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青年著作獎”由北京幽蘭文化基金會設立，并委托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具體組織評審，2016年6月基金會發(fā)布首屆“新史學青年著作獎”評選公告，據公告，凡以漢語形式出版的中國史領域的專著皆可入選，不限斷代，不限專題；候選人需為中國籍學者；候選作品出版時，候選人年齡不超過45周歲；本次評選，限定專著出版時間在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之間。
經評選，北京幽蘭文化基金會、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于今日公布評選結果，共有五部著作獲得首屆“新史學青年著作獎”，分別是《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陳侃理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近代山區(qū)社會的習慣、契約和權利——龍泉司法檔案的社會史研究》（杜正貞著，中華書局，2018年）、《能夏則大與漸慕華風：政治體視角下的華夏與華夏化》（胡鴻著，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李碧妍著，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高鄉(xiāng)與低鄉(xiāng)：11-16世紀江南區(qū)域歷史地理研究》（謝湜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以下是公告原文及獲獎著作介紹。
首屆“新史學青年著作獎”評選結果公告
首屆“新史學青年著作獎”由北京幽蘭文化基金會設立，并委托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組織評審，擬每兩年評選一次。
“新史學青年著作獎”的設立，其主要目的是賡續(xù)梁啟超先生所倡導之“新史學”精神，表彰在中國史研究領域中既擁有史學方法新視野，又深具敏感洞察力，在發(fā)掘和解讀新史料方面卓有創(chuàng)見的優(yōu)秀作品；此項著作獎擬廣泛邀請史界同仁參與評選，無需申報，不限專題，不限斷代，充分尊重同行評議的權威性，希望在權威學者們獨到深刻的眼光審視下，成功甄選出構思精妙，文字雅致卻又不趨時流的優(yōu)秀歷史著作，真正對那些學養(yǎng)深厚，充滿洞見，同時又能尊崇先賢，堅韌治學的優(yōu)秀青年學人起到提攜褒揚的作用。
自2019年6月發(fā)布評選公告后，“新史學青年著作獎”籌備委員會共向全國27家重要教學與科研機構的103位知名學者發(fā)出提名邀請，共有94部著作被提名。經籌備委員會討論決定，根據提名數多少，按照1:3的比例將14部著作提交評審會議討論。2019年10月20日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召開了評審會議，經過評委們充分討論，并進行無記名投票，依據票數過半原則，評選出五部獲獎著作。
首屆“新史學青年著作獎”頒獎典禮將于2019年11月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
特此公告！
北京幽蘭文化基金會
2019年10月27日
首屆“新史學青年著作獎”獲獎作品名單及著作簡介（依據作者姓名音序排列）
1、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在古代中國，“災異”往往被認為是上天對人事的預兆或譴告，具有特殊的政治含義。本書以災異論發(fā)展成熟的西漢時期為重心，追溯災異理論的思想和技術淵源，探究儒學災異論的內容、形成過程及其與數術和政治的關系，并將討論延伸至宋儒的理性反思以及“神道設教”在清代的主客轉換，勾勒了災異政治文化興衰的完整線索。作者從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古代學術，尋繹出“學理”和“實用”兩種取向之間的矛盾。書中指出，災異論的“學理取向”導致喪失立場的技術化，消解“天”的權威，最終自我否定；而“實用取向”同樣會偏離儒家之“道”，為權力所左右。災異的政治文化史，折射出中國古代學術面對皇權政治的尷尬處境。
2、杜正貞：《近代山區(qū)社會的習慣、契約和權利——龍泉司法檔案的社會史研究》，中華書局，2018年
《近代山區(qū)社會的習慣、契約和權利——龍泉司法檔案的社會史研究》以龍泉司法檔案的整理、研讀為基礎，結合田野考察，族譜、契約等民間文獻，從法律社會史的視角考察了繼承習俗與法律的演化關系；宗族、女性在近代法律變化下的策略與行動；地方山林確權習慣和產權秩序的變化等。本書從訴訟檔案出發(fā)回到家庭生活、宗族運作、契約活動、糾紛訴訟的現場，不僅記錄法律制度、政治變革與社會經濟、基層生活、民眾觀念變遷之間的互動機制和過程，也關注民眾和基層法律官員如何在近代“禮”、“法”、“俗”的重新分類和定義下行動，人們怎樣用法律的語言來陳述自己的生活遭遇和權利，為自己的行動創(chuàng)制意義。
3、胡鴻：《能夏則大與漸慕華風：政治體視角下的華夏與華夏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
《能夏則大與漸慕華風——政治體視角下的華夏與華夏化》一書，嘗試從政治體視角為理解古代華夏提供一條新路徑。無論是商末西土聯盟還是春秋戰(zhàn)國的諸夏，以及與秦漢帝國政治體系綁定的華夏，都是一種由政治關系維系的人群集團，也就是一種“政治體”。秦漢時期的華夏帝國通過開疆拓土將一些非華夏族群納入統(tǒng)治，也利用文化霸權創(chuàng)造了華夷符號秩序以及關于周邊異族的經史知識體系。魏晉南北朝時期帝國分裂，北方五胡政權顛覆了華夷的位置，卻不得不接受華夷秩序的原理；南方山地諸族在局部地區(qū)獲得了優(yōu)勢，且將之轉化為向復雜政治體演進的動力。南北雙方的非華夏人群，隨著他們建立或加入華夏式帝國級政治體，殊途同歸地走上了華夏化的道路。
4、李碧妍：《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
《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旨在探討唐帝國在安史之亂這場危機爆發(fā)后，于內地普設藩鎮(zhèn)這種行為背后的政治動因，并嘗試著去揭示處在一個藩鎮(zhèn)時代的唐帝國，是如何通過重構藩鎮(zhèn)的空間結構與權力結構，來應對由藩鎮(zhèn)所帶來的緊張危機并重新樹立其統(tǒng)治力的。文章首先將對安史之亂這場改變帝國政治走勢的重大事件及相關事件進行一次較為細致的梳理。其次將對安史之亂結束后，藩鎮(zhèn)與帝國的新政治對抗，以及帝國在此過程中所進行的艱辛而又成功的政治努力進行一番探究。再次，我們將對帝國在成功化解了朝藩矛盾后的控制力問題進行一些探討。并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對唐帝國地緣結構與社會結構發(fā)展的總體趨勢提供一些看法。研究以為，唐帝國所遭遇的最嚴重的危機就是由原邊境藩鎮(zhèn)帶來的大軍團危機，而化解這一危機的過程就是一個重構這些藩鎮(zhèn)空間結構與權力結構的過程。安史之亂的意義，就在于它既是這一危機最明顯的體現，也提供給了帝國一個化解這一危機的契機。到憲宗元和末年，隨著唐廷對關中、江淮、河南藩鎮(zhèn)舊有勢力的清除，藩鎮(zhèn)危機基本宣告結束。但是在舊有勢力清除的同時，藩鎮(zhèn)內部的新興地方勢力卻在迅速崛起，并將在此后成為主導藩鎮(zhèn)走勢的決定力量。而藩鎮(zhèn)時代的意義，就在于它見證了帝國從區(qū)域本位向中央本位的轉變，也見證了帝國社會階層的重要變化。
5、謝湜：《高鄉(xiāng)與低鄉(xiāng)：11-16世紀江南區(qū)域歷史地理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本書致力于推進海內外學者長期關注的中國江南區(qū)域史地研究，充分吸收20世紀有關區(qū)域研究、剖面分析、結構史學等重要理論，采用“剖面分析→時段考察→結構研究”的論證體系，將難以界定的“江南”視為時空連續(xù)體，以11至16世紀太湖以東的高、低鄉(xiāng)作為“江南”的研究區(qū)域，分述并疊加高低鄉(xiāng)農田水利格局演變、聚落變遷和土地開發(fā)、政區(qū)沿革三個進程，剖析自然環(huán)境變化機制、官方的財政和行政機制及市場機制如何從不協(xié)調走向協(xié)調，并形成整體社會機制，從而揭示了發(fā)生在11世紀、13世紀后期到14世紀、16世紀的三次區(qū)域結構性轉變及其內在聯系。作者綜合運用歷史地理學、社會經濟史等研究路徑，對明中葉市鎮(zhèn)興起的機制、宋元明過渡等重要學術課題進行了創(chuàng)新探索，在研究內容、學術視角和問題意識上拓展了區(qū)域歷史地理研究。該書各章節(jié)已發(fā)表于《歷史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等學術期刊及世界環(huán)境史雜志Global Environment，得到海內外學界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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