹過的“學習筆記本”來證明（見《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他才能在解說漢譯佛典時觸類旁通，超越乾嘉諸老，“得正確之解”。遺憾的是，清華國學院聚集的精英學子和他校旁聽的高材生，都說寅恪先生的課聽不懂，也沒有一個人真正跟隨他去做歐洲正統(tǒng)的語文學。隨著1930年代中期寅恪先生的學術轉向以漢文材料為主的中古史，他的以“西人之東方學”支撐的語文學也好，還是佛教文獻學也好，都沒有人繼續(xù)下來，直到在海外學習梵文的周一良和兼學梵文與吐火羅文的季羨林回國，才使得這一搖搖欲墜的學術薪火，得以傳承。

（2020年3月15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