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明顯地是奉敕纂修并在許多情況下也是奉敕刊行的官方著作外，半官、半私和完全是私人的匯編之間的界線，在許多情況下很難劃分。絕大多數(shù)有關(guān)歷史的著作，不是在朝就是在野的官員所寫。在朝的官員通常有接觸官方文獻的機會，可能以他們的官員資格進行撰寫。這類著作盡管有某種程度的個人或集團偏見，但總的來說表達了政府的觀點。在野的官負難于或不可能有接觸官方文獻的機會，可能感到他們可以更自由地表達個人觀點甚至批評政府。
有些著作可以相當清楚地歸于在朝的或在野的官員的名下，但其他許多著作卻難于清楚地分類。此外，盡管在個人或集團之間有敵意和斗爭，但所有的官員都有強烈的階級意識。他們都是以官員的身份來寫他們的同僚，不論在朝或在野。如上面提到的，他們原則上都對宦官抱有偏見，總是迫不及待地想把他們的同僚所做壞事的責任推到宦官身上。［1］
因此，“半私”這個詞是用于那些不能清楚區(qū)分的情況。《千頃堂書目》的作者黃虞稷（1629—1691年）也注意到一些這樣的問題。［2］ 有許多歷史著作是作者個人主動用綜合體編纂的，［3］ 其中有些遵循正史的體裁，有些則不。然而黃虞稷不僅把《元史》，而且把幾種非官修的匯編列入正史類。其中現(xiàn)存的有，16世紀后期鄧元錫的《皇明書》（ 2.1.2）和1634年左右尹守衡的《皇明史竊》（2.1.4），它們都有紀傳；后者還有志和世家。這樣，它們就接近于官修斷代史的體例，列入目錄的其他著作則不完全遵循這種體例，而是包含一些大都可以并入正史類著作的部分。這類著作有：1567年鄭曉的《吾學編》（ 2.1.1），它有紀、表、傳、述、考；1640年何喬遠的《名山藏》（2.1.5），它由35篇“記”（應為37篇——譯者注）組成，內(nèi)容包括本紀、諸王、世家、列傳和志；和 1632年朱國禎的《皇明史概》（ 2.1.3），它有紀和傳，紀分為三部分，按年代和題目編排，傳分為兩部分。
這類中最重要、形式上最接近正史的兩部著作，是明亡后明遺民所著，故未列入《千頃堂書目》。它們是查繼佐（1601—1676年）的《罪惟錄》（2.1.6），它有帝紀、志、傳；和傅維麟（死于1667年）的《明書》（2.1.7），它有本紀、記、志、世家和列傳?！睹魇犯濉泛汀睹魇贰罚?2.1.9）分別完成于1723和1736年，是清朝的官修史書，基本上反映了清人對明朝歷史的看法。
明代有許多編年體著作涉及不同的時期。最流行的有《皇明通紀》（1555年，1.2.1），據(jù)說是陳建所著。這部書在后來的版本中有許多增補（ 1.2.2—12）。這是第一部內(nèi)容廣泛的明朝歷史，起1351年，終1521年，即正德末年。它很快就流傳開來。跟其他寫于16世紀中葉以后的歷史著作一樣，《皇明通紀》根據(jù)的材料相當冗雜，對文獻和傳聞不加區(qū)別。它出版后不久，就受到嚴厲的批評，說它包含了錯誤的敘述，有歪曲史實之嫌?；实凵踔料铝罱共N毀印板。但像過去和現(xiàn)在經(jīng)常發(fā)生的那樣，禁書只不過增加了書的名聲。
它被反復重印、增補、重編，直到1627年，即天啟末年。有朝鮮版和日本版。沈國元的《皇明通紀從信錄》（1620年， 1.2.6）是其中很流行的一種修訂增補本，有批語和旁注。作者改正了《皇明通紀》中的一些錯誤，他的本子被認為是這部著作最好的版本，盡管這樣，他仍然不加區(qū)別地收入了各種各樣的資料。與此大不相同的是，同一作者關(guān)于泰昌和天啟時期（1620—1627年）的《兩朝從信錄》（1621年，1.2.6），則主要依據(jù)實錄。
其他一些流行的編年體明史是在清初出版的。一部是《通紀會纂》（ 1.3.8），被認為是（可能是騙人的）鍾惺（1574—1625年）所著，此書寫明朝歷史到1646年為止。鍾惺是著名詩人。也許由于他的名氣，編者和出版商在他死后用他的名字來替?zhèn)巫髯鲂麄?，這種做法在17世紀的中國似乎是司空見慣。
一樁臭名昭著的公案涉及《史綱評要》，這是一部起自古代終于元末的編年史。這部著作包含被認為是李贄寫的評語。它在文化革命中被“發(fā)現(xiàn)”并重印，當時李贄作為一個“反對儒家和贊成法家”的人物享有盛名。但是，四人幫垮臺后，李贄的作者身份證明是假的，《史綱評要》則是晚明的一部抄襲之作，根據(jù)的是姚舜牧（1563—1627年）的《史綱要領(lǐng)》（1610年）。［4］
另一部流行的歷史著作是《通鑒明紀全載輯略》（1696年，1.3.9），它的有些版本甚至包括了南明，這部著作被認為是清初學者朱璘所作。德馬拉甚至利用它編著他的多卷本中國史。［5］ 盡管這兩部著作都有許多不同名字的版本并廣為流傳，但作為史料都沒有多大價值。與真正的官修作品相比，這類作品可以認為是真正的野史。
不過，在編年體歷史著作中，也有比較博學的。包括下列幾種：薛應旂的《憲章錄》（1573年，1.3.1），終1521年；黃光昇的《昭代典則》（1600年，1.3.2），終1527年；譚希思的《明大政纂要》（1619年，1.3.5），涉及同一時期。
這類著述中最突出的，是談遷的《國榷》（約1653年，1.3.7），起1328年，終1645年，包括了整個明代。它根據(jù)文獻資料，寫明朝的最后25年最為詳盡。最后這部分占整個著作的六分之一。第一次鉛印本根據(jù)幾種不同的抄本?？保?958年出版于北京。［6］
有幾部編年體著作只涉及有限的時期。關(guān)于明初的，可以舉出吳樸的《龍飛紀略》（1542年，1.4.2），起1352年，終1402年。這類著作中的大多數(shù)寫嘉靖和隆慶兩朝。范守己的《皇明肅皇外史》（1582年，1.4.4）寫嘉靖時期，據(jù)說包含實錄所沒有的資料。清初萬言等人編撰的《崇禎長編》（1.4.9）是崇禎時期（這個時期沒有修纂實錄）的編年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保存的66卷手抄本，可能是現(xiàn)存最完整的。這部著作中有少數(shù)幾章印成了文集。
第一部新穎的按題目編排的重要歷史著作，是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1658年，2.2.11），它模仿《通鑒紀事本末》，在體裁上是綜合體的一種變體。但它又不同于將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內(nèi)容重新整理的《通鑒紀事本末》，它所根據(jù)的明代資料范圍很廣，其中有不少現(xiàn)在已經(jīng)失傳。它被認為是最有用和最可靠的早期明史著作之一，經(jīng)常被翻印，日本早在1843年就翻印了。
還有一種綜合體的變體，是同一作者限于某一時期歷史的各種論文的合集。這類著作一方面在內(nèi)容上不如本節(jié)第一部分談到的著作那樣廣泛，另一方面又區(qū)別于一個作者著作的總集。在中國目錄中，這些著作通常列入史部的別史類。這類著作包括王世貞的《弇山堂別集》（1590年，2.2.6）和《弇州史料》（1614年，2.2.8）。
第二部著作是在作者死后編成的。兩部著作偶爾有重復。前者包含若干論文、系譜、研究和重要的《史乘考誤》。［7］ 后者增加幾種志，其中一些涉及中國與外國人和這樣一些國家的關(guān)系，如安南、哈密和蒙古；以及傳記和傳記材料、有關(guān)明史話題的各種評論。王世貞（1526—1590年）［8］ 是16世紀的杰出學者和批判的歷史著作這個新趨勢的富于創(chuàng)造力的代表。
?。?］ 《清代名人傳略》[271]，第182—185頁；朱彝尊：《書兩朝崇信錄后》，見《曝書亭集》[105]（1714年序；重印，《四部叢刊》，第155—156函，上海，1926年），45，第12葉。
?。?］ 《清代名人傳略》[271]，第240—241頁。
?。?］ 《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343—1347頁；王鏊：《震澤長語》[531]（4.5.10）（16世紀初；《紀錄匯編》，1617年；上海重印，1938年），125，第12—13葉。
［4］ 《明人傳記辭典》[191]，第200—204頁；鄭曉：《今言》[64]（4.2.2）（1566年；重印，《紀錄匯編》，144—147，1617年；上海重印，1938年），145，第2葉。
?。?］ 《明人傳記辭典》[191]，第791—793頁；郎瑛：《七修類稿》[304]（4.3.3）（1566年或其后；北京重印，1961年），13，第190—192頁。
［6］ 《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190—1191頁；沈德符：《野獲編》[468]，8，第223—234頁。
［7］ 《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239—1242頁。
?。?］ 引自姚名達：《邵念魯年譜》[614]（上海，1930年；1934年重印），第16—17頁。
有些著作可以相當清楚地歸于在朝的或在野的官員的名下，但其他許多著作卻難于清楚地分類。此外，盡管在個人或集團之間有敵意和斗爭，但所有的官員都有強烈的階級意識。他們都是以官員的身份來寫他們的同僚，不論在朝或在野。如上面提到的，他們原則上都對宦官抱有偏見，總是迫不及待地想把他們的同僚所做壞事的責任推到宦官身上。［1］
因此，“半私”這個詞是用于那些不能清楚區(qū)分的情況。《千頃堂書目》的作者黃虞稷（1629—1691年）也注意到一些這樣的問題。［2］ 有許多歷史著作是作者個人主動用綜合體編纂的，［3］ 其中有些遵循正史的體裁，有些則不。然而黃虞稷不僅把《元史》，而且把幾種非官修的匯編列入正史類。其中現(xiàn)存的有，16世紀后期鄧元錫的《皇明書》（ 2.1.2）和1634年左右尹守衡的《皇明史竊》（2.1.4），它們都有紀傳；后者還有志和世家。這樣，它們就接近于官修斷代史的體例，列入目錄的其他著作則不完全遵循這種體例，而是包含一些大都可以并入正史類著作的部分。這類著作有：1567年鄭曉的《吾學編》（ 2.1.1），它有紀、表、傳、述、考；1640年何喬遠的《名山藏》（2.1.5），它由35篇“記”（應為37篇——譯者注）組成，內(nèi)容包括本紀、諸王、世家、列傳和志；和 1632年朱國禎的《皇明史概》（ 2.1.3），它有紀和傳，紀分為三部分，按年代和題目編排，傳分為兩部分。
這類中最重要、形式上最接近正史的兩部著作，是明亡后明遺民所著，故未列入《千頃堂書目》。它們是查繼佐（1601—1676年）的《罪惟錄》（2.1.6），它有帝紀、志、傳；和傅維麟（死于1667年）的《明書》（2.1.7），它有本紀、記、志、世家和列傳?！睹魇犯濉泛汀睹魇贰罚?2.1.9）分別完成于1723和1736年，是清朝的官修史書，基本上反映了清人對明朝歷史的看法。
明代有許多編年體著作涉及不同的時期。最流行的有《皇明通紀》（1555年，1.2.1），據(jù)說是陳建所著。這部書在后來的版本中有許多增補（ 1.2.2—12）。這是第一部內(nèi)容廣泛的明朝歷史，起1351年，終1521年，即正德末年。它很快就流傳開來。跟其他寫于16世紀中葉以后的歷史著作一樣，《皇明通紀》根據(jù)的材料相當冗雜，對文獻和傳聞不加區(qū)別。它出版后不久，就受到嚴厲的批評，說它包含了錯誤的敘述，有歪曲史實之嫌?；实凵踔料铝罱共N毀印板。但像過去和現(xiàn)在經(jīng)常發(fā)生的那樣，禁書只不過增加了書的名聲。
它被反復重印、增補、重編，直到1627年，即天啟末年。有朝鮮版和日本版。沈國元的《皇明通紀從信錄》（1620年， 1.2.6）是其中很流行的一種修訂增補本，有批語和旁注。作者改正了《皇明通紀》中的一些錯誤，他的本子被認為是這部著作最好的版本，盡管這樣，他仍然不加區(qū)別地收入了各種各樣的資料。與此大不相同的是，同一作者關(guān)于泰昌和天啟時期（1620—1627年）的《兩朝從信錄》（1621年，1.2.6），則主要依據(jù)實錄。
其他一些流行的編年體明史是在清初出版的。一部是《通紀會纂》（ 1.3.8），被認為是（可能是騙人的）鍾惺（1574—1625年）所著，此書寫明朝歷史到1646年為止。鍾惺是著名詩人。也許由于他的名氣，編者和出版商在他死后用他的名字來替?zhèn)巫髯鲂麄?，這種做法在17世紀的中國似乎是司空見慣。
一樁臭名昭著的公案涉及《史綱評要》，這是一部起自古代終于元末的編年史。這部著作包含被認為是李贄寫的評語。它在文化革命中被“發(fā)現(xiàn)”并重印，當時李贄作為一個“反對儒家和贊成法家”的人物享有盛名。但是，四人幫垮臺后，李贄的作者身份證明是假的，《史綱評要》則是晚明的一部抄襲之作，根據(jù)的是姚舜牧（1563—1627年）的《史綱要領(lǐng)》（1610年）。［4］
另一部流行的歷史著作是《通鑒明紀全載輯略》（1696年，1.3.9），它的有些版本甚至包括了南明，這部著作被認為是清初學者朱璘所作。德馬拉甚至利用它編著他的多卷本中國史。［5］ 盡管這兩部著作都有許多不同名字的版本并廣為流傳，但作為史料都沒有多大價值。與真正的官修作品相比，這類作品可以認為是真正的野史。
不過，在編年體歷史著作中，也有比較博學的。包括下列幾種：薛應旂的《憲章錄》（1573年，1.3.1），終1521年；黃光昇的《昭代典則》（1600年，1.3.2），終1527年；譚希思的《明大政纂要》（1619年，1.3.5），涉及同一時期。
這類著述中最突出的，是談遷的《國榷》（約1653年，1.3.7），起1328年，終1645年，包括了整個明代。它根據(jù)文獻資料，寫明朝的最后25年最為詳盡。最后這部分占整個著作的六分之一。第一次鉛印本根據(jù)幾種不同的抄本?？保?958年出版于北京。［6］
有幾部編年體著作只涉及有限的時期。關(guān)于明初的，可以舉出吳樸的《龍飛紀略》（1542年，1.4.2），起1352年，終1402年。這類著作中的大多數(shù)寫嘉靖和隆慶兩朝。范守己的《皇明肅皇外史》（1582年，1.4.4）寫嘉靖時期，據(jù)說包含實錄所沒有的資料。清初萬言等人編撰的《崇禎長編》（1.4.9）是崇禎時期（這個時期沒有修纂實錄）的編年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保存的66卷手抄本，可能是現(xiàn)存最完整的。這部著作中有少數(shù)幾章印成了文集。
第一部新穎的按題目編排的重要歷史著作，是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1658年，2.2.11），它模仿《通鑒紀事本末》，在體裁上是綜合體的一種變體。但它又不同于將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內(nèi)容重新整理的《通鑒紀事本末》，它所根據(jù)的明代資料范圍很廣，其中有不少現(xiàn)在已經(jīng)失傳。它被認為是最有用和最可靠的早期明史著作之一，經(jīng)常被翻印，日本早在1843年就翻印了。
還有一種綜合體的變體，是同一作者限于某一時期歷史的各種論文的合集。這類著作一方面在內(nèi)容上不如本節(jié)第一部分談到的著作那樣廣泛，另一方面又區(qū)別于一個作者著作的總集。在中國目錄中，這些著作通常列入史部的別史類。這類著作包括王世貞的《弇山堂別集》（1590年，2.2.6）和《弇州史料》（1614年，2.2.8）。
第二部著作是在作者死后編成的。兩部著作偶爾有重復。前者包含若干論文、系譜、研究和重要的《史乘考誤》。［7］ 后者增加幾種志，其中一些涉及中國與外國人和這樣一些國家的關(guān)系，如安南、哈密和蒙古；以及傳記和傳記材料、有關(guān)明史話題的各種評論。王世貞（1526—1590年）［8］ 是16世紀的杰出學者和批判的歷史著作這個新趨勢的富于創(chuàng)造力的代表。
?。?］ 《清代名人傳略》[271]，第182—185頁；朱彝尊：《書兩朝崇信錄后》，見《曝書亭集》[105]（1714年序；重印，《四部叢刊》，第155—156函，上海，1926年），45，第12葉。
?。?］ 《清代名人傳略》[271]，第240—241頁。
?。?］ 《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343—1347頁；王鏊：《震澤長語》[531]（4.5.10）（16世紀初；《紀錄匯編》，1617年；上海重印，1938年），125，第12—13葉。
［4］ 《明人傳記辭典》[191]，第200—204頁；鄭曉：《今言》[64]（4.2.2）（1566年；重印，《紀錄匯編》，144—147，1617年；上海重印，1938年），145，第2葉。
?。?］ 《明人傳記辭典》[191]，第791—793頁；郎瑛：《七修類稿》[304]（4.3.3）（1566年或其后；北京重印，1961年），13，第190—192頁。
［6］ 《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190—1191頁；沈德符：《野獲編》[468]，8，第223—234頁。
［7］ 《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239—1242頁。
?。?］ 引自姚名達：《邵念魯年譜》[614]（上海，1930年；1934年重印），第16—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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