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黃金十年也是他矛盾的十年

【編者按】

1910年9月24日，曹禺出生于天津。今天是他109歲冥誕。

“太陽升起來了，黑暗留在后面。 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

這句話出自曹禺作于1935年的著名四幕劇《日出》，由劇中的主要女性角色陳白露朗誦。她在臨死前聽見工人的勞動號子，這一聲聲響亮的號子，象征著新生力量正在壯大，光明已非虛無縹緲，可這光明卻不屬于陳白露，人只把她當作交際花，而不是一個具體的人。最終，在對未來的絕望中，她一死了之。

曹禺精心設(shè)計了砸夯人的歌聲，讓它在劇中一次次響起，“日出”是一種光明的力量，而砸夯人的歌聲同樣如此，就像《日出》結(jié)尾描繪的：“那高亢、洪亮的聲音是一個大生命，浩浩蕩蕩地向前推，向前進，洋洋溢溢地充滿了世界?！钡娴哪苎笱笠缫绲爻錆M全世界嗎？至少，像陳白露這樣“出賣”了自己，渴望找到安身之地卻沒有精神依靠的女性，并不在這被洋溢的世界里。曹禺塑造出這么一個可憐人，但無意站在知識分子的高度去批判她、諷刺她，曹禺對她有發(fā)自內(nèi)心的同情，否則，他不會說：“這是一聲極其憂傷的絕望的嘆息?！?/p>

1933到1942年是曹禺創(chuàng)作的高產(chǎn)期。《雷雨》之后，《日出》《原野》《北京人》和改編自巴金小說的《家》相繼出爐，后面四部雖然達不到《雷雨》的高度，但放在中國現(xiàn)當代戲劇史上仍堪稱優(yōu)秀。

曹禺

如今，《雷雨》的故事我們已耳熟能詳，四幕劇在對現(xiàn)實和過去的交織敘述中，展開了周魯兩家三十年的恩怨?！独子辍凡]有濃重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盡管后人追憶此劇，常常動輒“批判濃厚封建色彩的資產(chǎn)階級家庭”，但誠如曹禺本人所說：“（我）并沒有顯明地意識著我是要匡正、諷刺或攻擊些什么。”他的說法在當時有支持者，也惹來非議。1935年后，隨著中日關(guān)系的持續(xù)惡化、民族愛國主義情緒的步步高漲，曹禺的詩化戲劇被質(zhì)疑“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脫離了對現(xiàn)實苦難的關(guān)懷。即便是贊賞曹禺戲劇的人，肯定的也未必是他打破常規(guī)的天才式創(chuàng)意，或者曹禺對人的生活困境的探索，而是曹禺作品中自覺或不自覺體現(xiàn)的“對資產(chǎn)階級和封建家庭偽善的揭露”、“對無產(chǎn)階級的正面描寫”等，曹禺的戲劇成了一個裝滿各種術(shù)語和刀劍的袋子，人們在里面各取所需，但很少人真正理解一位藝術(shù)家的初心。

曹禺的黃金十年也是他矛盾的十年。他在日后體現(xiàn)的疲憊和無奈已經(jīng)初露端倪。1938年的《全民總動員》和1940年的《蛻變》就是例證，到了1948年的《艷陽天》，更可謂曹禺“創(chuàng)作瓶頸”的標志?！镀G陽天》的藝術(shù)水準遠遠不如《雷雨》，過于直白的“說教”和粗糙的矛盾處理、鮮明的“正惡對立”，如同一部打著藝術(shù)旗幟的意識形態(tài)宣傳片。

曹禺對延安的文藝觀并不排斥，而是抱有積極了解的態(tài)度?！栋倌曛H，田本相談曹禺》一文透露：“建國后的全國第一次文代會，曹禺表態(tài)，要把自己過去的作品都放在工農(nóng)兵方向的X光線下照一照，從而挖出創(chuàng)作思想上的膿瘡！”

曹禺的黃金十年，背景是中國的艱難歲月。家國離亂，他痛恨那些屠戮人民的劊子手、為權(quán)貴背書的偽文人，他在創(chuàng)作上始終貼近現(xiàn)實，直面人生的殘忍，家庭和社會的悲劇。在曹禺的作品中，我們很少能看到鴛鴦蝴蝶派式的才子佳人、風月愛情；也很少能看到林語堂式的、崇尚個人趣味的英式小品；更不消說徐志摩那般浪漫繾綣、優(yōu)雅閑適。曹禺的風格可以用“扎實”、“深沉”來形容，如果非要拿同時代的作家與他對比，茅盾是一個不錯的參照。

茅盾的長篇非常有野心，他善于在小說中刻畫社會各階層人物的特點和心理，尤其是那些一腔熱血投入革命事業(yè)，卻經(jīng)歷挫折與幻滅的青年男女，他寫這些人，可謂筆筆見肉、句句入心。茅盾喜歡探討革命的熱枕與現(xiàn)實的沖突，也喜歡在小說中勾勒出一幅由形形色色不同階級之人組成的生活長卷，這一點與曹禺不謀而合。但茅盾的作品更合自然主義那派的路數(shù)，他的小說易讓人聯(lián)想起左拉等自然主義文學大家，而曹禺的傾向，不妨參考他的夙愿——走向契訶夫。

曹禺說：“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殘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樣呼號也難逃脫這黑暗的坑?！睙o論是《雷雨》，還是《日出》、《原野》，曹禺都敏銳地捕捉到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失去精神依靠的平凡人物的生存僵局，并通過寄予了作者大悲憫、大同情的文字將她們展現(xiàn)給讀者，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談中，談到《北京人》中的曾皓，他說：“（曾皓）有我父親的影子，但曾皓畢竟不是我父親的再現(xiàn)。我對我的父親的感情也是很復雜的，我愛他，也恨他，又憐憫他?！睉z憫，是感受曹禺作品中的悲劇人物的關(guān)鍵詞——當我們讀到“抓住周萍不放手，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夢而救出自己”的繁漪；讀到“淪落風塵卻有一顆“金子般的心”的翠喜；讀到“這——么——年——輕，這——么——美——”的陳白露；讀到說出“我們活著就是這么一大段又凄涼又甜蜜的日子啊”的愫方，我們?yōu)樗齻兊纳钔锵?，為他們的生活默然，我們發(fā)自內(nèi)心期盼她們逃出“這黑暗的坑”，可其實我們都了然——

逃不掉的。

這些人物身上的悲劇氣息非常明顯，曹禺并非不會調(diào)侃、戲謔甚至油滑地諷刺，但嚴肅的“悲”終究是他作品的底色，這從他在自己的黃金十年的作品結(jié)尾就能看出。《日出》中“高亢、洪亮”式的結(jié)局氛圍在曹禺的代表作中其實并不多見，諸如《雷雨》、《原野》和《北京人》的結(jié)尾都很難讓人聯(lián)想起“高亢、洪亮”，它們不是亮色的，而是灰暗的、悲憫的。讀者不妨對比閱讀：

“老人又望一望窗前的老婦，轉(zhuǎn)身坐在爐旁的圓椅上，呆呆地望著火，這時姑乙在左邊長沙發(fā)上坐下，拿了一本圣經(jīng)讀著?！参枧_漸暗。）”（《雷雨》）

“仇虎（待她離開，忽然回頭望著她的背影，看她平安跑走。槍聲四下更密更近，他忽然把鐵鐐舉到眼前，獰笑，而快意地——）哼?。ㄒ晦D(zhuǎn)身，用力把鐵鐐擲到遠遠鐵軌上，鐺鋃一聲。仇虎的尸身沉重地倒下）”（《原野》）

“文彩扶著皓，向通書齋小門緩緩地走，門外面雞又叫，天開始亮了，隔巷有騾車慢慢地滾過去，遠遠傳來兩聲尖銳的火車汽笛聲?！保ā侗本┤恕罚?/p>

曹禺鮮活生動地刻畫了那些“逃不掉”的人物，可現(xiàn)實何嘗不是一個大文本，曹禺自己身在其中，又如何能逃掉。就像他在作品中給不出令人信服的問題解決方案，當他身陷泥淖，陷入精神上的掙扎，也沒有人能解救他，包括他自己。他無法獨善其身，也無法一清二白，他的分裂和無奈背后是整個知識分子群體的分裂和無奈，他的孤獨和痛苦是一個荒誕年代的典型案例。

就像曹禺的女兒萬方回憶的，他的手邊還有好幾個本子，有活頁本，有很小的筆記本，也有學生用的橫格本，本子里內(nèi)容紛繁，有他的斷想、日記、詩、戲劇大綱、人物的片斷對話?？墒?，他再也無法寫出《雷雨》這樣“痛快”的戲劇了。

1933年的深秋，《雷雨》在清華園誕生了，那時候的曹禺僅僅23歲。十幾年的光景過去了，即將跨入不惑之年的曹禺，本應(yīng)該進入自己創(chuàng)作生涯的高峰，本可以寫出更優(yōu)秀、更深入人心的作品，但沒想到，他的藝術(shù)生命力已經(jīng)枯竭了。

曹禺本可以走向契訶夫，只是他終究不如契訶夫看得透徹，沒有契氏那種，孤身一人前往薩哈林島的勇氣。他只是一個文人，在半推半就中卷入浪潮，被時代塑造，也被時代消磨。曹禺文學生命的過早消逝，不只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也是一個環(huán)境的縮影。

關(guān)于曹禺的后半生，有一張照片很傳神。那是1987年4月15日，曹禺在第四屆中國戲劇梅花獎頒獎典禮上。他一個人站在一群人中，拄著木杖，尷尬地回頭。戲劇的新生力量在冉冉升起，但他，這個曾經(jīng)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中國劇作家，已經(jīng)如一道暗影，縱有苦悶、不甘和痛苦，也只能卻道天涼好個秋。作為頒獎?wù)撸匀辉谂_上。作為一個作家，“他又是那么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