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因亞洲杯中日決賽日本隊遭到中國球迷大噓，日本傳出了要求中國修改教科書的聲音，認為教科書里抗日戰(zhàn)爭的內容諸如“南京大屠殺”、“萬人坑”，是一種“反日教育”，應該刪去。聽到這個消息之后，總覺得有什么地方有點耳熟，哦，想起來了，原來上個世紀30年代，自“九·一八事變”到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的這段時間里，中國人經常會被日本政府告知，要求中國政府取締“反日宣傳”和“反日教育”。其中，發(fā)生在1935年的“《新生》事件”，就是此類中日交涉的“杰作”。

　　1935年5月4日，上海的《新生》周刊發(fā)表了一篇署名易水的文章《閑話皇帝》，在提及日本天皇的時候，稍有不恭之詞。第二天，上海的日文報紙馬上作出反應，說是《新生》侮辱了天皇。在上海的日本浪人馬上上街游行，一通打砸，不少商家的玻璃櫥窗倒了霉。緊接著，日本駐上海領事向國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議，要求他們向日本謝罪，嚴懲有關責任人，停止一切形式的反日宣傳。而日本的國內，更是一片甚囂塵上的“懲戒支那”的聲音。自以為處在“剿共”關鍵時刻的國民黨政府，此時表現(xiàn)得身段柔軟而卑躬，不僅強令《新生》?？?，將《新生》的老板杜重遠交付法庭審判，判刑14個月，而且撤消了讓《閑話皇帝》漏網過關的上海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撤換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這就是當時震驚世界的“《新生》事件”。

　　事情過去了將近70年，世界變了，中國更是大變了，但是惟獨日本有那么一些人卻依舊是老樣子。本尼迪克特（《菊與刀》一書的作者）說日本人的特性之一是特別在意別人對他們的看法，其實這不算是日本人的什么獨特之處。大概但凡是人，都希望別人說自己好，不說或者當面不說自家的短處、壞事和糗事。東方人可能比其他地方的人對此更在意一點，西方所謂比較注意面子而已?？墒?，自甲午（1894年）以來的日本，實際上是在不停頓地干壞事，卻又不停地用外交和武力威脅的方式不許被加害者說他們，這里已經不是面子問題，而是超級的強橫霸道了。因為強盜搶劫殺人之后，一般不會在意被害親屬的抨擊和叫罵，更不會出面制止這種苦主的可憐舉動，但是當年的日本卻能做出來。自甲午以來，每當中國局勢稍有好轉，日本就會有點動作。辛亥革命后好容易政局穩(wěn)定了，人家出來逼袁世凱簽“二十一條”，讓袁世凱政權失去合法性；國民黨政權取代北洋政府，好容易進入清亡后第二個穩(wěn)定期，人家來了個“九·一八事變”，讓亡國的危險始終壓在本該大規(guī)模建設的國民政府頭上，占了東北還不夠，再占熱河，再侵綏遠和冀東，進而整個華北，害得平津連一張安靜的書桌都放不下。欺負人欺負到這個份上了，還不許人家叫，一叫他們就抗議，就要“懲戒”。按他們的邏輯，他們在中國干的所有壞事，殺人放火搶東西占土地，都是中國人反日遭到的“懲戒”，屬于他們的“自衛(wèi)行動”。

　　日本戰(zhàn)敗已經半個多世紀了，這種超級強盜邏輯其實并沒有真的在日本消失。只是現(xiàn)在沒有條件像當年那樣為所欲為了，只好把過去做過的所有壞事全不認賬，不僅自己不認賬，也不許受害人聲張，否則就是反日教育，反日宣傳。

　　當然，造成日本右翼有如此底氣，張揚這種邏輯的原因，還有另外一些東西。畢竟很長時間以來，日本是給予中國最多援助的西方（泛意的）國家，有著那么多的低息貸款和技術轉讓。只是，日本人也許沒有想過，雖然借了錢，幫了忙，但在歷史責任問題上遮遮掩掩，半吞半吐，硬是對滅絕人性的化學戰(zhàn)、細菌戰(zhàn)等戰(zhàn)爭傷害置之不理，對慰安婦、強制勞工問題視而不見，拒絕道歉，拒絕賠償。如此作為，無論借出多少錢，恐怕也難以讓昔日的受害國老百姓對他們心存感激。

　　也許，有人會說，在日本持這種邏輯的，只是少數的右翼。不錯，在靖國神社穿著“皇軍”的軍裝，扛著三八槍游行的，開了放著最大音量喇叭的宣傳車穿行街市的，在國會接二連三“失言”的國會議員，是少數的右翼分子。不過，沉默的大多數卻對這種張揚的右翼言論和行為，表現(xiàn)出了太多的容忍甚至欣賞，以至于政客為了選票的緣故，時常要“失言”和非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做點在鄰居傷口上撒鹽的事情。其實，在近代日本崛起的大多數時間里，狂熱的軍國主義者都是少數，只是少數的能量卻日見其大，最后挾持了沉默的多數，使他們最終也變得瘋狂起來。條件是，只要多數對少數的狂熱缺乏足夠的警覺，甚至在境遇欠佳的時候還對此表示某種程度的欣賞。

　　只是，世界畢竟已經變了，即使是一肚皮強盜邏輯，想要再次挾持大多數也不大可能了，因為這個世界已經不存在這樣的情勢了。日本右翼張狂的結果，其實最終傷害的還是日本自己，使其通往正常國家的道路變得更加崎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