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讀《絲綢之路與唐帝國》：從昭陵看北族的影響

【編者按】

日本知名出版社講談社在《中國的歷史》系列之外，策劃十年，邀請日本國內一流的歷史學者撰寫了《興亡的世界史》系列，共21卷。這一系列，聚焦世界史上的重要題目，融匯了學術界的前沿成果，給大眾介紹專業(yè)的史學知識。近日，該系列的中文版首輯推出九卷，我們邀請其中《絲綢之路與唐帝國》一書的譯者、關西大學文學博士、日本姬路獨協(xié)大學人間社會學群教授石曉軍朗讀該書中的一節(jié)。

昭陵十四國君長像題名之一，“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圖片來自網絡）

在上述十四人中，有七個人是雄踞于中國北方和西方的游牧國家或半農半牧國家的領導人，四個人是西域綠洲城邦國家的王。由于新羅被唐朝視為活躍于東北、以半農半牧國家的身份強盛起來的高句麗的后繼者，所以也可以算作北方-西方陣營之一員。這樣算下來，剩下的就只有南方的林邑和印度了。通過這些我們可以充分地窺見并了解到，對于中國王朝來說，游牧民族和西域城邦國家所在的北方-西方絲綢之路地帶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正因為制服了這些國家，太宗才獲得了“天可汗”的稱號。因此，在昭陵里太宗向北面對位于北司馬門的諸國君長是很自然的。我們據此推測昭陵具有象征南面的中華的皇帝和北面的天可汗兩個方面的意義，絕非沒有根據的臆測。

除此之外，昭陵還有著濃郁的突厥風格。據中國學者葛承雍的研究，中國的這種“依山為陵”的陵寢制度本身之所以始于昭陵，是因為受到了突厥圣山信仰的影響；而且特意彰顯六駿這一做法，也是與鄂爾渾碑文中詳述的中興突厥第二帝國的英雄們彰顯愛馬如何活躍一脈相通。而且北司馬門的六駿之中的幾匹駿馬的名字的確來自突厥語或粟特語。這一點恰好雄辯地說明，相當于現(xiàn)代新型戰(zhàn)斗機一樣，古代的優(yōu)秀戰(zhàn)馬，總是產生于西北方草原世界的游牧民族之手。

正像前文已經討論過的那樣，盡管因太宗授意，史料被篡改，導致缺乏直接證據，但在隋末群雄并起的時代，李淵肯定曾經從突厥大可汗始畢那里接受過小可汗的封號。也就是說，那時候在突厥與唐朝之間存在一種君臣關系，李淵處于臣子的地位，到其子李世民的時代才終于扭轉了這種狀況。實際上，消滅了突厥第一帝國的太宗被草原上諸國君長贈予“天可汗”稱號的真實含義，應該從這一層面來加以理解。迄今為止有關“天可汗”的種種夸大的解釋，不是因為記載此事的漢文史籍被太宗篡改，就是基于中華中心主義的一種事后諸葛式的解釋。

另外，北京大學的羅新認為，始于唐高宗時期的這種給皇帝加尊號的傳統(tǒng)，恐怕也是受到了突厥的影響。太宗之后，唐高宗曾經將自稱“皇帝天可汗”的璽書送給北方及西域的君長們，其后又毅然改稱“天皇”。在這一改稱的背后，恐怕也是存在希望此舉可使其妻武后作為“天皇”的伴侶而成為“天后”，以便達成其取皇帝而代之的意圖。女性當皇帝在儒教世界里本來是不可能的事情，為了實現(xiàn)這一點，武后很可能不僅利用了外來的佛教，也靈活利用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風俗。

【朗讀書籍】

《絲綢之路與唐帝國》

【日】森安孝夫/著 石曉軍/譯，北京日報出版社·理想國2020年1月版

森安孝夫現(xiàn)為大阪大學名譽教授、東洋文庫研究員，《絲綢之路與唐帝國》是其代表著作。本書講述了與絲綢之路歷史一體的粟特人的東方發(fā)展史、唐朝的建國史與建國前后突厥的動向、安史之亂為唐帝國帶來的變化與回鶻的活動，再現(xiàn)了從七世紀初到八世紀中葉這段盛唐時期。

【延伸閱讀】

“講談社·興亡的世界史”

【日】森谷公俊 等/著 龐寶慶 等/譯，北京日報出版社·理想國2020年1月版

在首輯推出的九本中，除了森安孝夫的《絲綢之路與唐帝國》，還有杉山正明的蒙古史——《蒙古帝國與其漫長的后世》，講述世界從蒙古時代開始真正全球化；林佳世子的奧斯曼帝國史——《奧斯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分析多民族共存的伊斯蘭世界如何實現(xiàn)長期安定；石澤良昭筆下的東南亞——《東南亞：多文明世界的發(fā)現(xiàn)》——仿佛一個自給自足的世外桃源，等等。這些不同的歷史視野，融入一個共同的文明系譜，成為人類能夠安心共享的知識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