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聽到李學勤先生離世的消息，心情很沉痛，但并不感到愕然。因為先生罹患重病已經(jīng)很長時間。人生有來有去，先生走了，感情上讓我很難過，但客觀上來說，這是很正常的，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遺憾，是他病重后不便探視，沒有能去到病房里，和先生說說心里話。
李學勤先生
有些人說，李先生城府較深，輕易是不會和人多談心里話的。這也可以說，是我在1992年剛調(diào)到歷史所工作時，在那個單位，人們私底下比較普遍的一種說法。大千世界，各人自有各人看法，事出有因，話出有緣，對此不必深究。不過每個人都有自己為人處事的方式，在這方面，世界上也并沒有絕對一致的準則。人家不想和你講，有時，也許只是個性的差異；有時，也許是生活經(jīng)歷使然；有時，也許這些滿世界嚼舌頭很喜歡對別人評頭品足的人，還需要問問自己：人家為什么非同你講不可？
人和人相接觸，有時只是一種感覺，或者說只是一種緣分。感覺有了，緣分到了，我想，恐怕沒有什么人真的不想和別人交流，不想向別人表露一下自己的真實感覺和看法；若是內(nèi)心懷有真性情，恐怕想不說，也很難抑制得住。
李學勤先生學術地位高，工作太忙，我從事的專業(yè)，同他的主要研究領域距離較遠，他也比我年長很多，所以，雖然一同在歷史所工作了十多年，但直接的接觸，還是非常有限的。
第一次面對面地正式談話，是我剛做歷史地理研究室主任的時候。當時李學勤先生是歷史所的所長，同時還分管歷史地理研究室。
似乎就像是針對別人說他光掛名不管事兒之類的閑言碎語而講的似的，李學勤先生一開口，就和我說：“德勇啊，我做這個所長，重點考慮的，就是學科建設。我們歷史所是國家的重要學術單位，抓學科建設，抓住學術，就是我的主要工作。讓你來做這個研究室主任，不光是因為你年輕，還因為調(diào)你來歷史所的時候，我就認真看了你的材料，現(xiàn)在只有你最適合這個崗位，你一定要努力做好這項工作?！闭勗捴虚g，李先生非常具體地向我指出了研究室中現(xiàn)有人員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一點兒沒有敷衍的場面話，沒有回避任何實際問題，直接點到了每一個人的名字，沒有一絲一毫很多人講的圓滑和世故。這就是我對李學勤先生最初的直接印象。
因為學術是純真的，所以真學者往往都會有些長不大，甚至會有些調(diào)皮。這一點，我和業(yè)師黃永年先生接觸太多太密，所以感受得最為清楚。其實，李學勤先生也是這樣的真性情人。
我在歷史所的時候，當上副所長以后，“例兼”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實際上學術委員會的各種日常事務性活動，都由我來主持，所以不能晚去。李先生雖然不當所長了，卻依然還是學術委員，而他做事有很好的習慣，即遵守時間（其實我當不當這個副所長，一般也都是這樣）。我不能遲到，他恪守時間，而別的人，大多都是稀里胡涂，學者和文盲，并沒有什么兩樣。這樣，在會議室里，就常常是只有我和他兩個人，空等那些大爺?shù)牡絹怼?/p>
1994年社科院歷史所學術委員會合影（前排右二為李學勤先生，后排右一為作者，作者當時任歷史地理研究室主任）
無聊等待的時候，人往往更容易放松，也就更容易透露出自己天生的性情。
在這當中，有一個故事，我是講過的。這就是他患病去協(xié)和醫(yī)院診斷，掛了專家號也沒看明白，最后是自己給自己確定了病癥。聊起來，我頗感詫異：“協(xié)和的專家，怎么會這樣？”李先生指指外面的長安街馬路說：“德勇啊，什么是專家？外邊兒馬路上的人，看我們這大樓里不也都是專家么？”一句話，拍死社科院大樓里多少“專家”？更拍死口口聲聲號稱歷史學研究“國家隊”的社科院歷史所多少“專家”？講這話的人“世故”么？講這話的人“圓滑”么？我感受到的，只是一位純真的師長，在和你談調(diào)皮的孩子向小伙伴講的真心話。
還有一次，歷史所學術委員會即將召開的會議，是評學術研究成果獎。閑談間談到歷史所某位專家的一項研究成果，李學勤先生和我說：“德勇啊，我真佩服某某，那個問題，總共也就那么幾句話的材料，他竟然寫成了這么厚一本書？你說他是怎么寫的呢？”由于馬上就要主持會議，這次，我反倒礙于身份“矜持”起來，一時不知道怎樣應答好。也許，是他深知我一向快人快語，所以忽視了我的尷尬；也許，是他那顆調(diào)皮的心實在抑制不住，李先生馬上又重復了一遍：“德勇，你說他怎么寫的呢？真是有本事！”
同樣是談論某些人的所謂“學術研究”，有一次在歷史所學術委員會討論項目資助事之前，他指著某位很張狂的人申報的上邊兒領導特別摯愛的大項目說：“這課題好是好，可怎么做呢？”不要以為這話很平常，只有始終保持一顆學術的心，才會自然而然地這樣想，才會脫口而出這樣講。
我在歷史所的時候，張羅起來一件事情，這就是辦了一份所內(nèi)研究人員的學術年刊，名之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李學勤先生很支持，刊名還是他幫助擬定的。在討論這份年刊的質(zhì)量追求時，許多人都談到了前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即所謂《史語所集刊》。一些人認為，應當以此刊為標桿，努力向它看齊。針對這樣的看法，李學勤先生在會上公開一針見血地指出：“此史語所非彼史語所。”意即今天在臺北出版的《史語所集刊》，水平已經(jīng)遠不能與國民政府東撤之前相比。
你說在今天的中國古代史學界，還有幾個人敢講這種大實話？很多所謂“學者”，為了能被某些海外國外的機構請去“講學”，不管多么惡心的話他都能講，也都會講。我見到的，只有北京大學的李零教授公開講過和李學勤先生類似的評語。那么，誰才是真正的學人，誰更像是“名利場”上的市儈？當然，歷史所的老先生們，當時不止一個人附和了李學勤先生的說法，那時的歷史所，是有一批具有人格尊嚴也不乏學術風骨的學者的。
像所有的人、像所有的學者一樣，李學勤先生當然有他的缺點，但我們生在這個骯臟的世界上，誰又是一塵不染的圣人呢？當我們追隨于前輩先賢身后從事學術研究的時候，我們首先從先輩身上學習的，是他們勤勤懇懇獻身于學術的精神，是他們卓越的學術成就和貢獻，當然也還有我們應當取法、愿意取法的優(yōu)良行為方式。
李學勤先生今天走了，我感到更深切遺憾的，還不止是在他病后，沒有機會陪他聊聊天，說說我對他的理解和感受，更加遺憾的是，我一直想單獨向他當面道謝，感謝他對我成長給予的巨大幫助，現(xiàn)在，再也沒有這個機會了。
在我還沒有調(diào)到歷史所工作的時候，就聽到有很多人在背地里議論紛紛，說李學勤先生太忙于自己的研究了，舍不得花費精力多幫別人的忙?？墒牵以跉v史所看到的真實情況，卻恰恰相反，很多人在打著他的旗號，利用他的名望，搞項目，弄課題，評獎項，他都幫著寫推薦，寫評語，寫序言，等等，幾乎是來者不拒。反倒是很多人好處拿完，轉過身去就四處罵娘，真不知天良何在。
按照學術界的“規(guī)矩”，我和李學勤先生沒有一點兒師承關系，所從事的專業(yè)，也沾不上多大的邊兒，同時我本人又生性耿直，不會順情說好話討人喜歡，李先生是沒有任何必要和理由對我多加提攜的?？墒?，作為一個學人，在我的社會經(jīng)歷當中，李學勤先生卻給了我最最重要的幫助。
1994年8月，我在歷史所晉升為研究員。那一年，我35歲，任職副研究員的期限還沒有滿，申請的是破格晉升。這種情況，在今天早已司空見慣，當時在大學里面也已經(jīng)做過一些，但在社科院，還是頭一遭，免不了眾說紛紜，說啥的都有。經(jīng)過一番周折，算是很順利地通過了審查，度過了學術生涯上的這一重大關口，個中情形，我卻是一無所知。
大概是在職稱評上兩年以后，才分別從幾個不同渠道獲知，李學勤先生不僅在歷史所初審的會議上力主我的晉升，在社科院的職稱評定終審會上，他也是極力夸贊我的學術研究，并在會下，更為重要的是，李先生為我這次職稱晉升，還專門給社科院人事局的局長寫了封幾頁長的長信，詳細說明我的學術能力，請求人事局領導予以特別的關照。
了解李學勤先生學術地位的人，應該很容易明白，為什么我當時能夠那么順利地通過這一關卡，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當然是李學勤先生的大力推薦，而在這當中，我看到的，只是一位師長，對一位年輕學子真切的關心。
我生性愚鈍，除了做事比較努力、也比較踏實認真以外，是沒有任何優(yōu)長之處的。但我想，即使是一個天資過人的人，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可能不同程度地都得到過別人一些幫助；假如這些幫助是發(fā)生在你人生路上的關鍵時刻，那這些幫助就會對改變你的命運發(fā)揮決定性的作用。就我個人而言，李學勤先生就是那位在關鍵時刻幫助我改變?nèi)松\的師長，我會永遠銘記和緬懷他給予我的恩德。
2019年2月24日下午14:30哀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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