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31年在陣亡將士葬禮上說道：“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shù)人手中。解決私人爭執(zhí)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讓一個人擔任公職優(yōu)先于他人的時候，所考慮的不是某一個特殊階級的成員，而是他具有真正的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夠對國家有所貢獻，就絕對不會因為貧窮而在政治上湮沒無聞。正因為我們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開的，我們彼此間的日常生活也是這樣。當我們隔壁鄰人為所欲為的時候我們不致于因此而生氣；我們也不會因此而給他以難看的顏色以傷他的情感，盡管這種顏色對他沒有實際的損害。在我們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而寬容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務中，我們遵守法律。這是因為這種法律使我們心悅誠服?！?/p>
古希臘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
伯利克里的陳述為我們提供了一份有關民主的最寬泛理解，即以投票為基礎的決策模式。雖然作為日常生活的程序應用，民主廣泛存在于人類實踐的各個領域，比如夫妻間的家務分配，公司內部的戰(zhàn)略規(guī)劃等，但以政治制度為形式的民主在歷史上并非主流，其最早出現(xiàn)于古希臘雅典，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之后才日趨成為各國追逐對象。從規(guī)范層面講，民主是一種值得推崇的理念，正如伯利克里所言，它不僅尊重個體的自由選擇，允許多種可能性存在，也給予所有人平等參與政治事務的機會，能滿足人們心理上對于程序公平的要求。但是，歷史上有諸多思想家——包括柏拉圖、美國國父漢密爾頓、托克維爾等——都對民主保持著極為警惕的態(tài)度，因為在他們看來，民主實踐所依賴的“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原則隨時都有令國家陷入“多數(shù)人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的風險。
所謂多數(shù)人暴政，指的是多數(shù)人群體可以憑借人數(shù)上的優(yōu)勢將自己的偏好與利益凌駕于少數(shù)人群體之上。懷疑論者認為，政治決策是一項專業(yè)性頗高的事務，大多數(shù)人都只能發(fā)表意見卻不能形成專業(yè)性的知識，允許多數(shù)人參與政治事務就是對專業(yè)性的否定，民主作為一種以數(shù)量代替質量的做法，最終會走向外行領導內行的結果。為了避免這一問題，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了被后人總結為“專家治國論”的學說，即主張國家應該由具備智識能力、掌握政治技藝的哲學王來管理，因為他能憑借專業(yè)知識為國家確立實踐的最佳方向。但是從歷史角度看，古代雅典并沒有出現(xiàn)有顯性數(shù)據(jù)支持的多數(shù)人暴政（少數(shù)案例不足以說明問題），反而在經歷了民主化的改革后迎來了自己的盛世。
根據(jù)《民主與知識》的作者約西亞·奧伯的解釋可知，那是因為雅典人在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中，同時建立了一個能將群眾意見轉化成專業(yè)知識的信息處理系統(tǒng)，它對雅典的發(fā)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那么，希臘人這套系統(tǒng)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又是如何運作的呢？為了解釋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先理解知識。
（一）何謂知識
一些哲學家把“被確證為真的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稱作知識，用通俗的話說，即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據(jù)的陳述。知識有兩種基本功能，為心靈提供確定感，以及為實踐提供依據(jù)，對于認知主體而言，前一種屬于內在功能，后一種屬于外在功能。心理學家把人類的求知過程解釋為一種受好奇心驅動的行為，通常情況下，一個人擁有好奇心的程度總是和其年齡成反比，年長者通常對外部世界通常不會像年輕人那般敏感，因為他們已經有了足夠的知識，沒有必要通過獲得更多的知識來增加自己的確定感。當人們停止追問時，他的心理暗示是“我知道了”，知道是行動的前提，所以一旦說出“我知道了” 也就意味著他知道“該如何做了”。一個人的生活離不開知識，作為大寫之人的國家也需要借助知識的力量維持社會穩(wěn)定以及社會成長。 柏拉圖的專家治國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被提出的。
但是，柏拉圖卻無法從專家治國論直接推導出哲學王的登場，除非滿足兩個基本假定：第一，有關政治事務的知識在總量上是有限的，且它們可以被理想哲人全部掌握；第二，關于政治事務的知識是高度穩(wěn)定且完備的，一旦掌握，就可以充分用于指導政治實踐。然而，這兩個假定都存在缺陷。
首先，新知識每時每刻都在涌現(xiàn)，只要時間延續(xù)，知識的總量就會穩(wěn)定增長，即便一個人可以通過努力學習豐富自己的知識體量，但個體生命有著較為確定的時間上限，所以全知是不可能的。其次，所謂知識的高度穩(wěn)定與完備，指的是存在一種信念，其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被確證為真，但這樣的信念也不存在。例如，哥白尼用日心說取代地心說被許多人當作是一種革命性的真理發(fā)現(xiàn)，但哥白尼做的只不過是調整了坐標系。如果拋開坐標系來考慮，兩種學說無所謂誰對誰錯，只有當觀察者將坐標定位于太陽系時，日心說才成立，一旦將坐標從太陽系切換回地球系，地心說又會變得有效。這意味著，對于任何一條知識的判定都無法脫離特定條件，因此完備性假設亦不成立。
除此之外，現(xiàn)實生活中還有大量的隱形知識存在。家里有小孩的朋友多半都會經歷過“理屈詞窮”的尷尬時刻，尤其是在教育小孩子該如何為人處世時，每當父母說一句話，小孩都會習慣性地奉上一句“為什么”，開頭一兩個為什么還能招架，可一旦多回合地深入下去，父母最終都會語無倫次。當父母被逼急的時候，多半只會簡單粗暴地扔下一句“別管這些，你按照我說的做就行”。父母們之間互相談論起這樣的經歷時，多半會用“小孩不懂事，跟他說什么都聽不進”來形容。但如果我們從旁觀者的角度看，會認為不懂事的人其實是父母，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用一種讓孩子信服的方式說出自己所了解的生存法則，即無法將自己的隱性知識轉化成顯現(xiàn)知識。在實踐中，隱性知識只對自己有意義，若要對他人起作用，就必須將其轉化成顯性知識。
政治事務關聯(lián)所有人，作為需要對全體人負責的領導層需要盡可能地掌握較為準確和充分的知識，對于奧伯來說，正是由于知識的可持續(xù)增長性和完備性缺失，以及隱性知識的存在，人們才有必要引入民主機制，因為只有民主機制才能夠以允許各方參與的方式顧及到知識的規(guī)模性以及多樣性，從而實現(xiàn)知識的匯聚。
（二）知識如何匯聚？
在電視劇《康熙微服私訪》中，康熙為了了解民情，假扮平民，帶一批皇親國戚從北往南一路走訪、調研、搜集信息。雖然這個故事純屬虛構，但他提醒了我們一個事實，即上層領導要準確掌握有關基層狀況的知識是很困難的。傳統(tǒng)的信息傳遞模式高度依賴官員網絡，由于官員網絡的縱向層級太多，信息在傳遞過程中難免減損，一旦出現(xiàn)錯誤，就會陷入以訛傳訛的局面，即便各級官員沒有因為個人利益故意隱瞞信息，基層的情況也無法準確傳達至領導層，以至于領導層總會頒布一些南轅北轍的政策。從這點來看，微服私訪算是一種針對信息減損的有效方案。不過，下訪搜集信息的操作風險太高，而且頻次太低，所以只能算是娛樂界人士異想天開的主意，實踐意義不大。古代雅典領導層也面臨類似問題，他們的策略是設計一套鼓勵人們主動將基層信息“拱”上來的機制。
就信息傳播的組織方式而言，古代社會和現(xiàn)代社會并沒太多差別，因為個體的觸及范圍有限，要實現(xiàn)遠距離傳播，就需要輔以暢通的網絡渠道，因為那樣才能將存在于不同地點的人連接起來。在古代，小范圍的信息流動能自發(fā)形成，因為以自然村為單位的網絡先天就有，可信息交換的范圍通常無法超過這個單位，由于人在習性上總表現(xiàn)得趨利避害，當個體對于外部世界的認知處在高度不確定時，避免外出是一種理性選擇。信息流動需要以人的流動為前提，在缺乏人的活動作媒介時，一個村落內部的信息連隔壁村都傳不到，更別說傳至領導層了，除非有外界的強力介入，比如領導層通過軍事或行政力量建立通信基站。
公元前508年前后，雅典執(zhí)政官克里斯提尼推行了兩項重要的社會改革。首先，他重組了當時雅典的行政單位，將傳統(tǒng)的四個氏族部落打散，用人為界定的十個地區(qū)部落作代替，并在此基礎上，將十個地區(qū)部落分別劃分成若干個由村、鎮(zhèn)及城市社區(qū)構成的行政區(qū)——這相當于在全國范圍內一次性建了百來個通信基站。其次，他又將自梭侖時代就延續(xù)下來的四百人議事會擴展成五百人議事會。議事會的職能是參與政務討論，每次會議召開時，十個部落分別推舉五十人組團上陣，至于這五十個人，則是根據(jù)抽簽程序，按照人口比例由各個行政區(qū)選送。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前，雅典行政區(qū)沒有這么細化，很多村落因為沒有連接紐帶，處于孤立狀態(tài)，連雅典的國家體系都未融入，更甭指望他們的聲音能被國家聽到，但是當改革推動整個國家一體化后，基層的聲音就有機會在政務會議上得到釋放。
五百人議事會能夠極大程度地提高信息的交流，尤其是地方性知識的匯聚，但這也會衍生出信息過載的問題，由于“人多口雜”，很容易事無巨細，造成議事效率低下。為了提高效率，雅典設立了各種行政官委員會，這些團隊以具體目的為導向，只處理專項事務，比如戰(zhàn)爭指揮部署、公共節(jié)日的慶典安籌辦、烈士遺孤的撫恤金發(fā)放等。相比于五百人議事會，他們算是升級機構。摩根·漢森指出，到公元前四世紀中后期的亞里士多德、德摩斯梯尼時代，雅典每年選出大約七百多位行政官，其中約一百位從公民大會中選出，另外六百位和議員一樣是抽簽產生。雖然行政官的任期通常在一年之內，但由于處理的問題非常聚焦，所以效率也很高，一年之內可以決策不少事，制定不少方案。
無論是五百人議事會還是行政官委員會，對于國家來說都必不可少，因為均有助于知識的匯聚，前者在知識的量上形成匯聚，后者在知識的質上形成匯聚，兩方的有機結合能使人們知道自己的國家目前到底怎么樣了、國家到底有什么問題亟待解決。但要提醒的一點是，雖然知識匯聚可以為行動提供多樣的方案，但這只是第一步，人們在具體執(zhí)行時，只能從諸多選項中挑出一種，因為人力和物力都有限，從“知道”到“操作”有一個需要跨越的鴻溝。此時，協(xié)同各方知識就成為了一大難題，如果行動者之間沒有形成認知共識，那么具體操作時就會遇上各種人為阻力。
（三）知識如何協(xié)同？
所謂協(xié)同，是指不同個體為實現(xiàn)某個目標而組織起來的集體行為。生物界存在兩種協(xié)同模式，一種是蜂群式，另一種是魚群式。任何一個完整的蜜蜂社群都由三種蜜蜂構成，分別是蜂后、雄峰和工蜂。蜂后是雌蜂，個頭最大，主要工作是交配產卵以及統(tǒng)治整個蜜蜂家族，雄蜂的功能是與雌蜂交配，交配完后立即死亡，至于工蜂，則是“發(fā)育不全”的雌蜂，個頭最小，他們的任務是打雜，比如保育幼卵、采蜜。將雌蜂分化成蜂王和工蜂的變量是蜂王漿。被選定為后的雌蜂能持續(xù)吃蜂王漿，直到發(fā)育完成，而不被選定的雌蜂只能吃幾天蜂王漿，幾天之后就轉吃蜂蜜，光吃蜂蜜營養(yǎng)不良。蜜蜂社會分工清晰，存在著嚴格的等級秩序，每只蜜蜂都“知道”自己該干什么，相互之間不會僭越他者地位，從來不會有一只工蜂想成為蜂后，因為他們的身體條件嚴格決定了他們的職責。簡言之，蜜蜂的協(xié)同模式是一種基于個體差異的產物。
魚群的協(xié)同模式遵循另一套原則。根據(jù)生物學家的觀察，魚群游動的方向會隨著溫度和水流的變化而變化，但每次調整都非立馬完成，而是需要經歷一個相對漫長的從“商議到決議”的過程。當魚群感知到環(huán)境變化后，最先出現(xiàn)的行為是“站隊”，即先分離成幾個游向不同的團體，如果這些團體之間有大小區(qū)別，那么小團體在幾輪游動后就會向大團體靠攏，但如果分離的團體在體量規(guī)模上類似的話，那么在過往游向“判斷”上出錯最少的那個團體就會得到其余團體的青睞，從而成為其他團體的追隨對象。如果說蜜蜂式協(xié)同類似于人類社會的精英制組織方式，那么魚群式協(xié)同則類似于民主制組織方式。相比于蜂群，魚群的協(xié)同高度依賴數(shù)量原則以及歷史績效原則，之所以不會像蜜蜂那樣行動，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魚和魚之間的身體差異要比蜂與蜂之間的差異來得小，等級秩序沒法建立。
人類的協(xié)同方式是多種模式組合，即差異原則、數(shù)量原則以及績效原則并舉，對于不同類型的問題，人會根據(jù)當時的環(huán)境以及可調取的資源選擇合適的應用模式。因為雅典人實行的是民主制，所以在人格本體論方面，雅典人信奉的是人人平等論——或者說，公民平等論。換句話說，若雅典當局把促進民主制下的協(xié)同當作一個必要目標，就要想盡辦法通過后天手段彌補先天差異，從認知的角度講，就是減小人與人之間有關公共事務的知識差異。對此，雅典人采取了“軟硬兼施”的兩手抓策略。
“軟”指的是文化營造，比如希臘城邦有著豐富多彩的公共慶典，包括戲劇節(jié)、公共祭祀以及流傳至今的奧運會，這些慶典既有國內的還有國際的，同時兼具宗教性質、紀念性質、慶祝性質等。雅典搞這些活動的目的和現(xiàn)代國家搞節(jié)日慶典的目的沒什么太大區(qū)別，一是為了讓大家能夠聚集在一起，通過交流互動形成凝聚力，二是為了讓大家借節(jié)日回顧國家歷史，使得公民有機會共享有關國家的知識以及增加自己對于國家的認同。至于“硬”，指的是雅典人建造了大量有助于交流互動的公共建筑，比如酒神劇場、議事會大廳以及法院。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建筑的內場都是圓形環(huán)繞式，之所以采取這樣的設計，是因為透明和平等是雅典民主的基本要義。雅典每天都要輪番上演不同的辯論與演講，為了保證這些辯論與演講不成為演講者糊弄觀眾的手段，演講者必須接受他人的質疑與問詢，一個圓形的舞臺能夠保證在場的每一名觀眾都能直視演講者。同時，因為圓形是一種不區(qū)分頭尾的設計，所以每一位在座者都顯示不出身份上的高低貴賤，這樣有助于平等對話。
雅典人通過營造各種能夠互動的場合來推進公共知識的形成。從個體層面看，互動不僅能提高自己對于他人的認知，同時也能讓別人了解自己的想法。雅典式民主在選擇其政治代理人時，以抽簽為主，所以就當代表的機會而言，每個人均等，誰都有頻繁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這意味著，每一個公民都有足夠的時間去訓練自己的認知。長期來看，這種磨合機制促進了認知共識的形成，以及人們對于國家的認同感，從而也就有了本文開頭那篇引自伯利克里的激昂演說。
（四）從知識協(xié)同到知識應用
一個國家的公民群體擁有更豐富的公共知識，對于國家的認同感就會越強，這體現(xiàn)了知識在維護社會穩(wěn)定方面的作用，但除此之外，知識還能幫助社會成長，比如生產力的提升。
我們做數(shù)學題時，經常會碰到重復的題目，有些同學不習慣總結，搞得每次解題都像是在解新題，很耗費時間。聰明的做法是，先將做過的部分題目分成幾大類型，并總結出解決同類問題時所需要的最佳策略，接著將這些策略放進自己的工具庫，等下次做題時，只需要直接調取相應工具即可。從發(fā)明工具到使用工具是一個從知識生產到知識應用的過程，學生通過發(fā)明及使用知識來增強自己的解題能力。一個聰明的國家在處理公共事務時會表現(xiàn)得像個聰明的學生，懂得如何“先總結，再建庫，后應用”。雅典人的總結過程靠公民大會、議事會以及法院的辯論與質詢完成，建庫過程則依賴于立法與立規(guī)。
民主社會的特征之一在于公民可以自由行動，但自由總伴隨不確定性和風險，一旦人口密度太高，就會出現(xiàn)沖突乃至犯罪。旨在于規(guī)范公民行為的立法能極大程度地降低這種不確定性。對于管理者來說，規(guī)范化意味著管理成本的降低以及辦事效率的提高，對于普通公民而言，則是生活變得更便捷，因為一切公共行為都成了“有路可循”。雅典在立法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頒布了諸如涉及個人及財產保護的法令、解決爭執(zhí)的標準程序以及用于懲罰犯罪的強制令。這些法令法規(guī)的一大特征就是以公開透明的方式呈現(xiàn)，他們被刻在樹立于城邦集市廣場內的石碑上，一方面警示公民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一方面又提醒執(zhí)法者必須依法治國，兩者之間沒有任何信息差。奧伯提醒我們，抹平信息差是雅典制度史從公元前六世紀早期至前四世紀中期的整體發(fā)展趨勢。
使得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公共信息能夠降低執(zhí)法過程中的偏袒性，這種去偏袒性反映在經濟領域，就是廢除壟斷特權。公元前五世紀上葉，雅典人通過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剝奪了許多世代久遠的精英家族在司法權益方面的諸多特權傳統(tǒng)。這些精英貴族原來擁有足夠土地，可以靠限制進口來提高土地租金，當特權被剝奪之后，通過壟斷土地來榨取農戶的手段就被瓦解了。小農戶一旦多了一絲喘息，就能形成財富積累，繼而進入“再生產”的循環(huán)。同時，一定的財富儲備也為他們騰出了更多時間來參與公共事務，使其在公共領域也享有了話語權。剝奪特權的同義詞是平權，削弱精英階層的勢力意味著提高大眾階層的福利。在平權機制的作用下，兩者進入了動態(tài)平衡。
從社會的角度看，平權穩(wěn)固了社會的防御機制，降低了底層反對上層的可能性，還使社會競爭從數(shù)量競爭的方向往質量競爭的方向轉換，社會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趨勢。在柏拉圖看來，一個社會里的大多數(shù)人都是不愿意走出洞穴看世界的人，他們看不到“真知”，所以民主執(zhí)行不下去。雅典人破除了柏拉圖的預言，他們?yōu)榱耸姑裰鲌?zhí)行下去，干脆讓更多的人直接生活在陽光下，不僅提高參政公民的數(shù)量，也提高了參政公民的質量。
（五）總結
奧伯在分析雅典民主時，引入了很多現(xiàn)代經濟學以及社會學的理論，祛除了雅典民主的神秘之處，讓雅典民主成為了一個可觀察、可理解、可評估的對象。雖然雅典民主是一種古代產物，但通過仔細比較就能發(fā)現(xiàn)，當代民主國家的許多治理手段跟雅典人無異，只不過在精細化程度上有所提高。這一發(fā)現(xiàn)提醒我們，或許人類的組織方式并沒有如我們想象的那般復雜，有些學者之所以致力于將歷史區(qū)分成古代和現(xiàn)代，并構建出一套有關現(xiàn)代性的理論，只不過是他們太大驚小怪而已。
許多人在進行國家間比較時，會習慣性地將國家區(qū)分為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并認為他們是二元對立的。但如果我們用放大鏡細致觀察不同國家的治理手段，會發(fā)現(xiàn)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之間其實存在著相互學習的現(xiàn)象，比如像雅典的知識處理系統(tǒng)在非民主國家也有，只不過程度不一樣。雅典人主張城邦內的公民人人平等，但這種平等需要一個奴隸系統(tǒng)去支撐，猶如當代福利國家的誕生，是需要有其他第二、第三世界的國家成為他們的經濟鏈下游為前提。在這個意義上，所謂民主和非民主的概念，更像是一條光譜的兩端，每個國家都只處在整條光譜上的某個位置，即分別融合了一定比例的民主要素以及非民主要素。
如果是這樣，我們在做研究時，就不應該拘泥于傳統(tǒng)的類型學看法，而是應該是把政治制度理解為多種治理策略的結合，或許這樣，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從未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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