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古奕世：清代蘇州潘氏的收藏”正在蘇州博物館開幕，展覽通過梳理、再現(xiàn)潘氏“滂喜齋”、“攀古樓”、“寶山樓”的收藏，為觀眾展示了除向國家捐獻大克鼎、大盂鼎之外、一個全面的蘇州潘家收藏。關于吳大澂、潘祖蔭二人交往始末的考察，主要依據兩家往來書札?！芭炫刃侣劇す糯囆g”今特刊發(fā)蘇州博物館副研究員李軍的《潘祖蔭與吳大澂交游考》一文，分上下兩篇，以供讀者從當時豐富的日記書札中來看潘祖蔭與吳大澂的交游，以及他們對金石書畫的探討。
在此文中，青銅器物訪求、書畫題寫、古籍善本編輯整理是潘祖蔭與吳大澂來往書札的主要內容。有意思的是，潘祖蔭訪古過程中，往往不親自出面與私家交易，全由吳大澂等代勞；加之二人皆好金石，遇到一件二人都喜歡的青銅器物時，吳大澂不得不有所舍；而吳大澂宦游在外，久久不回潘祖蔭來信時，潘則多次催之。但這并不影響二人之關系，潘祖蔭知吳大澂書法好，每每請其為自己的收藏題簽或書寫匾額；吳大澂也愿意為潘祖蔭的古籍整理而出力，《沙南侯獲刻石考釋》、《古泉叢話》、《攀古樓彝器款識》就是最好的例子。
圖7 唐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貴州省博物館藏
四
潘祖蔭身居高位，日常鮮有閑暇入市訪古，所以將之委托門下諸君，如趙之謙、胡澍、汪鳴鑾等均曾為潘氏訪購古籍善本，至于彝器碑版之屬，胡義贊、王懿榮、吳大澂、葉昌熾等為之代勞者居多。殆此事不僅需要學識、眼光，更須常往來于廠肆、消息靈通、熟知底細者，才能得其門徑。
潘祖蔭門下出入之人極多，經學、史學、詩學、金石、書畫各有擅長，而潘氏均能禮遇之，但在其心中，仍不免有高下之別。就金石文字之學而論，潘祖蔭當時在《說文古籀補》序中曾言及數(shù)人：
同治辛未、壬申年間官農曹，以所得俸入盡以購彝器及書。彼時日相商榷者，則清卿姻丈、廉生太史、香濤中丞、周孟伯丈、胡石查大令，無日不以考訂為事，得一器必相傳觀，致足樂也。
上列諸家依次為吳大澂、王懿榮、張之洞、周悅讓、胡義贊，其中周悅讓年過花甲，為王懿榮之師。由于是為吳大澂的著作撰序，故將之列在首位。而潘氏在私下致汪鳴鑾函中，言及當時京中治金石學之諸家，卻與此略有小異：
兄于金石之學，不以翁、阮為然，而其椎輪大輅之功不可沒也（只如此而已）。如謂不信，京師只好問之香濤，其他廉生、石查尚知之耳（吳清卿亦尚可語）。
大克鼎、大盂鼎拓本
此函中“翁、阮”當指乾嘉間學者翁方綱、阮元，兩人均名列張之洞《書目答問》“金石學家”中?！肚迨犯濉妨袀髦^翁方綱“尤精金石之學”，而阮元所著《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則為后世學者奉為圭臬，《鄭堂讀書記》謂其可與宋人薛尚功《歷代鐘鼎款識》并駕齊驅。前文已論及，陳介祺、吳云、吳大澂等均有意繼阮氏之后，編刻性質類似于《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的著作，其實潘祖蔭也曾有意編刻類似的著作，其在與陳介祺、吳云諸家書札中曾經道及此事。不過，從其致汪鳴鑾此函中，可知潘祖蔭眼光之高，在他看來，可與論學者僅張之洞、王懿榮、胡義贊以及吳大澂等三四人。且此函中“吳清卿亦尚可語”一句，是小字批注，似是潘氏追記之語，則吳大澂在潘氏眼中，金石學之造詣，似并非同輩中最優(yōu)者，但從潘氏與各家關系而言，吳大澂可謂最親近者。至于吳大澂與南方的吳云、北方的陳介祺關系，從目前所見潘氏、吳氏兩家往來書札所述，吳氏為潘祖蔭入肆訪古，主要由潘氏指定何種器物，囑吳氏往鑒別，同時與估人、賣家議價，不似趙之謙為潘氏訪書，先行物色、取示樣本，看定后再議價收買。潘氏《攀古樓彝器款識》兩冊五十件古器之中，不少即由吳大澂代為收得。如《款識》第一冊中“仲弛盤”，是當時攀古樓所藏唯一一件盤。此盤現(xiàn)定名為“仲丮臣盤”，收藏于上海博物館，即由吳大澂以宋刻本四種從嵩申處易得，潘氏原函云：
圖7 唐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貴州省博物館藏
兄欲以宋板《韓集》（有匣，二函）、宋板《楚詞》（有匣）、宋板《東萊博議》（英煦齋所得賜本，有其?。⑺伟濉洞髮W衍義》，與之易此。緣在咸豐間，吳子重曾為作緣而未得。吾弟可否托劉叔濤為兄說項，若猶不肯，加以唐人王鍇寫經墨跡（去年以重價得之韓小庭）。又有滋蕙堂所刻唐人藏經（圖7）之原本墨跡（去年以重價得之劉子重），皆兄之至寶，盡舉而空之以易此。因兄處無一盤，而所愛惟此盤也。兄與犢山雖熟，反不便說，以一碰釘子，則不大好看，不若托叔濤為妙。仁弟以為如何，望酌定行之可耳。
按嵩申（1841—1891），號犢山。滿洲鑲黃旗，麟慶之孫，崇實之子。同治七年（1868）進士，與吳大澂有同年之誼。完顏氏所藏之盤，吳雋早在咸豐中就已居中介紹，但未能成事。而潘祖蔭所藏各器中，獨缺一盤，深以為憾事，對此盤久久不能忘懷。十余年之后，潘氏舊事重提，轉托吳大澂與劉廷枚前去婉商，二人與嵩申為同年好友，又代人辦事，如若不成功，不致難看，而他日潘祖蔭、嵩申兩人相見，亦不會尷尬。數(shù)日之后，完顏世藏盤轉讓一事略有眉目，潘氏即將宋刻本四種交吳大澂，并許諾得盤后置酒同賞：
宋板《楚詞》、《韓集》、《東萊博議》、《大學衍義》（此三書朱子清、趙益甫為兄作緣得之，所費已不貲。惟《楚詞》系人贈耳），即送吾弟處，明日交去為荷。盤成后，過廿二當置酒招同好諸君賞之。
拓本一冊奉閱。內有此盤釋文，望閱后仍付還，此當是吳冠英所贈拓本也。
從上文可知，嵩申已允以宋刻本四種易盤一事。潘祖蔭獲盤之后，曾請吳大澂考釋此盤銘文，編《攀古樓彝器款識》時，盤形亦經吳氏手繪。
潘祖蔭所收藏的青銅器
在潘祖蔭訪古過程中，與私家交易，往往不親自出面，其原因一如上所論完顏氏藏盤事。至于坊肆之間，潘氏又不便與估人斤斤計較，此時就由吳大澂等代勞。潘氏《款識》第一冊著錄之“析子孫卣（蓋）”，即是潘祖蔭囑吳大澂議價而來。潘氏先閱估人所送各器或其摹拓本，有意者默記于心，再致函吳氏辦理，其函云：
松竹尚有一卣蓋析子孫……又一失梁卣。析子孫，兄亦欲得之（二者能不昂尤妙。緣非完美之物也），吾弟必能為設法。種種瀆神，不安之至，當必有酬勞也。
潘祖蔭有時將擬定收買價格，一并告知吳大澂，吳氏惟有應命遵行而已。以下一函中涉及二器即其例：
斧弋字太模糊，僅七字清楚，曾還十金，多則十六金，或廿金耳。郘鐘或少加尚可。已還足，不爭此一二十也。今日早來為妙。
所謂斧弋即《攀古樓彝器款識》第一冊最后一器“郘太叔斧”，張之洞所作釋文為 “貳車之斧□郘太叔□□□□”二行，僅錄七字。郘鐘因潘氏所收頗多，不知是否是《款識》第一冊著錄的四件之一。
吳大澂本身也搜藏古器，其入廠肆，并不只為潘祖蔭訪古，見自己所欲之物，亦不遺余力求購。但京師好古之人無多，各肆有往往將器物分送各家挑選，故時有數(shù)家同欲之物，潘祖蔭、吳大澂就有訪求相同之物，吳氏不得不有所取舍。如潘氏從松竹齋得鼎后，又欲得韓中多壺，囑吳大澂為搜訪，數(shù)次函札中再四言及此事：
今鼎等已到手，愿舍卻六七十金，以得松竹之破壺，望吾弟為我識之也。
破壺事望緩為留意，兄處無壺耳。
破壺仍祈訪其蹤跡，何此器之飄忽若斯，殊不可解。
松竹有門字之一器，便中望為議值取來。破壺曾與議否。
來件尚屬可留，至多不過一數(shù)，乞酌還其價為妙。且藉可探聞破壺下落也。
因韓壺（圖8）已為吳大澂所得，故潘氏終再未見其蹤跡，直至吳大澂《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中收錄此壺，其事才為人所知。購壺一事之后，吳大澂于含英閣看定一卣，而因估人誤送潘祖蔭處，潘氏于諸器之中，獨中意此卣，乃函請吳大澂代辦，其函云：
圖8 韓仲侈壺拓本 見《愙齋集古圖》
昨含英攜來一卣，云為通州李氏裝治匣子者，頗精。合之筠青一爵，可見彼處頗有佳者，但出售者則惡劣耳?？糖髸?，便中為書之付下為感。
此后潘祖蔭致信吳氏，每每問及此事，如來函中云“含英有回信否，計應在今日也”，“含英今日歸來否”，“老弟如得暇，望遣人函致含英一問其消息，究竟如何”，“含英連日杳然，何也？便中探之”，如此再三再四，在此卣誤送潘府之后，吳大澂深知潘氏為人，曾預言其事，在致王懿榮函中云：
吾弟所見一卣拓本，其器已來，精不可言。兄正議價，未成，含英送他器至司農處，挾以俱往（因送敝處），仆人一并取入，司農詢之，托言通州李氏屬配木匣云云。將來必拳拳于此卣，又是一重韓壺公案也。吾弟有所聞否，（今日在香翁處歸來，未必能早）。
果然潘祖蔭執(zhí)意求卣，吳大澂不得已暗中割愛，將卣讓予潘氏，潘氏只知吳氏訪求、議價辛苦，不知其亦屬意于此物，得卣之后，匆匆致謝：
卣事大費心矣，感感?！狻督鹗瘜W錄》二冊奉閱，兄盡批在上，擬重為之，仿竹垞《經義考》之式（各留序跋，太多者刪），趁我三人均有暇日，尚可為此。否則將來仁弟中外揚歷，而兄已老朽，豈能復為此等事耶。兄雖稍勝于平齋，然全仗吾弟。所不如平齋者，并虛字亦改不出耳，一笑。
潘祖蔭一生，常有著述之志，刻書頗伙，而自撰之書無多，不少著作均由后人所編印，如詩文集由潘景鄭輯錄石印。其手批《錢竹汀日記鈔》之批語，民國間由完顏景賢輯錄，鉛字排印問世，即《八囍齋隨筆》。上函言及潘氏所批之《金石學錄》，乃嘉興李遇孫所著，凡四卷，著錄三代以下至清季金石學家四百余人。光緒間，陸心源繼李氏之后又撰《金石學錄補》四卷，增補三百余人。至民國中，褚德彝再編有《金石學錄續(xù)補》二卷，又補入二百余人，三家共計近千人之多。潘祖蔭發(fā)此愿編書時，尚在同治末年，較陸、褚二家更早。據潘氏所述，其擬編之書體例與李氏之人系傳略有不同，而是與朱彝尊《經義考》相近，以著作為主，并抄錄原書序跋。惜乎吳大澂不久即赴西北任學政，此事并未能實現(xiàn)。潘祖蔭函中最后涉及吳云一句，則間接證明吳云昔年編刻著作，得吳大澂協(xié)助不少。
圖9愙鼎 南京博物院藏
吳大澂外放陜甘學政之后，因其地為周秦漢唐故都所在，時有鐘鼎彝器出土，又多摩崖碑刻，吳氏搜訪不遺余力，所得極豐，如其“愙齋”所從來之愙鼎（圖9）即得于此時。吳大澂臨行之前，潘氏曾致函吳氏云：
尊處拓本乞賜一全分，明日奉使后，若有所得，祈隨時見寄為荷。兄處亦復如是。先此訂定。
退樓二鐘，望為索托本。
潘祖蔭不但先索吳氏藏器拓本全分，并且言定到陜之后，有所得則寄京。此后二人遠隔千里，潘氏自京寄信，主要即問吳氏有何收獲，并就所知，囑吳大澂為其在西北訪求古器、拓片，函中有“尊藏無論瓦當、造像、漢錫、唐宋石皆乞拓本，幸勿秘之”等語。吳氏稍有懈怠，潘祖蔭往往時有催促之語：
連奉數(shù)函，疊復兩函，當已收到。聞宋氏有一方鼎，字極多，能借拓否？又涇陽姚氏，得古器極富，能借拓否？如能借拓，幸惠一分也。楊氏器亦然，切勿秘秘，至屬至屬。近無所得，但得齊刀，悉拓以呈。此物想關中無。近壽卿頗有所得，惜不得其他耳。其拓須善價，吾弟或可得也。一笑。
以上一函托求拓本，尚甚客氣。潘祖蔭之所以言及陳介祺，似因吳氏先以拓本寄陳，而未寄京。潘氏等待稍久之后，不免有激動之言，如以下三函云：
前奉各函，計已鑒及。近得二器，拓以奉呈。聞近得極多，何其秘之深也。拓示與否，是在尊意矣。公事極忙，不及多述，即問近佳。
連奉數(shù)函后又許久矣。唯興居無恙為祝。近所得之一爵、數(shù)磚，悉拓以鑒。吾弟之拓，其悉寄我乎？若終秘之，則弗可當已矣。
閣下近年所得數(shù)百（合瓦、造像、鑄幣等而言之），獨不示我，何歟？意者以兄為門外歟？望勿吝也。
從以上三函可知，潘祖蔭以座師之尊，故能對吳大澂作此等語。兩人關系雖密，但嗜好相近，難免有不諧之處。吳大澂礙于師命，不能拂逆潘氏之意，但不能與之坦誠相對，常在若即若離之間，不似其與王懿榮，可以無話不談。潘祖蔭為世家子弟，一生得意，加之又性急，不免偶有過激之語。不過潘氏于小處卻不甚介意，頗為大方，吳大澂為其購得鼎、敦之后，即慨然允以刀布任吳氏擇取為報，其函云：
大克鼎拓本（吳大澂題識）
承為購得酆媿二鼎二敦（文王之子，媿即大傳叔媿、季媿之一姓也，封鄠縣），感極。茲已將二百六十金交柳門會寄，若毅卿來京，早望先將四器寄下也。得易字刀、尖首刀四百余，若來京時見而愛之，便可擇而取之。
光緒二年（1876）九月初，潘祖蔭托赴陜接任學政的陳翼帶函給吳大澂，請其在離任之前將代購鼎敦一事辦妥，所墊款項由汪鳴欒直接寄蘇，并談及諸友近況：
前連奉三函，并煩為代購王子刺公鼎敦事，想已先此達，或竟未達。茲乘陳學使之便，再以奉懇。如昂則各購其一，廉則多購數(shù)件。其款即由柳門、蘊苓飛速寄南會繳不誤也。兄近狀一言難盡，然此好則到底不移，蓋藉此以自養(yǎng)其生，庶不至為富貴利祿之移其心耳。若講宋學，則無此病矣，一笑。廉生今年未知能中否？香濤今年尚未能來，因續(xù)弦也。都事近來無見無聞，鮑老衰病。壽老為饑民所困，又所生一女二子皆死。竹朋最享福，亦死矣。古歡日稀，如何如何。發(fā)此函后，以后當寄書南中矣。近得王戟門古泉之重復者，拓以呈。
按：李佐賢于光緒二年（1876）閏五月廿四日去世，可知此函作于是年。王懿榮早年科考不利，自同治元年（1862）入京應順天鄉(xiāng)試，歷十余年，八試不售，本年又連續(xù)參加乙亥恩科、丙子科順天鄉(xiāng)試，均未中式，直至四年之后方連捷及第。張之洞時在四川學政任上，是年八月在蜀中娶王懿榮之妹為繼室，至十一月末離任赴西安，次年二月（1877）抵京復命，寓王懿榮處。兩月之后，吳大澂入京，兩人始晤面。陳介祺因本年秋濰縣大旱，饑荒嚴重，傾家財賑濟災民，故潘氏有“為饑民所困”之說。潘氏此函，急于在吳大澂離陜之前，囑其將擬購彝器一事，從速辦理。
五
由于吳大澂精于篆書，且擅丹青，訪古之外，潘祖蔭還時常命其題字、作畫。潘祖蔭滂喜齋藏書中，最著名者無過于宋刻《金石錄》十卷殘本。此書于同治十年（1871）由韓氏玉雨堂歸潘氏滂喜齋。同治十一年（1872）春，趙之謙曾應潘氏之請，為刻“金石錄十卷人家”朱文一印，可見其珍愛之情。潘祖蔭還專門制作楠木匣，用于貯藏《金石錄》，匣上題簽即屬吳大澂篆文雕刻。當日潘氏去函吳氏有云：
為宋槧《金石錄》作楠木匣，懇吾弟篆而刻之，以永其傳。少刻祈早臨為盼（今日庾生索觀此，出以下酒也）。
篆書題簽并刻木，雖非大事，卻也須經專門訓練。從潘氏信所述，吳大澂片刻即了此事，技藝之熟練，由此可見一斑。潘氏家藏箋紙版片日久損壞，亦請趙之謙題字，再囑吳大澂加以勾描，再交梓人翻雕。潘祖蔭獲唐人寫經后，并曾請吳氏題簽（圖10），函中開列具體要求如下：
圖10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吳大澂題簽
唐人寫經乞為篆于匣上，以便付刻。其簽（冊上）亦須重寫，即乞老弟為覓一紙（并為黏好于冊上），并作篆也。篆簽曰波羅密多經卷十三（唐經生書，滋蕙堂曾氏舊藏，今歸滂喜齋潘氏。○○題）。
潘氏在京刊刻《滂喜齋叢書》、《功順堂叢書》等書，為之題簽者有趙之謙、胡澍、王懿榮等，吳大澂偶亦為之。
同治十一年（1872），潘祖蔭家中蘭開九瓣之時，曾請吳氏來觀賞，并請繪圖。至光緒二年（1876）五月，潘氏蘭花又花開并蒂，乃專程致函吳大澂，請其繪圖：
乞弟合此四花，白描一圖，以傳不朽?？钇碜`書之，幅約二尺長，八九寸寬，以便裝直幅，似此不急之務，而必數(shù)千里奉懇者，正見同心之義耳。當不拒也。
時吳大澂在陜甘兩省按試生員，未能及時踐約。潘氏迭函及此，終于得償所愿，其情景與之向吳氏索求關中金石拓本相類似。
光緒三年（1877），吳氏返京，見潘氏來函所用箋紙上之蘭花不甚佳，復書以為傳后者須求其雅，其函云：
函封六枚（又二枚），繳上。吾師所用蘭箋，畫不佳而紙甚雅。惟喜字木印不古，裝入尺牘，以古雅為宜。偶橅叔丁寳林鐘“侃喜”之喜，又見漢印長年鶴，甚佳（延煦堂藏，長字已泐），橅出呈鑒，刻一木印，用之亦吉羊語語也（百鹿亦可刻印，鹿、鶴二印為對）。
潘祖蔭見此，頗為以然，乃囑吳大澂重畫蘭箋。吳氏覆函云：
大澂畫學甚淺，亦如陳子振刻印，須有依傍，屬繪蘭箋恐不當意，如何如何。
命畫蘭箋送呈鈞鑒，未知可用否。未知似蘭否。
據其所言，似吳氏已將蘭箋繪成交去。
潘祖蔭在致吳大澂書札中自評其書法，謂“每運一筆，若爛死蛇”，“篆若兩人，若張子騰之京話與李莼客之篆書也”。潘氏見吳大澂用篆書所作考釋文字，以為“大篆精妙無比，俯首下拜，必傳必傳，吾不能也”，并云：
吾弟近來篆書，迥然時人所能夢見。壽卿云，鐘鼎文字，以王朝書為最。兄以為魯國尚有王朝遺意，而略遜之。今吾弟篆書直是春秋時王朝書也。本朝二百年，篆書無及之者，蓋皆不用功于款識中求之耳。
潘祖蔭曾將吳大澂來信裝治成冊，曾有函告之：
手書已裝一冊，來時可題之。以中多考證，且近來大篆國朝無及之者也。閣下大篆，在荄甫、益甫之上，而趙、胡又在李少溫之上，若農則在少溫之次矣。
按荄甫即胡澍，益甫即趙之謙，兩人為至交，而胡氏天賦雖高，卻不幸早逝。潘祖蔭、吳大澂、王懿榮等曾為之刊刻遺作。此后潘、吳兩家手札往返，潘祖蔭曾論及鄧氏一派篆書：
吳讓之乃包世臣弟子，世臣并不能篆書也，即張翰風亦不能篆書矣，讓之篆乃學鄧完白耳。吾弟以鄧之篆為何如，以吳為何如？然此二人，鄉(xiāng)曲陋儒，何由得見三代鐘鼎哉，論之宜始也。
刻所云益甫字的鄧派，且未能博觀漢額也。大篆實較小篆似易，而其字弗可識耳。
吳大澂的篆書與鄧石如、吳讓之諸家最大之不同，誠如潘氏所言，主要得益于金文。從吳大澂與潘祖蔭往來書札看，吳氏篆書風格之漸趨成熟，約在同治末年、光緒初年。光緒三年（1877）三月，吳大澂赴常熟訪楊沂孫之前，曾借李鴻裔網師園舉行雅集，當日所作書札，已自具面目。潘祖蔭初見吳氏大篆之下，頗有發(fā)奮習書之興，曾在致吳氏書信中，問及“兄欲學大篆，當從何入手為是”，其傾倒之情，溢于言表。
吳大澂返京后，潘祖蔭屢以題匾、篆印之事相囑。就其書札所見，有篆別號“鄭盦”印稿者，有篆欽賜語句者，其函云：
乞為篆“鄭盦”兩字，約計寸許，隨意所便篆之，欲付木刻，亦不必甚求工，能于明日帶下尤妙。如不高興作篆，即隸書亦可。
兄今日蒙賜“兩三竿竹自秋色，千萬疊山多兩客”，擬刻一木章，乞為篆之，要小不要大也。
潘氏又請吳大澂題寫“松壺齋”、“藝蕓精舍”、“千載一時”、“半蘇白齋”等匾額，同時談及鉤摹時壺圖案，刻為箋紙事（圖11）。潘氏函中，于刻印箋紙，頗述一家之言：
圖11 潘祖蔭制箋
箋也者，所以寫字者也。今之箋紙，往往刻字滿紙，令人可厭。故兄自造之箋，不欲令有字，即有之，不過數(shù)字。今欲造壺箋，以紫印之，其上只題“千載一時”四字，仿詔版字體，俟吾弟暇后，將壺送去，箋面寫照也。一壺曰“千載一時”。兄有三時壺，應曰何？若四時壺，則四時和，謂玉燭矣。
張之洞遷居之時，吳大澂見潘氏所示南皮侯鼎拓本，即擬以此為圖案，刻箋紙贈張氏，表示祝賀。當潘祖蔭談及以家藏時大彬壺為圖案刻箋紙，吳大澂覆信允之，并談及任薫、趙之謙兩人畫技，以趙氏為勝：
三額并呈，“千載一時”用秦詔版，壺字乞擇用之。秦詔字體，刻印亦極宜，想陳子振必能仿刻也。以時壺刻信箋，題此四字，亦吉亦雅，用紅色印奏本，紙甚佳。任薰畫無甚可取，不足以供賞鑒。此等筆墨，撝叔優(yōu)為之，一時無兩矣。
潘祖蔭、吳大澂兩人均認為趙之謙在金石考訂上，功力不如胡澍，而于其篆刻、書畫等技藝，則頗為肯定。趙之謙與吳大澂同在潘氏門下走動，不過相處并不十分融洽。相比之下，趙氏與沈樹鏞往來更為頻密。趙之謙于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出都赴贛，潘祖蔭、吳大澂、顧肇熙等為之幾次餞別。而趙氏到江西后，沉淪下僚十余年，于光緒十年（1884）去世，再未與吳大澂重逢。至于任薰，晚年寓居蘇州，吳大澂曾請其繪集古圖。從光緒十三年（1887）三月，吳大澂自廣東寄出的家書看，任薰繪圖遲遲未能告竣，吳氏乃囑徐翰卿前去催促。至次年四月家書中，竟作“屬其隨意為之，不必過于求工”之語。而此前，任氏雙目已經患病，至本年終于失明，五年后卒于蘇州。吳氏集古圖卷未能及時完工，似與任氏得眼疾不無關系，此則非遠在嶺南的吳大澂所能料知。
圖11 潘祖蔭制箋
從潘、吳二人往來書信中，可見吳大澂對箋紙的顏色、圖案、文字等配合，都比潘祖蔭更為嚴格細致，其精益求精的態(tài)度，隱隱與陳介祺風格相近。吳氏在送匾額題字的信中，談及造字一事時，并不主張拼湊造字：
半蘇白齋額送呈鈞鑒，大篆無從艸之穌，不知者以為習洋話矣。夫子其哂之乎。蒙賜三老碑，跳出摩厓，得未曾有。感激感激。時壺俟交下，即繪即繳，印箋用紫色更佳。
說定箋紙用色后，次日吳大澂又為時壺圖案、文字，致函潘祖蔭：
時壺三種，是否繪三紙，若合作一箋，宜繪橫式，明日無事，即可報命。題字仍以“千載一時”為妙，諸壺皆此一時也。師意以為然否？
從上文潘祖蔭、吳大澂兩人為日常通信所用箋紙之式樣，也要數(shù)日書札往返商量。至于編刻著作，更是一日書札往來數(shù)次。
六
潘祖蔭所刻之書，以《滂喜齋叢書》、《功順堂叢書》最有名，兩種叢書之校字、題簽等事，前后由潘鐘瑞、王懿榮、胡澍、趙之謙、葉昌熾、吳大澂分任。潘氏所刻各書之中，吳大澂出力最多者，卻并非以上二叢書，而是未收入叢書的《沙南侯獲刻石考釋》、《古泉叢話》、《攀古樓彝器款識》三種。潘祖蔭曾有意編刻金石叢書，上列三種即擬列入，后因故未能如愿。三種書中，《古泉叢話》是唯一一種由吳大澂手書上版之書。
《古泉叢話》
《古泉叢話》是杭州戴熙未刊遺稿之一，戴氏妙于丹青，尤擅山水，吳大澂與妹夫沈樹鏞皆對其深為欽慕。戴氏因杭州城陷落罹難，遺稿散失不少。《古泉叢話》系其考訂古泉之作，原稿流落人間，潘、吳等人覓得抄本，付梓以傳。后戴氏原稿本被發(fā)現(xiàn)，遂于民國十三年（1924）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其中除戴氏按語外，同時附印泉拓，故更為通行，反而同治間潘氏刻本頗為鮮見。潘氏滂喜齋刻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四周單邊，白口，單黑魚尾，魚尾下題書名、卷數(shù)，版心上方右側刻記字數(shù)。書前有潘祖蔭序及戴氏自識。潘序云：
戴文節(jié)公《古泉叢話》，道光戊申季父嘗從假觀墨本，皆手自椎拓，案語以瘦金體小行書錄之，精甚。亂后恐未必存，今此本以鮑丈子年、胡石查農部兩家手鈔本合校，吳清卿編修欣然愿為手錄，于同治壬申十一月刊成。此書泉譜中之逸品也。
同治壬申為十一年（1872），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吳大澂于致沈樹鏞函中言及友人胡澍去世，并談及《古泉叢話》事：
甘伯于八月中歸道山，吾兄聞之，未免傷懷。其世兄已扶櫬南去，身后蕭條，唯余破書數(shù)簏，可慨也。今秋見戴文節(jié)《古泉叢話》，手書一冊，寅師為付梓。現(xiàn)已竣工，遇便寄呈。
據李慈銘《桃花圣解盦日記》所載，胡澍卒于八月十四日。據八月十八日吳大澂致潘祖蔭函，與之商議刊刻胡氏遺著：
甘伯所箸《正名錄》系未成之書，可先顧人錄一清本，細校一過，再為付梓。大澂當與廉生分任其事，鶴巢于小學書不甚留意，將來校字亦可屬其參核也。
潘祖蔭覆函允出資刻胡氏之書：
甘伯既有著作，應由吾弟偕廉生即為分頭雇人抄寫（鶴巢亦與相識，可屬校訂乎），資由蔭出。原本交其令郎，一面抄出，一面付刻，訂定俟之后人，非吾輩事也。否則其弱息零丁，汗青無日，后死者之責耳?！豆湃獏苍挕肥腔钭?，一手刻。此是宋字，又一手刻也?！秴苍挕啡?，均已逐日交刻。
從潘氏函中所述，知《古泉叢話》八月中旬已經開雕。另外，潘祖蔭所謂“活字”，其定義與目前通行之說有所區(qū)別，并非指擺印所用的活字，而是今日所謂之軟體字。由于兩書都是邊寫邊刻，雕版速度較快，則可兼顧二書。但因兩書字體不同，故不能交同一刻工刊刻，由此可見當時刻書之細節(jié)。
《古泉叢話》
關于《古泉叢話》正式付刻的時間，從潘、吳兩家往來討論的書札中，可得其大概。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十六日，吳大澂致函潘氏云：
含英款已交去?！豆湃獏苍挕菲蛭釒煻ㄒ桓袷?，試寫數(shù)葉，未知可刻否。尊藏彝器如欲繪圖，大澂亦可任其役，先繪一二器試之，陸續(xù)付刻，似尚不難，費亦無幾，將來器多，恐費力矣。
潘祖蔭就刻書樣式一事答復吳氏，大抵仿宋版式，每天寫一葉刻一葉：
《古泉叢話》送去，寫一葉刻一頁者，取其速也。冊式、格式（外一紙）照此，何如（再大則展閱不便，再小則□□），望吾弟酌之。字數(shù)刻于各卷末（用行書），仿宋板式也。
次日，吳大澂即以寫樣一葉送交潘氏審定：
《古泉叢話》一紙呈覽，如合式，即可付梓，以后日繳一葉，則一月可成書矣。
《古泉叢話》經潘氏、吳氏兩人商定，開始寫樣付刻，已在胡澍去世之后，而此前尋覓、商借底本，也頗費周折。當時在京諸藏家之中，老輩如鮑康，其次如胡義贊，并以藏古泉名世。吳大澂本人除訪求古器外，也搜藏古幣，其《權衡度量實驗考》后附有所藏古幣圖，今人彭信威《中國貨幣史》更以胡、吳二家并稱，是為旁證。
潘祖蔭刊刻《古泉叢話》，從其所作序知，借用鮑康、胡義贊兩家抄本。胡氏藏本送到后，鮑氏所藏卻一時未能找出，潘祖蔭致函吳氏云：
《古泉叢話》鮑子年本尋不著，茲擬以石查本請吾弟寫一頁刻一頁，如何？
潘氏性急，故擬以胡氏所藏為底本，寫樣開雕。而鮑康藏本后竟尋出，乃以兩本參校，寫成定本。潘祖蔭致吳氏函中，高興之情，溢于言表：
子年適送其抄本《叢話》來，看來刊此大有機緣，可見天下事非緣法不可也。望吾弟速成之，再辦《款識》。又甘伯事已函懇鵠山屬捐納房公助，想不至虛此言也。
此函中已涉及胡澍事，當作于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十五日左右。在商刻《古泉叢話》的同時，為潘氏編刻《彝器款識》，以及梓行胡澍遺稿二事，也相繼商討。編刻《攀古樓彝器款識》一書，付諸實施，約較《古泉叢話》之寫刻稍后，但均在八月間。在送鮑康藏《叢話》抄本予吳大澂所附信中，潘祖蔭云：
來示所云刻《款識》之說，極是。計兄所有，不過廿余種，有考釋者只四五種，其余只須一圖一篆而已。畫一圖、摹一篆，即刻一紙，較易為力也。子年所藏《古泉叢話》送上，以之較前抄本，大有益，唯須添入劉青園校語耳。
劉青園即劉師陸，山西洪洞人，嘉慶五年（1800）進士。劉氏精于金石學，于古幣研究尤有心得，著有《虞夏贖金考釋》。鮑康與之友善，刻其書入《觀古閣叢刻》中?！犊坚尅吩逶赝踯矘s處，鮑康、吳大澂、王懿榮、翁同龢諸家均有題記。潘氏刻本，與戴氏原稿不同之處，即在于參用劉氏校語。
從潘祖蔭為刻《古泉叢話》所作致吳氏各札中，頗有涉及當日刻書細節(jié)之語，如確定版式一函后附言：
與刻字鋪講明，六十金一萬字也。秋涼專辦此事，不惟消遣，兼以傳醇士之忠節(jié)也。以后非經學訓詁書不刻，非講金石書不刻，此一例也。
潘祖蔭從收宋版書轉而收古器，據吳大澂致沈樹鏞函約在同治十一年（1872）。從此函中潘氏所述刻書之要求看，其嗜好確有轉向金石小學的傾向。同年（1872）八月，近畿固安等地遭受水災，吳大澂為賑濟一事，忙于募款，《古泉叢話》寫樣一事似因此暫停，未能如前約所定，每日寫成一葉，因刻工催促，潘祖蔭曾致函吳氏云：
《叢話》刻手甚遲，而日日來催，甚可笑。據云一手刻上半，一手刻下半字，現(xiàn)只有上半字，而下半字俱閑也。末卷計有若干頁，便中乞示知。
可見當日刻字鋪雕板，一手刻上半，一手刻下半，取其順逆得力，并非逐字雕刻，乃成全版。不但每葉版心刻字數(shù)，各卷末亦刻總字數(shù)，末卷又計葉數(shù)，雖云仿宋板式，卻也為方便計算刻資。
潘祖蔭以刻工來催樣，致函吳大澂，其亦有請吳大澂加緊寫樣，以便早日竣事之意。因議刻《古泉叢話》的同時，已有摹刻《攀古樓彝器款識》之說，加之尚有胡澍遺著有待料理，吳大澂又忙于募捐賑災事宜。潘祖蔭料吳大澂赴固安等地勘查災情后，寫樣一事難以為繼，而又急于在年內刻成一書，故于同年九月致函吳大澂，促其加緊寫樣：
《古泉叢話》如于至龐各莊先完之，則今年此事可畢矣。究竟刻成一部書也?！曢g來說，刻《古泉叢話》者云停工待刻，故敢奉聞，先了此為妙?？坛伤蛠硇６?。又行。
此后函中又有“《叢話》能了手否，非促迫也”等語。在潘氏嚴催之下，《古泉叢話》終于在十一月間刻畢，接踵而來的是《攀古樓彝器款識》繪圖一事。
七
潘祖蔭作為金石學家，名列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其代表作即《攀古樓彝器款識》（圖12）。楊鐘羲《雪橋詩話余集》卷八記宋本《金石錄》一條云：
（鄭盦師）藏古器六百余品，盂鼎、克鼎、齊侯镈其最著者，有《攀古樓彝器款識》。其漢夏承碑、梁永陽王蕭敷及敬太妃墓石皆孤本，漢沙南侯獲石今拓僅存三行，師得舊拓本，另有字三行，因勾刻并為《考釋》一卷。
《攀古樓彝器款識》
編刻《攀古樓彝器款識》時，盂鼎、克鼎尚未歸潘氏，僅齊镈已入攀古樓。而六行本《沙南侯獲碑》因其罕見，也同時由吳大澂鉤摹碑文，張之洞釋文考訂，王懿榮手書上板，并附張、吳、王、潘四家識語。王獻唐為自藏滂喜齋刻本《漢沙南侯獲刻石釋文》作題記云：
此吳縣潘氏刻本，吳愙齋鉤橅，王廉生手書，最為世偁。初時單行，近日坊間重印《攀古樓彝器款識》亦附于后。
《沙南侯獲刻石釋文》刊刻一事，由吳大澂、王懿榮合作完成，因碑僅六行字，尚易為功，反而王懿榮寫樣出力居多，此事詳見后文王懿榮一章?！杜使艠且推骺钭R》一、二兩冊，前后共著錄古器五十件，除繪全角之外，尚有款識須一并鉤摹，所費工夫較《古泉叢話》、《沙南侯獲刻石釋文》二書不啻倍蓰?！犊钭R》一書中所附釋文，同樣由王懿榮手書上版。當時吳、王二人，堪稱潘祖蔭傳古的左膀右臂。同治十一年（1872）潘祖蔭所作《消夏六詠》中《搨銘》一詩有云：
室有尊彝在，居然三代民。昔賢推呂、薛，當代數(shù)劉（燕庭）、陳（壽卿）。穿鑿文偏古，模黏字益珍。傅朋（清卿）偕順伯（廉生），心醉兩罍頻（謂平齋丈，兩齊侯罍皆歸之，著《二百蘭亭齋金石記》）。
按：傅朋為南宋吳說，善游絲書。順伯為南宋王厚之，精于金石學，著有《復齋金石錄》、《鐘鼎款識》等。潘氏巧用同姓古人表字，暗藏吳大澂、王懿榮二人之名。潘祖蔭早年師從陸增祥、陳慶鏞等，雖通金石小學，但因公私事務繁劇，極少得暇從事考古，至于摹繪古器，寫樣上版之類，自不能親歷親為，故潘氏破借重吳、王、張、趙諸家?！杜使艠且推骺钭R》刻成兩冊之后，因吳大澂旋即出任外官，此后再無工夫鉤摹如此多古器圖，雖其對克鼎、盂鼎有所考訂，不足以匯集成冊。由于繪圖、寫樣不得其人，《款識》未再續(xù)刻。潘氏所編所刻之書，盡管大多未列吳、王等人姓名，但各家于滂喜齋編刻書籍，固功不可沒。
據《攀古樓彝器款識》前潘祖蔭自序作于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二十三日，知潘氏擬刻此書，必在作序之前。而從潘氏為《古泉叢話》事致吳大澂書札中，可知其決定將《款識》編刻一事付諸實施，約與刻《古泉叢話》同時，即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在此之前，潘祖蔭經吳大澂協(xié)助，從嵩申處以宋刻本易得仲弛盤后，曾請張之洞、吳大澂等作考釋文字。此時張之洞出仕未久，僅放過浙江鄉(xiāng)試副考官、湖北學政等職，于金石文字興趣濃厚。任滿回京后，亦有閑暇訪古、考古，其用功之勤，猶勝于吳大澂。后張氏因宦運亨通，專心從政，雖不廢學問，卻于金石之學，不再沉迷其中。故張氏考訂金石的文章，多為早年所作。而潘氏《攀古樓彝器款識》，為集中收錄張氏所作考釋文字最多之作。潘祖蔭致吳氏函中即云：
兄所藏款識其有香濤考釋者，皆正定可傳。擬先將此每種付刻。仁弟為書之，為妙為妙。再多不過一頁也。然則畫完，明日即畫盤，或先寫郘鐘及頌鼎、倪盤考釋如何？
潘氏對張之洞的評價，可與前文所引其致汪鳴鑾一函參看，知其深重張氏之學識。而最初提出刻《款識》時，潘祖蔭有意讓吳大澂繪圖、寫樣一并包辦，因張氏學識俱佳，卻未經專門訓練，不擅繪器。反之，潘氏對吳大澂所摹繪之圖，極為贊賞，其致吳氏函謂：
摹本精妙，從古無此好手，將來必須刻之。鄙意宜先摹文多者耳。敬繳，不敢久留也。
以上所引兩通潘氏書札，雖言及將藏器款式鉤摹、付梓，但尚未形成具體計劃。因吳大澂公私事務應接不暇，連《古泉叢話》也是在潘祖蔭一再催促之下，方告完工。潘氏促刻《叢話》的同時，也不忘與吳大澂說定《款識》一事，其函云：
摹刻款識及圖，吾弟既肯俯任其事，固妙矣。但明年執(zhí)事必有試差、學差，誰肯繼其役耶。則《古泉叢話》復不得不急力此矣?！秴苍挕钒鍢蛹热绱?，《款識圖說》板樣亦不得不然，以歸“金石叢書”之一例，以為如何
胡澍去世之后，潘祖蔭、吳大澂等為之向諸友好募款，料理后事，潘祖蔭在交李鴻章所助款項時，曾順筆言及繪器事：
刻得少荃信，知助胡甘伯一款已交尊處。茲得孫省齋信，來銀廿兩，亦乞收之為禱。敦蓋、卣蓋擬俟郘鐘、齊镈同畫，約在明年。
潘祖蔭深知吳大澂辦事才能，也曾密薦其才堪大用，又因身參機樞，消息靈通，知吳大澂幾年之內必有外官之任，故先約定刻完《古泉叢話》后，再續(xù)刻《款識》?！秴苍挕穼⒖⒅畷r，潘氏重申前說，與吳氏函商：
若蒙畫形，當自鐘始（《叢話》畢后，再為之如何）。以次遞及，且亦由難而易也。懷鼎斷難成，否則天下事皆如盤，亦太易矣。且非宜也。
潘祖蔭因吳大澂允諾之后，遲遲不能踐諾，曾對吳氏旁敲側擊。潘氏在致王懿榮函中也隱約其辭：
齊镈蔭所釋與諸家所釋多同云云，亦并刪之，以歸簡易。張、吳二家說何日可改成，亦示知。清卿忙極，弟今乃知翰林之忙也，從前不知若何耳。以博一笑。
吳大澂聽聞類似之語恐不止一次，故也曾在致王懿榮函中加以申辯：
司農公昨發(fā)一論，恐兄無暇繪彝器圖耳，非真有所慮也。兄生平不輕許人，既許則不復顧慮，況本無可慮耶。
潘祖蔭曾以畫器“當自鐘始”為言，似與《款識》第一冊之以鐘、鼎、彝、卣、敦、簠、盉、鬲、盤、甗、斧為序相合。但從此后潘氏致吳大澂各函知，當時并未嚴格依照次序繪圖摹款，潘氏送原器或拓本至吳寓，并無一定規(guī)律。如將冠首的鐘與點后的斧一同送去，其函云：
鐘二、斧二拓本呈上，即懇描鐘字付下，鐘形即將舊本翻刻，不須重繪也。
可見潘氏與吳云相似，力求簡易，舊有鉤本者，多仍其舊，不再重繪。吳大澂繪鐘畢，潘祖蔭乃促其繪斧云“鐘若成，明日吾弟便中為辦斧弋，午后必當有事奉煩耳”。吳大澂繪圖的同時，王懿榮則董理相關考釋文字并寫樣，一件器物的圖、文摹寫完畢，即交刻手上版雕刻。潘祖蔭曾因吳大澂漏摹款識，囑其補入：
“攀古奕世：清代蘇州潘氏的收藏”特展現(xiàn)場
《圖說》刻成四張，一張望為補款識，即季悆鼎也。
按《圖說》即《款識圖說》之簡稱，潘祖蔭在刻《古泉叢話》時，就談及欲將之與他書匯編為金石叢書，當時即稱此書為《款識圖說》。由此可知，最初書名作《攀古樓彝器款識圖說》，兩冊刻成后，乃循薛、阮諸家之先例，名之曰《款識》。其實，此書的體例即一器一圖，圖又分全角、款識，其后再附考釋之語，圖、說相輔而行，雖其名撤去“圖說”二字，卻并未貶損其價值。
另外，季悆鼎在《款識》第一冊中位居第九，潘祖蔭函中明言“刻成四張”，然則不僅繪圖、寫樣未按事先所擬順序進行，即刻工雕版也未按序操作。大約為縮短成書時間，吳氏繪古器圖，王懿榮改定、謄錄考釋，再將樣稿交付刻工。由于稿樣一般都是隨到隨刻，季悆鼎一稿，交付稍早，故會出現(xiàn)在前四版之中。各器刊刻的順序，直接取決于潘祖蔭交繪古器的順序。據此度之，《款識》每冊之前目錄，似是最后所補刻。至于每板版心的頁碼，恐也是最后重新排定后一齊補刻，否則反復挖改，徒增煩擾，勢所不取。
《款識》一書中每器之考釋，通常先歷陳周悅讓、張之洞、胡義贊、王懿榮、吳大澂諸家之說，最后由潘祖蔭略加按斷之語。從已刻成兩冊《款識》看，所作考釋最多者，當屬周悅讓、張之洞，五十器中，二人有考釋者十之七八。盡管鉤摹器形、款識均出吳氏之手，他得以對各器逐加考鑒。不過吳氏僅為第二冊首之齊镈撰寫考釋，其余均未見按語。究其原因，似與潘祖蔭所謂“清卿忙極”不無關系?！豆湃獏苍挕房炭ⅲ言谕问荒辏?872）十一月左右，此時為賑災募捐事，吳大澂異常忙碌。潘祖蔭仍時時以繪圖事相促，且別有他事囑辦，吳氏就曾致函王懿榮訴苦：
今日為司農繪圖，昨晚送去數(shù)葉，今早又來索圖，此豈頃刻可成，如再迫促，只得告假矣。
在潘祖蔭統(tǒng)一安排，一再催促，吳大澂、王懿榮通力合作下，《攀古樓彝器款識》第一冊終于在次年刻成。潘祖蔭檢點之下，發(fā)現(xiàn)仍有遺漏，又致函吳氏，命其補繪古器圖：
第一冊《款識》刻已成，季良簠說已刻而忘卻圖之，特缺一頁，吾弟日內有暇，先為此圖否。即示知，以便送上也。
從潘氏函所述，似可推知當日吳大澂、王懿榮分任圖、說二事，并異步進行，而是分別將各自樣稿繳付潘祖蔭，再由潘氏將圖、說俱全者交刻工上版。圖、說分別著手，先從《款識》印本本身看，其圖、說皆不相連屬，如第一冊最后一器郘大叔斧，圖凡二葉，末半葉完全留白，說另葉起刻?！犊钭R》第二冊首器齊镈，圖凡四葉，第四葉僅刻三字，一行未滿，余皆留白，說亦另葉起刻，是為一證。而上函之中，季良簠圖雖缺而說已刻，補刻圖而版式無絲毫改易，亦堪為旁證。
觀潘祖蔭書札所言，《款識》第一冊約刻成于同治十二年（1873）三四月間。此后，潘祖蔭急于接刻《款識》第二冊，曾屢次致函吳大澂，囑其撰寫齊镈考釋，其函云：
镈釋香濤說已來，惟短吾弟說，暇望為之。出月放差，便不暇為。痢故不能會客，稍愈當奉問再請移玉耳。南中有到者否？
吳大澂因不日就有考放外差一事，故婉商稍遲再作考釋。潘祖蔭得覆之后，即請考試完畢即辦此事：
來示讀悉，镈懇為兄釋一篇，各釋其釋，可并存，以俟后人采擇。此器不可無吾弟文耳。至作圖，請俟考差后即辦為妙。
同年四五間，吳大澂與張之洞一齊參加保和殿考差。試事甫畢，潘祖蔭即急函致吳大澂，請其補作考釋并繪器圖：
試事得意乎，賀賀。齊镈諸家考釋盡在香濤處，油素摹本在廉生處，可取觀也。過十五，何日得暇為作圖也。石查剔出三字，一字略剔壞。
齊镈全角圖，乞照此圖之，其一面以楷書書其全角縮本行款、款識，何如。
潘氏再三相托，吳大澂已難再拒，乃為撰考釋繳呈潘祖蔭審定。后潘氏擬將諸家之說交王懿榮寫樣之前，又致函吳氏，詢問他此后對考釋是否有所改動，函云：
前釋是否應有改定之處，祈示及，日前想已與香濤、廉生面商矣。簠便中為繪之。
從最后提及補繪簠圖一事看，《款識》第一冊初告竣事之后，潘氏即馬不停蹄地續(xù)刻第二冊。是年五月考差，張之洞得放任四川鄉(xiāng)試副考官。吳大澂則不幸失利，心中不免怏怏不樂。潘祖蔭知吳氏此時必有閑暇，正可辦理《款識》事，故好言勸慰，囑之繪齊镈圖。潘氏函云：
軺車之行暫遲，避卻伏雨闌風，亦良得。兄又患痢疾，日不過十余次，大覺精神委頓。屋漏床下，到處皆郁蒸之氣，與病體尤不相宜耳。尚有十余圖，三卣七爵，有暇繪圖否。
齊镈能否撥冗為繪之，其釋文作楷書，或較易也?！麓尾畋氐?，則無暇矣。
同治十二年（1873）夏，張之洞將赴四川上任，吳大澂以至交關系，頻頻往視之。吳大澂旋即也接到外放陜甘學政之命，他本人自然滿心歡喜。而潘氏聞訊之下，于致吳氏函中，不免慨嘆：
孝達處幫忙事已完否？計日星軺，圖亦畫不來矣。
吳大澂一旦離京，便無人能為《款識》鉤繪器形，雖有王懿榮繕寫諸家考釋，卻終無圖與說相輔而行，不能稱為完書?！犊钭R》第二冊之刻成，必然遙遙無期。以潘祖蔭性格，總求速成，故在吳氏上路之前，仍不免以繪圖相試探：
昨懇附寄家書，想已見之。明日乞早臨為荷。軺車之前，尚有數(shù)器，有暇繪否？先此奉詢，若無暇，則三年后再說也。
潘氏雖說無暇則“三年后再說”，卻仍不能片刻置之不顧，致函吳氏云：
南中竹報來否，均初何如？頗念之。連日用功若何？有一彝欲作圖，若有暇當奉上，余者無所見聞，殊悶悶耳。清卿仁弟軺安，蔭頓首。
從潘氏用“軺安”一詞，可知吳大澂已整裝待發(fā)，時已無暇繪圖。
從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考差，至八月放官，從潘祖蔭催促繪圖撰考各札看，吳大澂在三月之內并未能完成《攀古樓彝器款識》第二冊所收二十件古器的繪圖事宜。不過全書內封書名與牌記，確是吳大澂在離京前所題，潘祖蔭曾為此專函囑題：
《攀古樓彝器款識》引首及《宋四家詞選》引首，便中祈為題就付下。
《宋四家詞選》一書之刊刻，《潘文勤公年譜》系于同治十二年（1873）。兩簽既然一齊題寫，則《款識》題名亦在十二年可知。
自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至光緒二年（1876）冬月，吳大澂在陜甘學政任上，潘祖蔭千里致函，索取拓本，并以信中所附自藏古器拓本，囑吳氏得暇為繪圖。但《攀古樓彝器款識》一書第二冊二十種全部刻成，是光緒三年（1877）四月吳大澂返京后事。
吳大澂赴西北任職后，開始與陳介祺通信。潘祖蔭在吳氏任滿之前，《款識》刊刻既暫停，乃改刻他書。在此期間，潘氏就曾為鮑康、陳介祺二家各刻書札筆記，即《鮑臆園丈手札》一卷、《簠齋傳古別錄》一卷、《陳簠齋丈筆記》一卷《手札》一卷。陳氏二書，多摘錄其致各家書札中論考古、傳古之語，潘氏曾專函言此事，囑吳大澂命幕僚抄錄寄京：
壽卿丈來函，屬將致吾弟各書錄出，交兄發(fā)刻，想幕中不乏人為一錄也。秋來得鐘十二字，尚未剔出，令人憶吾弟不置耳。
潘氏函中后句談及新得一鐘，無人剔字，進而回想吳大澂在京時，無論剔字考文、繪圖摹款，無不游刃有余，可見往日潘祖蔭確實倚重吳氏如臂膀。此后信中，潘氏又重申抄錄陳介祺傳古之語：
陳丈尺牘，兄均為刻之。彼屬吾弟一一抄錄見付，望勿遺也。
壽翁《前秦文字之語》，梓人已寫來三卷。茲寄壽老處，自行校定矣。吾弟處者，亦望陸續(xù)寄來，與考古一事他日當大有助。
按潘氏所謂《前秦文字之語》即《秦前文字之語》，系摘錄陳介祺致潘、吳諸家書札中論金石之語編次成書。陳介祺素以謹嚴稱，故遲遲未能寫定付刻。其身后有抄本二十卷，經其子孫陳育丞、陳繼揆捐藏國家圖書館。陳繼揆后據石印本《簠齋尺牘》兩種，依前稿宗旨，重新整理成書，仍名《秦前文字之語》，于一九九一年由齊魯書社出版。全書五卷，其中致潘祖蔭、王懿榮、鮑康、吳云、吳大澂書札各一卷。有學者稱，潘祖蔭等所編錄一稿，因陳氏勸阻，當時并未付梓。然據潘氏所述，似彼時已寫成三卷樣稿。今以《簠齋尺牘》（致吳大澂）比對潘氏所刻筆《別錄》、《筆記》之屬，有相同者，豈潘氏退而求其次，刻陳氏刪定各條為之。據此可知，當時吳大澂并確曾摘錄書札之菁華寄予潘氏編刻入集。
《簠齋尺牘》
光緒三年（1877）四月，吳大澂假滿晉京復命，至九月經李鴻章保舉，奉命辦理山西賑務，其間有數(shù)月在京停留。潘祖蔭期待數(shù)載，終于如愿請吳大澂將《攀古樓彝器款識》第二冊未竟各圖續(xù)繪完畢。功成之后，潘氏對吳大澂繪圖，頗有贊語：
《攀古》圖繪之工，豈他人能及，況名臣手筆，不但將來佳話，時下二師何足語此，即李伯時猶遜數(shù)籌也。釋文無有，與廉生無涉，但兄以卅種為一冊，計尚少十種耳。
從上所述，可知潘氏編刻《攀古樓彝器款識》初無定制，所以未編卷次，只稱第幾冊。每冊例收器三十種，以得器多少為準，器多則多刻，少則少刻。而今傳世者僅二冊，且第二冊收器二十種，則似非完書。
光緒三年（1877）四月，吳大澂返京后，潘祖蔭仍以鉤摹器形款識一事付之。吳大澂鑒于在寓所時受騷擾，不能專心摹古，于是曾有每天避往城外古寺從事鉤摹，其進展一度頗為迅速。當日潘祖蔭寄信吳氏，未立見回函，曾專函詢問情況，吳氏答稱：
近在城外古寺，辰出酉歸，日摹款識十種，字多者尚無暇及，能不間斷，年內當可成書。一手所摹，似較勝退樓之油素本也。簠齋古陶八百種，僅寄年翁一分，大澂苦無拓本可寄。舊所得器，皆在南中，存拓無多。
潘祖蔭以為吳大澂移居城外，道遠之后，往來聯(lián)絡多有不便。潘氏與王懿榮、胡義贊等，即因寓所相距甚遠，雖同居京師，亦不常會面。潘氏因有繪圖及雜務須吳大澂辦理，不能不時常聯(lián)系，故有此一問。吳氏以避客摹拓相覆，其函云：
古寺并非賃居，杜門仍不得閑，偶出一游耳。今日不出門，亦無客至，專題拓墨，時有心得，即書冊內，遵命行書，取其速也。如拓藏器，莫妙于關帝廟。八月涼爽，當與廟僧商之。近依宇下，與古為鄰，固所愿耳。
潘祖蔭寓所在宣南米市胡同，巷中有關帝廟一座，光緒二十年（1900）曾改作潘祖蔭祠堂。吳大澂所謂“近依宇下，與古為鄰”，是約定八月以后，暫時移居米市胡同關帝廟，與潘祖蔭結鄰，便于摹拓古器。
吳大澂入京前，在蘇州曾與吳云商議續(xù)刻《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而其同時也在編刻《恒軒所見吉金錄》，所以摹繪古器圖，既可為潘祖蔭刻《攀古樓彝器款識》所用，也可日后翻雕收入他書。從光緒十一年（1885）吳氏《恒軒所藏所見吉金錄》一書看，其中《所見錄》收錄最多的潘氏攀古樓藏器，即吳大澂陸續(xù)所繪者。
吳大澂在未外放陜甘學政前，就曾與潘祖蔭商議，欲仿海豐吳氏《攟古錄》之例，重編一目，去偽存真，力求全備。吳氏曾函有云：
欲合阮、吳、劉諸刻，及今所見拓本，總編一目，去其偽者，注其可疑者，計亦不下《麕古錄》也。
據吳氏所言，當時擬編之書體例與《攟古錄》相同，則此目與吳云所欲續(xù)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有所不同。前者僅著錄器名、銘文及藏家，后者則須刻器形、款識，并間附考釋。潘祖蔭聞此，頗為贊同，曾就相關具體細節(jié)函詢之，吳氏作函答曰：
《攟古錄》不可得見，似可別為一目，按各家所藏各為編次。張、程、葉三家，大澂皆有目，阮、劉、陳亦易抄集，唯海豐吳氏所藏不可考耳。瞿氏清吟閣及李、丁所獲，函丈皆有拓本，或未得全分，須有一目，便可稽核也。
按《攟古錄》為海豐吳式芬所編，全書按時代先后為序編輯。其中，三代古器先以銘文字數(shù)多少排列，再依器形依次著錄。全書共收錄三代至元金文一千七百八十一種、石文一萬五千二百三十種、磚瓦文一千一百零五種、木刻六種、玉文四種、磁文二種，共計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五種，堪稱巨制。吳氏另編《攟古錄金文》三卷，規(guī)模稍小，專收鐘鼎銘文，形制近于薛尚功之《款識》。
《攟古錄》
《攟古錄》在吳式芬生前未及刊行，直至光緒二十一年（1901），始由吳重熹等刊行問世。吳重熹字仲飴，乃吳式芬之子，也是陳介祺之婿。吳大澂曾由陳氏介紹，從陜甘學署致函吳重熹，詢問其家藏金文拓片等事，但終未見其父遺稿。兩書問世時，潘、吳已不及見之。當時因不知《攟古錄》的體例，故提出按藏家分別編次，最后合成全書。不過，此事也因吳大澂赴西北而中輟。
光緒三年（1877），吳大澂入京后，摹古之余，擬實踐前約，先為潘祖蔭藏拓、藏器編目，其函云：
在秦、在蘇未見一簋，即無字者亦不見，不知何以簋少于簠，宜乎阮、曹以格伯敦為簋也。吾師所藏拓本，大澂當代編一目，藏器別為一編，兩日可成，未知師意以為然否（每器下注字數(shù)，并注某氏所藏）。
據吳氏所言，攀古樓藏器、藏拓目錄兩天即可編成，想必不能十分詳細。未數(shù)日而吳氏致函潘祖蔭，有“吾師藏器就大澂所知者，已編一目”之語。今查重慶圖書館藏有吳大澂手編《攀古樓藏器目》一卷，稿本一冊，所載據潘氏拓本分類著錄，凡一百二十余器，間有吳氏按語，豈即當日藏目草稿耶！
（作者單位：蘇州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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