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皇帝的改革詔書

　　1900年8月14日聯(lián)軍占領北京時，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撤離京師，在10月26日逃到西安。12月初，京師和各省高級官員奉命上書言事，陳述他們對行政、軍事、教育、財政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意見。1901年1月29日，經(jīng)太后指示，皇帝發(fā)布上諭，聲稱三綱五常雖為萬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統(tǒng)治方法則應順應時勢加以改革。在這道上諭中，他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弊病概括如下：

　　“我中國之弱，在于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1］

　　上諭還宣稱，中國向外國學的只是表面的語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因此命令高級官員“各就現(xiàn)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等情，考慮“當因當革，當省當并，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向上奏報。因此，許多高級官員呈上關于改革制度及行政管理的意見。1901 年4月，政府創(chuàng)立政務處，著手審查這些建議，選出那些可以照辦的建議。［2］ 此后，政務處就成為政府改革規(guī)劃的指揮部。

　?。?］ 《大清德宗實錄》，卷476第9頁。

　?。?］ 《大清德宗實錄》，卷481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