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爾斯·泰勒（Miles Taylor）先生是英國約克大學教授、皇家歷史學會院士（Fellow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并曾擔任英國歷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主任。他的研究領域主要為現(xiàn)代英國史，包括了十九世紀的政治思潮、帝國和殖民文化對英國國家治理、社會立法和政黨結構的影響。2018年8月，他的新書《女皇》（Empress: Queen Victoria and India）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是第一部全面討論維多利亞女王和印度的關系的系統(tǒng)研究，深入挖掘了英國的治理模式如何影響印度的政治和經(jīng)濟現(xiàn)代化。
您的研究被譽為對維多利亞和英屬印度關系的一部完全原創(chuàng)性的研究?？煞衽c中國讀者分享一下您的研究經(jīng)歷，比如在追蹤分散于英國、印度、歐洲和北美各地的材料時，面對多種語言、材料混亂的情況，是如何克服的？
邁爾斯：如果沒有來自溫莎城堡的王家檔案館的支持，我可能不會去寫這本書。維多利亞女王的私人日記，還有她和廷臣及官員之間關于印度事務的卷帙浩繁的信件，為我提供了一份觀察君主制在印度的內(nèi)部記錄（an inside account）。另外，我在印度做了很多田野調(diào)查。在印度各邦的檔案館里，我搜集了許多殖民地政府如何利用女王的名望地位支持英國統(tǒng)治的資料。還有一個重要的資料來源是印度人寫的關于維多利亞女王的全部著作，其中不少收藏于加爾各答的國家圖書館和倫敦的大英圖書館中。
溫莎城堡的王家檔案館
《女皇：維多利亞女王和印度》這個書名直接反映了您關注的一個重點問題：維多利亞從女王到女皇的身份轉變，而印度的政治和歷史又是促成這一轉變不可或缺的因素。您對該書的定位，是一本關于維多利亞的個人傳記，還是一本關于印度從君主制轉變?yōu)楣埠椭频姆治?，抑或十九世紀英帝國的局部分析？
邁爾斯：這本書試圖兼顧這三個方面。我的主要史學訴求是：重新評價十八世紀以來帝國君主制（imperial monarchy）在英屬印度的歷史地位，這種局面給英國人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又如何刺激印度社會自發(fā)產(chǎn)生了王朝統(tǒng)治和“王室恩眷”（royal benevolence）的觀念。早在遭受英國王室統(tǒng)治之前，南亞次大陸其實已經(jīng)被外來入侵者（foreign occupiers）占據(jù)。這些入侵者的居住地（也是他們的權力中心）距離被占領區(qū)很遠，比如莫臥兒帝國的首都和受到它統(tǒng)治的邦國就是如此。特別是印度南部地區(qū)，印度教王公的世襲統(tǒng)治在數(shù)百年前就已經(jīng)存在。所以，遠程司法與“女主恩澤”（maternal beneficence，其中包含了維多利亞女王鮮明的個人特征，她家庭生活和睦，是九個孩子的母親，在印度輿論中，這些特征被視作傳統(tǒng)的王室恩眷的一部分——采訪者注）這些與成為女皇的維多利亞女王產(chǎn)生聯(lián)系的觀念有了適合生長的土壤。一些學者如伯納德·科恩（Bernard Cohn，美國人類學家，印度社會種姓制度研究的權威，代表作為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殖民主義及其知識的諸形式》——采訪者注）所熱衷談論的“被發(fā)明的傳統(tǒng)”，其實不能反映歷史的這一面。
您之前的著作《恩內(nèi)斯特·瓊斯：憲政主義和政治傳奇，1819-1869》（Ernest Jones, Chartism and the Romance of Politics, 1819-1869）和《英國激進主義的衰落，1847-1860》（The Decline of British Radicalism, 1847-1860）的研究重心在于英國本土的政治思潮和國內(nèi)政策。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您轉向印度、英國君主制和帝國政策的互動，決定重新評估維多利亞女王的政治？
邁爾斯：自從我1989年在劍橋大學完成博士學業(yè)之后，就一直著迷于英國的“有意缺席的帝國主義”（absent minded imperialism），即：英國人如何建立龐大的殖民帝國，之后卻又否認自身是帝國的統(tǒng)治民眾，并且宣稱從未在國內(nèi)和海外樹立帝國文化。起初，我研究了十九世紀英國的激進派、自由派和帝國之間的關聯(lián)。然后，我開始關注英國歷史上的一些重大轉折點，比如1832年改革法案和1848年歐洲革命，繼而考察這些事件與帝國的關聯(lián)。接著，我決定把焦點集中在一些組織制度上面，比如議會制、英國國教和君主制。一旦我開始檢視已經(jīng)出版的維多利亞女王通信集，印度這一之前隱約可見的帝國局部，變得越來越清晰和重要，就好像看到了冰山水下的部分。
在您的參考書目里我發(fā)現(xiàn)戴維·坎納?。―avid Cannadine）的《裝飾主義：英國人曾如何看待他們的帝國》（Ornamentalism: How the British Saw their Empire）?？布{丁認為，英國人曾經(jīng)熱衷于在海外殖民地照搬英國本土隨著工業(yè)革命深入而逐漸崩壞的等級社會。您同意嗎？
邁爾斯：一些在印度的英國官員確實努力地利用君主制的各類儀式，以強化自身的統(tǒng)治地位。其實我在書中已經(jīng)論及，女王-女皇的形象也包含了英國意識形態(tài)的很多其他面向：公正法治，軍力強盛，同情仁愛，以及王朝的長治久安。其中有些是戴維·坎納丁說的“裝飾主義”，有些是愛德華·薩義德說過的“東方主義”。
您在導論中特別提到，《女皇》關注的是印度對維多利亞的影響，并且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案例。1857-1858年的印度兵變過后，維多利亞從之前好戰(zhàn)、熱衷傳播福音的態(tài)度，轉為同情印度民眾，甚至到了1880年代，許多殖民地的英國官員都抱怨女王偏袒印度人；與之相對的是，很多英國官員在兵變之后轉變了觀點，加深了對印度人的懷疑。這些官員距離印度更近，也離危險更近，其實與女王看問題的角度差別很大，但您在書中談到，女王其實能夠而且愿意了解到印度最新的情況，那么，官員對女王的意見究竟是什么態(tài)度，忽視還是接受？
邁爾斯：在整個過程當中，處理印度事務的英國官員變得越來越反對女王的介入。關于女王所扮演的角色，我想到的一個比喻是跑出神燈的精靈。在1857-1858年的兵變之后，決策者認為利用女王良好的公共形象以爭取和平是較為明智的選擇。但他們沒想到，女王本人對印度事務的興趣越來越大，甚至堅定地利用憲法所賦予的權力以直接影響對印度的政策。與此同時，印度的王公和改革者也看到了女王的價值。對他們來說，女王營造的公共形象提供了求助于女王這一合法權威的機會。這點是英國官員不喜歡看到的。
您在書中提及，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制度設計中，總統(tǒng)一職的安排受到了英國君主制的影響。就印度而言，總統(tǒng)作為軍隊、行政部門的領袖，具備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權力，理論依據(jù)是英國憲法。在實踐中，如同英國的君主，新設立的印度總統(tǒng)將行政權力讓渡給首相，克制地向行政部門提出建議和警告。印度憲法的制定者的理論指導，是白芝浩（Walter Bagehot）于1867年出版的關于有限君主制的經(jīng)典之作。您對這些歷史細節(jié)的呈現(xiàn)，是否意在表達，其實君主制失去生命力的時間點，比很多歷史學家的判斷要來得晚？
邁爾斯：是的，這一點是對的。我自己的看法是，白芝浩肯定夸大了王室權力在英國本土和海外殖民地的衰落程度。在1930年代前，因為維多利亞女王親印度人的公共形象，以及復雜的宗教局面（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有著尖銳的矛盾），為印度民眾爭取權利的各方勢力都會策略性地支持英國王室統(tǒng)治，從而向殖民地政府施壓，以獲得政策讓步。在書的結尾我談到了，共和制理念在印度社會傳播的時間其實比大家認為得晚，“共和制”一詞的首次使用時間不會早于1920年代末。對當時的人而言，君主制比共和制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直到1792年波旁王室被推翻之前，共和制依然與古典時期的希臘與羅馬聯(lián)系在一起。在十九世紀，逐漸朝著現(xiàn)代意義轉變的共和制并不成功，往往滑向內(nèi)戰(zhàn)（比如美國和法國）或者因為過于脆弱（vulnerable）而遭到侵略。君主制和王朝世襲統(tǒng)治卻相反，自從十七世紀以來，特別是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亞和平”建立以來，其實力和影響都在不斷增強。只是在二十世紀，共和政體才得以盛行。在我看來，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君主制，特別是需要重新審視1789年以來帝國君主制作為一種國家體制的“持久性”（the endurance）。而且，我們也需要去思考和理解政治思想和國際關系理論中從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轉向。
《女皇》（Empress: Queen Victoria and India）
哈佛大學的學者埃里克·納爾遜（Eric Nelson）的《王權派的革命：君主制與美國建國》（The Royalist Revolution: Monarchy and the American Founding）的中譯本很快會出版。納爾遜注意到，美國總統(tǒng)制的設計者中不少是君主制的支持者，曾在1770年代批評英國議會對喬治三世的壓制。似乎一股重新認識、發(fā)掘英國君主制在歷史中的真正影響的潮流正在形成之中。您怎么看？
邁爾斯：現(xiàn)代的各個共和國——這里的共和制乃是真正意義上的現(xiàn)代政治體制——常常遺忘君主制或帝制這種不怎么拿得出手的過去，這是很自然的事情。更受重視的是新生事物的起源而非舊有事物的遺存。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對歷史的改變與歷史的延續(xù)同樣感興趣，并且努力避免戴上當代的有色眼鏡看待過去的政治情境！所以，我很支持（也被影響）那些正在重新評價十八、十九世紀的殖民地的“效忠主義”（loyalism）的歷史學者。
您覺得當下對十九世紀英國的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有什么主導性的潮流么？
邁爾斯：就方法論而言，十九世紀政治思想的研究，無論是“劍橋學派”或者“后殖民批評理論”都是合理的，而且我自己的工作受到了這些研究方法很大的影響。然而，這些研究方法過于重視追蹤“現(xiàn)代性”在知識與觀念層面的起源，因而把全部關注投向了世俗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和共和主義這些新生事物。這樣一來，留給君主制、宗教（特別是天主教思想）乃至專屬于二十世紀之前的時代的任何事物的研究時間和論述空間，就所剩無幾了。換句話說，其實一些現(xiàn)代思想史的研究存在著輝格主義的傾向。它們的預設是，在十九世紀，舊秩序或舊制度（Ancien Régime）開始走向終結。對此我想舉十九世紀歐洲政治思想研究為例，對我來說，不可思議的一點是，很少有人研究“自由主義天主教”（liberal Catholicism）——事實上，法國的拉梅內(nèi)（Hugues-Félicité Robert de Lamennais）、德國的多林格（Ignaz von D?llinger）和英國的阿克頓（John Dalberg-Acton, 1st Baron Acton）等人都將自由主義和天主教教義結合起來加以思考。當時大量捍衛(wèi)君主制、相信這種體制會不斷適應時代變化的著作也無人關注。有非常之多的例子表明，要想在十九世紀發(fā)掘現(xiàn)代性的根源是無法做到的。相反，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舊有觀念在新的環(huán)境中的繼續(xù)留存和不斷更新。
您覺得《女皇》這本書比較接近哪一種潮流呢？
邁爾斯：我的主要論點受到了三種史學思潮的影響。首先，是最近對近代早期英國和歐洲歷史上的各個君主（以及他們的配偶）的歷史研究。這些研究關注國王和女王作為政治行動者（political actors）如何各盡所長地發(fā)揮作用。其次，是關于南亞地區(qū)君權和王朝統(tǒng)治的觀念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更古老的印度和莫臥兒文化中，王室統(tǒng)治的觀念一直延續(xù)到十九世紀。最后則是已故的克里斯托弗·貝利（Christopher Bayly）討論殖民地時期印度的民族觀念的作品《帝國和信息：在印度的情報收集和社會交流，1780-1870》（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他認為，印度民族觀念是新舊多種語言的奇妙混合體，并且給王室統(tǒng)治提供了空間，這一點對我很有啟發(fā)。
維多利亞女王像（1877）
阿薩·布里格斯（Asa Briggs）在《進步時代》（The Age of Improvement, 1783-1867）中提出維多利亞時代精神的四個特質：一、工作即福音（卡萊爾于1843年提出）；二、性格的嚴肅；三、體面；四、自助 （the gospel of work, seriousness of character, respectability and self-help）。在考察了維多利亞個人的帝國事業(yè)后，您對這四個特質有什么修正或補充的么？
邁爾斯：阿薩·布里格斯的作品，涉及維多利亞女王或印度的內(nèi)容并不多，這個盲點（blind-spot）在1947年大英帝國解體后數(shù)十年里出版的絕大多數(shù)歷史學著作中都存在。但是，布里格斯在其經(jīng)典之作《維多利亞時期的城市》（Victorian Cities，1963）中談及孟買的部分，對我寫作《女皇》有啟發(fā)作用。關于孟買象征著維多利亞女王在印度的地位和聲望，我在書中談到了不少。孟買這座城市以哥特式風格的建筑聞名，這種建筑風格可以聯(lián)系到當時在英國的時尚。歷時十二年方于1852年落成、位于倫敦的威斯敏斯特宮就是這種風格。我談到，孟買的這些建筑是對維多利亞女王的效忠宣言，因為出資支持建造這些新地標建筑的慈善家想要感激女王對1858年事件發(fā)生后的處理。
以這種方式，我努力讓維多利亞女王回到維多利亞時代的歷史中。維多利亞女王并不僅僅是諸如體面、嚴肅和自助這類所謂“維多利亞人價值觀”（Victorian values）的反映而已，她本身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關于英國君主制的嚴肅學術研究，幾乎已經(jīng)覆蓋了包括當下在內(nèi)的每個歷史時期，卻很少觸及十九世紀的維多利亞女王。我們被因她而得名的時代所吸引，卻把她拋在一邊。2001年維多利亞女王逝世百年紀念活動已經(jīng)清楚地表明，得到了細致深入研究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而不是維多利亞。
我認為，維多利亞女王的三種角色值得我們重新思考：身處王位之上的女性、擁有龐大的歐洲王室社交網(wǎng)的首腦，以及行使君主特權（prerogative powers）的立憲君主。從維多利亞時代早期爭取選舉權的女性運動，直到“女性的社會和政治聯(lián)合會”（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在一戰(zhàn)前成立，在這一時期，維多利亞女王經(jīng)常被人們作為激勵自己的榜樣而提起。舉例而言，1869年，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在指出普通女性缺乏公民及人身權利的同時，感慨幸好王位上還有一位女性。而且，女性選舉權運動的領袖米莉森特·福西特（Millicent Fawcett）也為女王撰寫了一部正面肯定的傳記。此后，在二十世紀初的爭取女性選舉權的運動之中，維多利亞女王和布狄卡（Boudica，曾率領不列顛諸部落反抗羅馬帝國占領軍統(tǒng)治的女王——采訪者注）、圣女貞德和南丁格爾一起，成為抗議男權政策的婦女運動橫幅之上的英雄人物。
然而，到“女性的社會和政治聯(lián)合會”鼓動宣傳之際，維多利亞女王變成了一位爭議人物。她寫給西奧多·馬?。═heodore Martin）的那封反對女性選舉權的信1908年首次發(fā)表之后，盡管被一些反對女性選舉權的組織視作女王為其背書的有力證據(jù)，許多進步主義人士依舊宣稱女王站在他們一邊。1913年“女性的社會和政治聯(lián)合會”的會刊《為女性投票》（Votes for Women）聲稱，女王一直支持馬恩島女性的投票權。
具體到印度，從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轉變，您多次強調(diào)不是一條平坦之路。您覺得維多利亞預判到了可能的變革和危險么？
邁爾斯：對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出于很顯然的理由，維多利亞女王本能地敵視共和制的觀念。但與此同時，她知道王室統(tǒng)治是多么不穩(wěn)定。一些維多利亞女王的大家族成員在她生前遭到了刺殺，而她本人則在八次刺殺企圖中得以幸存。對印度的歐洲白人和印度原住民之間與日俱增的敵意，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不斷產(chǎn)生的摩擦，她總是憂心忡忡。她的解決方法通常是派遣某個兒子或者孫子去印度巡視。
有一種觀點認為，維多利亞女王在印度獲得的人望和受到的紀念，為印巴分治之后的英國和印度奠定了建立良好關系的基礎，這是有利的歷史資源。您同意嗎？對英國君主在英聯(lián)邦這一不斷發(fā)展變化的政治體中所扮演的角色，您怎么看？
邁爾斯：對前一個問題，我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我認為，維多利亞女王去世后不久，英國君主制在印度就開始變得不受歡迎。至于后一個問題，歷史學者菲利普·墨菲（Philip Murphy）在《君主制和帝國的終結：溫莎家族、英國政府和戰(zhàn)后的英聯(lián)邦》（Monarchy and the End of Empire: the House of Winds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Post-War Commonwealth，2013）中認為，英國君主擔任英聯(lián)邦首腦這種制度安排，其實僅僅發(fā)生于1930年代；由此造成的影響，英國政府是感到憂慮的，憂慮的原因絕不止于當時印度正在發(fā)生的事件，也包括北愛爾蘭的歸屬問題。因為英國國教與一戰(zhàn)之后獨立的愛爾蘭共和國的天主教認同之間存在沖突，英國君主在國教建制中的地位，一直是談判的敏感問題。
孟買的維多利亞女王雕塑（1872）
我了解到，您即將完成一本有關十八世紀晚期以來英國議會代表制（parliamentary representation）的歷史著作，從君主到議會這一寫作安排是否表示，您對主權歸屬、行使問題很感興趣？從歷史上看，君主和議會都曾宣稱自身最能代表民眾與國家，但在今天的英國政治語境之中，似乎再也無人提及君主是民眾的代表。就維多利亞的經(jīng)驗而言，今天的君主制能夠為改進代議制民主（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提供幫助嗎？
邁爾斯：這個問題不錯。在退歐危機發(fā)生的今天，已經(jīng)很難預測英國政治的任何走向。但是，權力受限的君主立憲制這一慣例，依然是議會代表制的組成部分，而這套議會代表制在2016年公投的時候，被人們拋在了腦后。所以，誰知道呢？可能下一任英國君主會成為真正的民眾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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